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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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殿春、张宇: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蒋殿春张宇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FDI技术溢出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微观分析,并利用省市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认为,在经济转型特定的制度环境中,由于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受到低估,企业和个人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的激励不足,同时制度的缺陷又禁锢了国内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因此FDI技术溢出机制受到强有力的制约。本文的经验实证结果印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即在控制了制度改善的效率影响之后,我们发现FDI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是负面的;国内制度的改进有助于FDI技术溢出的发挥,

2、相对完善的国内制度环境已成为FDI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转型制度一、引言国际直接投资(FDI)理论认为,FDI是囊括了资本、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企业综合要素的国际转移,因此随着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和经营,往往会产生自外国企业至本地厂商的技术和知识扩散,亦即技术溢出效应。从现有对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文献观察,支持和拒绝FDI技术溢出假说的证据都有,从中很难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比如,Gorg和Greenaway(2004)提供了一个检验FDI溢出效应假说的文献列表,包括42篇2002年前发表的英文学术论文,涉及到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得到正面和

3、负面结果的文献数量各占一半。其中,以发达国家、(非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为东道国的文献数量分别是17篇、17篇和8篇,其中得到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分别是10篇、10篇和1篇。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来自转型经济体的证据却完全不同:除了一篇例外,其他7篇文献均表明在除中国以外的其他转轨经济国家中,FDI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为显著负值。如果将目光转向中国,更有趣的现象发生了:现存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仅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证据大相径庭,即使与非转型经济体的研究结果相比也要乐观得多。Hale和Long(2006)列出了10项国外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

4、研究,其中9篇报告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在国内刊物发表的论文中,支持性证据更多,这些证据来自不同层面、基于不同模型,包括基于行业数据的研究(王红领等,2006)、地区数据的研究(潘文卿,2003)以及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王志鹏和李子奈,2003)。在严兵(2004)统计的14项1998)2003年间发表的国内相关研究文献中,全部都发现了我国正向的FDI外溢效应。如果以上研究结果都是可信的,自然会引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阻碍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转型经济体,致使它们吸收FDI技术扩散的表现远不如其他国家?第二,在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蒋殿春、张宇,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

5、所,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jdc@nankai.edu.cn。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02JAZJD790017)和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创新基地0(985项目)课题(985TNC20060101)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262008年第7期方面,为什么唯独中国这一典型的经济转型国家不仅远超过其他转型经济体,而且似乎也优于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目前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问题,因此也没有对此专门的研究。借助于现有关于东道国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似乎可以给出一定的解释。比如以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经济发展阶段和初始技术水平等东道国

6、技术吸收能力的差异,应当能够解释部分国际间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差异。但是这种回答没有针对性,比如它无法回答经济转型过程会如何影响吸收能力。而且就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并没有证据,而且也无法想象中国国内产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会比英国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还强。¹Borenszteinetal.(1998)的研究方法对解答上述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他们在一个包括69个发展中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模型中,除了考虑到前面所述的一般影响因素,还添加了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和政治风险两个制度性因素,并证明这两个解释变量对FDI溢出效应都有显著性的影响。受此启发,我们认为FDI技术溢出机制在中国等转型经济国家会受到国内

7、制度的严重钳制,这很可能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对上述第二个问题,蒋殿春和张宇(2007)基于我国的制度动态性特征提出了另一种解答。他们在通常的回归方程中加入一个制度性解释变量之后,发现FDI的系数不显著或为显著负值。据此,二位作者认为,我国这些年来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国内经济改革引起的制度变迁,而不是FDI技术溢出;以往的研究者忽视了我国国内的制度变迁因素,将国内企业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增长等不能解释的生产率增长都归于FDI的贡献,因而大大高估了我国的FDI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