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与洛阳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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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门石窟与洛阳历史文化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南龙门口,龙门史称伊阙,隋朝建都洛阳后,因皇宫的城门面对伊阙,因而改称为龙门,这里东西有两座大山对峙,犹如天然屏障蔚然屹立在伊河两岸,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就开凿在这里。公元493年秋天,北魏孝文帝宣布了迁都洛阳的正式命令,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中心也转移到了洛阳,之后在洛阳以南龙门伊水两岸开窟造像,由此一个大型龙门石窟群开始创建。北魏王朝是历史上宫廷皇家崇尚佛教达到极盛时期,北魏王朝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就信奉佛教,在平城一带建立寺塔,佛像,到了魏孝文帝

2、迁都洛阳后,在汉文化影响下,佛教学说经过孝文帝提倡,而逐渐发扬光大,佛教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在洛阳以及北方各地都兴起了修建寺院,开凿石窟,雕凿佛像的高潮,京都洛阳已经成为佛教的中心,平城的佛教佛僧,能工巧匠也都聚集到洛阳,开始为北魏贵族雕凿新的雕像,这便是龙门石窟的诞生。北魏龙门一些重要洞窟的营造史也说明了龙门是北魏王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多数造像的兴废变迁与当时的政治形式相适应,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它反映了北魏时期中国历史上一些政变和战乱,也说明了洛阳兴衰的历史,从宗教这个社会的生活的侧面,能使我们

3、了解那个时代一些重大的政治风云的动向。古阳洞和宾阳洞,都是奉皇帝之意旨开凿的。古阳洞是支持孝文帝迁都洛阳和汉化改革的一批王宫贵族和高级官吏开凿的。 宾阳中洞和南洞是宣武帝倾尽宫迁财力给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而营造的一个伟大艰巨的工程;宾阳北洞是刘腾为宣武帝开凿的,以上工程原为中尹、宦官刘腾等主持,宣武帝死后,他与领军元叉发动宫迁政变,执掌国权,幽禁代孝明帝执政的胡太后。后因胡太后再次返政,致使宾阳南北两洞工程半途而废。石窟寺是太尉公司空公皇甫度(胡太后之母舅)所开凿。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北魏贵族社会迷信佛

4、教的社会风气。大抵北魏龙门造像多有题记,从龙门造像题记中可以窥见,北魏时龙门多造弥勒和手作禅定印的释迦像。我们知道,北魏王朝是长期大动乱的时代,在战火频繁的苦难历史条件下,宗教利用们渴望“弥勒下生”来解救他们的不幸和痛苦的愿望来安慰他们,麻醉他们,使他们忍受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痛苦。因此在龙门广造弥勒和禅定的释迦像。这些造像大都神情沉思冥想,眼帘俯视,垂悯下界,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精神,揭示了人民痛苦的存在意识和求生意志的迫切愿望,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造像题材和形式的体现,这可以说是通过非现实的宗教题材反映了现实生活。

5、弥勒和禅定的释迦像不仅在龙门大量出现,而且在洛阳附近的渑池鸿庆寺、宜阳虎头寺、嵩县铺沟、偃师水泉、巩县等北魏晚期的石窟多有雕造。这不但说明北魏时洛阳一带主要信仰的是佛教的释迦牟尼和弥勒,而且为研究北魏时期洛阳佛教的宗派发展和社会信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北魏统治阶段的倡导扶持下,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兴起了一个开窟造像的热潮。在我国内地石窟中,以龙门石窟的开凿为最早。这时龙门石窟普遍出现了瘦削型的“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式的服装,呈现出划时代的特征和风格。至此,中国石窟艺术在造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6、石窟艺术的东方风格开始形成,出现了中原化的佛教形象。这种新的艺术风格普遍出现和形成于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原诸石窟,所以称其为中原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上的变化,显然是孝文帝改制推行先进的汉化政策,吸收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汉化的结果。因此,我们说龙门石窟艺术是北魏迁都洛阳之际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纵贯东西,融汇南北,是北方鲜卑族文化与中原和南朝以汉族文化为主的相融合,外来的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的具有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的一般的时代风格。洛阳自隋炀帝经营之后,遂成为隋唐两代全国漕运交

7、通的中枢,在经济地位上远比长安重要,因此,洛阳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都会。隋唐时期的龙门石窟,是这一时期洛阳历史文化的反映,在研究隋唐历史文化方面,为我们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隋唐时期龙门主要的窟龛,也多是李唐王室贵族、高级官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多数造像的兴废变迁与当时的政治风云息息相关,是为一定的阶级政治服务的。显庆以后,高宗多病,武则天内辅国政,权势与高宗相等,当时称为“二圣”,即皇帝、皇后并列。宾阳北洞将作监承牛懿德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阿弥陀佛……一龛”即为历史见证。天授元年九月九日,武则天正式登基

8、,成为“圣神皇帝”,改唐为周,建立大周政权,改元天授。龙门东山擂鼓台有三则造像记反映了这一政治历史事件。龙门唐代弥勒造像颇多,且多作主尊供奉,这与当时武则天长期居住洛阳以及她唆使白马寺僧怀义等伪造《大云经》,诡称其为弥勒下界,做世间的主宰者的宗教忏言有关,应是武则天改唐为周而做舆论准备的产物。迨中宗复位,改周复唐后,弥勒像的雕造不但骤然减少,而且摩崖三佛的弥勒像亦中途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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