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萧红创作中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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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萧红创作中的悲剧意识摘要：在萧红的作品里，描绘出一幅幅旧中国北方大地上农民日常生活画面，看似平淡地日常叙事，但在这平淡的生活背后却是作者心中痛彻心扉的悲剧体验：个体对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无知与麻木，对爱情的漠视与蹂躏。通过对这一系列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剖析，作者真切的描绘出当时女性的生存悲剧，从而给古老沉闷的封建制男权社会以猛烈的抨击。关键词：萧红女性生存状态两性关系0引言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女性文学，受到她启发与影响的女性作家日益增多。在萧红的作品里，描绘出一幅幅旧中国北方大地上农民日常生活画面，看似平淡地日常叙事，但在这平淡的生活背后却是作者心中痛彻心扉的悲剧体验：个体对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无知与麻木，对爱情的漠视与蹂躏。通过对这一系列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剖析，作者真切的描绘出当时女性的生存悲剧，从而给古老沉闷的封建制男权社会以猛烈的抨击。同时，萧红所开创的独特的“萧红体”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作家。以“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为宗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先生，他曾对自己之前未能发现萧红小说的艺术价值而后悔不已，认为“ 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在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他曾公开宣称：“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1悲剧意识的形成五四时期西风东渐，个人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国人个人独立意识和自我主体意识增强，开始关注个人价值，主张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成为五四时代的人格发展目标。然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禁锢了个人思想的自由发展，使国民大众丧失了个体的主体意识，所以五四作家开始批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奴性心理和从众心理。萧红通过他的作品深刻的批判了国民，尤其是女性的病态依附心理，并深刻剖析和解构了造成女性悲剧性生存的原因—— 封建制下的男权社会。萧红是五四时期的觉醒者也是当时社会的叛逆者，但仅凭她一人之力无力与现实社会相抗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萧红的生命充满了悲剧色彩。萧红认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她一次又一次的飞蛾扑火似得追求自己的理想爱情，但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幸的人生造就了她强烈的悲观女性意识。女性意识及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自我开始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及对女性的贤良淑德要求相背离，萧红像大多数精神的觉醒者一样在精神上处于一种异化者的地位，个人人生的失望与理想生活的矛盾，物质和精神的多重危机使萧红感到彻骨的悲观寂寞。2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反映2.1女性生存状态的描述萧红的作品描写和赞美了女性身上温柔、贤淑的气质，同时也自觉的担负起“还女性以真相”的任务，注重描写当时社会背景下底层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她作品中的女性往往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剥夺，她们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生育和生死，她们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真爱，在情感上是即贫乏又麻木的，在形象上是集体性的卑下、空洞、无助。同时萧红也意识到了中国妇女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奴性心理和愚昧气质，并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书写和深刻的批判。萧红的小说充满了对女性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深切关注及对被封建礼教异化为男性奴隶的女性命运的忧愤，为以后的时代见证了一份女性的存在与经验。2.2两性关系的探索萧红毕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父权思想根深蒂固，在“两千年的历史盲点中，女性这一位置上的主体根本是空无和缺乏的，父法的统治根本上扼杀了女人从俄狄浦斯的女儿阶段向性别归属的女性阶段发展的可能性，又以自己唯一性阉割了母亲，使“那个对她成长为性别主体至关重要的，相应于父的同性双亲位置上空无一人，既没有一个可以认同效法的理想之母”，从而造成了女性成长中的“结构性空白”，这一空白是“ 致命的，不可逾越的，即使女性的经验可以从历史的废墟中挖掘出来，即使女性受压迫的事实可以被完整的暴露在阳光下，但作为性别主体的女性自我生成却不能无中生有”，因而萧红的女性主体意识没有那么深刻完善。萧红的一生虽“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向，做永恒的憧憬和追求”，然而长期生活在家庭庇护之下的萧红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适应社会的竞争，涉世未深的她宛如一只惊弓之鸟四处碰壁。一次又一次的追爱之旅带给萧红的不是幸福，是无尽的苦痛和折磨，所以萧红以近乎残忍的笔调来描绘两性关系，无情地打碎了人们对爱情的全部幻想，“爱在萧红作品里都是毁灭性的”，她的文本创作却几乎可以称作是一个“无爱”的世界。《后花园》中的冯二成子眼看着心爱的姑娘出嫁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反映；《小城三月》中翠姨悲戚、胆怯的暗恋着并最终忧郁而终；《叶子》中莺表哥与叶子两情相悦，却始终也无法摆脱那一道屏障，最终遗憾的死去。在萧红的小说中，爱情总是与残缺、凄苦、怯懦相随；婚姻、爱情本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更是女作家常常选用的题材，但萧红的作品却少有对这一永恒主题的描写，能够麻木、凑合的过日子，已是对夫妻关系的最好描述。2.3 人生的思索萧红作为女性先知者和叛逆者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她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既不愿重蹈天命的覆辙，又无力抵抗纷沓而来的人生困境，使萧红产生了一种难耐的焦虑，顿感人生的悲观与绝望，在苦闷和寂寞中挣扎的萧红选择了宗教。然而她关注的并不是宗教神学，宗教精神和宗教理论的世俗化感悟缓和了他因为反叛而产生的精神困境，缓解了她精神上的寂寞和苦闷。佛教普度众生和悲怜意识也为萧红提供了精神疏导作用，为她迷茫和痛苦的中灵魂铺设了超越生死的通道。萧红认为人与动物、大自然的生命一样都是一个生死大轮回，作品中体现出很强的苦难意识和普泛的悲剧意识。萧红作品擅于描写个人与社会及外部环境的冲突，觉醒的自我在于社会的对抗中开始寻求人生的生存价值，探索生死的意义，个人情绪使作者的关注的视角从生存转向死亡。死已不再是悲伤的，与其苟活不如斩断这无谓的生命，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推出了一幕幕的难以生存下去的弱者的人生悲剧。在《生死场》里，萧红作品中的人物除了死，几乎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人生显示。死使他们人生所有的不幸和痛苦都完结，死成了他们人生共同的归宿。作者的悲剧人生观不仅是作者体验人生后的自然结果，也是一种进步的人生态度：作者正是通过对死亡的关注体现了对人生意义和生命质量的双重关注。3总结萧红的一生深受五四大思潮的影响，以“大智勇者” 的姿态追寻着自由的爱情和理想，但这一切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萧红在传统社会中四处碰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给萧红这位先知者和觉醒者的生命和思想打上了沉重的烙印，她的作品中也充满了强烈的悲剧色彩。她常以自己悲剧性的生命体验和她所熟悉的东北家园为写作素材，通过这些批判当时国民的弱点，抒写女性乃至人类的生命悲剧。同时，萧红的小说具有自己独特的女性叙事文体，她所开辟的女性话语空间、她所创造的女性表达方式更新了当时和现代小说的叙事理念，推动了我国小说的发展，这一切使得萧红成为我国现代文坛上的一朵奇葩，其作品的价值和魅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的更加明显。参考文献：[1]常耀信.《漫画英美文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2]林丹垭.《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3]罗婷.《女性主义与欧美文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4]肖风.《萧红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5]萧红.《萧红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6]朱刚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张京嫒.《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作者简介：石锐（1983— ），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