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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澳大利亚原始居民——澳洲黑人第一节澳洲黑人的来源与分布一、澳大利亚的自然地理环境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在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是构成大洋洲最主要的部分，其国土包括澳洲大陆和许多大小岛屿，其中最大的岛屿是位于大陆东南南端的塔斯马尼亚岛。澳大利亚陆地总面积768.23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大洋洲陆地总面积的85％，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面积的25倍，居世界第六位。1788年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01年成为自治领，获得独立，现为英联邦成员国。澳大利亚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巨大陆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是大陆又是大岛屿，东、西、南为太平洋和印度洋所包围，北面隔帝汶海和阿拉弗拉海与东南亚相邻，南隔南极海与南极大陆相望，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世界上唯一独占一个大陆的国家。澳洲大陆由三部分构成：东部沿海多山地区，中部低地平原地区、西部高原地区。整个大陆东西高中部低，平均海拔为210米，比其他大陆低得多，如欧洲大陆平均海拔为330米，非洲为660米，亚洲为1010米。东部沿海地区为蜿蜒起伏的山地，著名的山脉有大分水岭、新英格兰山脉、利物浦山脉、蓝山山脉和澳大利亚山脉，向南越过巴斯山峡为塔斯马尼亚山地。山地由北向南延伸达3000余公里，其中以澳大利亚山脉为最高，其主峰科修斯科山峰高达2230米。和其他大陆相比，澳洲东部山地亦不甚高，平均海拔仅为600米。东部沿海山地西坡逐步向下缓斜，从而展开为中部平原和低地地区。中部地区地势平坦，海拔一般在200米以下，并有许多盐湖，最大的盐湖叫埃尔湖，其位于海拔以下12米，是澳洲的最低点。该地区又可分为卡奔塔利亚平原、大自流盆地和墨累河——达令河平源。西部高原地区约有5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2/3左右，大部为沙漠和半沙漠，海拔一般在200—500米间。这里有一些山脉，高度在1000—1200米间。高原地区的显著特点是干旱缺水。澳大利亚东北部沿海水域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南北长达2000余公里，东西宽数公里至150多公里不等，称大堡礁。它由许多珊瑚礁和数百个大小岛屿组成，从北面的格林岛开始向南一直延伸到赫朗岛，形成无数奇景异观。大堡礁海域航程弯曲危险，但风平浪静，为世界上最大避风港，系世界著名游览胜地，每年前来观赏胜景的游客多达数十万之众。澳政府为扩大旅游业，在这里设立了大堡礁管理处，并建立了许多海洋公园，以供游客游览。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和亚热带，仅处于热带地区就占总面积的2/5。南部地区属温带气候，故绝大部分地区气候较炎热，北部地区尤为炎热。从地表结构上看影响气候的不利因素较多，如内陆缺少巨河大川，水源少，东部山地又阻碍着来自太平洋的湿风与云雨，造成中西部地区缺雨干旱，不宜作物种植。中部和西部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50毫米。北部地 区和东北部半岛属热带草原气候，雨量充足，年平均降水量750—2000毫米，系全国降水量最多地区。东部自新英格兰山以南至塔斯马尼亚岛属温带阔叶林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500—1200毫米。大陆其余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冬温多雨，夏热干旱，年平均降水量500—1000毫米。一般说来，越向中部延伸降水量越少。澳大利亚没有内陆海；大陆沿海岛屿比其他大陆少得多，岛屿只占全国陆地面积的8％，而欧洲则占34％。海岸线较平直，适宜于巨型船只停泊的港湾相对缺少，仅在东部、西部和东部沿海有少数良港良湾，如凯恩斯、布里斯班、纽卡斯尔、悉尼、墨尔本、阿得雷德、佩思等，北部仅有达尔文港。澳大利亚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已探明煤储量为2000亿吨，主要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州。这里储量约占全国煤总储量的75％，煤田面积达5.5万平方公里。铁储量亦异常丰富，高品位铁矿石储量约有350亿吨，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地区。澳铁矿砂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铝、锌、铜等矿主要分布在布罗肯希尔（新南威尔士州）、芒特——艾萨（昆士兰州）和塔斯马尼亚等地。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主要产金国之一。西澳大利亚卡尔古利是主要产金地区。铝土储量约45亿吨，占世界储量的1/3，多分布在约克角半岛、戈夫半岛和西澳大利亚的达令山脉。氧化铝出口居世界首位。已探明铀储量为30万吨，高品位铀储量占已知世界储量的1/4，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为世界主要产铀国之一。铀矿主要分布在芒特——艾萨至克隆卡里和达尔文港以南地区。石油、天然气、磷酸盐、镍、锰、铌、钒、铍、钛、锆、金红石等矿亦有一定储量，如石油储量为2.3亿吨，天然气为5000多亿立方米。所有上述矿资源为澳大利亚工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澳大利亚河流较少，只有大陆东部有几条大河，其中最大水系为墨累河——达令河水系，流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主要灌溉东南地区。澳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在中部低地平原有许多地下潜水区。据探查，其地下潜水区总面积高达15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自流盆地区域，对发展农牧业极为有利。当地居民利用地下水灌溉农田牧地，以及供应饮水。地下水从井中往往自动喷出，形成许多喷水奇观，最大的是名为布伦奇卡普自流井，它喷出的水柱达55米，是一大奇景。据计算，如充分利用地下水资源，可使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益，几乎占全澳领土的1/3。最大一块自流井盆地是北起卡奔塔利亚湾，南至埃尔湖和布里斯班。这一广大区域的面积等于法国领土面积的3倍多。澳大利亚森林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主要分布在东南山区、西南山区、北部与东北地区。北部和东北部主要是热带森林，如棕榈树、榕树、杉树与桫椤树。这些都是枝干高大繁茂并缠绕着藤蔓的常绿树。东南地区桉树很多，其枝干挺拔高大，亦系常青树，有的高达百米以上。澳州桉树品类繁多，在百种以上。除桉树外尚有金合欢树与木麻黄树（铁树）。澳州腹地广大地区几乎没有大型森林，多为稀林草原，即灌木丛林和草丛，而丛林以刺茅与矮生刺槐为主，几乎遍地皆有，有些地方甚至茂密得难以通行。丛林以西为大沙漠，一直伸向西部海岸。澳大利亚动物以珍奇闻名于世，有袋鼠、针鼠、鸭兽、袋熊、袋鼹、蛇、蜥蜴、鳄鱼等。鸟类有黑天鹅、鹦鹉、营冢鸟、食火鸡、大鸵鸟、鸸鹋、琴 鸟等等。澳洲动物显著特点是：袋类和卵类动物居多数，没有食肉动物，如虎、狼、豹之类，亦没有带胎盘的高级哺乳动物，尽为带袋低级哺乳动物，仅袋类动物多达百种以上。二、研究澳洲黑人的来源和人种的学说简介澳大利亚人口，据统计（1984年）为1554.4万人，其中白种人占95％似上，但是最早居民是澳洲黑人（Australoids）。科学家们证实澳洲黑人是从外部移入的。这必然产生澳洲黑人的来源问题。最早提出澳洲黑人起源问题的是英国航海家罗伯特·菲茨罗伊，他在1839年首次指出，澳洲大陆上的黑人和塔斯马尼亚黑人是非洲黑人的后裔，或是乘船时偶然被暴风吹到这里来的，或是逃亡的黑奴。这样便出现了关于澳洲黑人起源的“非洲说”。该说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早为考古资料和有关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资料所推翻。虽然菲茨罗伊的“非洲说”不足取，但是，他第一次提出澳洲黑人是从大陆外部移入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有价值的。1847年，英国人类学家普查里德认为澳洲黑人的祖先原是分布于大洋洲诸岛上的“尼格利陀种族”，后来经新几内亚或帝汶岛到达澳洲大陆北岸，然后逐步扩散于大陆各地，因而又产生了“尼格利陀种族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有两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对澳洲黑人的来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他们是英国学者约翰·马修和A.E.哈威特。马修认为澳洲黑人是由两个或三个种族成份混合而成的。他说，澳洲黑人最早的种族成份是居住在新几内亚南部的巴布亚种族（即尼格利陀种族）成份和与印度的达罗维荼人血缘相近的种族。马修的理论根据：1.从语言上看，他们都称呼胞族为“卷发”和“直发”、“暗色的皮肤”和“浅色的皮肤”、“深色血液”和“浅色血液”，等等；2.他们都有同鸟类搏斗的神话；3.澳洲黑人有巴布亚种族和达罗维荼种族的风俗习惯。哈威特继承和发展了马修的观点，提出了形成澳洲黑人种族成份的先后次序的理论。哈威特指出，澳洲黑人是由尼格利陀人种和高加索暗色人种混合而成的，先是尼格利陀种族成份，后是较晚近的高加索暗色种族成份。他还说今日印度的达罗维荼人也是高加索暗色人种的后代；至今与澳洲黑人有血缘关系的还有斯里兰卡的维达人，日本的阿伊努人，中国的苗族和印度的托达人。马修和哈威特的功绩是，他们指出了形成澳洲黑人的种族成份的因素，他们理论的缺点在于没有注意到区别民族的文化因素。这个任务由德国学者格雷布纳完成了。大约与哈威特同时，德国学者格雷布纳发表了关于澳洲黑人起源的文章《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在文章中，他就澳洲黑人的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所谓“文化圈”或“文化层”理论。格雷布纳指出，在今澳洲黑人中有四种不同的文化层或文化圈，这四种文化是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地区传播到澳洲大陆来的，其为：1.塔斯马尼亚文化，亦称古尼格利陀文化；2.飞去来器文化，亦称新尼格利陀文化；3.图腾文化，亦称西巴布亚文化；4.两等级文化，亦称东巴布亚文化。他说，上述四种文化都传播到澳洲大陆，而传播到塔斯马尼亚岛的只有一种文化，即塔斯马尼亚文化。传播到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的是前两项文化。传播到西北部的是第三项 文化，第四项文化以东西走向传播到整个澳洲大陆。格雷布纳说，这四种文化就其时间顺序言，前两种最古老，第三种次之，第四种更次之；就其主次而言，第四种文化遍布澳洲全大陆，不过每个地区有一种文化为主，其余为次，因而形成了四种文化重叠和混合的历史现象。格雷布纳的学生、天主教神甫施米特继承了其师的理论，同时从宗教和历史语言学角度对澳洲黑人起源问题进行了论述，以补充格雷布纳的学说。此后学者们一直不停地探讨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各类科学突飞猛进地发展，尤其考古发掘工作大规模地进行，所有这些都对弄清澳洲黑人起源问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学者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资料，又取得了以下新的成就：考古学上的新成就。