公益诉讼的意义

《公益诉讼的意义》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公益诉讼的意义摘要】当前的中国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挑战，社会正义缺失，民众权利意识淡薄，时代呼唤着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肇始于二战后美国的民权运动时期，与正义和权利的维护天然相连，在世界许多国家都获得了较为成功的实践，或可为中国走出当前的困境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公益诉讼；公共利益；社会正义；公民社会；权利 公益诉讼是学界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许多学者都对其有过论述，但大家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总体而言，学界对公益诉讼持赞许态度，几乎都认同在当前中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在许多法学领域，公益诉讼都备受青睐。例如在环境法中，环境公益诉讼得到大力倡导；在经

2、济法中，经济法公益诉讼也备受关注，尤其在社会法领域，因公益诉讼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许多社会法学者对公益诉讼可谓情有独钟。当然，在传统的诉讼法领域，公益诉讼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引得许多巾帼与须眉竞为其“折腰”，在即将实施的新民诉中即出现了有关公益诉讼的规定。对于正处于法治与民主化道路上的中国而言，对于正在寻求如何有尊严地活着的每一个中国社会个体而言，公益诉讼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拟就该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公益诉讼的现实基础（一）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在传统的国家（政府）与个人的二元对立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在

3、公共领域当中，存在一种有别于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新型利益，即公共利益。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就可以通过公益诉讼来获得救济，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前面提到过的策略诉讼来获得救济。当然，这里所指的公共利益并非一种整体的、泛化的公共利益，而是限定在对弱势群体保护上的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弱势群体的利益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水平，如果整个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弱势群体，如果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那么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就不可能处在较高的水平。[3] 　　当前的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其公共利益水平并不理想。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弱势

4、群体相继出现。鉴于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成了弱势群体，他们的公共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维护。以社会保障为例，据2007年的一组数据显示，占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拥有的政府卫生资源年仅有32%，而占总人口40%左右的城市居民却拥有68%。[4]此外，在我国的城乡结合部，聚集着大量在时代的洪流中苦苦挣扎的人群，他们不再是农民，可也不是城市居民。他们怀揣着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辛勤工作，却得不到他们理应享受的待遇。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展示这个国家以及这个社会的一道窗口，他们的利益能否得到有效地维护关系着中国人能否真正地崛起。 　　（二）实现社会

5、正义的需要 　　此外，对社会正义的呼唤也促使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公益诉讼。在当前的中国，尽管经济飞速发展，但社会失衡日益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点，进入21世纪以后上升到0.5左右，居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5]社会不公已是普遍的认识，中国社会亟需对正义的建构。而要实现社会正义，就必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正如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中的第一条所说的那样，要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6]要实现社会正义，就需要为弱势群体而战，而

6、公益诉讼将是“战斗”的强大武器之一，它往往与弱势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 　　（三）构建公民社会的需要 　　公共领域有别于国家领域和个人领域，[8]它带有强烈的“自治”色彩，也更具“社会契约”的韵味，既会对公民个体的自由进行限制，也能够对政府的权力行使进行制约。与公共领域相伴而生的是一种新型的权力，它与国家权力并存，共同来治理社会，表现为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9]笔者认为，有这样的社会权力存在的地方，都可归入公共领域。伴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公民社会正在成型。 　　“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其特征就在于它是由政治人（公民）组成的

7、政治存在，而不只是纯经济的存在或作为自然人、私人的民事主体存在。”[10]在公民社会里，公民真正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当中，他们通过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到自己的诉求。由于客观上的原因，公民对许多事情往往无法亲力亲为，所以他们一般选出自己的代表，通过代表之间的相互博弈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即是目前为许多国家所采纳的议会制。尽管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但并非所有国家的相关制度都已成熟，在现实中，许多人并没有获得充分的代表，他们在公共议程中大都处于“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