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当下西方思想界深陷信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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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擎：当下西方思想界深陷信心危机腾讯文化刘^2015-01-1307:06我要分享2［摘要］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年后，西方思想界弥漫着困顿与焦灼的气氛，透露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重的信心危机。1989年，柏林墙倒塌，图为柏林墙—隅。(图片來自网络)作者：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冷战终结二十五年：思想激辩的开启在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西方世界对自身的理论与道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彰显于对“历史终结”的想象。二十五年后，西方思想界弥漫着困顿与焦灼的气氛，透露出冷战结束以來最为深重的信心危机。有评论家将2014年称作“震惊之年”(ayearofsh

2、ocks):这并不是來自特定困境与混乱的冲击，而是因为“以往用以控制这些混乱的力量与原则的结构不复存在”。秩序结构的丧失带來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瓦解感”，这才是最令人震撼的。然而，困顿、焦灼与震惊也预示着摆脱盲目自信的觉醒，是克服自我迷信和矫正思想教条化的起点。2014年正在重新开启一个思想激辩的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一以如是直白的发问为标题，《美国利益》杂志主编加芬克尔撰文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往惯用的思想范畴都显得陈腐无用：“对于当代事务、对于紊乱时期的共同困境，我们缺乏适当的语汇來把握。”同样，马克•里拉也指出，“语词与事物之间的关联中断

3、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并没有驱散云雾，而是带來了如此浓重的迷雾，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解读摆在我们面前的事物，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难以辨析的时代(anillegibleage)。”对概念失效、语汇陈腐的批判以及要求变革的诉求，不仅遍布许多学科领域，而且直接而明确地指向公共话语中最为核心的观念：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2014年有难以计数的反思性文章见诸思想界的主要报刊，其中三篇檄文引人注目，出自欧美著名的自由派学者：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的马南(PierreManont),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里拉。三位作者都体现出自由主义者自我反思与正

4、本清源的思想努力。马南的《自由主义的危机》一文发表在《民主杂志》。文章指出，作为统治秩序出现的自由主义原则至今不足两个世纪之久，它的兴起源自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的政治治理优越性。“我们作为公民的愿望是被善治；我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基督教的政府。”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其次才是关于“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说，这两者之间曾长期兼容，但在当今全球化的处境中却彼此冲突。高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社会保障开支的国家，如何可能对那些低劳动力成本和微弱社会保障的国家保持竞争性？最终，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屮，经济活动与人们归属的政治共

5、同体相互分离，自由主义失去了曾经的政治治理优越性。马南认为，西方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达至其能力的极限。格雷为《展望杂志》“柏林墙二十五周年”专题所写的文章，题为《自由主义的错觉》。在他看來，西方自山主义者最大的错觉是一种“无根据的信念”：以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而自由主义的敌人总是在历史的对立面。1989年之后东欧与苏联政体的崩溃则加剧了这种错觉。但过去几百年西方具有的优势不可能永久不变，而不断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则加快了西方衰落的过程。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來，将会有多种不同性质的政体并

6、存。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岀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因此，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H前流行的自由信条恰恰无法提供这种思考。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正是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里拉在《新共和》发表题为《关于我们自由放任主义时代的真相》的长文。他指出,西方思想界从未充分思考冷战及其终结的意义，那些貌似宏大的问题（“历史终结了吗？”或者“留给左派的是什么？”）完全缺乏对两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的理解.实际上，民主是一种罕见的政府形式，在长达

7、两千年的历史中被视为低劣的、不稳定的、具有潜在暴虐性的制度。在西方世界，民主迟至十九世纪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政体，直到“二战”之后才被当作最佳政府形式，而只是到最近二十五年才被看作唯一正当的政体。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今天美国的政治思考中只存在两种类别：民主以及“洪水滔天”（ledeluge）,这就排除了其他改善非民主政体的可能。然而，如果存在一条从奴役转向民主的道路，那将会是（如西方所走过的一样）漫长的遍布着非民主阶段的道路。如果对民主化的想象只是“起草宪法、建立议会和总统办公室，然后召集选举”，那么随之而來的，确实会是洪水滔天。“历史终结论”的辩

8、驳与重申福山（图片来自网络）在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发表整整二十五年之后，福山仍然是思想激辩的风云人物。只是当初他像一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