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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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二　　4、农民人数庞大，反而影响了他们的集体行动。按照集体行动理论，较大的有共同利益的阶层在自愿结成团体和形成共同利益的代表方面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一是团体越大，个人在团体取得的成果中所得份额越小，也越是难于对个人的努力进行适当的奖励;二则是因为团体越大，结成团体的组织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在较大的团体中，由于缺乏决策的内聚力，很难指望有真正的一致行动。相比之下，较小的团体在代表共同利益方面要有利得多，更可能取得合作的成果。因研究集体行动而声名显赫的奥尔森(1965)就曾明确指出，成功的利益集团通常是较小的利益集团。另一位著名人物奥斯特洛姆(1985)也指出，在小规模

2、组织内，所有成员都很容易监督每个人的行动，比大规模组织更容易阻止不合意的行为，并且保持集团的内聚力。伦斯基(1984)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一书中，针对美国的农场组织谈到，“农场组织随着农民人数的降低而变得更强。”因此，在世界各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所占比重显著下降，并不意味着政府农业政策不力和农民活动能力的低下，反之同样，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所占比重高的后进国家，也不等于农业政策积极和农民的政治要求活跃。这或许说明一个问题，在利益集团的行动中，人多未必力量就大。中国农民数量庞大，但由于有这种集体行动机制的制约，反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　　(二)国家严密控制农

3、民，二者力量对比悬殊，农民失去了规范表达自我利益的能力9/9　　中国农村原本是一个自治的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于伦理”，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广大农民“交了粮，自由王”，强制他们的力量也并不多，相反，小农们对封建国家有很强的约束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治乱、经济的衰荣，是影响统治者效用函数最重要的变量。一则是因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财政收入最大化最可靠的来源。《管子•立政》篇说：“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又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粟者，财之归也”(《治国》篇)。韩非也指出：“田荒则

4、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在整个传统经济时期，农业是国库充实的源泉，来自农业经济的捐税构成了全部财政收入的主体部门。据研究(郭寿玉，1992)，即使是到了商品经济已得到明显发育的明代，商税也只占全部货币赋税的16%，远不及农业赋税之重要，可见封建国家机构运行对农业的高度依赖性。再则，更重要的是，小农们安居乐业，还是“啸聚倡乱”，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稳定性，影响着政治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中国封建政治社会具有很强的修复机制，是一个超稳定系统(金观涛和刘青峰，1984)。但这种稳定性是动态的，封建王朝处于危机——灭亡——重建的不断的更替之中。而导致改朝换代的原因，除了宫中事变和异族入侵外，主要

5、是由农民起义所引起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小农们保守顺从，对政治冷漠，为什么还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统治政权呢?究其原因，一是像萨缪尔逊在《经济学》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人并不总是一声不响地饿死”，而小农经济是低水平的脆弱均衡，承受灾害风险的能力很弱，遇到大一点的天灾人祸，小农就可能要流离失所，面临饿死的命运;二是在冷兵器时代刀棍剑弩为基本武器，即使后来有了火统鸟枪，农民与国家的武力对比也不是强弱分明的格局，官军杀“敌”五千，自伤三千，并无必胜的把握，所以农民才敢起来反抗。就因为这样的机制，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农民起义，而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给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甚至使

6、其元气大伤，走向覆灭。农民对封建政权的这种威慑力是其它阶层所远远不及的。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国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重农抑商取向，视农为天下之本，政策是向农业和农民倾斜的.　　但是，上世纪中叶以来，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尽管农民被饿死的可能和事实都仍然存在，但以下的原因却使农民失去了大规模反抗的能力。9/9　　一是国家的力量深度地进入了农村，共产党不仅把政权建在公社、乡的一级，甚至不可思议地把支部建在了村上，牢牢地控制住了农村。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传统的自治体制被彻底摧毁，每个农民都成了庞大的政治肌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最近一些年，农民开始选举村委会(所谓的“

7、乡政村治”)，这一点草根民主，在专制的大幕下，犹如微弱的灯光，让人看到了一点光亮，让人为之兴奋为之幻想，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民主的蝴蝶在飞”(荣敬本，1999)。然而，所谓的自治实在是很有限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村支部书记才是老大，而村书记又基本由乡书记一手搞定。这好像在对农民说，这就是你的天空，请自由飞翔吧。　　在村之上则是乡镇政府和党委，这一层政权组织是实现共产党对农村绝对控制最基本的组织依靠，是中共政权稳定的减震器和防火墙。这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