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何处再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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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涯何处再逢君——悼陈应枢1954届朱明道解放初期，因生源变化，学校对一些班级进行了调整。原在二丙班的陈应枢，就调到我们二甲班来。中学时代，无论男女生，差不多人人都有个绰号。他祖籍天津，偏被称作“小北京”。从十二、三岁到六十多岁，这就成了他的品牌。在班里，属鼠的人最多，他也属于此类。小而且弱，但比我大半岁；故常以兄称之。应枢兄有很多特点：第一是头大，摇摇晃晃，很象喜剧名星陈佩斯。第二是调皮幽默。我与他全家都很熟悉，发觉他家人都十分稳沉，独他生来调皮风趣，也不知是哪代的遗传基因。有时上课铃响过趁老师还

2、未进教室，他才口叨半个饼，慌慌张张从墙那边翻过来。原来他家就住在西仓坡昆明师院的教工宿舍，与我们的教室仅一墙之隔。第三是他的各门功课都好，体育除外。都说他头大聪明，其实不尽然。真正的原因是他父亲陈宗仁先生教育有方。陈先生本是西南联大——昆明师院的英文教授。家学渊源，使应枢兄早就在家练会了英文打字，更能在课堂上与．英语教师对答如流。这种外语天赋，使他受用到逝世为止。除了这些特点之外，与我的共同之处则是：我和他都属于班里的弱势群；个子小，不但挤不进参军参干的潮流，就是上体育课，也常被编在弱小一类。拳击、

3、跳高、跳箱等，多没有份。班里组织了一个“鼠队”，在篮球场上我们也只能当替补队员，赛场上看得多，上得少。这就使我们想快些长高，每天都去体育室量身高。后来终于长到l公尺八，但那是上了大学的后话了。其次，我们在政治上也属弱势群。他到大学毕业也没有被吸收入团。因为爱说真话、俏皮话，常被人告了上去，挨点批判之类，积习难改，只有认命了。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尽管努力工作，小心谨慎，与世无争，但道路坎坷，从无大红大紫的盼头。我们高三班有两位数学爱好者：陶忻是邹象乔老师的忠实门徒，但后来学的是电机工程。陈应枢则是李乃林

4、老师的得意门生，进了四川大学数学系。记得54年7月，秦淑贞主持的高三班毕业晚会上，枢兄主动来和我交换了同学通讯录。我赴重庆，他去成都。在赴校报到的途中，大家在泸州聚餐。望滔滔长江水，听悠悠号子声，我们都从未见过如此宽阔汹涌的洪流，这大概就是今后生活的预兆吧。当晚在隆昌车站分别，火车长鸣，看同窗故旧消失在暗夜的轨道尽头，令人无言感伤。我们一别四年，通信很少。因为进大学不久，就开始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肃反、反右、大炼钢铁、大跃进、反右倾、拔白旗……。多少人一夜之间就被划到被批判的行列中，从此沉沦下去。我

5、很担忧应枢兄那种喜欢调侃打趣的作风，他则担心我耿直不苟，不随权势俯仰的天性。总之，我们一时间都长大了。58年7月，重庆的火炉般的仲夏时节，应枢突然来到重庆大学相见。我们彼此都惊讶，大家都长高长壮了。言谈间急切了解到，这些年的政治运动中，他还算平安。但从他的才华和学识，听说分派到贵州去工作，又分明看出受了歧视。当时我们重庆大学还正在高压之下搞毕业鉴定。掏肝洗肺，人人要清算“资产阶级思想的毒”。我因“右派言论”，受了一个“留团察看”的处分。’正感前途茫茫，对老同学无以为告，彼此心领神会而已。这才是政治迫

6、害大潮中，弱势群的悲哀。当那些以破坏国民经济、整人为乐的大举措稍有间歇时，我们才听到大学毕业分配的消息，其时已拖延到了冬天。一听说我被分到贵阳的一所中专去教书，不禁大感欣慰：那里有老同学应枢兄在，好歹有个真正的朋友!从此算来我们有了二十多年在贵州工作，可以常常相见的缘份。不久得知，分派到筑的还有李方明，王维贤，张瑞雯、张孝选等。每逢节假日，可以凑点粮票，在极其贫困的物质条件下聚在一起，打牌聊天，重现附中时代的欢乐，暂避日趋紧张，令人难解的现实。但是，灾难毕竟很快就到来了。应枢好酒。酒量虽不大，却乐此

7、不舍。初到贵阳时，茅台还只要3．8元一斤。每周末我们都约定在小十字附近的一家餐馆相叙，然后去观戏。不久，形势变了。茅台酒价涨了几倍、十几倍，以至绝迹了。遂降格喝杂粮酿的白干，甚至青杠、毛栗做出的“代粮酒”。那时，饮食店没有货卖，乃在木板上大书“完了”二宇，又不敢关门。有一回应枢兄向师院的同事们调侃道：近来有种新产品叫“完了”，家家有，总也卖不完，一句笑话，马上就有人层层告上去，吃了一顿大批判。说他“对大好形势不满”云云。他除了作检讨之外，唯有拼命工作。当时在中国的高校初设不久的数学分支，如概率论、汛

8、涵分析、微分几何、计算机数学基础等，有的他在大学时并未学过，但却开出了课。还兼上系里的专业英语，普通英语等等。总之，为了争取到一个团结、利用和改造的地位，有碗吃，只好表现自己的一技之长了。其内心的压抑和苦衷，除了酒，又能如何解除呢?1966年6月上旬，“文化大革命”的黑飚席卷全国。一时间走石飞沙，是非不辨。我因业余时间搞了点技术经济学科的初步研究，被怀为反革命活动，就被端出来大批大斗，吓唬不明真象的民众。大会开完，便将我直接送到省公安厅的看守所拘留。待沉重的铁门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