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范畴与初期新诗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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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学史范畴与初期新诗艺术形态新诗的价值、地位不仅需要倡导者的理论阐发，更需以自身创作实绩证明，而新诗进一步的历史化、经典化则要靠文学史来完成。新诗如何走进文学史，如何被文学史叙述、塑造，既取决于自身的发展状况、艺术品格，更取决于史家所持价值立场、艺术趣味，所处时代的诗学、文学、文化、政治思潮等诸多因素，即文学史所体现的话语权力。　　一、文学进化观与新诗地位　　进化论原本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自19世纪末被严复译介到中国后对知识界产生极大震荡，成为新民救国、思想启蒙的理论工具，影响晚清至“五四”几代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启蒙先驱更是以文学进化观论证文学变革及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合法

2、性。胡适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文学嬗递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批评晚清以来的文学复古思潮“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概括起来，胡适等人张扬的文学进化观主要包括3个层面的含义：(1)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2)文学总的变化轨迹是向上的、前进的、发展的;(3)新文学优于旧文学，新文学必将取代旧文学。文学进化观是对传统的文学循环论、复古论的反叛，它遵循线性发展历史观，在“古”与“今”、“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等时间概念中注入明显的价值判断，否定前者，肯定后

3、者，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无疑会导致看待文学、历史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但在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一特定转折时期，它成为倡导文学变革、为包括新诗在内的新文学争取合法性地位的有力武器。　　新诗是在彻底反叛旧诗的基础上诞生的，这种反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体式，二是白话入诗。相对于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从旧诗到新诗的跨越步伐更大，变革更彻底，更让在千年旧诗传统中浸润、成长起来的文人难以接受。在驳斥保守派对新诗的责难、剖析旧诗弊病、维护初生新诗方面，新文学阵营态度坚决，用力尤深，“古文学”与“今文学”、“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死文学”与“活文学”、“文言”与“白话”、“旧诗”与“新诗”等一系

4、列二元对立、取舍分明的词汇经常出现在论辩文字中。饶有意味的是，在从文学进化的角度论证新诗合法性地位时，新诗提倡者却又不由自主地回望传统，将几千年旧诗发展历程描绘成不断“革命”、代谢、递变的进化链条，且有意弥合新、旧诗之间的鸿沟，将初生的新诗置于这个绵长进化链条的最后一环，从而获得傲视旧诗的存在资格。　　胡适将中国诗歌从诗三百、楚辞、五七言古诗、格律诗、词、曲一直到新诗的发展变化概括为“四次解放”、“五大革命”，每一次“解放”、“革命”都是一次诗歌进化。守旧派断言白话不能入诗，而胡适把汉魏乐府诗、唐代元白诗、宋代柳永与杨万里等人诗词、元曲一概称为“白话文学”，今天看来胡适的这个归纳大有问题

5、，这些作品最多只能代表古典诗歌中的浅显易懂一脉，无论如何算不上白话文学，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白话诗歌。然而在奉旧诗词为圭臬、视白话为愚夫愚妇引车卖浆者言的保守派面前，从旧诗词中寻找白话入诗的合法性资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　　在论证新诗合法地位时，新诗提倡者更不忘从欧美诗歌发展史中寻求强有力支撑。刘延陵说“新诗‘TheNewPoetry’是世界的运动，并非中国所特有：中国的诗的革新不过是大江的一个支流”，言外之意谁反对新诗谁就是逆世界潮流而行。胡适多次以欧洲各民族语取代拉丁语、各民族文学取代拉丁文学论证中国白话取代文言、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新诗取代旧诗的合理性：但

6、丁开创意大利诗歌，乔叟开创英国诗歌，路德以德语译《圣经》，中国应当有自己的但丁、乔叟、路德式的先驱创造现代汉语白话文学;此外英国湖畔派反对新古典主义清规戒律、崇尚感情自然流露、以歌谣口语入诗，美国惠特曼开创热情奔放的自由体诗风，英美意象派追求鲜明、具象的诗歌表达，这些都为新诗找到世界性存在依据。　　新文学提倡者以文学进化观为武器，纵论古今，放眼世界，将中外诗歌史描绘成不断“解放”、“革命”的进化史，有力驳斥保守派维护旧诗、诋毁新诗的逆潮流行为，为初生的新诗争取到合法地位。　　二、“中国文学史”框架下的新诗价值　　有关新诗及新文学的最初的历史叙述包含在整个“中国文学史”框架内，有学者称其为

7、“‘附骥式’的新文学史”，这种文学史集中出现在20世纪20—30年代。新文学诞生不久，且处于多向发展的开放态势，史家对很多现象、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没有形成新文学史自觉意识，只是将其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史发展至最近的一个阶段。这种文学史或多或少涉及新诗叙述，代表作有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1923年2月《申报》50周年纪念刊，1924年3月单行本)，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2月版)，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