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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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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诗学话语言说方式及其意义生成——《诗经》与中国诗学关系研究【原文出处】文学评论【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203【原刊页号】93~99【分类号】J2【分类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0210【作者】李凯【作者简介】李凯 四川大学文学院【内容提要】《诗经》与中国古代诗学有极为紧密的联系,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其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关联究竟何在,却缺乏系统全面的把握。本文认为,《诗经》与中国古代诗学的联系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古代诗学言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由《诗经》等儒家元典奠定的文化精神对中
2、国古代诗学形成具有的影响。【摘要题】文论研究研究中国古代诗学,不能不研究《诗经》。而迄今为止,人们对《诗经》与中国诗学的关联究竟何在,仍然是众说纷纭。多数人都把《诗经》与中国诗学的关联仅仅定位在《诗经》本身的创作自述及历代对《诗经》的阐释、接受而引申出的具体诗学命题和范畴上。诚然,这确实是《诗经》与中国诗学重要的关联,但也还只是它们关联的一部分。 一、《诗经》与中国诗学的言说方式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言说方式主要有三种,即:“述而不作”、“一以贯之”、“比”。一是“述而不作”。中国人都熟悉“子曰《诗》云”这四个字。这四
3、个字看起来很平常,但却包含了中国诗学话语言说的根本特点,那就是“征圣”、“宗经”。“子曰”,就是孔子说。它的含义是,孔子所说的就是标准、依据。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加上遍布于国内的学校教育,特别是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取士的制度,儒家经典成为了中国人的必读书。儒家的书,已经不再称为“书”,而是叫做“经”。由五经或六经(注:战国时期已有“六经”的说法,见《庄子·天运》。“五经”和“六经”在时间上没有先后关系。)到七经、九经,直到十三经,儒家经
4、典成为中国人最重要书本知识,“读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学习文化知识的方式。经典的意识、圣人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还在孔子去世后一百多年,孟子就以孔子为圣人,以孔子的言说为其立论的依据。其后经过荀子的发端、扬雄的发展,到刘勰将其正式归纳为“明道”、“宗经”、“征圣”,使之成为中国人言说的最主要方式,因此也成为中国诗学言说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有学者将其名之为“孔语”(注:李思屈:《中国诗学话语》第11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所谓“《诗》云”,是指《诗经》上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诗》为证”。春秋时期,“赋诗言志
5、”成为列国交往的必备手段。在大量频繁的用《诗》活动中,经典的意识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古人的言说中。引用现成的经典,既可靠,又有权威,何乐而不为呢?由此,“述而不作”(接受前人的成说而不独创新说)就成为中国诗学话语言说的标准方式。“述而不作”对后来的诗学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皆有极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固然不缺少以立说为主的子书,但是以注经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学术见解(包括诗学见解)更成为一种普遍的形式。刘勰在谈到他为什么要写作《文心雕龙》时说:“敷赞圣旨,莫如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注:刘勰:《文心
6、雕龙·序志》。)有刘勰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这样做的结果是后来的经典注释学的发达,形成了“传、笺、注、疏”等系统而复杂的解经方式。于是,中国诗学的基本内容就从解释《诗经》中产生出来了,如“六义”说、“美刺”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诗以言志”等等。于是中国“诗学”遂从“《诗经》学”(即《诗经》阐释学)中产生出来了。“述而不作”的言说方式,不但表现在解经上,还表现在一般的立说上。中国两千年来的诗学话语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因袭性,大家所谈的问题都一样,语言表述也基本一致,以至使初次接触到中国诗学的人感觉中国诗学缺
7、乏新意,这其实是不明白中国诗学话语言说方式的特点所致。二是“一以贯之”。孔子的“一以贯之”是针对他的整个学说而言,那么,他对《诗经》的言说是否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呢?答案是肯定的。孔子诗学也是“一以贯之”的,这表现为两点:首先是以“用”贯穿其中。“以用贯之”其实也是“以仁贯之”。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仁”的含义有多端,但其中心是培养出知“礼”识“义”、刚毅仁爱、文质彬彬的君子。因此,孔子论《诗》,强调实用、功利。具体说是,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君子学道则
8、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因此他对“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的书橱式的学诗方式很不满意。孔子所说本来是针对用《诗》而言,后人却将其视为整个《诗经》创作的原则,总结出“美刺”的原则,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美刺”说虽然由汉儒总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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