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农民为主体权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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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以农民为主体权益体系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三农问题”，其中关于农民主体性地位的描述颇有新意，如果能够在实践中加以很好地落实，必将给中国城乡的统筹发展带来新的面貌。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失语的地位，经常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被新农村”“被城镇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对于土地等一些关键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缺乏明确的财产权，因而无法有效捍卫自身的权利。曾几何时，农村曾因自身产权改革的“先进性”而为人称道。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上世纪80年代初在论及内地由乡入城的改革时曾断言，国企改革将不如农村改革那样顺遂，因为当时尚视“股份制改革”为畏途的国企

2、面临产权虚置的难题，而不能将资产折算为股权加以量化并落实给经营者及职工作为激励。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回避这个问题，是因为土地易于分割，可以轻松量化给农户，辅之以数十年的承包权，几乎可以视同为“所有权”，如此一来产权激励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那么接下来根据科斯的产权理论，则生产效率没有理由得不到提高。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因可以暂时虚置而得以绕行产权难关的农村地权制度安排如今也走到一个尴尬的关口，面对咄咄逼人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的产业化，那原本被视作制度创新的“准产权”便显得脆弱不堪——面对“国家”的征地，“集体”几乎毫无议价能力；而面对资本的下乡

3、，由村干部具象化的“集体”又往往罔顾村民利益而有私相授受之嫌。有鉴于此，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此次一号文件对于各种土地的权属及其流转范围和方式更加细化，也更加凸显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将有利于“细分、实施和保护”围绕土地的农民的各项财产权。但在凸显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如何提高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和组织化水平，以更好地与市场和资本对接，将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决定农民能否更好地实现土地等财产权的保值增值。以承包地为例，针对承包地一号文件提出了“所有、承包、经营三权

4、分离”的新概念，指出“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其实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在各地推行多年，但这其中的难点不在于如何流转，而在于如何通过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规模过小没有规模效益，也难以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而大规模经营在此前的实践中多以地方政府和资本方为主要组织者，农户权益如何得到充分保护一直是待解难题。因此，一号文件提出要“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引导规范运行，着力加强能力建设”，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5、在学界看来"美中不足”的是，针对离农民最近、也最易变现的宅基地使用权，一号文件的口风是一如既往地“偏紧”：强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各地不得''自行其是、抢跑越线”，加之国土部此前严令禁止城里人下乡买房，令此前一些学界人士所鼓与呼的农民“带产进城”继续押后。此次一号文件所提出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说法似最具有突破性的，也最令人浮想联翩。文件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但如何准确定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如何防止“集体建设用地”过快转化为

6、'‘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之“出让、租赁、入股”，要不要和国有土地一样“进场交易”，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对入市是否真正说了算，收益如何真正落实到农户的头上等等，均有待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加快建立”。遍览各国现代化史，不难发现，土地资本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槛，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与坏，决定各国现代化进程的顺畅程度。令情形变得更为复杂的还有各国不同的历史传承，各异的人口和地理状况，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力量独特的博弈轨迹等等。如何通过农户主体性地位的获得和财产性权利的实现来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由此带来全社会普

7、惠式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