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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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近年来，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为过去50年来所未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增长结果基本是工业现代化而非农村工业化，是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这“共同事业”的成果。这种情形，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而且也导致了严重的效率损失。为什么三农问题会陷入今日之困境呢？这倒不是因为政府置农民于不顾，漠视农民之穷困。我以为，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于城乡居民作为社会系统的两类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结构位置、行动的能力和

2、可能性，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能力反差，这些差异又通过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对权力资源的积聚和政策安排的损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博弈中，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始终是弱势集团，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强度，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形成积极的参与和有效的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的反抗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使得有关政策安排不能保证他们作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1988)，反而是不断地损害和剥夺他们的利益，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它己不是传统工业化战略下形成的二元结构的余韵遗绪，而是呈现出路径依赖

3、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强化之势。这样地日积月累，终于导致了今日的三农困境。一、中国农民:弱势群体自从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并成为公众话题以来，(农民是)弱势群体这样一个关键性术语，便流行开来。然而，至今还很少见到有关于此的完整论证。我以为，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表现和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和观察。一则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这要从历史传统及农民职业特点等多方面加以理解；二则我国的国家权力构架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活动空间和组织行动能力被压抑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这样就使得先天不足的中国农民变得更加缺乏社会活动能力，不能对国家政策形成有效的压力。

4、(一）农民自身的局限性1、农民的保守倾向。从文化批判和现代性构建角度看，农民总被视为落后和消极的力量。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农民所特有的勤劳质朴。但是，在我们赞扬农民勤劳质朴的同时，不能否认农民愚昧和保守的一面，这并没有脱离了事实，而且不能不说，即使到了今天，农民身上落后的一面，也还是很容易观察到。而这一点恐怕需要从农民的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加以考究。很显然，在传统农业中，成为一个良农或种田能手固然是不容易的，但似乎也难以找到不会种田的农民。生产本身的技术特征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论，传统农业是一种以习惯为契机的“周而复始的经济（t

5、hecircularfloDesign)，加以协调和统筹。就像原西德农业法的第一条中声明的那样“为确保农业参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利用一般经济政策以及农业政策上的手段，调整农业与其他部门相比由于自然条件制约所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必须使之提高农业生产率，并使农民的社会地位与其他职业人口相平等。”可是，中国为加快国家工业化而采取城市剥夺农村和城乡隔离政策，这是依靠集权力量而实施的逆向操作，集权体制人为地赋予了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民的特权。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从农民利益角度看，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农民人数的比重已有很大下降，农业产值在国着巨大的作用，

6、农民组织给政府决策带来了巨大政治压力。有一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1965年，戴高乐就是由于缺少农民的支持而在首轮选举中未获得半数选票的（44.6)，对手密特朗为32.7%)，因为他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市场，这使盼望着扩大自己的出口量的法国农民失望了，并且在共同市场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中，掀起了暴力示威活动(阿尔蒙德等，1978)。我们似乎可以说，统治者面对农民团体的压力，逆之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之者则会获得好处。农民是政治天平上有份量的砝码。在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情况莫不如此。比如，美国的三大农民团体: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农场局所代表

7、的农民政治势力，对政府决策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再如，在日本，自本世纪初就开始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在长达近百年的时期内，农业政策的保护性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其主要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价格远远高过了国际市场价格，这使得消费者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农民团体具有较强的利益表达能力，在政治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目前日本农业人口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但控制着全国25%的选票，并且有自己的得力的团体一一农协，从而迫使政府决策去顾及农民的要求，对农业保护政策欲罢不能，并使得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潮流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农业政策的集团竞争中

8、，特别要提到的是，农民的要求并不是孤鸿哀鸣，农民以外的压力集团在政府决策中可能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发达国家中，尽管政府援助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意味着损失一定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