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典故看蔡邕的隐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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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诗经》典故看蔡邕的隐逸情怀-大学语文论文从《诗经》典故看蔡邕的隐逸情怀关于“隐逸”，早在《周易》中就已有记载。《周易·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1]（P156）而《遯》卦、《象》辞则有“天下有山，遯”。[2]（P229）《诗经》中出现了以隐逸为题材的篇章，如《卫风·考槃》《陈风·衡门》《小雅·鹤鸣》等，这些诗基本确定了隐逸形象的原型。庄子本人就是隐士，《庄子》一书中更是出现了大量的隐士诸如许由、伯夷、叔齐、原宪等人。另外，在《战国策》《史记》中也有关于隐逸之士的记载。从西汉末年始，社会动荡，对士人的控制减弱，谨于去就的

2、思潮有所抬头，出现一批隐遁之士。赵歧编撰的《三辅决录》中记载的士人即多为隐逸之士。时至东汉，国祚日衰，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政治黑暗，隐逸之士大量出现。范晔的《后汉书·隐逸列传》就专门为东汉一代著名的隐逸之士作传。蔡邕一生仕途偃蹇，宦海沉浮，因政治避难曾一度浪迹吴会。所作寓言诗《翠鸟诗》是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其诗如下：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是蔡邕自身经历的形象反映，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文人身处乱世的惶恐之

3、情。虽然经世治国是蔡邕思想的主导方面，但是处于恶劣的政治漩涡中，蔡邕在作品中也流露出全身避害、隐逸山林的愿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对隐逸之士的赞颂对隐逸之士赞颂的篇章集中在蔡邕所作碑诔颂赞中，作品的主人公多为东汉著名的隐逸之士，他们疏离政治，以研经讲诲为乐，如蔡朗、郭泰、焦君、翟先生等人。蔡邕在《琅邪王傅蔡朗碑》《郭有道林宗碑》《汝南周巨胜碑》《焦君赞》《翟先生碑》等几篇作品中运用了大量《诗》典故来表现他们的隐逸情怀。通过对其中所涉《诗》典故的统计可以发现，蔡邕在以隐逸之士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所取用的《诗》典故集中出自《陈风

4、·衡门》《小雅·鹤鸣》。《陈风·衡门》是一首隐逸之士自道其乐的诗。这位隐逸之士虽然居住在简陋的房子中，但他能超越生活匮乏所带来的困扰，远离政治中心，生活得自由自在。诗中写道：“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其中出现的“衡门”和“泌丘”两个意象成为隐逸的象征。而《小雅·鹤鸣》则是一首描写隐士生存状态的诗，其诗如下：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中鸟鸣鱼游、树木自生自灭，

5、展示出隐士生存空间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将隐士比作打磨玉器的错，可以治玉的石头，指出隐士上达圣听、匡扶社稷的作用，希望朝廷能够任用在野之士。诗中出现的“鹤鸣”“游鱼”也成为后世隐士的象征。因此，蔡邕在以隐逸为主题的作品中较多的取用了《陈风·衡门》中“衡门”“泌丘”及《小雅·鹤鸣》中的“鹤鸣”典故。《陈风·衡门》和《小雅·鹤鸣》两首隐逸诗都是赞扬隐士高尚的道德情怀和自得其乐的处事心态，概括地描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但对其生活内容却缺少具体的交代。和《诗经》中隐逸诗相比，蔡邕对隐士形象的刻画则更为具体，在行文中较多地介绍了隐士的生存状态

6、。如蔡邕在《琅邪王傅蔡朗碑》中对蔡朗的隐逸生活描写道：“以《鲁》诗教授，生徒云集，莫不自远并至。栖迟不易其志，箪食曲肱，不改其乐，心栖清虚之域，行在玉石之间。”[3]（P7）郭泰是东汉著名的隐士，终身不仕。蔡邕在《郭有道林宗碑》中对其生活作了如下描述：“考览六籍，探综群纬，周流华夏，游集帝学，救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潜隐衡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去其蔽。……礼乐是悦，诗书是敦。”[4]（P142）由此可见，研经讲诲成为东汉隐士生活的主要内容，《汝南周巨胜碑》《翟先生碑》亦是有关于隐逸之士研经讲诲之乐的描写。和《诗经》相比，

7、蔡邕作品中的隐士形象更为丰满，更为生活化、立体化，研经讲诲之乐成为东汉隐士的共同追求，他们通过研经讲诲疏离政治，追求内心的安宁，求得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这种以赞赏的笔调描写的背后透露出的是蔡邕本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蔡邕碑文对隐士生活所作的叙述，反映出东汉隐士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往往把研经讲诲作为自己的人生寄托。法真是东汉著名隐士，“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5]（P2774）法真也是隐于研经讲诲，他的生存方式可以与蔡邕所撰写的隐士碑文相互印证。2.蔡邕本人的隐逸之想蔡邕对于隐逸的向往和

8、认可不仅仅表现在为隐逸之士所作的碑文和颂赞中，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更是直接表达出了自己的隐逸之想。例如他在《述行赋》中写道：“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如上所述，“衡门”是隐逸的代名词，此句相对直白地表达出蔡邕对隐逸的向往。考察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