早在1884年在昆士兰南部的塔尔盖，在峡谷的斜坡上2—3米深处，发掘出14—16岁男孩的头骨碎片，1918年复原后称“塔尔盖人”。头骨结构具有原始人的一些特点：穹窿低下，穹窿骨和臼齿骨都很厚，腭面很大，颌部突出。塔尔盖人虽然比较原始，但已具有今澳洲黑人的一些特征：鼻宽而不高，脸型适中，不长不宽。20世纪20年代，从墨累河开渠时，在科乎纳地方又发掘出一个头骨，在类型上与塔尔盖头骨相近，石化度也很大，据此可以断出相对年代来。科乎纳人头骨的特征是：骨体粗重，颌部突出，眉工粗大，头骨很长，穹窿却很低，臼齿很大。这说明科乎纳人已比塔尔盖人的时代更近了一步，但仍具有原始人的某些特征。科乎纳人和今澳洲黑人相比，共同特征就更多了，如头骨度较小，脸形不长，宽鼻，突颌，等等。第三次重大考古发现是1943年在墨尔本近郊凯洛尔地方发掘出的头骨，称凯洛尔人。其特征是：脑腔容量很大（1593立方厘米），穹窿高度很大，臼齿较长，腭突出部分较小，几乎和今澳洲黑人一样。这样，我们看出今澳洲黑人的发展过程：塔尔盖人→科乎纳人→凯洛尔人→今澳洲黑人。在澳洲黑人祖先的种属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澳史家罗·华德根据人类学资料指出：“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其皮肤虽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例如，他们的头发一般长得浓密，但是既不像蒙古人的头发那样细长垂直，也不像尼格罗人那样卷曲，而像欧洲人的波状①发型；婴儿的头发为金黄色。”阿比教授根据考古资料认为，“原始高加索人种”是澳洲黑人的早期祖先。他指出，“原始高加索人种”在两万年以前居住在中亚一带，后来向外扩散，向西扩散便成为“雅利安人”，向南扩散便成为印度人、锡兰人和维达人（亦译“吠陀人”），向东北扩散便成为日本的阿伊努人。考古学证实了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和印尼有澳洲黑人的同种族居民。印尼史家萨努西·巴尼根据爪哇发掘出的远古居民头骨化石以及马来半岛和印度支那发掘出的类似的头骨化石，和澳大利亚考古资料对比研究，因而得出了印度支那、马来亚和印尼的远古居民“是和澳大利亚原始种族的祖先同种的”的结论。他又根据考古资料证明今苏门答腊的古甫族和马来半岛的塞芒族是印尼和马来亚远古居民的后裔，从而说明今天在印尼和马来亚还有澳洲黑人的同种族的居民，换言之，澳洲黑人、古甫族和塞芒族在血缘上①RusselWard，TheHistoryofAustralia，P.1，1978，London. 是亲族。这个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弄清了澳洲黑人的来源的地区和路线问题。就其来源地区而言，显然是来自印尼某岛和新几内亚；就其来源的路线无疑是：中亚→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尼和新几内亚→澳洲大陆。在来大陆的时间和方式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澳洲黑人的祖先何时来到澳大利亚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在三万年至3.5万年前来的。澳大利亚著名史家曼宁·克拉克说：“澳大利亚和美洲一样，很可能到最后一次冰河时期才有与以前种属不同的真人首先移殖①到来。碳含量测验证实三万年前在澳洲大陆已经有这种人类居住。”美国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这些土著可能是三万年前就已经乘船漂流到澳大利亚来的三种不同种族集团的后裔，那时把大陆和印度尼西亚分隔开来的②是一条狭窄的海峡。”华德也写道：“人类在澳大利亚至少已生活了3.5③万年。”另一种观点认为，澳洲黑人的祖先在距今八千年从印尼某岛乘船漂流而来，先在澳大利亚北岸登陆，然后逐步向南，尤其向东南沿海移动，经过几百年以至上千年的时间才扩散于整个大陆。这两个时间差距很大，究竟那一种观点正确呢？首先，从澳大利亚考古发掘出的三种头盖骨年代来推测三种头骨虽具有原始性，但都表明已是真人，而非原始猿人了。其次，澳洲大陆黑人的祖先到大陆的方式是乘船漂流而来，可以推测出决非在三万年前。三万年前的人类绝对不可能有乘船漂流过海的本领。至于说有人提出在最后一次冰河期在澳洲大陆某地和新几内亚间出现过陆桥，黑人的祖先可以通过陆桥而来，此说也难令人信服。如果确有过陆桥，那末不仅人可以过桥，亚洲大陆上的其他动物亦可以过，为什么在澳洲大陆没有欧亚大陆上的胎生哺乳动物，而只有单孔动物和有袋动物呢？为什么澳洲大陆上没有亚洲大陆上凶猛的食肉动物呢？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陆桥说”是一种臆测。再次，根据近年来有关远古澳洲黑人的考古资料来推测。考古资料证实澳洲黑人的祖先，约在公元前5500年前就已有带柄工具；公元前4850年已有线状雕刻；公元前2820年已使用矛尖工具；公元前1800年已使用薄刃工具；公元前1470年已有专门骨器加工作业。这些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澳洲黑人大约在距今七八千年间才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乘船漂洋过海不可能在中石器时代，当然也更不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最多只能在新石器时代，因此可以断言，澳洲黑人的祖先大约在八千年前来澳洲大陆的。三、澳洲大陆黑人的来源与分布那末，澳洲大陆黑人的祖先是怎样乘船漂流到澳洲大陆上来的呢？对此问题，学者们进行了长时期探讨，提出了各种观点，“漂流说”和“陆桥说”便是其中的著名的两个观点。但是我们认为具有极大说服力的是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观点。他指出，在第四纪晚期，虽然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和澳大利亚、①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中文版，第96页。②L.S.Stavrianos，TheWorldto1500∶AGlobalHistory，BookⅡ，P.80—81，1970，Sydney.③同第8书页①。 新几内亚之间不可能有连续不断的完整陆桥，但是，个别的岛群之间有可能存在着狭条陆地（如婆罗洲和菲律之间的巴拉望岛）或岛屿环带（如马鲁古群岛），而这些狭条陆地和环带就有可能联结成一条通路，但是这条通路间往往有浅水或狭窄的水域相隔。这样，黑人的祖先可乘船逐段地越过，而动物，那怕是胎生哺乳动物亦难于越过。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了印度尼西亚从西起越往东，动物愈少，究其原因，动物为隔断陆路的水域所阻挡。由印尼可联想澳大利亚根本不存在胎生哺乳动物的原因，同时由此来判断澳洲黑人的祖先走什么样的路来到澳大利亚的。结论是，澳洲黑人的祖先既走水路又走陆路，在起码距今八千年前由印尼某岛和新几内亚来到澳大利亚，主要的路线是东线，即从新几内亚越过托雷斯海峡而来的，而西线是以帝汶岛作为出发地。澳洲黑人的祖先首先到达澳洲大陆北部沿海地区与西北地区，经千百年的繁衍生息，人口逐渐增多，加之从东南亚来的移民又不断涌入，部落间争夺渔猎和采集领地日益繁频与激烈，因而许多黑人部落纷纷南下寻找新领地，这样在远古时代的澳洲大陆上开始了历时近万年之久的人口大流动，整个澳洲大陆逐步被黑人移民所占领。北部炎热而无南部凉爽也是黑人南移的重要因素。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澳洲黑人向南扩散的三条主要路线：一条从西北沿海地区沿西海岸南下的路线，亦称西部路线，直达西南地区。第二条路线由北部地区南下，深入大陆腹地，直达南部地区，此即中部路线。第三条路线从东北沿海地区出发，沿东海岸南下，到达东南地区，此亦称东部路线。每条干线又分成若干支线。在这三条大干线中，以中部干线最为重要，因为这条干线要经过几条大河，尤其是墨累河与达令河，气候和物产条件好，因此在这一地区黑人较多。澳洲大陆黑人经过以万年计的繁衍，到1788年，其人口总数达30万人，500余部落，分布在大陆的各个地区。按区域划分，可分成七个部落部区域集团。第一个部落区域集团，居住在墨累河流域的各部落。第二个部落区域集团，居住在达令河流域，包括今整个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南部地区。第三个部落区域集团在今昆士兰中部和北部。埃尔湖周围广大地区，居住的是第四个黑人部落区域集团，但由于这里土地贫瘠，物产贫乏，故人口不像上述三地区那样多。第五个部落区域集团居住在西部沙漠地区和西南沿海地区，这里土地亦很贫瘠，土著人数亦较好。定居在西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的是第六个区域部落集团；第七个部落区域集团定居在澳洲大陆北部地区，包括今金伯利高原、阿纳姆地和约克角半岛，这是澳洲黑人祖先最早到达的地区。四、塔斯马尼亚黑人的来源人类学家认为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黑人和澳洲大陆的黑人不是同一人种。塔斯马尼亚黑人长着毛茸茸而又卷曲的头发和稍肿的嘴唇，很像美拉尼西亚人，尤其更像新喀里多尼亚人。我们知道美拉尼西亚人和新喀里多尼亚人属大洋洲尼格罗种人。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无论是非洲的尼格罗种人，或是大洋洲的尼格罗种人都是在潮湿的热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就大洋洲的尼格罗种人而言，他们是在东南亚和美拉尼西亚热带森林条件下形成的。学者们据此认定，塔斯马尼亚人属大洋洲尼格罗人种，其祖先原住在东南亚和美 拉尼西亚热带森林中。这个结论几乎是公认的。但是，塔斯马尼亚黑人的祖先是经过什么样的路线到达塔斯马尼亚岛的，是有分歧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约在比大陆黑人较早的某个时期由美拉尼西亚乘独木筏漂流来的，或认为从新喀里多尼亚岛来到这里的。途中，他们绕过了澳洲大陆。大部分学者持这种看法。另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先到达澳洲大陆，然后逐步南下，从大陆的东南端越过巴斯海峡到达岛上来。从各方面的资料判断，塔斯马尼亚黑人的祖先从美拉尼西亚或新喀里多尼亚到达塔斯马尼亚的结论是可信的。在塔斯马尼亚人中保留了不少的同美拉尼西亚相同的文化，例如，睡觉的枕头用小长凳，使用独木筏，钻木取火的方法，等等。同时直到今天在澳洲大陆上考古学家们没有发现任何塔斯马尼亚人的痕迹，更没有发现他们的同种人，所有这些说明塔斯马尼亚人到来的路线，不可能是先到大陆然后再南下的。 第二节澳洲大陆黑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一、狩猎业、捕渔业与采集业澳洲大陆黑人直到1788年英国殖民者侵入时，仍过着原始社会生活方式，以其生产工具而言，仍处于石器时代。因此，研究他们的早期历史，会对人类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直接的证据。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不少有关澳洲黑人的资料。澳洲黑人的社会经济，像其他人类在原始社会所经历的经济形态一样，也主要是狩猎业和采集业这两大部类。大量资料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农业和畜牧业。在滨海地区和少数湖塘沿岸有捕鱼业。捕鱼业也是澳洲黑人的重要经济部门。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处于原始社会的重要标志。殖民主义者未到来前，澳大利亚黑人人口只有30万人，平均每257平方公里才有一人。这里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非常丰富，周围是茫茫大海，又不易为北方的欧亚大陆上的人类侵袭。这对30万澳洲黑人来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地，是一个天然的狩猎和采集的乐园。以渔猎而言，这里能捕捉的动物很多，如袋鼠、鸸鹋、■（袋貂）、袋熊、龟、蜥蜴、蛇和各种鸟类和鱼类。这其中，对澳洲黑人来说，最有决定意义的是袋鼠。据专家估计，澳洲大陆上的袋鼠经常保持在1亿只左右。由于大陆上没有凶猛的食肉动物，因此，这1亿袋鼠几乎全部是30万黑人的猎取对象，平均每只以5公斤计，约有5亿公斤袋鼠肉（合50万吨），每个黑人仅袋鼠一项可拥有1.6吨，可见袋鼠对他们的重要地位了。