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单身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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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没有“家庭”的视域：单身解释中的“家庭”缺席婚姻的缔结不仅是男女两性的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婚姻在促成新的家庭诞生之时，勾连起了横向家庭之间的姻亲关系，形塑了主导家庭结构的横向轴心。与此同时，因婚姻而产生的亲子关系还衍生出了家庭之中的纵向关系。而大龄未婚男性由于没有婚姻，他们既缺乏横向的姻亲，也没有“启下”的直系血亲，他们接触最多的是自己的家人和亲戚。（莫丽霞，2005）因此大龄未婚男性更多地扮演着社会秩序瓦解者的角色。大龄未婚男青年存在的可能的负功能[2]促使着研究者们持续地保持着对其关注和研究的热情，并

2、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即宏观的性别结构解释路径与微观的婚姻市场竞争解释路径。在性别结构的解释者看来，男女性别比失调是导致单身（光混）现象产生的制度性原因（张萍，1989a；张春汉、钟涨宝，2005；李凤兰、杜云素，2009；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2001）。适婚人口的性别失调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合适对象缺席，从而进一步导致“婚姻梯度挤压”（韦艳，等，2008；郭志刚、邓国胜，2000）。在人口学者看来，导致婚姻挤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出生性别比、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出生人

3、数的变化和夫妇结婚年龄差、人口迁移及其性别年龄差异等。在这些因素中，出生率与出生性别比的变化是产生婚姻挤压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出生率的大幅度波动或出生性别比的异常都可能引发甚至激化婚姻市场的供需矛盾；而男女人口的差别迁移率则通过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而对婚姻市场的供需平衡产生直接的影响。（陈友华，2006:52）当婚姻挤压发生时，受挤压的一方面会调整自己的婚姻策略，扩大自己的择偶范围，由此使得婚姻挤压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由此，婚姻挤压不仅体现在年龄层次上（即“哥找妹”），而且拓展到区域与经济层次上

4、（即“城市男找乡下女”，“富裕男找贫寒女”）。正是由于上述的性别比失调和由失调引起的婚姻挤压，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大龄未婚男青年。（石人炳，2006；韦艳，等，2008；余练，2011）与性别结构解释者将大量未婚男青年的出现视为是一种“结构性受害者”不同，婚姻市场竞争的解释者则将他们的单身看作是自身由于资源不足而在婚姻市场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从而将其视为是婚姻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这种解释路径将所有的适婚者都视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在完全市场化的婚姻市场中进行竞争，其中体貌不佳、教育资源和职业声望不高的男子在竞

5、争市场上属于弱者（张萍，1989；叶文振、林擎国，1998）作为此解释路径的一个派生，部分研究者将单身的产生归咎于婚姻支付能力的不足。显然这种分析延承了人类学对婚姻补偿机制的解释，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指出，在初级亲族体系社会中，存在两种婚姻交换，即“局部交换”和“全局交换”。前者是亲族之间以“有来有往”12/12的方式一对一地交换妇女；后者则是为了防止相互赠予之中存在不平衡，于是创造出婚姻的补偿机制，即男方以劳役、实物或金钱的形式向女方家庭支付“新娘价格”（安德烈·比尔基埃，1998:50）。当男性无法支付“新

6、娘价格”时，其便在婚姻市场中被淘汰。新近的研究将“婚姻市场要价”视为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的基本框架（桂华、余练，2010），而这一框架也正是以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婚姻市场特点和农村婚姻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为基础，以婚姻市场中女方的要价为切入点，分析婚姻之于男性及其家庭的负担。这一解释框架所延展开来的解释仍然是将男方支付能力的强弱视为婚姻缔结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回顾上述两种研究与解释的路径，虽然它们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单身（特别是男性单身）的原因予以了解析，但这两种解析都留下了盲区：性别结构的分析路径虽然从宏观的结构出

7、发，解释了单身率的发生，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些人成为单身，单身者在宏观的理论视域之中仅仅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脸颊和身影；婚姻市场竞争的解释路径，虽然给予了单身者何以单身的解释，但这种过于追求经济理性的解释框架，在忽略社会制度与社会基础的同时，依然无法解答布迪厄式的困惑——缘何在贝亚恩地区，无法继承家产的幼子结婚了而继承家产的长子却单身了。面对这种解释盲区，笔者认为“找回家庭”或许是解释这一些盲区的有效途径，即在过于宏观的性别机构与过于微观的个体竞争之中引入家庭这一中观层次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在超越个体的层

8、面找到结构性因素，同时亦能将家庭置于具体的村庄场域之中来分析，使婚姻研究具有“生活基础”。或许，笔者在此亦必须回答另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家庭在上述的两种解释路径中究竟是什么位置？必要的学术检视可以发现，在上述的两种解释中，家庭不是缺位便是变得“无足轻重”，家庭要么被视为性别失衡的制造者（微观家庭的重男轻女造成了宏观男女性别的失衡），要么是婚姻要价的索要者与供给者。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家庭”自身始终未成为单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