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精神形成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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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治精神形成六论钱弘道*内容提要法治精神的培育是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中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法治精神的形成至少有本体、动力、对象、路线、结构、方法等六个关键要素。法治精神的本质意涵是法治思想的启蒙；法治精神培育的强大动力是法学学派的形成；法治核心目标是规范公权力运行，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是法治思维培育的核心对象；法治精神培育应当坚持群众路线，保障人民参与权；法治社会应当权力下移，法治精神的培育也应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法治精神培育的主要方法是精神教化，因此应当将法治纳入国民教育。关键词法治精神法治启蒙中国法治实践学派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少法治信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治思想依旧盛行不

2、衰，潜规则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关系和人情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中国靠什么纾解人治思想和潜规则之困？答案是：法治精神。法治必须被信仰。一个民族法治精神的树立，同时就意味着法治得到普遍信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中国社会普遍树立起法治精神。如果法治精神未能在中国社会基本形成，那就不能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然而，在一个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社会，要让法治精神变成民族精神的一种组成部分，困难重重。也正因如此，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从概念提出伊始，就特别强调要不遗余力地传播法治精神，并

3、把它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法治精神的培育是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中重大而迫切的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决定》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法治精神不是抽象的，它可以通过各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官员清楚在法律框架内自己可以行使的权力范围，当具体行使权力的时候，应当首先想到用

4、法律方式解决问题，并且相信通过法律途径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另一方面，民众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同样相信通过法律途径是最可行的解决方法，即便通过*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维超博士、博士后方桂荣分别参与第五、六部分的写作和其他部分的改校。博士后冯烨、章彦英、康兰平、李嘉、王朝霞、肖建飞以及博士生张洁、窦海心、崔鹤、谢天予参与资料收集和校改讨论。本文系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标体系研究”（13JZD001）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司法透明指数研究”（13AFX012）的阶段性成果。—37—法治

5、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创刊号）法律途径产生了与预期相悖的结果，甚至是明显错误的时候，仍然相信法律，仍然会继续努力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法治精神在全社会的形成需要条件。一方面，我们要认真考察西方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过程，借鉴其中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要根据中国社会自身的特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法治精神所需要的条件。一、本体论：法治思想的启蒙中国法治精神形成需要经历以“法治”为内容的思想启蒙。笔者这里所说的“启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普法教育，而是在思想解放意义上的启蒙。中国进行了多年有计划的全国性普法教育，在法治精神的培育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什么没有产生根本

6、性的作用？因为常规的普法，对一个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还是杯水车薪，隔靴搔痒，何况许多普法宣传活动仍停留于形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持续数千年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来说，缺乏在根本层面发挥作用的法治启蒙，法治精神很难成为民族的精神。法治精神替代潜规则的过程是观念革命的过程，是思想启蒙的过程。一切文本意义上的制度，如果不能被激活，那只能躺在纸面上。在中国，宪法就需要首先被激活。法治精神不能停留在法律文本里，不能停留于法治口号中，而是必须植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在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法治尤其需要启蒙，否则人治传统很难让位于法治精神。中国法治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中

7、国法治精○1神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观念上的革命”，…观念的革命需要的正是启蒙运动。只有经过法治启蒙，法治精神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精神。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启蒙运动，法治精神很难取代潜规则，法治中国梦的实现就会变得遥远。历史经验表明，观念的革命和精神结构的改造通常都需要思想解放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在西方，法治精神的裂变正是发生在启蒙运动那个时代。在17世纪至18世纪之间，在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是思想文化解放的最典型例子。它与理性主义思潮等一起对现代政治法律文化的诞生、法治精神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