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恩比的感慨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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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汤恩比的感慨说开去朱睿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1889-1975)在上世纪70年代初曾表达过这样的感慨:能够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他甚至幽默地说愿来生在中国。老人家是西方人,能通过东西文化的比较,这么向往中华传统文化并得出如此结论,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他确实进行过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观察研究和思考;二是说明他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能够客观、公正和平静地面对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一个外国人能够把中国的孔孟之道奉为济世之药,这一“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历史文化观,倒足以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汗颜。汤比恩博士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

2、”,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中国历史不断地周而复始地改朝换代。然而,中国比西方更成功地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数百年来,中国国内在和平而有规律、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成功地维系了数百万人的团结一致。其二,中国成功地融合了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佛教,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明。”虽然“6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超过五百年的分裂时期(春秋战国的五百年中,中国分裂成许多小诸侯国),但是在公元前两百二十一年,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大一统之后,中国的政治始终是统一的局面,再没有长期分裂过,且在文化上,从未丧失她的整体性。”(出处:汤恩比,A.1973,《地球的继承人?》刊于《地平线》杂志,第16册

3、第3期,18-19页)汤比恩博士是历史哲学家,眼光和视角自然有其独到的特点。而我们作为孔孟的后人,以其人为镜,总应照见点什么。换句话说,老先生从“墙外”闻到的“花香”,究竟香在哪里?是什么能够吸引他发愿来世要到中国?要说这也是我们失传多年的国学瑰宝,挖掘它也不应该是太难的事,好在当代著名高僧大德净空法师已经为我们作出了精辟概括,这就是道德的教学!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教学的重要性,所谓“念终始典于学”,“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等等。他们看到,教化民众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也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孔子早年周游列国,总希望有诸侯能够启用他,然而终究未能如愿。

4、回到家乡只好从事教学,可惜时间不长,只有五年,但对后世影响可谓大矣!追溯历史可以看到,从汉朝开始国家就已将教育列为国策。自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采用孔孟学说教化人民之后6,历朝历代一直将孔孟之道奉为治世法宝,其效果就是两千年维系了大一统。教的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德”。一般认为,道就是宇宙演化所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法则当然也是人应当遵循的人事法则),而德就是顺应道的一切行为。具体来说,教化人首先要用人道。人道内容虽然包容万千,但大道至简,用以教学的孔孟之道可以概括为“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

5、廉,耻。其中,后四个又称四维)”。它也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道德。当然,这只是个纲宗,由之展开,孔孟之道各种理念原则门类齐全、涉猎面广,是一个大而完备的体系,于是自古便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说到这里,无法回避近百年来对“孔家店”及其所谓‘封建礼教’的批判。在这样的批判中,“孔孟之道”“封建礼教”偏偏被指为糟粕。在批判者的眼里,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者就是靠推行这种礼教欺压、欺骗人民,维持自己统治的。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专制统治者欺压人民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到底是欺压者的问题,还是“道”本身的问题?我们熟知的农民起义常用的一个政治口号,似乎已经给予了回答,即皇帝“昏庸无

6、道”,起义者要“替天行道”。处于一朝末代或由盛转衰的专制统治者到底“无”什么道?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清楚,除了历朝独有的个性原因外,往往本质上都始于专制统治者在伦常道德上的硬伤;6乃至民间一些大家族的兴衰,都无不体现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至于小家小户和个人沉浮与失道缺德密不可分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因此,狭隘或实用性地把这些经千百年检验行之有效的来自人性本源的“道”斥为糟粕是站不住脚的。百年来的事实有目共睹,恰恰证明道德长期失教引发的社会层面的各种问题越来越突出。汤恩比老先生为什么这么向往中国?他看重的不仅是道德更有教化:“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汉武帝已经了解,要保持中国政治的一统,必

7、须培训一批专业优秀的政府官员来维系,官员的合格标准,他则选择对儒家哲学精通深入程度来考核。”(出处同上)加上从汉朝开始的“举孝廉”制度,可以认为汤老先生所关注的不仅是内容的规定性,更有实现形式的规定性。如果以道、术、势衡量教化人民这件“建国君民”的大事的话,道解决的是方向、目标问题,即教什么;术,是方法、方式问题;势,即氛围、气势。三者之间固然关系密切,但显然,至少在这个具体问题上,道是更带有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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