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增权在精神卫生社会工作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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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组增权在精神卫生社会工作中实践［摘要］精神病患者长期以来在病态视角下被认为是无能的，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社会工作也往往忽略患者自身的能力。以增权理论为基础，开展病患及其家属增权小组活动，介入前后社会支持量表（SSRS）与自制问卷测量结果表明，增权小组在增加社会支持、提升组员个人自尊、生活能力等个人权能上有显著效果，有助于病患的社会融入。由此得到启示：在增权取向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中，建立信任、开放、尊重的环境是实现个人增权的重要因素；实现精神病患者的增权需在个人层面与集体层面进行；个案管理服务是固化服务效果的重要渠道；社会工作者需要运用多种技巧实现精神病患及其家属的增权。［关键

2、词］增权；小组社会工作；精神病患者；社会融入［中图分类号JC913.9［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3.014精神病患者在我国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仅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就达到了175%。［1］精神病患者长期受到社会排斥，处于社会生活边缘。虽然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与社会融入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研究数量少、研究内容多集中在社区康复、社会工作开展的意义与必要性上，在实务领域的研究也流于经验总结，缺乏本

3、土实践框架与严谨的社会工作实证研究。自2007年民政部第一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改革以来，14个精神病医院不同程度地尝试了社会工作在精神卫生领域的运用，但囿于病症的特殊性，在设计和规划活动时将病患视作被动的参与者，服务活动松散，社会支持缺乏，成效不明显。因此，本文以增权理论为基础重新审视精神病患者的社会融入问题，着眼于精神病患者的能力发展，通过小组工作的方式挖掘患者自身的能力，提升个人权能，增强社会支持体系，促进其社会融入。由于增权理论在我国多运用于青少年、老年及妇女群体的状况研究，对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这一特殊群体运用较少，增权理论对我国本土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研究具有开拓

4、性意义。一、理论框架增权(empowerment)又译为赋权、充权、激发权能，它源于1960年代社会运动产生的意识形态［2］。增权理论是由权力(power)、无权(powerlessness)和去权(disempowerment)等概念建构起来的，而权能是增权的核心概念［3］。美国学者Gutierrez等［4］认为增权是在个人、家庭、群体或社区中发展获得权力的能力，它有四个构成要素：第一，态度、价值和信念；第二，通过集体的经验加以确认；第三，批判性思考和行动的知识与技巧；第四，行动。增权的首个面向是边缘群体；第二个面向是基于公平及公义的原则，改变不合理的权力关系。[5]精神

5、病患者因污名与排斥，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处于无权或低权能的状态，缺乏政治权力、人际关系权力和个人权力。[6]精神病患者的无权、低权主要表现在：一是患病的长期治疗费用以及难以独立工作等因素造成他们因经济资源缺乏而导致的权力不足；二是由社会排斥而造成的精神病患者的亲属支持以及社会支持等重要人际支持的匮乏，进而导致权力不足；三是长期的无能、无助、无力感又进一步带来了自我权力的不足。在传统的病变、无能、无力观点下，医护人员、社会成员对精神病患者的观感与应对方式都存在显著的偏见，这些偏见恰恰制约了精神病患者自我康复的能力，逐渐内化而形成'‘被无能”。美国著名学者Solomon[7]认为，

6、增权的目的在于减少由于作为被耻辱烙印化之群体的成员由负面评价造成的无权。以增权理论为基础的小组工作能够激发个人认知及知识、价值系统的潜能与功能，增强个人之自尊、自信、权力及能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他们运用权利的能力与信心，帮助他们获得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与行动权。因此，在小组增权活动中，实现精神病患者在各个层面的增权是小组工作的最终目标。其中，通过集体经验与知识技巧的传授使患者获得社会支持、人际关系的改善和个人能力的提升是重点需要考虑的过程目标。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第一批民政部试点单位河南省第二荣康医院的部分康复中期患者为对象，通过住院医生诊断评估，推荐处于康复中后期、自我意识较

7、好的病患，再由社会工作者对患者观察和评估进行筛选，最终确定参加小组的人员，在近2个月时间里在病患及其家属中连续开展小组工作。小组工作以增权理论为基础进行设计，在增权效果的测量工具方面选择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与自制问卷以确定个人增权在精神健康、生活满意度、自尊感和驾驭感4个量度指标上的变化。收集到的数据通过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同时通过实地观察与个别访谈的方式获得参与者对增权小组在改变个人生活及态度方面的自我感受。三、增权小组设计与实施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西蒙指出，增权取向社会工作的特点在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