而且袋鼠繁殖率极高。袋鼠（Kangaroo）胆小，善跳跑，速度快，灰色，在荒原和草地易隐蔽，不易捕捉。故黑人在长期捕捉袋鼠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出高超的捕鼠技能。他们主要采取如下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伪装法。他们利用自己的黑皮肤和灰暗色草原环境，或用粘土抹身，把自己伪装起来，使之难于发现，然后悄悄接近正在吃草的袋鼠，一旦接近成功，就迅速把锐利的长矛向其掷去，百发百中，从不落空。这是捕捉袋鼠的主要方法。第二是两人围击法。一人设法吸引袋鼠的注意力，另一人悄悄接近，投掷长矛捕而捉之。第三是追捕法。他们有时全力追赶袋鼠，反复追赶，甚至追赶数日，直到袋鼠无力再跑，再投掷长矛捕杀。第四种方法是利用猎狗（dingo）捕捉。第五种方法是先设陷阱，然后集体围追，使之落入陷阱而捕杀。用网和圈套捕捉幼袋鼠是第六种方法。正是采用了这些方法才保证了黑人获得生活资料。从这些方法上可以看出澳洲黑人已远远超出了原始人的活动能力。除袋鼠外，鸸鹋也是他们的重要的生活资料，因而是捕捉的主要对象之一。鸸鹋体大善跑，有“澳洲鸵鸟”之称，跑起来象骏马那样迅捷，但不能飞。此鸟疑心大，对一切事物好弄个究竟，它的这个弱点却成了澳洲黑人能捕捉到它的有利条件。为捉到它，黑人常常躲在树丛中隐蔽并拿出一样惹眼的东西向它摇晃，笨拙而又好弄个究竟的鸸鹋，往往走过来看看，它哪里知道，瞬间长矛突然飞来，便被击中而倒下。此外，黑人有时或利用陷阱和罗网，或利用猎狗来捕捉它。在澳大利亚北部，鸸鹋较多，那里又盛产有强烈 麻醉作用的猪笼草。他们就把猪笼草置入鸸鹋常来饮水的池塘中，麻醉后而捕杀之。捕捉袋貂（■）的本领是澳洲黑人独一无二的高明技艺。袋貂是在高大的树上栖息和生活的小动物。要捕捉到它必须具有迅速爬树的本领。澳洲黑人爬树技艺之高明，真是令人惊异，与其说他们是爬树，不如说是他们在粗大的树干上迅走。在树上找到袋貂的洞穴后，他们就用石制工具，通常是石斧，把它们剜出来，或者用浓烟把它们熏出来，再捕捉。澳洲黑人的爬树本领不仅用于捉袋貂，且也用于捕捉鸟类。捕捉飞鸟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的狩猎活动。捕捉飞鸟的主要工具是飞去来器。这种工具是澳洲黑人特有的，它和袋鼠一样是澳大利亚的重要标志。除飞去来器外，捕捉鸟类还用罗网、套索和圈套，用这些工具时，常施以诱饵。在捕捉飞禽方面最能表现出澳洲黑人的智慧和胆量是捕捉巨大的猛禽。他们手中拿着一块鱼肉或一条鱼，仰面躺在日光直射的光光的岩石上，以诱猛禽飞下捕食。当猛禽，主要是巨鹰，飞奔而下时，黑人勇敢地抓住它的双腿，迅速翻身捉住它。捕雁方法是，先在树上埋伏，等待天黑雁来树上过夜时捉住它们。除捕飞禽外还捕捉水禽。捕渔业在澳洲黑人物质生活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捕鱼的方法很多，主要有：集体把鱼驱赶到浅滩，然后捕捉；用鱼栅栏拦河；用提篮捞鱼；用鱼叉叉鱼；用鱼网打鱼；用鱼竿钓鱼，等等。在一些地区，主要是在北部沿海水域用小船打鱼，这是捕鱼的最先进方法了。在渔业中，澳洲黑人最喜欢捕捉的对象莫过于捉海龟。它体大肉多，味鲜美，且又笨拙易捉。最危险的莫过于捕猎鳄鱼了，它力大凶猛，且又能伤人。捉海龟，先在海水中骑龟上岸，然后翻倒杀之。捉鳄鱼，集体把鳄鱼赶到浅水处，迅速投以长矛刺杀之。最有趣的是集体乘船追捕儒艮。总之，狩猎业和捕渔业是澳洲黑人的最重要经济部门。澳洲黑人根本没有农业。英国航海家库克在1770年在东部沿海地区登陆考察时，就已发现这里没有任何被耕耘过的土地。虽然如此，他们的植物食物像动物食物一样极其丰富，采集业也像狩猎业一样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英国人类学家G.霍恩和G.艾斯顿指出：“虽然这些地区看来相当贫瘠，然而①对那些知道应在什么地方寻觅食物的人来说，食物是丰足的。”英国另一个人类学家E.W.罗思在其《食物、食物的寻找、获取和调制》一文中指出仅昆士兰一地土人食用植物竟有239种之多。作为食品在澳大利亚可采集的品种很多。澳洲黍子（称帕尼卡姆，Panicum）和川蓖薢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尤其在昆士兰和库彼斯克里克河流域，是居民的重要口粮。在澳大利亚中部，居民的主要口粮是耶尔卡等作物的块茎或根果。纳尔杜、蒙耶鲁和瓦德鲁等三种植物是埃尔湖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昆士兰东北地区，居民的主要口粮是百合根。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主要是昆士兰，有一种叫布尼亚的树，它结出的果实是干果——布尼亚果，该果硕大无比，长约15—20公分，重约1公斤，最大者长约40公分。布尼亚果含淀粉量百分率很高，是澳洲黑人食品中姣姣者。收获季节时，周围100多英里的居民都来采集，居民为庆丰收往往举行盛大庆典。①转引自C.A.托卡列夫、C.π.托尔斯托夫主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上册第141页。 在采集的植物食物中还有许多，如各种果实、草莓、硬壳果、颗粒、草籽、细根、嫩枝嫩叶、块根、块茎、幼芽以及各种昆虫，如蜜蜂、蜜蚁⋯⋯，从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植物食物系统，正是这个植物食物系统奠定了澳大利亚黑人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一。像其他国家的原始社会里的情形一样，在澳大利亚从事采集业的主力军是妇女。澳大利亚的采集业已达到应有的高度，已发展到农业前夕的历史阶段，如收割、挖掘、打谷、簸谷、浸揉⋯⋯。作为农业而言，这里所缺少只是耕耘土地、播种以及培育和栽种作物了。应指出的是，有些地区的妇女把挖出的蓖薐的块根留一些再插入地中，这显然是农业的萌芽的重要标志。二、制造工具和武器无论进行狩猎、捕鱼或是采集，都需要工具。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并日益向前发展，重要因素之一是会制造工具，并且制造工具水平不断提高。澳洲黑人制造工具的水平是和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他们没有金属，也根本不知道有金属的存在，只有澳大利亚北部阿纳姆地区有铁块，那是从印尼交往中传来的。因此，他们制造工具的原料是石头、木、骨、兽皮、兽毛、人发、植物纤维，但制造工具的主要材料是石头，故考古学家和史家认定他们处于石器时代。澳洲黑人所制造的工具的品类是很多的，计有下列几类：石制工具有尖器和刮削器，如石矛头、石斧、石刀、石尖锤、石刮刀，多是打制而成，磨制石器也不少，大部分有柄。研磨过的石器多在发达的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发现的，那里几乎达到普及的程度；在维多利亚及澳洲大陆的中部和北部，只是部分是研磨过的；在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几乎看不到研磨过的石器。骨制工具就制作技术而言，较石器精制得多，但仍属于粗糙；就其数量言较石器少得多。主要有磨尖了的骨锥和骨刺针，此外还有用于外科手术的骨制柳叶刀和用于“诅咒”的“巫术小骨”。木制工具主要有用硬木做的掘土棒，尖状，长约2公尺许，多为妇女采集用，同时也是武器。此外有用来置放食物的木盆、木摇篮、用软木挖成的木槽、各种石制工具的木柄以及木制的飞去来器、“使节杖”、玩具和祭祀用具等。从这些品名来看，制作技术远在石器和骨器之上。用这种材料制作的工具的数量，比骨、木制作的工具就更少了，主要在沿海地区，有刮具、勺、匙，等等。在北部的梅尔维尔岛上，因没有适当石头材料，因此以贝壳制作斧、刀。澳洲黑人没有纺织业，但已接近纺织业的边缘了，因为出现了灵巧编织技艺。黑人妇女用各种植物纤维，主要是树皮纤维和动物的细毛，先搓捻成绳子和线，然后用绳和线编织成各种用具，如袋子、提囊、项圈、带子、穗子，等等。还用头发和兽筋杂以线绳编织猎网、鱼网、罗网等。其技艺之灵巧远超出石器时代之水平。武器对澳洲黑人来说，实际上是狩猎和捕鱼的工具。武器和工具这两种功能体现在同一物上。澳洲黑人的武器主要有两种：长矛和飞去来器。长矛是石、木制武器，飞去来器是木制武器。武器除这两种外还有石刀、骨制匕首、木剑、盾牌等。 武器中，飞去来器最能代表澳大利亚特征的。飞去来器既是武器又是狩猎的重要工具，作为武器，其地位仅次于长矛。它是一种投掷的武器和工具，投出后在空中划出一道独特的曲线，并且能回到投掷者手中，故名飞去来器，其杀伤力大。飞去来器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应用，但在澳大利亚极北部地区的土人却不会使用飞去来器，如阿纳姆、约克角半岛和金伯利北部。此外在澳大利亚湾沿岸一些地方没有飞去来器。最近经考古证明在埃及、墨西哥和欧洲的新石器时代也有过飞去来器。澳大利亚中部和北部的一些部落使用一种叫棒槌的武器，是用圆截面木头制作的，杀伤力很强。约克角半岛已有了弓箭，据史家考证是从巴布亚人那里学来的，除约克角半岛外，其他地区尚无弓箭。澳洲黑人在战斗中的防御武器只有木制的盾牌，盾牌为椭圆形，上面一般刻有美丽的花纹。三、产品交换中心与商路的出现澳洲黑人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因此经常处于迁徙中，但他们却没有任何陆上交通工具，究其原因是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几乎没有剩余产品所致。由此可知，交通事业的发展是和生产水平密切相关。但他们却有较发达的水上交通工具。水上交通工具是船筏，有下列几种：独木筏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它是用一段木头漂浮于水，一些土人爬上这段木头用脚和手来划动。木筏是独木筏的发展。它是由几根木头联结在一起而成，用桨来划动。这种木筏在整个西北沿海地区、卡奔塔利亚湾沿岸以及亚历山大湖广泛使用，是这里的唯一的水上交通工具。此外还有用两层树干做成的木筏。树皮筏，顾名思义是用树皮做成的筏子，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用一大块树皮做成的；第二种是用几块树皮缝联而成的；第三种是用几层树皮制成。树皮筏一般长5米，宽的一端有1.25米，能载10人。树皮筏多见于澳洲大陆东部沿岸水域和卡奔塔利亚湾沿岸水域。树皮船是木筏和树皮筏的进一步发展。它是用从巨树上剥下的一大块椭圆形树皮，先用火烤成需要的形状再扎缝起，为防渗水再抹以粘土而成。在船的两舷间嵌一横木。这种船长达4—4.5米，甚至有的长度超过6米，可载8—10人。有的树皮船是用几块树皮制成。土人用这种船捕鱼捞虾，在船上生火烤鱼吃。独木舟是一巨大的树干挖空树心而成。据考证制作独木舟的技术系从美拉尼西亚人那里引进的。独木舟上常装以平衡杆，史家说平衡杆是从巴布亚人那里学来的。独木舟广泛用于东北沿海水域和新南威尔士沿海一带。带桅杆和帆的小船仅在北部的格鲁特岛上发现有。这是澳洲黑人最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是上述船舟的集大成，是澳洲黑人不断前进的标志。制造这种船的技术也是引进的，一般史家认定是从巴布亚或马来亚引入的。筏和船对澳洲黑人来说还是一种捕鱼的重要工具。在澳洲黑人的社会经济中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制造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品和饰品的专业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这些产品的交换。这种新趋势必然要导致手工业的发生。在澳洲黑人那里里然还没有严格意义的手工业，但已有了手工业萌芽的现象。民族学家F.D.麦卡钖就这些问题在土人中专门做了长期的考查，搜集到大量资料。我们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下列手 工业萌芽的历史事实：在许多部落间，在制造某些工具、武器、生活用品和饰品方面出现了劳动分工。麦卡钖指出，在澳大利亚中央地区，一个叫瓦拉孟加的部落专门制造软木盾牌和软木小槽，并且垄断了这一地区的该类产品的供应。又如瓦拉孟加部落和北方的一些部落专门生产手柄上有切口的投矛器；维姆巴约部落则专门制造带缨的投矛器。澳大利亚西南地区的一些部落专门生产叶状投矛器。宾冈吉纳等部落专门制造硅石片刀。阿拉巴纳部落和南方阿兰达部落专门编织提包；卡蒂什等部落专门制造军用的狼牙棒；乌纳木拉部落专门织网。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手工业的萌芽、劳动分工和生产某些产品的专业化趋势。