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几个二十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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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生有几个二十年？作者：南北一“马思边草拳毛动，鵰眄青云倦眼开”，对一种事业，心向往之，在漫长的逝水年华里，苦苦追寻，苦苦期盼，始终不改初衷，个中滋味，谁能知道？作学问的人恐怕都有同感，三十岁到五十岁，是最好的年龄段，最易出成果。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人生经验和阅历的增加，变得渐趋成熟，阅读和思考的积累，也渐渐能有了自己的见解。因此，可以说三十岁到五十岁，是作学问的黄金年华。然而，我偏偏在这二十年里，被迫脱离了专业队伍，如果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稍作改动，可以叫做：“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业内的人都会有一种经验，越是在专业上下过苦

2、功夫的人，对专业珍爱的程度越深。在中学时，我的国文老师马芳吾先生，在课外教了我四年半，按照文学史的顺序，把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精华部分讲给我，我也认真读了，背了，因此，我比一般同学的古文根柢深厚。入了北师大国文系，系主任是黎锦熙先生，在李长之、顾随、刘盼遂、陆宗达等老师的教导下，我继续研读。毕业后，周文同志把我选到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党校为了提高我们，出具证明，让我们到北大中文系拜师，我开始拜了浦江清先生，浦先生病故后，由于游国恩先生的女婿马汉麟也在中央党校，与我同事，通过他我又拜了游国恩先生。浦、游两位老师无私地像带自己的学生一

3、样带我，开出书目，让我研读，写了文章，交给先生。在游先生的指引下，五十年代中期，我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发表过有关杜甫、李清照的文章。那时的学术界还不像现在这样“泡沫”，即使有游先生帮我投，不够一定份量，《文学遗产》版是不会刊登的。1957年底，党校撤销语文教研室，我调到中国社科院情报所搞学术情报，任情报刊物（《学术界》，后改名《哲学社会科学动态》）的编辑。对这份工作我很喜爱，它比党校的从标点符号、语法修辞、文章作法讲起的教学内容，更贴近学术性了，我自己也感到胜任愉快。情报所的一位领导曾对我说：“你的工作方法像下棋，有一套很好

4、的杀法。”我以此为鞭策，准备进一步提高，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没想好景不长，仅仅三年，就不明就里，身不由己地被拉出了专业队伍。自此，辗转于四川一个小县城的农村、基层财贸单位，自己的专业一点也用不上，长达二十年之久。中国在用人上，历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叫作“扬长避短”，可是，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有一股极左风气，对知识分子只是使用、改造，而不信任，对其中的有些人，甚至专用其短，不用其长，很像对一匹不待扬鞭自奋蹄，而颇具奔驰能力的马，捂上眼睛，套在磨房里转圈圈，还美其名曰下基层锻炼，接受工农再教育。把人一生最好的年华，

5、就这样消磨掉。中国的人才不是太多，多到过剩的程度。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使用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而且这样被消磨的，远不止少数几个人，而是一大批，甚至是几代人。真像纨绔子弟花费祖业之不知痛惜，败家子式的挥金如土。在那个年代，这种现象居然形成了“司空见惯浑闲事”的气氛和局面，没人心疼，没人敢说什么，恰如陈白尘先生后来在《云梦断忆》中所说：“把知识分子置于一个荒僻的角落，任其自生自灭”。不重视知识的国家和民族，会有怎样的未来？不可怕吗？灾难性的文革，其所以能发动起来，且延续十年之久，难道不来之有自吗？2

6、1/21说到这里，人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右派，不是的。凭心而论，当时的我，还不够当右派的资格。1957年，我尚在中央党校，应该说，五十年代是个极左的年代，党校更是极左的地方，这就养成我一种不大敢直率地发表意见的习惯。加之，我母亲又叮咛过我一些话，母亲没读过多少书，文化不高，是个清贫的家庭妇女，但老人家凭生活经验，对社会上的人和事，有很强的洞察力。当1957年鸣放时，母亲曾再三地叮咛我；“不要说话！什么话也别说！若问你，你就说没意见。记住！若有人圆乎脸儿一抹长乎脸儿，来个一抹脸儿，你找谁去？只有哭皇天！”母亲的话我是一贯听从的。党校语

7、文教研室每次开会，照例让我作记录，我只管低头写，往往到散会前才问我一句：“你有什么意见？”我摇摇头，就完了。当时党校也把我看成个娃娃干部，所以不会如何诱导我发言的。因此，我凭空躲过了“阳谋”这一劫。1960年底，我是戴着大红花，被单位敲锣打鼓，送上火车，送出北京的。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再回不来，再摸不到专业，也再没有人过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了。够上六十岁的人，恐怕都记得1958年那个大热昏的年代，当时拚命宣传的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具体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

8、、人民公社。谁若敢对三面红旗说个不字，立即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遭到批斗，罪名不亚于右派。毛泽东号召全民炼钢，当年要达到1070万吨钢。提出十几年超英赶美的口号，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时宣传的口号和“诗”都是这样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