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植的不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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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曹植的不同评价在我国文学史上许多有争议的人物中，曹植还不算是歧见最多的。不过在他的评价问题上，不同意见还是不少。这种分歧在古代即已存在，延续到现代又有所发展。本文只着重就发生在晚近的一场讨论试作回顾和评述，并对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表示笔者的一些意见。  这场讨论发生在50年代。问题首先是由郭沫若先生《论曹植》(以下简称“郭文”)一文提出的。文章最初写于1943年，1947年收入《历史人物》一书中出版，解放后此书又于1952年改订再版。郭文从批驳钟嵘、王通、丁晏等人关于曹植的一些说法人手，对曹植的各个方面都

2、提出了重新评价的主张。文章认为，曹植在前期(建安时期)与曹丕争为太子中“用术”，“相欺以诈”，在后期受曹丕、曹叡的猜忌打击，“委实也咎由自取”，而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他“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文章还就一些具体作品提出了看法，如认为《洛神赋》“感甄”，“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说《与杨德祖书》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自尊自大的文字”，是“标准的‘文人相轻”’等等。文章在全面贬低曹植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为一个极鲜明的对照”。  《历史人

3、物》再版后三年，有人出来着文商榷了，这就是刊载在《文史哲》1995年第6期上的贾斯荣先生的《关于(论曹植)》(以下简称“贾文”)。贾文对郭文所论及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持相反意见，文章在列举一些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建安时期丕、植兄弟太子之争中，“曹丕是一个十分阴毒奸险的人”，曹植则是有着“浪漫不羁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曹丕比较起来，他的行为却是光明磊落得多的”，文章又说，“至于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他的哥哥相比，则更不可同日而语了，数千年来已有定评”。文章从方法上批评了郭文，说郭文“抹煞了前人的一切意见

4、，歪曲了许多事实。在他自己却认为这是‘极尽平反’之能事，故意地要和前人来打一场糊涂官司，翻一翻旧案。……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观片面的”。文章还表示不同意郭文对《洛神赋》、《与杨德祖书》、《七哀诗》等的解释。  贾文发表一年多后，《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上刊载了张德钧先生《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张文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为郭文辩护，而对贾文提出驳难。张文也对一些史料进行了分析，认为曹植在建安时期“与丁仪、丁翼、杨修等交构，谋夺王位继承权，终因违法乱纪失宠，和玩弄诈术事败，乃没有夺去

5、曹丕以兄长身份本来应作太子继承王位的权利”。关于曹植后期的受迫害，张文则说“曹植最受折磨的日子，乃在曹叡当政时”，认为不少苛待曹植的事都“与曹丕无干”。关于曹植的文学成就，张文不同意贾文“在他(曹植)的作品里就出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的说法，认为曹植许多作品“都还没有出离曹植个人的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了一点”，与此相对，张文认为曹丕的作品“单从题目上看，就可发现有许多是批判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对于曹植的一些作品如《七哀》诗等等，张文也作了与贾文相反而与郭文相同的解

6、释。张文最后又专节批评了贾文的“态度问题”。  到1959年，又有廖仲安先生《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廖文”)一文发表(《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廖文在开始部分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先生的分析”。不过廖文并没有直接介入郭文——贾文——张文的讨论，廖文批评的对象，主要是1957年8月出版的由高教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文章说《大纲》“在介绍曹植生平时，对他的前期生活只强调他‘生于乱，长于军’，后期生活中则强调他‘遭受政治压迫’。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也

7、突出强调其‘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反映出社会衰败面貌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流露出他的壮志热情和关怀国家的思想’。我觉得这些提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廖文以后，就再也没有别的直接参与讨论的文章发表。这次讨论，文章虽然不多，但彼此观点针锋相对，分歧颇尖锐，而四篇文章又都比较有影响，所以也可以说是解放后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讨论。从基本观点来说，郭、张、廖三文比较接近，它们都从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角度提出问题，并对有关史实作出新的解释，它们不为旧说所囿，敢于提出新见的精神，对于深入探

8、讨曹植这一重要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无疑具有良好的作用。而且就这几篇文章本身来说，它们也各自包含着不少好的意见。如郭文说钟嵘《诗品》把曹丕、曹操分别列入中、下品是“分明的不公”，对曹丕的诗歌创作成就及文学批评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性评价，批判了王通、丁晏诸人的曹植“以天下让”、“忠君爱国”等腐说，指出他们是“抑丕扬植”；廖文不同意某些论者把曹植的思想动机归结为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于曹植“词采华茂”的诗歌艺术做了细致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