应指出的是，这种萌芽是先天不足的，因为手工业萌芽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澳洲黑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尚无社会第一次大分工，即农业尚未从狩猎业和采集业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只是处于“农业前夕”，换言之，还没有农业。从理论上讲，手工业萌芽是属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范畴，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部门。在没有第一次大分工的背景下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萌芽，显然这种萌芽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先天不足的。不管怎样，手工业萌芽已成事实，这必然会导致交换的发生。麦卡钖也认真地考查了澳洲黑人社会里的交换问题，他提供了下列重要材料：第一，出现了交换的传统中心。麦卡钖指出，在埃尔湖地区是以科佩拉马纳为交换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科佩拉马纳位于埃尔湖以东的巴尔库河上。相传从遥远的古代起，附近的各部落就以此地为交换中心，各部落从四面八方运来各种产品在这里进行交换。科佩拉马纳的本义是“手掌”，其意为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处。除该交换中心外，在不同的地区都有自己的交换中心，南澳大利亚的交换中心是安塔基林加部落地区的乌尔德亚。埃尔湖以西广大地区的交换中心阿拉巴纳部落地区的乌德纳达塔。在昆士兰西部有几个交换中心：奈什湖地区、奥斯特拉尔——道恩斯、卡穆维尔等。第二，出现了交换的商路。交换中心和商道是紧密相联的。商道有两种类型：一是水道；一是旱道。水道有墨累水系商道，即商队沿着墨累河上下而行，通过墨累河再入它的支流，如帕鲁河、沃里戈河、马卡里河。此外还有一些河流成为商道，如亨特河、迪亚曼提纳河、乔治纳河和库彼尔斯克里克河，等等。所有这些河流就沟通了南北各地的商路。麦卡钖除调查了水路外，还查明了商道的几条大干线，即旱路干线：1.东部沿海线，从约克角半岛最北端至维多利亚；2.东南干线，从昆士兰中部至维多利亚；3.中央子午干线，从阿纳姆地至南澳大利亚的湖网地区；4.金伯利—埃尔半岛干线（南澳大利亚）；5.金伯利—西南地区干线（到西澳大利亚的尤克拉附近）；6.西北沿海干线，从金伯沿海岸线而下至西南地区。第三，交换物全是工具、武器、生活用具、饰品以及原料，没有任何食品。 麦卡钖指出，在交换物中有石斧、石刀、飞去来器、盾牌、长矛、投矛器、羽毛、兽皮、编织物、饰物、红赭石、软木、麻醉剂⋯⋯，根本没有粮食、肉类、块茎、块根、干果以及其他任何食品。这反映了澳洲黑人的生产水平十分低下，没有任何剩余食品，没有农业和畜牧业，仍只从事渔猎业和采集业。第四，物物交换，没有等价物，没有价值尺度，当然没有商业性的利润。第五，交换的方式不是市场性的，而是利用重大的庆祝仪式和活动机会而进行交换，如成丁礼、庆典、宗教仪式等。这些特点充分说明了，澳洲黑人虽然有了交换，但不是商品交换，不具有商业性质或贸易性质。但是这种交换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商品交换。这一定的条件是澳洲黑人必须完成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尤其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说，他们必须从渔猎采集业社会转向农业社会。从人类历史上看，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转变。遗憾的是，到1788年在澳洲黑人社会中，尚无此种变化。澳洲黑人之所以落后好几个历史时代，这是基本的原因之一。四、澳洲黑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澳洲黑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总的说来是原始社会的生活条件。澳洲黑人的社会经济是狩猎业和采集业，他们必然过着漂泊和半漂泊生活，不可能完全定居下来。但是随着采集业和狩猎业的发展，农业萌芽的出现和剩余产品的增多，因而出现了定居的历史趋向。这表现在他们有了住所和房屋，尽管房屋和住所是临时性的、简单的、粗糙的。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天然掩蔽所：在墨累河流域和北部滨海地区有许多年久的大树，树干因腐朽而形成树穴，土人们往往利用来过夜。他们有时把灌木丛绑扎起来作为掩蔽所，以避大风，也常常临时用木棍、树皮、树叶搭成防风篱，或过夜的天棚。这是澳洲黑人最原始的房屋，是后来一切房屋的起点。原始茅屋：这是用木棍、树枝、树皮和树叶搭制成的圆形或半球形的一种茅屋。这种茅屋在埃尔湖一带最多，其他地区也有，搭盖方式大同小异。有些茅屋为防风还抹以泥巴，这算是最好的住所了。石头小屋：在澳大利亚东部、东南部和西部，土人多用石块建造房屋，隙缝用泥土堵抹。这是由临时性住所向正式房屋过渡的关键性环节。房屋：在石头小屋的基础上逐步出现了正式的房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用四根短柱作基架，用木棍作横梁以联结基架，上铺以多条树皮，顶为拱形。另一种是用树皮和木棍建造的“两层楼”茅屋。“两层楼”茅屋多在北部热带地区，尤其是约克角半岛最多。史家据此断定，这种房屋的建造术是从巴布亚或印尼传入的。澳洲黑人房屋的显著特点是：第一，临时性和流动性强；第二，逐步向定居发展。这两个特点是受澳大利亚黑人社会的经济条件制约的。村落：定居性房屋的出现必然产生村落，从经济角度上讲，村落乃是采集业向农业过渡的产物。所以村落的出现反映了澳洲黑人社会的发展状况。村落不仅在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有，而且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也有。库克在他的《航海日记》中曾提到在新南威尔士的村落。人类学家斯乔特也提到他曾在新南威尔士看到过一个由70所房屋构成的村落，每所房子里可住 12—15人。维多利亚也有这样的村落。有些村落是固定性的，但大部村落固定性不那么强。村民们为了狩猎或采集，临时远出一段时间，有些东西不能带走便留下来，待完成任务后再返回。澳洲黑人发明火和熟食是久远的事了，他们到1788年在用火和熟食方面已有较高的水平。这可从他们取火和制作熟食的方法看出来。澳洲黑人取火方法可分两种：钻木取火和锯木取火。这两种方法都是用两块木头摩擦生火。据人类学家调查，从澳大利亚中部直到埃尔湖北岸的各部落、墨累河下游、拉克伦河流域以及澳大利亚东北地区的各部落，都以锯木取火为主。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和南部地区，在西北地区和阿纳姆半岛的各个部落都采取钻木取火，只有昆士兰的各部落，两种方法兼而用之。无论是锯木取火或钻木取火都十分不易，所以土人尽可能地保存火种，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火和熟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澳洲黑人除某些植物食物外，几乎全是熟食，尤其是肉类。他们的熟食可分两大类：肉食品和植物食品。澳洲黑人肉食品主要是烤成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水煮。把捕捉来的兽、鱼、禽放在烧得炽热的石头上或煤上，或放入炽热的灰烬中去烤。如果是兽类则先取出五脏分别烤，如是大动物，则取出五脏后再切成若干块分别烤食。飞禽类先拔除羽毛再烤食，至于鱼类更得烤后去腥食之。恩格斯指出，火和食鱼是紧密相联的。制作植物熟食较制作肉类熟食复杂得多了。谷粒食物的制作程序是：先碾碎谷粒成粉，或用水将谷粒泡软，再揉成面团，把面团做成饼状置炽热物上烤制。如是块茎块根也碾成粉状，做出面团，烤成饼。有一些植物食物是生吃的，如硬壳果、草莓以及某些块茎块根。澳洲黑人在用火熟食方面已达较高水平，但距当时欧亚大陆上的近代人的生活方式的高度，相差甚远，仍然是极端落后的。澳大利亚黑人在1788年前根本不知道衣服，几乎都赤身露体，究其原因有二：①气候北部炎热南部温和；②社会发展水平极低，无纺织业。库克在东澳大利亚为和当地土著搞好关系，曾把衣物和布匹送给他们，但不久库克一行发现，土人把这些礼物当作无用之物到处乱丢，在海滩，在丛林中都发现过他们丢弃库克一行送给的东西。只有在大陆东南部分的黑人才穿一点衣服。他们的衣服多是用袋貂（■）的毛皮做的。这衣服是长方形，类似斗篷，无论男女都可以穿，一般在寒冷的冬季才穿。除此之外，其余地区，绝大部分土人都是裸体，几乎一丝不挂。一部分土人或系着腰衣，或系一根吊着围裙的细腰带。应当指出的是，1788年后，受欧洲人的影响，穿衣服的黑人与日俱增。澳洲黑人虽然对穿衣服不感兴趣，但对装饰品却十分热衷。装饰品有小贝壳做的项圈，有用植物纤维、羽毛、贝壳、兽齿、花等材料做的头巾。对土人来说，头巾用处极大，既可扎头发，又可作装饰品。此外装饰品中还有手镯、脚镯，这些也都是用羽毛和植物纤维做成的。穿鼻的小棍也是饰品。澳洲黑人喜纹身，纹身多为局部纹身，如仅在胸部，或背部、肩部和手部。男子纹身最普遍，但女子也有。在发式方面，男子蓄长发，女子剪短发。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地说澳洲黑人虽经上万年的发展，到1788年， 从其社会经济上看，仍处于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至于说处于石器时代的哪一个历史时期，史家们是有分歧的，有的史家认为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有的认为处于中石器时代，不少的史家认为处于新石器时代。看来，澳洲黑人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理由是充足的。 第三节澳洲大陆原始社会制度一、所有制形式与产品分配方式1788年前，澳洲黑人的原始社会制度概括起来说有这样一些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分化；氏族、胞族和部落是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联结社会组织的纽带是血缘关系，因此婚姻制度是族外婚，个别地方出现了对偶婚和家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澳洲黑人的生产资料最主要是土地。土地是属于部落、胞族和氏族所公有的，这里不仅土地是公有的，而且土地上所有的巨大的树木、细小的植物、池塘和沿海里面的鱼虾、空中飞舞的鸟类，总之，土地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的。在澳洲黑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私有一寸土地、一只飞鸟、一个池塘、一棵树木、一只野兽⋯⋯。公有制是澳大利亚黑人社会的基础。在澳洲黑人社会里，如同其他国家的原始社会一样，个人使用的武器，劳动工具、装饰品和用具是私有的，但这些东西在所有制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土地。其次，私人不是利用这些东西剥削他人的剩余劳动，相反，却用来为集体生活进行劳动。再次，使用的人一旦死后，这些东西或作为陪葬品埋入坟墓，或传给他的最亲近的人，实际上不这样处理，全氏族是无法处理死者的遗物的。总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澳洲黑人社会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分配方式是生产关系的第二要素，是受所有制所制约的。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澳洲黑人的所有制是公有制，其分配方式也必然是产品公共享有的方式，即平均分配。任何一个狩猎者或采集者，他的狩猎物或采集物，从不自己单独享用，是按着无形的传统和习惯的命令把自己的猎获物和采集物全部交给他所在的集体，然后按平均原则进行分配。英国人类学家哈威特在澳大利亚东部、南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搜集了各个黑人部落有关分配方式的大量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清楚地看出澳洲黑人分配方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特点：第一，平均分配产品，个人不能挑拣产品，也无人挑拣。