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化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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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期小说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化成因——以《爱是不能忘记的》和《上海宝贝》为例摘要：从张洁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到卫慧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上海宝贝》的整整二十年间，其中的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道德的建构者到道德的解构者、从爱情的自我坚守到自甘陷落的转变。其文化成因与新时期以来人道主义思潮向消费主义、启蒙文化、后殖民文化，乃至现代性社会与后现代性社会思潮的转向有关。关键词：《爱是不能忘记的》；《上海宝贝》，女性形象；文化成因张洁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

2、记的》和卫慧发表于1999年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在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坛上都以其前卫的姿态引起巨大的争议。两个文本虽然发表的时间相距甚远，但它们同以爱情婚姻为题材，表现出对女性爱情的思考。爱情历来是文学中长青的话题，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人，是人、文化和历史的产物。通过对文本和其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会在关于人的话语表达中获得不断增殖的文化考量和现实借鉴。一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女儿的口吻讲述了母亲钟雨——一个女作家的爱情故事。钟雨爱上了一位老干部，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老干部在革命年代因出于报恩

3、答谢而结合的妻子，出于对无辜的妻子的原罪感，他们相约忘记，但几十年里却始终心魂相牵直至生命的终点。钟雨像爱护珍宝一样爱护着老干部送给她的一套契可夫小说选集，每天眼巴巴地盼望着在下班的路上看到他的后脑勺，文革中不惜遭批判也要为受迫害致死的老干部戴黑纱纪念。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拉过一次手，一辈子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可以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了一曲有爱无欲但坚贞不渝的爱情悲歌。钟雨是一个知识分子，年轻时在不懂得爱的情况下与一个纨绔子弟结了婚，醒悟后带着女儿独自生活。老干部以其巨大的精

4、神力量吸引了征服了她，“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年代里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上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修养”。【1】几十年中钟雨在爱而不得的现实中也曾动摇过：“有多少此滞留在远离北京的地方”[1]...，但她还是以宗教般的神圣感情，虔诚地信仰着“不可能的可能”仍在彼岸，像一只扑火的蛾飞向柏拉图式的精神至爱。她渴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但在现实碰壁之后，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忍受无性爱的独身生活也不盲目再婚。她在日记中日夜与他交流，以一种虚幻的慰藉来支撑长长的

5、人生。对钟雨来说，精神之爱高于肉体之爱，钟雨可以说是一个执着的爱情理想主义者。卫慧的《上海宝贝》则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女作家倪可的爱情故事。可可在咖啡店做女招待时认识并爱上了会画画的天天。在天天母亲雄厚的资金保证之下，可可辞去了工作和天天住在一起专职写作。但天天是一个性无能者，无法给予可可以身体的满足。在认识了来自德国的马克之后，可可与他陷入了“性游戏”的狂欢状态。最后天天吸毒死去，马克返回德国，可可陷入虚空的情感漩涡。《上海宝贝》讲述了一个爱情与欲望分离的错位之爱。可可和钟雨相似，其身份都是女作家

6、，都经历了精神和肉体分离的爱情际遇，但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有着天壤之别。相对于作为一个爱情理想主义者的钟雨，可可则是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可可爱天天，她说，“天天是我唯一的爱人，上帝给我的礼物[2]”。同时，可可坦然承认自己是性本论者，她又说，“肉体的快乐麻痹了我的大脑直觉，夺去了我所有智商[2]”。可可对于自己的感情没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她不屑于传统的婚姻状态，抛弃婚姻的外壳同居，肆无忌惮地享受精神肉体的双重快乐，在可可那里肉体之爱也对精神之爱构成些微的内疚，但那更像是吹过脑边的一阵微风转瞬即逝，根本不

7、构成原罪感。对于可可而言，爱情是能指，欲望是所指，肉体远远高于精神。女主角的生活正如作者卫慧所言：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内心的燃烧。当“身体成为生命欢娱的场所，欲望浮现，爱情成为幻觉”。【3】小说结尾一章可可发出了“我是谁”的自我追问，就明显地凹现出她这种虚空的精神状态。在以上对钟雨和可可的形象分析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精神之上和肉体之上的二元对立。从婚姻伦理道德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女性从伦理道德的建构者到伦理道德解构者的运动轨迹。《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于1979年，即文

8、革之后。1980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李希凡的评论文章《倘若真有所谓天国……—阅读琐记》和肖林的评论文章《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格调问题》认为钟雨和老干部之间的爱情是不道德的，是自私的，这种渴求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的爱情会影响到一个不该被背弃者的生活。而李仁贵的评论文章《她捧出的是两颗纯洁的心—谈怎样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禾子的评论文章《爱情、婚姻及其他—...谈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思想意义》则认为这种爱情对婚姻的妥协反映某些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