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象与证素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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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舌诊是观察舌象以了解病情的诊察方法，为中医的特色诊法。舌象是反映体内变化的非常灵敏的标尺，能客观地反映正气盛衰、邪气性质、病情进退，对准确辨证、判断疾病转归和预后、指导处方用药具有重要意义。证素辨证是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主任委员、导师朱文锋教授近年来创立的一种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这一新体系揭示了辨证的普遍规律、实质与特点，有助于实现中医辨证研究的规范化、客观化、标准化，从而促进中医学术水平的发展。证素辨证是以证素为核心，而要正确判断证素，又离不开舌象。舌象与证素的关系——即各种舌象

2、各与哪些证素关系密切、各证素各与哪些舌象关系密切，古今医家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名称有很多论述，但多不够系统，且主要根据个人经验进行判断，并未作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其准确性、可靠性难以判断，对舌象与证素的关系缺乏客观全面深入的认识，对辨证带来不利影响。本研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相关中医古代、近代文献及7680例当代名医医案进行整理研究，并以调查问卷方式进行临床调研，收集1018例临床病例，还对“中医辨证数据库”中的5139例病例采用双层频权剪叉算法计算各舌象对各证素诊断的权值，以深入探讨舌象与证素

3、的关系，为辨证提供坚实基础，促进中医诊断规范化的发展。15第一部分舌象与证素关系的古代、近代文献研究1舌诊与证素的源流与发展舌诊，是中医学望诊中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史上论舌的最早文献，见于殷墟出土的约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其中有关于“疾舌”的明确记载，此处“疾舌”实际是泛指舌体上的疾病而言。真正把望舌作为临床诊病的方法且有文字记载的，当首推我国现存的医学著作《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和《阴阳脉死候》。这3部古医书均早于《内经》，属马王堆2号墓出土的无名氏著作。其

4、中，首次提出肾脉络于舌本、肾脉有病可出现舌干、舌有裂纹和肾脉[１]气绝可出现“舌卷卵缩”等舌象。由于当时的临床医疗极不发达，所以这些有关舌诊早期的文字描述尚属零星散见，舌诊的应用也只是初露端倪。《内经》在继承前代舌诊应用的基础上，无论是舌诊的理论或临床应用均发展较大，论述了舌的解剖、生理、病理，明确指出了舌诊在中医诊法中的地位与意义，其论舌的条文已多达60条之多，而且系统性、理论性均显著提高。在诊断方面，《素问》中有论述甚至把舌诊作为判断疾病轻重预后和临床治疗的重要依据，如《灵枢·热病》篇曰：“六日

5、，舌本烂，热不已者死⋯⋯喉痹舌卷，口中干，烦心，心痛，臂内廉痛，不可及头，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叶。”《内经》为中医舌诊的形成及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关舌诊的记载为二十四条，在舌诊运用范围上远较《内经》广泛。《伤寒论》首次提出了“舌上胎”一词，如《伤寒论》221条所云：“阳明病⋯⋯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怅，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后世以此为基础，演化出“舌苔”的词汇与概念。宋代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论》中写的一篇“舌上苔”专论，是我国舌诊发展史中的一

6、篇最早的舌诊论著,具有了中医舌诊学的雏形,为以后的舌诊学专著的问世提供了[2]样板。元代敖氏所著的《金镜录》乃论舌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原本虽已散佚未存，但其内容在通过杜清碧增补整理后得以保留。杜清碧对该书增补后，冠名《敖氏伤寒金镜录》以刊行于世，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整理研究舌诊的专著。《金镜录》奠定了中医舌诊学的基础，促进了中医舌16诊学的发展，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舌诊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诊法，显示我国舌诊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医家们在普遍重视对舌诊应用的同时，也注重经验的积累与

7、总结。这一时期舌诊专著层出不穷，至于一些综合性医书中所列的舌诊专篇则更为浩繁，总数逾百，其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具特色，这标志着舌诊理论与临床应用的发展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证素辨证是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主任委员朱文锋教授近年来创立的一种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证素”即辨证的基本要素，即辨证所要辨别的本质性内容，是辨证的关键，是建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统一体系的基础。证素是通过对证候(症状、体征等病理信息)[3－4]的辨识，而确定的病位和病性，是构成证名的基本要素，每一证名都是由证素相互组合而成

8、。中医辨证体系中所称的“证素”,具有如下基本特征：证素是根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证素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位和病性；证素的内容是据中医学理论而确定的；证素是构成证名的要素；病性证素是对正邪相争的本质概括；证素为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5]纲领；证素有一定的组合规则；某些证素间可有重叠涵盖关系。证素早有渊源，古今医家提出了各种具体证素概念。《内经》对于辨别病位、病性的内容，已提到很多，已有证素的萌芽。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将各种证候分别归属于心、肝、脾、肺、肾、上、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