哈威特指出，澳洲黑人的产品是平均分配的，人人有份，但不能挑挑拣拣，也无人挑拣。例如，在澳大利亚的耶克拉米宁部落中间，所有的食物在全部参加者中间平均分配。由打猎的人或采集的人亲自分配，每人一份，分配人亲自把食品分送到每一个人的手中，无一人擅自去拿一份，或对分配给那一份不满。他还举了东部沿海切帕拉部落分配食品的例子，他说在那里产品是按人头平均分配的，分配给在场的全体氏族成员。分配者是年长的人。在另外一些部落里，运气好的打猎者还把自己的猎获物平均分给运气坏的狩猎者。在格林盖部落，食品也是在全体成员间平均分配。平均分配是澳洲分配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二，先人后己的分配原则。哈威特指出，在维多利亚西南各部落中，猎人把猎获物带到住处就失去了他对猎获物的权利，分配时，猎人得最差的一份，其兄弟那份和猎人本人的那份一样，其他氏族成员分得最好的一份。在尤因部落中间，分完后，剩余的那部分，猎人从不享有，而是分给他的亲戚和朋友。在分配问题上，确实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共产主义的先人后己的精神。 第三，优先照顾老人。哈威特指出，在许多部落中间，在大多数场合下，优先照顾老人成为一条原则，尤其优先照顾年长的亲人，如猎人或采集者的父母、岳父母。他说，这方面库尔奈部落最为典型。库尔奈部落的习俗严格规定，任何食品，每次分配时必须有特别的一份照顾老人，照顾老年人的这份食品，称之为“涅博拉克”。第四，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哈威特用大量的史实指出，澳洲黑人社会里的分配原则，都是自愿自觉地去执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而这些原则都是传统的、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风俗。二、社会组织与婚姻制度在原始社会条件下，社会组织最初是原始团，以后发展成氏族，氏族的出现是一次社会组织的飞跃，随着历史的演变在氏族的基础上出现了更高级的社会组织——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到1788年，澳洲黑人的社会组织早已越过了原始团阶段，但未到达部落联盟阶段。在澳大利亚拥有大量的部落、胞族和氏族。部落据专家估计，在白人到达澳大利亚时有500多个部落，人口约30万，分布于大陆各地。部落虽然很多，人数也不少，但彼此是独立的，它们之间没有形成部落联盟。部落就成了当时澳洲黑人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各个部落的人数不尽相等，从百人到二、三千人不等。每个部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活动区域是较固定的。哈威特在19世纪末详细考查了许多部落，并细致地描述了一个叫吉普斯的部落，他说这是个大部落，占领了大约3.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各个部落的传统和习俗大同小异。每个部落成员必须服从部落的传统和习俗，否则有被处罚，以至处死的危险。部落是一个军事、行政单位，因此它负有保护成员的使命。在澳大利亚，部落是由两个胞族构成的。胞族胞族是澳大利亚黑人社会的第二级组织，严格地说，胞族是部落的婚姻表现的具体形式，换言之，胞族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人类学家①认定胞族是“部落的两个外婚制的半边”。哈威特在其名著《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土著部落》中也论证了胞族的性质，他写道：“可以确定，通常所有的澳大利亚部落划分为两个半边，这两个半边之间彼此通婚，而在每一个半边②内部则禁止通婚。”部落因婚姻关系而分成了两个胞族，即甲、乙两个胞族。每个胞族内部禁止通婚和发生性行为，婚姻和性交只能在甲乙两胞族之间进行。这就是说，甲胞族的男子只能娶乙胞族的女子，而不能娶本胞族的女子，反过来讲也是一样，乙胞族的女子只能嫁给甲胞族的男子，而不能嫁给本胞族的男子，这在人类学上叫“旅外婚制”。按照澳洲黑人的习俗，破坏了这个“族外婚制”，要受到最严厉处罚，一般是处死，或驱逐出部落。在原始社会条件下，逐出部落亦等于死刑，因为部落成员失去部落就等于失去部落的保护，会被其他部落杀死。关于胞族和“旅外婚制”的问题，不少的学者提到，苏联学者卡托列夫等在其《澳大利亚和大洋洲人民》一书中指出：“胞族的主要意义是调节婚①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中文版，上册第196页。②同①书页。 ③姻。”英国民族学家宾塞和吉伦在19世纪末考查了澳大利亚黑人的婚姻制，他们指出，他们看到了澳洲黑人部落的宿营地分成了两个半边，两个半边之间是以天然的地形作为界线的，这界线或为小河，或为小山岗，或小丛林。这显然是部落分成两个胞族的标志。胞族有母系胞族和父系胞族之分。凡是以女系计算的，则为母系胞族，凡以男系计算的，则称为父系胞族。有些部落的胞族为母系胞族，而另一些部落为父系胞族。从地域上划分，如以埃尔湖为界把澳大利亚一分为二的话，母系胞族在埃尔湖以南，即澳大利亚南部占优势，而父系胞族在澳大利亚北部占优势。每个胞族都有自己的名称，这些名称往往是动物的名字，如维多利亚西部各部落胞族的名字为库米特和克罗基。库米特是“黑鹦鹉”；克罗基为“白鹦鹉”。在埃尔湖地区及其以南直到沿海广大地区的各部落，称胞族为卡鲁拉和马特里；在达令河流域的大部分部落，人们称胞族为穆克瓦拉和基利巴拉。胞族是一对的，胞族的名称也是一对的。这也反映了：“族外婚制”的情况。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对胞族和部落谁在先的问题有争论，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合并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先有了一对胞族，这对胞族然后合并成为一个部落，使两个胞族联合成部落纽带是婚姻制度。力主“合并论”的学者有马修、里维斯等。第二，“分离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先有了部落，后来部落一分为二，成为两个胞族，促使分离的因素是婚姻关系。总之，学者们把胞族当作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深入研究。氏族氏族是澳大利亚黑人社会的第三级组织，它是构成部落和胞族的基本单位。从理论上讲，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是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的。首先在澳洲黑人部落里普遍存在着氏族。氏族是胞族的分支，受胞族制约。凡胞族按母系计算的，其氏族也按母系计算；凡胞族按父系计算的，其氏族也按父系计算。又如，胞族是族外婚制，其氏族也是族外婚制。一般说来，若干个氏族构成胞族。例如，在阿拉巴纳部落里，基拉拉瓦胞族分成了下列氏族：毡蛇、渡鸟、鹈鹕、黑鸭、蜥蜴和云。该部落的另一个叫马图里耶的胞族拥有6个氏族，它们的名字是：野鸭、蝉、黑天鹅、鸸鹋、狼犬和野吐授鸟。从氏族的这些名字里，我们可以看出，氏族也是图腾集团。哈威特曾专门考查过图腾和氏族的关系，他写道：同一个图腾的人们共同活动，共同吃住，共同生活，甚至互相借给女人，这显然也是氏族的特征。从遥远来的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Minmamuzdu？”（大意是：“你的图腾是什么？”）澳大利亚黑人社会的婚姻制度是群婚制（族外婚）和对偶婚制并举。有些部落是族外婚的群婚制，但大部分部落是对偶婚制。许多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都考查了澳洲黑人的婚姻制度的状况，指出了对偶婚制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事实，如在卡米拉罗依部落里，孔博婚姻级和穆利婚姻级是通婚的，孔博的全体男子被认为是穆利全体女子的丈夫，但事实上，孔博的男子只能从穆利的女子中娶一两个为妻，他同穆利的其余女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发生性关③同①书，第197页。 系，只能是在集会、节日、战后媾和等条件下，才有可能。这说明澳洲黑人的对偶婚还保留了极其浓厚的群婚制残余。三、澳洲黑人社会的“法制”澳洲黑人社会里虽然没有法律、法院、军队、监狱这些阶级社会借以维护秩序的东西，但他们也不是乌合之众，更不是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而是拥有极为严格的规则、习俗和法制，用这些东西把氏族、胞族和部落联结起来，并且联结得十分牢固。从这个意义上讲，澳洲黑人的传统、习俗和规则就是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更重要的是，几乎百分之百的社会成员自觉而严格地执行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不敢违犯。一旦违犯，其处罚之严肃程度远远超过阶级社会对于法律之执行，因此，澳洲黑人社会井然有序，毫无无政府主义。部落领袖的作用在澳大利亚黑人社会中没有政府机构，没有政党及其他政治性组织，但有领袖。领袖拥有极高的威信，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领袖是维护社会习俗、传统和规则的权威，是社会习俗和传统的坚定的保卫者。一般说来，领袖在这方面的作用要比阶级社会里的国王和宰相、总统、总理和首相的作用大得多。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澳洲土人那里要靠两个因素来维护：一是部落成员对习俗和传统规则的严格恪守；二就是领袖的严格执行，两者缺一不可，尤其不能缺后者。澳洲黑人的领袖是由首领和老人组成，首领往往也是年老者。关于澳洲土人的领袖问题，哈威特收集了三十多个部落的材料，根据他提供的材料可得出下列结论：第一，所有的部落都有全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则、禁忌和习俗、传统规则，为了严格维护这些事实上的法律，必须有领袖的权威。第二，领袖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甲、必须是巫师，会在成丁礼仪式做法术；乙、年长者，且又是老练的战士；丙、会讲几种语言（指各个部落的语言）。第三，举行仪式或处理诉讼案件时要主持集会和会议。第四，要领导和组织血亲复仇的对外战争和主持对外部落的和平交往。人类学家们还举出了一个最有典型意义的领袖，他叫詹利纳·皮拉穆兰纳，是狄耶里部落里的首领，他们评价他说不仅“是一个具有动人口才的人，是一个勇敢无畏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个有威力的巫师”，而且他为人“素来①都很慎重、谦让、极为好客”。还说他竭力防止战争，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去调解敌对双方，以争取和平相处。长老议事会据学者们考查，在澳大利亚的许多部落里，领袖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由一个人来担负的，而是一个集团，即由几个领袖组成的长老议事会，或称长老会议，亦称“宿地议事会”（CampCouncil）。长老议事会的参加者都是一些年龄大的男子。这些领袖的威望和作用是不一样的。长老议事会讨论的事务是多方面的，例如管理部落间的交往，调解部落内的纠纷和冲突，管理经济方面的事务、迁徒，组织节日、舞蹈、成丁礼⋯⋯，等等。实际上，长老会议是领袖的集体化。部落习俗、传统和规则的维护无论是领袖或长老会议，其中心任务是维护全部落的习俗、规则和传统。据人类学家考查，在澳洲黑人社会中破坏习俗和规则的，可分两类：第①同上书，第243—244页。 一种是因私人事务而破坏习俗和规则。这多是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即侵犯了私人的利益，如口角、争执、打架、夫妻反目，等等；第二种是社会性犯罪，即违犯了集体的利益和原则，如杀人、用法术使人“中魔”，违背族外婚禁例，破坏神圣的仪式、信仰等。显然两者相比，前者比后者轻，因此在处置上是不一样的，第二种处罚要比第一种重得多。第一种处罚采取类似惩罚性的决斗方式。通常是由长老或酋长对肇事者做出处置的决定。肇事者要受到受害者或受害者的亲人投矛的惩罚。