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引礼入法

《荀子的引礼入法》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荀子的引礼入法，真正使“礼治”成为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成为完整而系统的学说。荀子是第一个提出系统的"礼治"理论的思想家。《唐律疏议》完成了引礼入法的进程，实现了礼法的高度融合，是家族伦理法成熟的标志。无论其立法精神、立法原则，还是其法律条文的内容、司法实践，都体现了强烈的家族本位的特征。礼与法，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的古代，法总是与礼相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律，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同时倡导出礼入刑,礼刑结合。由此就可见，中国的法与礼，是有着极深的渊源的。我认为，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可以表现为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不断演变关系。中国古

2、代先出现的应该是礼，从“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中就可以看出最晚在夏朝，就已经有了礼，原始的习惯转化为了具有约束力的礼法。西周创立了系统的礼制，礼制文明再经过儒家的整编，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涵。到了商朝的晚期，已经有了一些成文的立法被沿用至今，到了西周，也出现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在当时的作用和权威远远没有礼大。直到商鞅该法为律，确定了法律形式的名称，秦律才开始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局面，但是，仍然有许多的条款，反映了对等级地位高的人的优待，法律面前不能是人人平等的。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由此，经过改造的儒

3、家礼教逐渐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汉代的刑罚原则很多方面都体现了“礼”，比如：对于贵族予以优待，长幼减免刑罚，亲亲得相首匿等等。可见，从汉代开始，礼法合流，崇尚忠孝。还出现了“春秋决狱”。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进一步趋于融合，在立法上也继续标榜儒家思想，仍然有维护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礼教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而且礼教也是评价和解释法律的最高权威和最重要的依据。在唐朝制定的《唐律疏议》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准乎礼”，也就是完全依照礼教，它大量地引用了儒家经典，如“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等等，唐律的

4、基本精神就是贯彻三纲五常的准则。从《唐律疏议》中，其实也能看出许多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来。唐律既是中国古代法的代表性法典，又是中华法系的典型性法典。它还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最终产物，能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它所体现的是：礼是法的指导；法又是对礼的维护；礼与法的矛盾在于复仇的问题。王立民教授指出的一点我也觉得很对：“礼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唐律必定会用法来维护它。这种维护主要表现在用法打击各种违礼行为，使礼成为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阵地。这种打击又以行为人的地位、侵害对象和侵害结果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违礼程度不同，所受的处罚不同。违礼严重的，用刑也重；反之，

5、用刑则轻。首先，在同一犯罪行为中，行为人地位高者受罚轻，地位低者受罚重，呈一种反比关系。”事实确实是如此，从十恶罪中就可看出，有违礼的占了很多。到了明朝，朱元璋花大力气制定了一部《大明律》，并且下令他的子子孙孙必须要严格遵守这部律典，若有大臣建议修改这部律典，就要按“变乱祖制”的罪名来处罚。一方面，它说明了古代的统治者越来越注重法的制定，但同时在另一方面，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容，仍然是极其维护礼，以礼为中心的。在明朝建立的前后，朱元璋就反复强调：“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可见，朱元

6、璋是如此地推重“教化”，但这确实有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又有急切的现实性根源。早在先秦的儒家学说中，“礼治”、“教化”就是其治世理想中的重要概念，儒家学者和统治者都把“礼”视为“理”的外在体现，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确立了“礼”的权威性和必然性，使崇尚礼治的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强化。而这样，就能更进一步地维护其统治。所以，法在古代，逐渐地失去独立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礼就必须融于法中，，或者说，法要服从于礼的要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在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这是道德的法律化；而在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这是法律的道德化。它们是

7、同一种事物的两面，因此既有共同的表现，又有着不同的影响。道德的法律化，也就是礼的法律化，就是立法者借助于一些礼教来用立法的程序将其制定成法律，如西周时的“周公制礼，引礼入法”，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也趋于法律化。还有西汉时的“独尊儒术，德主刑辅”，许多法也都是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的，也体现了礼的法律化。再如唐朝时的“德礼为本，刑罚为用”，使得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了对唐律的主要评价。礼不仅指导着法律的制订，有些礼教的基本规范还直接编入了唐律，由此礼法由互补发展为了统一的合体关系。而法律的道德化，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更为重要。

8、法律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