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解放前夕国共南北“三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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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鲜为人知的解放前夕国共南北“三通”事件-学校党建论文鲜为人知的解放前夕国共南北“三通”事件梁茂芝/文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但他们仍妄想“划江而治”，遂封锁南北各路交通。由于国民党当局人为地切断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联系，人民不能往来、物资不能交流，所以，一场要求国统区和解放区实行通邮、通航、通商的“三通”斗争开始了……共产党积极回应“三通”呼声从1948年秋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伟大的战略决战，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迅速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11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通过了《匪区海上交通经济封锁暨处理

2、截获匪资办法》，对解放区及其港口、海岸进行严密封锁。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和国民党政府的威胁，我国各私营轮船公司被迫缩短了航线，使原已薄弱的中国海运力量面临崩溃的境地。由于南北物资交流和贸易的渠道被切断，上海民族工商业濒于破产，工商界急切地盼望国民党政府取消禁令，实行南北通航，进行物资交流。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宣布“引退”。上海4个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海外联营处，即日致电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说明通航华北的重要性。全国船联会派代表于1月11日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准许国内航商前往华北各重要口岸，维护我国的航权。2月14日，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电函表

3、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的发展，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通航的态度和立场，上海航业界、工商界闻讯极为兴奋。为了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还在2月15日发出指示，强调“对此事不应采取消极态度，而应看作是一件大事去做”，“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都应当允许他们先在北平、天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并做到通邮、通电、通汇，对于检查不可过严”；对付特务，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工作方面去取得成绩，而不是从限制交通、通讯方面去取得成绩。中共中央责成“总前委”及董必武、薄一波、彭真、叶剑英共同负责研讨，并提出具体办法以报中央批准。积极争取通邮活动在争取南北通航的同时，争

4、取通邮的活动也在积极进行。自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国统区与解放区长期交通阻塞、邮路断绝。那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执行“戡乱”政策，通邮即“通匪”，因此谁也不敢冒此风险。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开始执行“谋和”，这使通邮有了一线希望。而北平已签订的“休战协定”中有一条规定：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这也为南北通邮敞开了一扇大门。在这种形势下，1949年1月22日，上海邮务工会理事长王震百率先发表声明，促请邮政当局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实行国共两区通邮，并建议暂以青岛作为双方信件的交换地，以后再扩展至全国。同日，上海市商会也电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暨交通部，要求“

5、妥筹通邮办法，从速见诸实施”。1月24日，上海电信局局长郁秉坚发表谈话，主张国共双方在和谈前夕，“应先恢复邮电交通，以作双方通讯的桥梁”。经过大众的呼吁和舆论界的鼓吹、各界有识人士的多方奔走、邮政当局的积极推动，1月26日，国民党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正式通过“国共两区通邮问题”，决定“准予试办”。和谈破裂后“三通”大门关闭随着上海巨轮穿梭往返，北煤源源南运，上海的煤荒渐见好转，给处境岌岌可危的上海工商界带来了生机。工商业资产阶级不满足于此，他们迫切要求“扩充易货范围，由燃料而推广于工业原料及必需成品”，“酝酿一项自救运动”，“促成两区广泛的物物交换，藉使货畅其流，各得所需。”19

6、49年3月17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及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理事长王晓籁，致电国共双方李宗仁、何应钦与毛泽东、叶剑英，提出实行南北通商，使“货畅其流”对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性。但让人没有料到的是，就在同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颁发布告：凡给解放区或国统区偷运物资者，一经查获，船舶击沉、物资没收、人犯就地枪决。江防部队如有擅自私放物资渔利者，不论官兵，一律就地正法。为了促进和管理南北通商及与香港等其他地区的贸易，华北人民政府于3月17日成立了对外贸易管理局，机构设于天津，同时为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繁荣经济、便利人民汇兑，决定让北平、天津与南京、上海、武汉及其他尚未解放的城市通汇，并颁布了《华北

7、区区外汇兑暂行办法》。正当全国人民翘首以待和平能早日实现、“三通”能进一步扩大时，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军方下令封锁了长江南北航运，发现船只立予击沉。4月27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广州举行第56次会议，议决“对中共区邮电汇兑一律停止”，国共南北间的首次“三通”宣告结束。（据2014年第3期《文史春秋》）【链接】1949：蒋介石为何要在国民党行将崩溃之际“引退”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向美国务院建议“是否建议委员长（即蒋介石）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