矛是一根根地连续向他投去，他有权设法躲避，对刺来的矛，也有权用盾抵挡。矛能否刺中他，要看他的躲闪和用盾抵挡的本领了。这样的处罚，一般只受点轻伤。但是处罚的第二种，那就迥然不同了，一般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报复原则，犯罪严重者要处以死刑。执行死刑有两种方式：一是私刑处死，即由受害者及其亲人将罪犯亲自杀死；二是由长老议事会或酋长判以死刑。执行这种判决是公开的，由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矛将罪犯刺死。除上述两种方式来处死重犯人外，还有时采用驱逐出部落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用来处罚那些违犯婚姻禁例的人。驱逐的方式也属重罚之列。违背婚姻规则的人，自知法网难逃，多逃弃本部落而走他乡，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如上文所讲，等待他的也是死路一条。关于澳州黑人维护本部落社会秩序问题，哈威特在库尔奈部落中进行了考查，提供了大量材料证实澳洲黑人在维护其社会习俗和规则方面是严格的，在执法方面是铁面无私的，绝无阶级社会中那种徇私舞弊之事，因而部落成员严格恪守其部落的习俗和规则，其恪守程度比阶级社会中的人们遵守法度要严谨得多。四、部落间的关系在澳大利亚土人社会中，部落间的关系是一个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部落间的关系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澳大利亚黑人社会的安全问题。部落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关于复杂的情况，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但总起来说，这种关系表现为和平友好和战争两个方面。大量的材料说明和平友好的关系是主要方面，武装冲突是暂时的、次要的方面。这就驳斥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澳洲黑人好斗的谬论。部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主要有下列几种：第一，共同利用自然财富，进行渔猎和采集食品。关于这种友好形式，人类学家列举过许多具体而生动的例证。例如，在昆士兰东部的卡比和瓦卡两个部落的领地内长有大量布亚树，布亚树长出的果实不仅硕大累累，且含有丰富营养价值的淀粉，是食品中的姣姣者。每当布亚果收获季节，两个部落的居民便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以采集果实。部落的成员利用这样的机会联合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宗教性仪式、舞蹈，以示友好。又如在澳大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盛夏时有大批螟蛾藏身于岩石缝隙中。澳洲黑人很喜欢吃螟蛾，视为美食，他们一般用浓烟将其熏死而食之。每到“收获”季节，居住在这里的恩加里戈部落邀请邻近的部落来这里熏螟蛾，共享美味。多时，这里聚集各地的来宾达500—700人，共享美食的时候达三个月之久。在西澳大利亚产大量的含羞草和槐树脂，每到收获季节，许多部落聚集到产地，众多的人群，经常举行友好大会，庆祝丰收。 第二，相互参加社会性的庆祝活动和一些仪式。除上述庆祝丰收外，还有最常见的是参加少年献身仪式的集会。举行这种集会，外来部落的来宾往往很多，受到热情的接待，仪式也异常隆重。所谓少年献身仪式，亦称“成人礼”，这是澳洲黑人把已长大成人的青年男子列入成年人行列里的一种严格的手续，或者说通过这种仪式批准已成人的青年男子进入成年男子行列中的一种手续，使他成为正式的猎人。在狩猎业占重要地位的澳洲黑人社会中，狩猎者具备那些品质和技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考验和训练来确认他和培育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猎手，因此“成人礼”具有考验性和教育性。“成人礼”有下列程序：要受考验的人，与妇女和儿童隔离，要和老人和男子接近；要他掌握狩猎和使用武器的技能；用饮食禁忌和各种肉体上的考验来培养他的坚定、刻苦、耐劳的品德，如打掉牙齿、拔头发、割包皮、破皮肤、薰烟，等等；培养遵守纪律、服从年长者、恪守部落的习俗和道德；传授部落信仰和传说，演习敬神仪式。成人礼不是因某一两个青年单独进行的，而是因本部全体适龄青年集体进行，它牵动着整个部落，因此往往邀请来宾很多，仪式尤为隆重。第三，部落间相互通婚。第四，部落间进行物物交换。所有这些形式就构成了部落间友好、和平的关系。部落间有时也发生冲突，以至武装冲突，即战争。战争的主因决不是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人类好战的天性表现，而是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规律的表现。根据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提供的资料，武装冲突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是因违犯习俗规定而发生的冲突，这主要发生在亲近的部落中，如掠夺妇女，用巫术进行攻击，以致引起武装冲突。第二种不是因违犯习俗规定而发生的冲突。这往往发生于两个距离甚远、相互陌生的部落间。导致这种战争的因素也是因掠夺妇女和杀人，或怀疑用巫术攻击。一般说来第一种多，第二种不常见。澳洲黑人进行战争的方式大致有这样两种：一是在晚上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杀死仇敌，完成“血亲复仇”后即迅速退走。二是在公开进行战斗时，把老人、妇女、儿童安置在林边，斗士手持武器冲上去，发出可怕的喊声，每人找自己的仇敌厮杀，当敌方有两三个倒下，长老们便宣布纠纷结束，停止战斗，恢复和平。实际上，有些战争是敌对双方相互争吵而已。部落和部落间的战争比部落内部胞族间的战争要少得多了，武装冲突多是在胞族间和氏族间发生。战争期间调解是一项重要任务，且是危险的任务，调解的使节，往往派妇女去充当，因为妇女很少有被杀死的可能。战争结束之后就转为像往初一样的和平，真可谓“化干戈为玉帛”。部落间的关系除战争和平之外，还表现为使节彼此往还，这多是在部落间关系友好相处时。部落间经常派使节出使到友好的部落去，或去邀请对方派使节来参加重大仪式活动，或传递信息，或去应邀参如对方的重大庆祝活动或仪式。除了这些外，还有一些外交活动，如给本部落某人到外部落娶一妇女，此即“婚姻外交”。又如派一男孩到外部落去“留学”，学习外部落的语言、风俗和传统，这样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以便充当和平使者。 来往于部落间的使节多是一些专门搞外交的部落成员，但有些使节，尤其在武装冲突时，是派妇女充当。使节和寻常人不同，有标记在身。标记往往是身上的一些装饰品，以便通行无阻。澳洲黑人社会习俗中也有“不斩来使”的规则，并严格执行。使节的标记因出使任务而异。如使者出使任务是邀请对方参加科罗博里舞，则使者饰以男子护胸，缠头巾和带小鼻棍；如使者是为召集队伍打仗，则要手持投枪；如是召集队伍决斗，则手持盾牌。如使者出使任务邀请他部落的使者参加成人礼，则他要手拿响板、飞去来器和盾牌；如是报丧，则使者脸上从每只眼睛往下画白线条。但是，使节出使最通常的标志是使节杖。 第四节塔斯马尼亚人的原始社会一、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塔斯马尼亚人的来源不同于澳洲大陆的黑人问题，但从文化上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看，他们却是雷同的。塔斯马尼亚人，从其生产工具和其生产水平言，处于新石器时代时期。生产工具几乎完全是石器制造的，既有打制的，亦有磨制的，通常是用石头砸碎岩石，再从碎片中寻找锋利者使用，他们用石器把矛和狼牙棒刮平削尖。以石制工具技艺言，已达到新石器时代初期水平。从语言上看，塔斯马尼亚人尚无反映各种不同石器工具的名词，这说明石器工具尚未分工，是通用的。实际上亦如此，例如用同样的石器剥出袋鼠和其他动物的内脏，同时用来切肉和在树上砍挖凹槽，刮平或削尖矛和狼牙棒，亦用此类石器，甚至妇女用同样的石器剃发、掘土和赭石。塔斯马尼亚人的工具种类极少，仅有石斧、狼牙棒和矛。据研究塔斯马尼亚历史的专家巴尔福考证，在塔斯马尼亚发现的石斧中，有些是从澳洲大陆传入的。塔斯马尼亚人没骨制工具，但有自然贝壳作饮料用的容器，这种贝壳上无任何加工的痕迹。他们没有飞去来器，只有两头削尖并可旋转的矛枪。塔斯马尼亚人的矛和狼牙棒既是狩猎工具，又是用于战斗的武器。他们的社会经济主要部门是狩猎业和采集业，这雷同于澳洲大陆黑人的社会经济状况。采集业亦主要是由妇女进行。塔斯马尼亚气候适中，雨量充沛，植被繁茂，可采集物很多，如蘑菇、野果、鸟蛋、块根、幼虫、海菜和软体动物，等等。他们分配的原则是，凡参加狩猎和采集的人都参加分配，利余部分分给其他社会成员。显然，这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塔斯马尼亚人的生活状况是和他们的社会生产状况和所处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相适应的。塔斯马尼亚人的生活用具同澳洲大陆黑人相比，显得十分贫乏，主要有编织的筐子和袋囊，筐子类似澳洲大陆上的。此外还有一些用树皮、树叶和海草编织的用具。塔斯马尼亚人的居住条件和大陆黑人极相似，住宅通常是防风篱笆，也有半球形或圆锥形的茅屋，一般用树干做柱架，再遮以树皮和树叶做屋顶和墙壁。他们食熟食，取火方法有钻木和火犁两种，但尽量保存火种，尤其是在迁移时。其熟食只是在火上烤，或在灰烬里烧，根本不知道有煮、熬、炖等制作熟食技术，但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竟然已会酿酒作饮料。塔斯马尼亚人有传统的造船技术，所造的船不大，多用桉树的大树皮卷成管状，再用草绳重叠捆扎而成。这类管子船一般三节，船身长约4.5米，可乘6人。塔斯马尼亚岛上气候较大陆上寒冷，但大多数塔斯马尼亚人一年四季不穿衣服，只有老人和一些妇女穿。衣服多用袋鼠皮做成围裙和斗蓬。二、社会组织据人类学家和探险家估计，在1803年英国殖民者入侵时，塔斯马尼亚人 约有20个部落，人口至少有6000人。部落由若干氏族构成，每个氏族在30—50人之间。一位探险家记载说，他看到一个氏族的宿营地，每一宿营地有4个茅屋，每屋有3—4人，其氏族以母系计算。他们实行族外婚制，严禁同一氏族内部通婚或有性行为，但有群婚残余，如有一夫多妻或一夫两妻等现象，寡妇为整个群体的公妻。部落为最高组织形式，部落和氏族首领的权力极其有限，部落或氏族成员间如发生矛盾，多由当事者自行解决。 第二章“未知南方大陆”的发现及其沦为英国流犯殖民地第一节西方殖民者寻找“未知南方大陆”一、古代希腊关于“南方大陆”的推测世界史上有两次所谓“新大陆”的发现：一次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另一次是荷兰航海家扬茨（WillenJansz）发现澳洲大陆。澳洲大陆在南半球，因此澳洲大陆的发现亦称“南方大陆地理大发现”。“南方大陆”一语来自希腊语“TerraAustralis”，英译为“Australia”，中文音译为“澳大利亚”，故“澳大利亚”为“南方大陆”之意。这两次地理大发现是不同的。哥伦布向西航行，目的是去东方的印度，在他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新大陆”的概念，可以说是误入“新大陆”而发现“新大陆”。而扬茨却不同，在他的脑子里就有一个“南方大陆”的概念。他和他先后的探险家们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寻找“南方大陆”。然而这块大陆究竟在南半球的何处，不为人所知，所以称之为“未知南方大陆”（希腊语为TerraAustralisIncognitia）。“未知”的意思是指不知南方大陆在南半球的具体位置而言。扬茨等航海家脑子里的“南方大陆”的概念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关于南方大陆的存在早在欧亚两洲传说了数千年，就是说澳洲大陆的发现是和人类对地球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正确化的漫长历史有关。欧亚关于“澳大利亚”（即南方大陆）的传说根源于古代世界地球学说的发展，而古代世界地理学说渊源于古希腊。古代希腊的荷马是公认的西方地理学说的始祖。