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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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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作者:李少龙作者简介:李少龙南开大学历史系300071原发信息:《南开学报:哲社版》(津)1999年第01期第77-83页内容提要:爵是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典型器物。迄今为止,它既是人们所习知的,又是人们所未知的。这种“习知”来源于爵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崇高地位,而“不知”则来源于人们对爵的基本特征及用途的模糊认识。就其历史功用而言,爵既非日常之“饮酒器”、“滤酒器”,亦非单纯之“鬯酒器”、“煮酒器”,而是“浇酒敬神”的专用祭祀礼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兼有“温煮鬯酒”的功能)。而从器形特征上看,在商代酒器的
2、基本组合(爵、觚、斝)中,爵、斝二器均作明显的“象雀之形”,应为商代人图腾之象征。商人以带有图腾造型的青铜重器——爵、斝等来祭祖敬神,并使之成为祭祀礼器之经典组合;这一状况的产生,并非偶然所致,而是商人图腾观念之于物质文化上的绝好反映。关键词:爵/礼器/商文化期刊名称:《先秦、秦汉史》复印期号:1999年03期 青铜爵乃商周酒器之第一重器,从二里头时期到西周早期,一直作为青铜酒器之中心器物而存在(西周中期后趋于消失)。东周时期,“爵”逐步演变成为饮酒器代称;秦汉而后,它更进一步成为人们身份、地位的特有标志。但迄今为止,有关青铜爵的功
3、用、造型等诸问题的研究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此,本文试图对现行爵用诸说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学界参考。(注:本文所用铜器定名,一律以朱凤瀚先生之《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一书为准。) 一、青铜爵用诸说检讨 关于青铜爵的功用,历史上曾有过“煮酒”、“滤酒”、“鬯酒”、“饮酒”等多种说法,兹分别论之如后。 (一)“煮酒”之说不可凭 本世纪40年代,容庚先生率先对通行千年之久的“饮酒”学说提出挑战,创立“煮酒”一说。此后,学界风而从之,并各有损益。1994年,朱凤瀚先生在《
4、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对青铜酒器的功用作了全面分类,认为:爵、角、斝、鐎为煮酒器,尊、觥、彝、卣等为盛酒器,觚、觯、杯、为饮酒器,斗、勺为挹注器。至此,铜爵“煮酒”之说几成定论。然此说看似合理,实则大有问题,宜逐一辨之。 1.在所有青铜容器中,以爵的实际容量为最小(100ml左右者居多),造型也最为美观。以容量最小、造型最美的铜爵来煮酒,而以容量较大的觚、觯之属饮之(杯、均出现于西周之后),是否于理不合?此其一。其二,以煮酒、滤酒论,如易以大器,岂非更为简便? 2.从二里冈时期到西周早期,青铜酒器的最基本组合是爵、觚、斝,且在数量
5、上一一对应(极少特殊情况,详朱著之相关部分)。如此严密的组合形式表明:爵、觚、斝的配对使用乃严格的礼仪制度所要求,其各自的用途应当是相对固定的。在以上组合中,斝为煮酒之用器已为学界所肯定,再以爵煮酒,岂非多余之举? 3.倡“煮酒”说者,其主要论据有二:(1)爵有三足,便于就火加热;(2)部分铜爵底部留有烟炱痕迹,为煮酒所遗。先就其三足而言之。在早期文明中,三足器常用以就火加热,这本身没错。但并非所有的三足器均为加热之用,这也是事实。以爵器身之小(通高以20厘米左右者居多)、三足之短,是否确实便于就火加热?次就其烟炱痕迹而言之。在考古
6、发掘中,确有部分有炱铜爵出土,这无可否认。但就目前情况看,此类铜爵当不超过20件。区区20来件有炱铜爵,其总数尚不及出土铜爵总数的三十分之一(注:杜金鹏:《商周铜爵研究》:“据初步统计,截至1986年底,见于报道且出土地点、时间清楚的商周铜爵,已有600余件。”(《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263页)。如爵为日常之煮酒器,那么,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铜爵为何并无烟炱痕迹?且以爵器身之小、三足之短,烟炱又何以仅留于器底而不及器身? (二)“滤酒”之说不足信 1992年,台湾学者傅晔撰文指出:“商周时期的青铜爵,就是唯一的以滤酒为主
7、要功能的酒器。”其滤酒方法是:在流床上放置装满酒醪的滤袋,其两端的套环分别套于柱茎之上,“左手紧握爵腹,以右手掌压榨滤袋,滤出的酒浆随之由流床顺流进入爵腹,袋中醴醪滤出大半酒浆后,滤袋已低于流身两边的口沿,手掌已无法压下去时,改用姆指、食指或中指压袋,直至酒浆出尽为止”。傅氏此说,构思奇特、操作繁复,其本人似亦觉不妥,乃自作辩解,云:“这种制作小巧、精致、富有情趣的高贵爵并非大众化的滤酒工具,而是贵族、君王等少数人享用的器物,恰如目前流行的迷你茶具紫砂壶”、“君王等少数人用爵滤酒、温酒、注酒,自己动手,增加许多乐趣,是一种很好的消遣”
8、。(注:傅晔:《金爵新论》,《文博》,1992年第4期,第39、42、43页。)傅说固然可为一家之言,但以“粗制滥造”的陶杯与爵配饮,不符合礼仪。因此,在尚未发现大小、精美度可以与爵相配的青铜杯具的现今,此说还难以让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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