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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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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基础教育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沉思2一、中国基础教育的历史变迁所谓“基础教育”,又称“国民基础教育”,是指对国民进行基本的普通文化教育,主要包括小学及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亦可以指学前至高中阶段教育。与传统意义上的“蒙学教育”不同,近现代中国基础教育源自西方国民教育思潮和义务教育实践,它的产生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变革的内在需求。3百年基础教育变迁的文化沉思之意义中国基础教育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它的演变发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得的办学经验与教训。从文化角度反思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历程,对于理解和推动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深化和学校文化建设显然不无启发。4文化自觉:从国士教育到国民教育从
2、文化自觉到教育自觉文化自觉:在摄取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应该对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固有特色、发展趋势有“自知之明”(费孝通)教育自觉:同理,我们也应该了然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来龙去脉,“教育自觉”同样是一个艰巨的历史过程。5国士教育与《神童诗》国士教育:以入仕为导向的中国传统教育其实就是以培养治术人才为旨趣的国士教育,它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以“养士”为目的应试教育。播扬于民间的《神童诗》二则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以读书做官为目的的传统领导教育——“养士”教育观念的流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6国士教育与《劝学诗
3、》宋真宗的《劝学诗》说得更加直接露骨:“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袁枚的《随园诗话》揭示蒙学教育状态:“漆黑茅柴屋半间,猪锅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7康有为与国民教育制度的引进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称赞西方“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这一“七岁必入学”的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士教育的官本位导向迥然异趣。“西学东渐”之后,“体用一致”的国士教育观
4、渐渐被“中体西用”的洋务教育观所取代,“德上艺下”、“重义轻利”的观念也遭到了严重冲击,西方近代国民教育制度亦相继导入。8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制度变革相呼应,维新志士梁启超撰写《新民说》,倡言“国家意识、公德、独立、竞争、进取、冒险”等新人格素质。严复则高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潜心对新国民素质的设计。9实现国民教育制度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新国民的养成与新道德的出现离不开革命行动。孙中山认为,若一定要等到“教育普及”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强调“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10癸卯学制与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雏形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厘定国民初等小
5、学5年,高等小学4年,中学5年。但在专制制度仍存在和“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尚不可能真正摆脱臣民意识的束缚而走向自由的国民人格之路。11张之洞的《学堂歌》《学堂歌》:“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族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对新式学校办学精神的渗透《重订学堂章程折》:“至于立学宗旨,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慎防流弊之意。”《奏
6、定学务纲要》:“若学堂不读经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规定中学堂的“读经讲经”课每周9小时,初等、高等小学堂的“读经讲经”课每周12小时。12辛亥革命与新教育宗旨的登场1912年,蔡元培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民国教育部明令“小学读经一律废止”。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新教育宗旨基本采纳了蔡元培的主张,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教育宗旨已明确指向德智体美的健全人格。13帝制复辟与“新文化”运动的爆发1915年1月,帝制复辟与教育宗旨变更,袁世凯在《颁定教育
7、宗旨》大谈“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并特别指出“孔子道大,无所不包”,“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学校的读经与社会上的孔教会交相呼应,使国人在“共和”的名义下倍受专制的苦痛。与帝制复辟相反,1915年爆发了“新文化运动”,与此“五四”运动共同摧毁了儒家教育文化的最后堡垒。1919年4月,沈恩孚、蒋梦鳞提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新教育宗旨,倡导健全的个性人格。14陈独秀与个性时代的到来新文化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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