他在公元前9世纪写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实际上是世界最早的探险纪实。荷马之后，公元前7世纪末和前6世纪初，爱奥尼亚的米利都成为文化中心和贸易中心。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商船从四面八方云集此处，同时也把欧洲、亚洲和北非一些国度的风土人情的有关地理知识汇集于此，因而出现了第一批地理学家，著名的有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泰勒斯提出了大地的形体问题，指出了大地的形体是圆盘。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利用巴比伦的日晷测量了太阳的不同位置，更重要的是他画了西方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以希腊为中心，把当时已知的欧洲和亚洲画在希腊周围，大地是圆形的。赫卡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写出了《地球的描述》一书。他也画了一幅世界地图，图中把世界陆地分成欧洲和亚洲两大部分，并以黑海和高加索山作为两洲的界线。比赫卡泰稍晚并对地球学有重大贡献的是希罗多德。他在地理学上的贡献有两点：第一，用地球学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提出地理是“历史的仆从”著名论点；第二，他明确地提出了世界的一切安排都是对称性的论点，即“对蹥说”。“对蹥说”对后世影响颇巨，正是这个论点导致了“南方大陆”概念的产生，并为后世去寻找南方大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到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继承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学说。与他们同时代的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根据“球体论”进行 了实验从而创立了气候地带学说，而亚里士多德又根据“气候地带学说”提出了地球可居性的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地理学上的重大的理论突破，对人类深入认识世界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由于这些理论的出现，这时人们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地理问题，诸如除已知的世界外，是否还有未知的世界？如有，它是怎样的？赤道热带气候区能否通过？赤道以南又是怎样的？那里有否大陆存在？希腊的地理学家们根据球体论、气候地带论、对蹥说、地球可居性等学说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他们断言赤道以南肯定会有大陆，即第四个世界，或世界的第四部①分，并说这第四世界比已知的那些世界大五倍。南半球的未知大陆也像北半球的大陆一样有人类居住，其上有不少人口众多的国家。公元前3世纪，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根据他所掌握的知识把地球可居范②围从北极附近地区向南延伸到印度洋中的塔普鲁班；从大西洋向东延伸到孟加拉湾。他的另一功绩是创立了“地理学”这一术语。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2世纪，古希腊地理学的特点是对当时的地理学的资料结合前人的成就进行综合和概括。在这方面最有成绩的学者首推托勒密。他所写的《大综合论》（Almcgest）是最为有名的。这部巨著在综合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使地理学说更加完善，从而结束了古代希腊地理学。托勒密的学说主要有下列几点：（一）地球是一个位于天体中心的球体，许多天体围绕着它转动，而它处于静止状态；（二）他根据希帕库地球经纬度网理论把地球圆周分为360度，即360等位；（三）他编写了《地理指南》一书，这实际上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地名词典。书中附有世界地图。他在地图上的印度洋南面画有一块大陆，不知其名，故书以“未知南方大陆”（TerraAustralisIncognitia），从此“未知南方大陆”便广泛流传开来；（四）针对古罗马学者米拉的“湿论”，提出“干论”，主张世界一部分是陆地，一部分是海洋。托勒密的上述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其巨大，尤其“未知南方大陆”和“干论”。15—17世纪欧洲的探险家与航海家正是根据他的理论去南大洋寻找“未知南方大陆”的。古代世界地理学从他之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古罗马时代的地理学家在探索世界方面亦有不少的贡献，其中首推米拉和普利尼。米拉于公元50年推测说尼罗河起源于“未知的南方”。他所说的“未知的南方”是指那里的海洋，故提出了“湿论”。中世纪，欧洲人关于“未知南方大陆”学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罗马文化毁于蛮人南下的战火，固此地理学说的研究中心由世俗转向教会，由俗人学者转向僧侣学者。基督教的学者们在探讨地理学问题时始终坚持与《圣经》教义保持一致的原则。他们胡说什么生活在沸腾的赤道海洋以南对蹥地的种族是上帝给他们的处罚，目的使之悔罪，无论在天国里，或地狱里都没有南方大陆人的一席之地。换言之，他们承认了有“南方大陆”的存在。科学就像强烈的阳光能穿透乌云露出来一丝光亮一样，在那“黑暗时期”也不乏追求真理与科学之人，其中包括一些教会学者，如大艾伯塔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其名著《关于地区的性质》一书中提出地球边缘可居性的论①古希腊人认为欧、亚、非三大洲是三个世界。②即今斯里兰卡。 点。又如意大利学者莱瑙德的《南方大陆》一书，提出，南方大陆上有“城市、城堡和帝国”，而“这些未知的国家，称之为对蹥地，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有植物和动物，也打仗。”这样到中世纪晚期，“南方大陆”的传说已流行了一千多年了。亚洲历史上虽没有流行过“南方大陆”的传说，但也有过在南大洋有“女人国”和“黄金岛”的传说。二、葡西两国探寻“未知南方大陆”马可波罗东来之后，东西方贸易又大规模地进行，但是不久奥斯曼帝国控制了西亚和北非，从而切断东西方商道。这对经历着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欧洲来说无疑是一严重打击。西欧和南欧的商人们迫切地要求开辟新的去东方的航路，以重开东西方贸易。这种经济上的要求就导致了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走在前头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那时欧洲人有一种说法，说沿非洲西海岸南航到非洲南端，并绕过它东航就可以到达东方诸国，并且会开辟出一条新航道。但是那时欧洲人还没有抛弃这样的观点：船舶越向南航行，气候愈炎热，靠近赤道或远到南方，海洋会因气温高而沸腾，船员会被煮死的。此外还有一种迷信说法，说恶魔撒旦住在赤道以南，用他的巨手威胁来人。这样的说法妨碍了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王子亨利以大无畏的精神抛弃了这些错误的观点，为领导开辟新航路做出了贡献。他首先创办了欧洲第一所航海学校，培育了航海人才。在他的领导下，葡萄牙派出一批批探险船沿非洲西海岸南下。葡萄牙的探险家们经过多年探索式地向南缓慢前进，一步步地越过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并终于越过基督教徒所说的“最南极限”——博哈多尔角。令探险家惊异的是，在这里既没有海妖和撒旦的巨手，也没有看到海水的沸腾，相反却十分安全。葡萄牙的航海家在越过赤道后发现越向南航行，天气愈凉爽，因而他们向南航行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害怕的心理一扫而光。1484年，葡萄牙人终于实现了他们多年想绕过非洲南端的夙愿。实现这一夙愿的是葡萄牙著名航海家巴萨罗姆·迪亚士。1498年，另一航海家维斯卡·达·伽马到达印度，从而完成了开辟到达东方的新航路。从1519年开始，葡萄牙多次派出探险队寻找“黄金岛”和“未知南方大陆”。据葡萄牙史家记载，他们的探险家在航程中曾发现了“南方大陆”，但没有提出证明他们确实到达那里的直接证据。不过有一些间接证据，证明葡萄牙人可能远远地看到过“南方大陆”。1542年在法国出版了一幅地图，图上画了一个叫“大爪哇”的大陆，这块大陆和爪哇南岛相邻。两者间仅仅由一条河流或海峡相隔开。“大爪哇”的形状和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形很像。又如在1569年绘制的地图上，在爪哇以南画了一块名为比奇的陆地，并在陆地附近又画了一个名叫皮坦岛的岛屿。比奇陆地和皮坦岛很像澳大利亚北部的阿纳姆陆地和格鲁特岛。关于这些地图的来源和依据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作者根据古代关于南方大陆的地图和传说，经过本人的想象而绘制出来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葡萄牙人并未发现南方大陆。持另一种说法的学者认为，作者是依据葡萄牙人的航海图志和航海日记绘制出来的。从这些地图绘制的年代和地形像澳大利亚北部来看，葡萄牙航海家很可能看到过澳大利亚北部，是否上过岸就不敢肯定了。 当葡萄牙人寻找“未知南方大陆”时，他们的对手西班牙人也在行动。哥伦布在第三次西航美洲时发现了南美洲的奥利瑙科河，并认为该河的发源处是“未知南方大陆”。麦哲伦的最大功绩之一是为西班牙开辟了一条新航路，即由大西洋穿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路。后来的西班牙航海家利用自己的新航路开始对东方征服，如1565年以利牙石比为首的远征军侵入菲律宾，1570年在这里建立起“管辖”体制，到16世纪末完全征服了菲律宾，建立了西班牙东方基督教帝国，并开始对其他国家入侵。西班牙殖民者以菲律宾作为基地利用自己的新航路也在南大洋掀起了探寻“未知南方大陆”的热潮。1567年11月19日，西班牙派出了第一支寻找“未知南方大陆”的探险队。探险队由西班牙航海家阿·迪·门达纳率领。给他的任务是“发现一些岛屿和大陆”。门达纳从秘鲁的卡亚俄港出航一直西航，在大洋上漂流了几个月，到达了他称之为圣伊萨伯尔岛的一个小岛。在这里，他花了六个月进行勘察，发现这不是一块大陆，而是由许多小岛组成的一个群岛。门达纳虽然在岛上没有找到黄金，但他深信这里有黄金，因为在他看来这里的岛屿很像神话传说中所罗门国王的奥费尔金矿一样，故命名该群岛为“所罗门群岛”。返航后不久，他含冤入狱，被关押了十八年之久。长期的铁窗生活并没有挫伤门达纳的探险意志，因而1595年出狱之后，他要求他的当时任秘鲁总督的好友门德萨派他再次率探险船远航。他的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这次航海的副手是后来著名航海家皮德罗·基罗斯。远航的目标是去所罗门群岛，在那里建立永久性的殖民地，以便作为寻找南方大陆的基地。我们知道这次探险也失败了，四艘船损失了两艘，唯一的成就是在太平洋上发现了马克萨斯群岛。门达纳的两次探险失败，并没有使西班牙因此放弃对“未知南方大陆”的探险活动。1605年又派出了一个探险船队，领导这次探险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基罗斯，副手是托雷斯。基罗斯系葡萄牙人，后来到西班牙，几乎他一生为西班牙服务。他是一位极端虔诚的基督徒，渴望远航找到“南方大陆”以传播基督教义，扩大信徒。基罗斯根据他航海见闻认定在辽阔无际的海洋里会有大陆存在，或许就是“未知南方大陆”。1605年12月，基罗斯率探险船队离开卡亚俄港。他缺乏指挥才能，船员们同他因航向问题争吵不休。一天，他在瞭望台上看到了一片陆地，甚至看见了陆地上的高山峻岭。探险船队于1606年5月下旬靠岸，船员们纷纷上岸。基罗斯一行考察了这块陆地，发现这里森林茂密，有村落，土著居民不少，并盛产咖啡果、香蕉、番薯、荳蔻、柑桔，还发现这里没有蛇、蚂蚁、蚊子和跳蚤。他认为这就是“南方大陆”（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到达这里是上帝指引的结果，故命名该陆地为“圣灵的澳大利亚”。