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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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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汉时期文化传承和创新摘要: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息息相关。汉武帝、董仲舒的某些事迹说明: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以人才荟萃为基础的;国家的文化政策,与之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联系。司马迁的生平,处处闪耀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光泽;他的《史记》创作证实:文化传承与创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活动。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宣告: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紧扣时代主题,领一代风骚。东汉四圣的科学成果验明:文化传承与创新,自有其内部发展规律。关键词:两汉时期;汉武帝;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
2、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48-06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封建社会发端,文化趋于繁荣。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社会及其文化走上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两汉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封建秩序得以巩固,文化事业日益兴盛。纵观两汉王朝,形成三次群英荟萃的格局。第一次是刘邦时代。陆机《汉高祖功臣颂》统计,当时“定天下安社稷者”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韩信等31人。第三次是刘秀时代。《后汉书》卷22记载,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在南宫云台阁供奉其画像,包括邓禹等28将的画像在内,计32幅。第二次是汉武帝刘彻时代。《汉书•公孙弘传》说:
3、“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兄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因;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纪。”比较而言,这次人才云屯雨集,最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与因素,他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故事。我们首先锁定武帝本人,然后选择其中几位典型人物,再旁及相关的人物和事迹,并以此为突破口,勾勒两汉时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轮廓,从中
4、归纳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反秦之敝。尤其是惠帝、吕后以来,采取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为政崇简易、尚宽柔。文景之治末期,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海内晏然,府库充实。汉武帝即位,所谓“存抚天下,安集中国”,指他欲在文治武功方面均有建树的时机已经成熟,西汉王朝将翻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瑰丽篇章。这样的客观形势,需要汉武帝及时调整文化政策。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不满17岁的武帝试图推行自己偏爱的儒术,由于好黄老之言的祖母窦太后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这至少说明他少年时代就有志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少年立志,至关重要。窦太后驾崩的第二年,
5、即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来,武帝屡次招贤良文学之士,也就是开展全国规模的选贤活动。主考官为其本人,每次的测试题目,也由他通过诏书形式开列。在这种系列活动中,最早脱颖而出的是董仲舒。数年之后,大器晚成的公孙弘,答卷成绩名列第一,相当于后世的状元。不难看出,武帝开展的这项活动,是后世科举制度的真正源头。仅从这一点看,其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董仲舒自幼研习《春秋》,景帝时已是博士。他广招弟子,精于讲诵,三年不窥圃。他的代表作《贤良对策》,其实就是三次回答武帝测试题目的答卷,也等于三次向武帝提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建议。第一
6、次建议:强勉于事,不懈行善,刑罚得中,正心以正朝廷,以教化为大务,当更化(革新)而更化,修饰五常之道。第二次建议:因时制宜,移风易俗,兴办太学,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第三次建议:上承天意而下务化民,正法度而别上下,防微杜渐,遵循古道,不违天理,官不与民争业,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最后综述自己的核心观点:“《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青年武
7、帝全匚采纳他的观点,并且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武帝为何确立这样的文化政策?董仲舒补出其原由:儒家经典《春秋》等表现的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最适应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最适合其缔造大一统局面的需要。正因如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就悄然退出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此后,这一文化政策一直风靡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自然是由于儒术有利于维护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秩序。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中国未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及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到了近代,饱受外国列强侵凌、蹂蹒之苦。千秋功罪,谁与
8、评说?是中国应该及早抛弃儒术,提前结束封建社会?还是董仲舒不该充当始作俑者,武帝不该推行儒术?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任何事物和现象,都要看到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或现实环境,分析它们发生、发展以及衰落的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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