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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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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生有几个二十年?作者:南北一“马思边草拳毛动,鵰眄青云倦眼开”,对一种事业,心向往之,在漫长的逝水年华里,苦苦追寻,苦苦期盼,始终不改初衷,个中滋味,谁能知道?作学问的人恐怕都有同感,三十岁到五十岁,是最好的年龄段,最易出成果。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人生经验和阅历的增加,变得渐趋成熟,阅读和思考的积累,也渐渐能有了自己的见解。因此,可以说三十岁到五十岁,是作学问的黄金年华。然而,我偏偏在这二十年里,被迫脱离了专业队伍,如果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稍作改动,可以叫做:“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业内的人都会有一种经验,越是在专业上下过苦
2、功夫的人,对专业珍爱的程度越深。在中学时,我的国文老师马芳吾先生,在课外教了我四年半,按照文学史的顺序,把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精华部分讲给我,我也认真读了,背了,因此,我比一般同学的古文根柢深厚。入了北师大国文系,系主任是黎锦熙先生,在李长之、顾随、刘盼遂、陆宗达等老师的教导下,我继续研读。毕业后,周文同志把我选到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党校为了提高我们,出具证明,让我们到北大中文系拜师,我开始拜了浦江清先生,浦先生病故后,由于游国恩先生的女婿马汉麟也在中央党校,与我同事,通过他我又拜了游国恩先生。浦、游两位老师无私地像带自己的学生一
3、样带我,开出书目,让我研读,写了文章,交给先生。在游先生的指引下,五十年代中期,我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发表过有关杜甫、李清照的文章。那时的学术界还不像现在这样“泡沫”,即使有游先生帮我投,不够一定份量,《文学遗产》版是不会刊登的。1957年底,党校撤销语文教研室,我调到中国社科院情报所搞学术情报,任情报刊物(《学术界》,后改名《哲学社会科学动态》)的编辑。对这份工作我很喜爱,它比党校的从标点符号、语法修辞、文章作法讲起的教学内容,更贴近学术性了,我自己也感到胜任愉快。情报所的一位领导曾对我说:“你的工作方法像下棋,有一套很好
4、的杀法。”我以此为鞭策,准备进一步提高,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没想好景不长,仅仅三年,就不明就里,身不由己地被拉出了专业队伍。自此,辗转于四川一个小县城的农村、基层财贸单位,自己的专业一点也用不上,长达二十年之久。中国在用人上,历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叫作“扬长避短”,可是,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有一股极左风气,对知识分子只是使用、改造,而不信任,对其中的有些人,甚至专用其短,不用其长,很像对一匹不待扬鞭自奋蹄,而颇具奔驰能力的马,捂上眼睛,套在磨房里转圈圈,还美其名曰下基层锻炼,接受工农再教育。把人一生最好的年华,
5、就这样消磨掉。中国的人才不是太多,多到过剩的程度。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使用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而且这样被消磨的,远不止少数几个人,而是一大批,甚至是几代人。真像纨绔子弟花费祖业之不知痛惜,败家子式的挥金如土。在那个年代,这种现象居然形成了“司空见惯浑闲事”的气氛和局面,没人心疼,没人敢说什么,恰如陈白尘先生后来在《云梦断忆》中所说:“把知识分子置于一个荒僻的角落,任其自生自灭”。不重视知识的国家和民族,会有怎样的未来?不可怕吗?灾难性的文革,其所以能发动起来,且延续十年之久,难道不来之有自吗?2
6、1/21说到这里,人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右派,不是的。凭心而论,当时的我,还不够当右派的资格。1957年,我尚在中央党校,应该说,五十年代是个极左的年代,党校更是极左的地方,这就养成我一种不大敢直率地发表意见的习惯。加之,我母亲又叮咛过我一些话,母亲没读过多少书,文化不高,是个清贫的家庭妇女,但老人家凭生活经验,对社会上的人和事,有很强的洞察力。当1957年鸣放时,母亲曾再三地叮咛我;“不要说话!什么话也别说!若问你,你就说没意见。记住!若有人圆乎脸儿一抹长乎脸儿,来个一抹脸儿,你找谁去?只有哭皇天!”母亲的话我是一贯听从的。党校语
7、文教研室每次开会,照例让我作记录,我只管低头写,往往到散会前才问我一句:“你有什么意见?”我摇摇头,就完了。当时党校也把我看成个娃娃干部,所以不会如何诱导我发言的。因此,我凭空躲过了“阳谋”这一劫。1960年底,我是戴着大红花,被单位敲锣打鼓,送上火车,送出北京的。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再回不来,再摸不到专业,也再没有人过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了。够上六十岁的人,恐怕都记得1958年那个大热昏的年代,当时拚命宣传的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具体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
8、、人民公社。谁若敢对三面红旗说个不字,立即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遭到批斗,罪名不亚于右派。毛泽东号召全民炼钢,当年要达到1070万吨钢。提出十几年超英赶美的口号,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时宣传的口号和“诗”都是这样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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