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威胁对中国摇滚乐的双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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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青年研究》2007年第1期游戏与威胁：对中国摇滚乐的双重误解易蓉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像其他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摇滚乐既不是一种让青少年丧失责任感、使命感的游戏形式，也无法形成一股对既有意识形态具有实质性威胁的颠覆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全球风起云涌的青年亚文化大潮中，摇滚乐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角色。需要强调的是，现在的摇滚乐已经不仅仅是半个世纪前像RollingStone那样的硬摇滚或者像BonJovi那样的流行金属了。摇滚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衍生出各种的流派，其数量之多、内涵之丰富并不亚于绘画和文学领域：金属、朋克、哥特、电

2、子、死亡民谣、独立摇滚、英伦摇滚⋯⋯它既是独立、成熟的一个亚文化群体，也横向贯穿了包括摩托党、光头士、涂鸦者、朋克、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在内的其他亚文化群体。大多数摩托党喜欢强硬的金属乐，许多涂鸦者钟情于说唱乐，酸性摇滚与垮掉的一代又是相互影响的⋯⋯当然，并非每个亚文化群体都有一种与自己对应的摇滚乐，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乌托邦主义的政治狂热之外，恐怕没有别的什么比摇滚乐更能覆盖如此之多的亚文化群体了。因此，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摇滚乐既是众多亚文化形态中独立的一种，也是涵盖多种亚文化形态的一个整体性标志。很多知识分子担忧的是青年亚文化表面上的颓废、激进等非理性特征

3、和消解深度、缺失使命感的游戏心态，他们主张用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把青年亚文化群体引上“从良”之路；而主流媒体则认为，青年亚文化的叛逆因素和普及范围威胁到其意识形态统治，因此倾向于用行政的权力机器对它进行强制性的压制或半强制性的“招安”，在亚文化力量还没有定型之前就吸收有可能凝聚成亚文化团体的个体，比如禁止亚文化团体的公共聚会、仿照亚文化组织形式来组织文化活动和团体、在各学校团委的名下设置各种协会吸纳青年学生等等。正是因为摇滚乐在青年亚文化圈里举足轻重的、标识性的地位使得很多敌视、鄙视青年亚文化的人对它也持相同的态度。在《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中，美国文化学家斯坦

4、利·科恩强调，经过1964年和1966年间发生在英国海滨城镇的相对小规模动乱后，社会上以摩登族和摇滚乐迷组成的“民间魔鬼”为对象的道德恐慌完全是由不同的官方机构和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群体形象的扭曲捏造造成的(阿雷恩·鲍尔德温等，2004)。在中国，我们也相当惊奇地看到来自社会各个团体对青年亚文化的误解。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群落并不如西方繁荣丰富，而摇滚乐是其中发展得最成熟的一种，也是最受非议的一种。本文认为，虽然摇滚乐的先锋派基因使它先天地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精神和反叛性、破坏性甚至毁灭性，但是它既不单纯地是3】万方数据万方数据表明了歌者既有实现个人

5、价值的愿望，又具备了不追逐名利的超脱潇洒的傲气。90年代初，我国人民刚刚从唯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中摆脱出来，开始重视个人利益和个体价值的实现。而中国早期的摇滚乐以它颇具震撼力的节奏和文字给滋生在民间的“小我”意识打了一针催熟剂。正如著名摇滚乐评人颜峻所认识到的：“⋯⋯这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不是被当作摇滚乐——娱乐、宣泄、身体的需要、生活方式，或6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产物——来膜拜的，它完全是中国青年在文化层面上的神火，它的背后，理所当然的，是渴望恢复人的价值的社会性需要。用美学家高尔泰的话说，中国需要摇滚的原因既不是丰富艺术，解放思维，也不是促进商业，而是

6、——启蒙。”(颜峻，2000)(二)中国摇滚乐的先锋气质没有没有反对口号已响成一片必然的真理被掩盖歪曲依然堂皇而冠冕⋯⋯我要选择批判的意义我要选择反抗的意义我要选择愤怒的意义因为我的自由是被发了芽的⋯⋯——痛苦的信仰《愤怒》摇滚乐是现代性的产物，并且始终保持着一副先锋派的面孔，所以有入也把摇滚乐归入“先锋音乐”、“现代音乐”、“实验音乐”的一种。先锋精神是摇滚乐最核心的一个特质，因此一提到摇滚乐，人们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如反抗、叛逆、激进、毁灭之类的词语。然而，摇滚乐的疯狂并不是单维度的疯癫，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迷狂。“先锋”最原始的军事内涵指明了它“得自于较

7、广义现代性意识的某些态度与倾向——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遵从主义的颂扬，勇往直前的探索，以及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对于事件与内在性必然战胜传统的确信不疑(这些传统试图成为永恒、不可更改和先验地确定了的东西)”(马泰·卡林内斯库，2002)和无休止的毁灭。所以我们必须把摇滚乐和已经完全成为文化工业复制商品的流行音乐区分开来，毕竟流行音乐并不能成就如此富有革命性、实验性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我要选择批判的意义，我要选择反抗的意义，我要选择愤怒的意义”，这就像是他们的告白，狂野、直露、朴素、单纯。由于先锋派“起源于浪漫乌托邦主义及其救世主似的狂热”(颜峻，2000)，他

8、们有着对民族、国家、世界和人类的使命感，认为自己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