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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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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青年教师忧思录:无法明言的无助感 作者:艾青椒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有为”式的学术GDP主义,而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营造一个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环境,给每个青年教师松绑或者解咒。 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突然病故,这让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人都痛感惋惜。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持续发酵,《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中华读书报》和《南方都市报》等报刊都出版纪念专辑,哀悼和追思这位逝世前已经出版学术专著四部,古籍整理著作一部,编纂著作
2、三部的杰出青年学者。 张晖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让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当然,我们不能将张晖的病逝简化为职称、住房、收入等物质性指标,若如此,无疑矮化和窄化了拥有广阔精神世界的张晖的学术生涯。但是,张晖在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又确实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境地,这种焦虑敲骨吸髓般压榨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力、体力与脑力。张晖的硕士导师张宏生教授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指出:“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指张晖——引者注)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
3、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 这或许是每一个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年人都要面临的共同处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除非内心特别强大或者极度超脱(比如皈依佛门等),这群人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毫无疑问,张晖是一个内心精神世界强韧的个人。他曾在2012年底“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他的随笔集《无声无光集》亦为其中一种)的演
4、讲中感慨道:“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5、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虽说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数字仍旧让我们震惊,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精神贵族的群体,本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
6、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盛行的今日中国,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上世纪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精神劫难 正如社会学者应星在《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中指出的那样:“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
7、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
8、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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