要知道，基罗斯发现的并不是南方大陆，是一个岛群。后来，库克再次发现了这个岛群，进行了勘察，便命名为“新赫布里府群岛”。基罗斯等一直在这里住到6月11日。是日午夜，忽然狂风大作，副手托雷斯指挥的船“阿尔米兰塔号”安然无恙，然而基罗斯指挥的“卡皮塔纳号”却被吹出了海湾，并消失在茫茫的海洋里。第2日清晨，托雷斯出海寻找，仍不见踪影，估计“卡皮塔纳号”偏离了航向，返航回国了，只好决定启锚西航。不久到达新几内亚南岸，决定继续西航。这时托雷斯发现他的探险船进入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水域，航道中布满了小岛、沙洲、浅滩和礁石。他以 高超的航海技术，谨慎地通过了这条水域。通过这后，托雷斯才意识到新几内亚是一个岛，所经过的水域不是海洋，而是海峡。1792年，航海家道尔林普命名该海峡为“托雷斯海峡”。1607年，托雷斯到达马尼拉，如实地把自己的发现报告了总督，但这位总督对这一发现却秘而不宣。史学家们对托雷斯是否见到过澳洲大陆的北部地区一直有争论。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可能看到过，因为第一，在他的航海日记里从未提及此事；第二，航路距约克角最近处也有27英里，这样的距离在当时未必能看得见。此后，无论是葡萄牙或西班牙再也未派探险队去寻找“未知南方大陆”，它们的探寻工作却由荷兰人来完成了。西葡两国停止寻找“南方大陆”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二：一，从16世纪末以来，西葡两国已占领了比它们大几十倍的广大殖民地，因而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来消化。二是，两国对外殖民政策连连失败，国势日趋衰落，如西班牙，它在1588年同英国的海战中，其无敌舰队几乎全部被歼，从而丧失了海上霸主地位。1589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派兵去法国干涉胡格诺战争又遭败北。加之，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所有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这个一度不可一世的殖民帝国。至于说到葡萄牙，它本是一个小国，到荷兰、法国和英国崛起之后，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就更无足轻重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虽然退出了探寻“未知南方大陆”，但它们的探险家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为后来荷兰与英国的探险家发现“未知南方大陆”奠定了基础。三、荷兰寻找“未知南方大陆”①荷兰殖民主义者早在1596年就占领了巴达维亚，1602年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是荷兰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印尼的工具。该公司对寻找黄金极感兴趣，而当时传说南方大陆盛产黄金，因此当它在印尼站稳脚跟后，就于1605年11月便派出探险船“杜夫根号”去新几内亚。指挥这次探险的是荷兰人威廉·扬茨。他从班达启航后便直奔新几内亚西岸，到后便转舵南航。扬茨率探险船又沿南海岸东航，到达约克角半岛西岸，即托雷斯海峡西端。这样，他比托雷斯早到此海峡6个月。接着“杜夫根号”沿约克角西岸南航，便进入一迈阔海峡，经过湾中的一些岛屿，到达一条又长又整齐的海岸，沿此海岸向西航行了大约250英里便停泊上岸，从而扬茨等人成了最早发现并登上“南方大陆”的欧洲人了。在岸上勘察时，这些荷兰人遭到土人袭击，一些人被土人杀死。扬茨不愿再使更多的人去冒生命危险，只好在他称之为“基尔韦尔角”（回转角之意）掉转船头回航，于1606年6月返回爪哇。扬茨就这次探险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做了详细报告，他指出，这里的居民是一些“极端落后和残忍的野蛮人”，又说这里非常荒凉，“没有什么有益的事可做！”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所到达的海湾就是分隔开新几内亚和南方大①陆的海湾与海峡，仍然认为到达的陆地是新几内亚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位南方大陆的发现者到死时还不知道他已发现了多年欧洲人所寻找的“未知南方大陆”。这有点像当年的哥伦布了。扬茨的报告产生了不良影响，约十年没有人去澳大利亚探险。但是这种不良影响不久即被荷兰人开辟的新航路①即今印尼雅加达。①北海湾即今卡奔塔利亚湾。 所消除。荷兰船只从本土启航到巴达维亚走的是葡萄牙人的航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经南端的好望角，再沿非洲东南海岸北上，越过赤道到达马达伽斯加岛后就东航，穿越印度洋，直奔印度及其他亚洲诸国。葡萄牙开辟的这条航道要长期地经过灼热地区，经常因无风而使船只停泊很久。此外，船员仍因炎热还要遭受各种疾病之苦，其中败血病危害最大，很多人因患败血症葬身热带大洋中，因此船员一直视为畏途。许多航海家一直在想开辟新航路，以避开灼热地带。一位名叫韩德利克·布罗维的荷兰船长（后任驻东印度总督）曾试图开辟新航路，并获得成功。1611年，他率船队从本土出航，到达好望角后并没有转舵北航，而仍继续东航达3000英里（一说4000英里），然后掉转船向北航行，直奔巴达维亚。途中，他发现这条航路不仅避开了灼热地带，天凉气爽，且一路有顺风（季候风），船速飞快，从荷兰到达巴达维亚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若走旧路得18个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很赞赏布罗维的成就，1613年指示所有船只都要沿新航路去巴达维亚。这样，荷兰人在葡萄牙航路基础上又辟出一条新航路。新航路的开辟为荷兰探险家揭开“南方大陆”之谜创造了条件，因为从好望角向东沿南纬40—20度水域航行4300英里，就可以到达“南方大陆”的西海岸。荷兰航海家德克·哈托格是第一位实现了沿新航路到达澳大利亚西海岸的人。1616年10月25日，他乘“爱因德莱特号”到达了澳洲大陆西岸沙克湾中的一个距大陆很近的岛屿，并登陆上岸考察，此即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德克哈托格岛”。哈托格在岛上留下一块刻有字的金属牌作为标记，上面有下列字迹：“1616年10月25日，阿姆斯特丹的‘爱因德莱特号’到达这里。雷基的吉利斯·梅拜斯理货员、阿姆斯特丹的德克·哈托格船长，27日仍在岛上。（同上）船又驶向巴达维亚。助理理货员詹·斯丁恩、比尔的彼得·道尔斯。①1616年。”这个金属标记牌被钉在一根栓子上，并把该地点叫做“题名角”。荷兰东印度公司对题牌十分感兴趣，从此荷兰的船员们就有了一个由此向北转航并可以看得见的界标和地点。结果来往的荷兰船员都会看到南方大陆，不少的人登上了大陆。“未知南方大陆”北、西两面已不是“未知”了。由于沿澳大利亚西海岸航行，许多船只失事，因此不少荷兰船长对沿岸勘察，以了解情况，避免出事。1619年，弗里德利克·豪特曼船长从今西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市稍南一点地方沿岸北航，数日后见到陆地，见其周围布满许多礁石，即今“豪特曼礁”，又继续北航，发现海岸线连续不断。三年后（1622年），荷兰船“卢温号”到达西海岸最南端的一个海角，便以该船名命名为“卢温角”，然后继续北航，并沿岸考察和制作海图。这样为在这一带安全航行提供了依据。1623年，荷兰驻东印度总督派遣由两艘组成的船队去澳大利亚，决心弄清南方大陆北部沿岸情况。船队到达约克角半岛，稍作停留后继续南航，约两周到达斯台阿坦河河口便返航，不久船队失散，其中一艘船返回马六甲的阿姆宝纳，另一艘名为“阿纳姆号”船西航，穿过卡奔塔利亚湾到达该湾西①G·ArnoldWood，TheDiscoveryofAustralia，Macmillanandlimited，London，1922，p.160。 岸，发现一块陆地，命名为“阿纳姆地”，然后也奔向阿姆宝纳。此后，又有一些荷兰船对西部沿海进行探险与勘察，这样到17世纪40年代，基本上弄清了南方大陆的西部和北部的情况。荷兰探险家们利用自己的新航路有利条件探查了澳大利亚西部海岸和部分北部海岸，但对西北海岸、南部和东部海岸尚未探查过，因此对整个南方大陆轮廓尚不明确、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此外，对大陆了解甚少，只限于皮毛，并且局限于沿岸，至于内陆怎样，如是否产黄金，当地居民状况如何，能否与之建立商业关系，更是一无所知。而这些问题是当时荷兰殖民者所急于搞清的。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1642年做出了对“南方大陆”进一步探查的决定，认为完成探察的条件已经具备，并坚信这块大陆盛产黄金和其他贵金属，还会有大面积的肥沃土地。驻东印度总督安东尼·范迪门忠实地执行了这项决定。范迪门在1642年根据董事会的决定精神制订了一个探察南太平洋的总规划，接着在8月1日，他主持了总督政务会议，会上通过了“派遣探险队去发现和探察设想中的大陆的南部和东部”的决定，并宣布任命塔斯曼为探险船队指挥官，任命维斯奇少校为副指挥。探险船队由“希姆斯克尔克号”和“吉哈因号”两船组成。阿尔伯·詹森·塔斯曼，1603年生于荷兰北部一个农民家庭，1633年来巴达维亚，在荷兰东印度公司里做雇员，1639年为一个探险船队的副手远航至日本和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在这次远航中，他表现出一个探险家的才能，并得到总督范迪门的赏识。1642年8月14日，塔斯曼率船队从巴达维亚出航，先在南印度洋航行，11月24日下午4点左右，看到了自他出航以来第一块陆地，他估计大约在①南纬42度50分和东经162度5分交叉处，便命名为“范迪门陆地”。不过他当时并未搞清楚，这块陆地是南方大陆的一部分呢，还是一个岛屿。塔斯曼沿该陆地西岸南航，在绕过西岸后，便沿南岸东航。12月3日，塔斯曼派人登陆上岸，升起荷兰国旗，宣布占领该岛。离开范迪门陆地后，探险队东航，12月13日就远远看到了陆地，又航行了几天，16日便到达今费尔韦尔角，并登陆上岸，遇到了土人。我们知道，这就是新西兰。他之前，欧洲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块土地。几年前，有一位荷兰船长，曾在南美南端发现一块陆地，误认为它就是“未知南方大陆”的一部分，并命名为“斯塔坦陆地”。塔斯曼没有对发现的这块陆地进行勘察，因而误认为它是“斯塔坦陆地”的西部，不久，命名为新西兰，即“海洋中的新陆地”之意。塔斯曼穿过今塔斯曼海北航去寻找所罗门群岛，但没有找到，却发现了友谊群岛及其他岛屿。船队离开友谊群岛北航，途中陆续发现今斐济、新爱尔兰、新不列颠等群岛，于1643年6月15日返回巴达维亚。1644年，他在范迪门总督支持下又进行了一次探险。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塔斯曼两次探险大为不满，认为耗资巨大，但未找到黄金产地，也未建立起贸易关系，故不再支持他的探险事业，并迁怒于范迪门总督。然而，塔斯曼的两次探险的成就却是巨大的，不能抹杀的，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点：第一，他在太平洋上发现了一系列岛屿；①即今塔斯马尼亚岛。 第二，他绘制了塔斯马尼亚和澳洲大陆北部沿岸的海图；第三，当他由西往东穿过塔斯马尼亚南海岸时，所见到的是茫茫大海，从而推翻了“南方大陆”和南极相联接的旧观点。总之，塔斯曼的功绩归结到一点就是使人类对所居住的这颗星球的认识更深入更正确了，为后来探险家对南大洋的探险进一步打下了基础。塔斯曼之后，荷兰对澳大利亚的探险活动还有一些，但规模不大，属零星性质，且一般都是为了寻找沉船而去的。例如1656年一艘荷兰船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南纬30度2处失事，船上193人，只有75人上岸，因此总督派3船去营救，救回68人。在返航途中勘察了沿岸，对海角、海湾、港口、沙滩、礁石都一一绘制了海图。1685年又有一艘荷兰船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失踪。事隔十年一无消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甫莱明船长率船队去寻找。他们一直航行到今弗里曼特尔对面的罗特尼斯特岛。甫莱明率一批船员乘小舟登陆，沿一条美丽的河流逆水划行40英里。他们看到了许多黑天鹅，并活提了3只带回巴达维亚。在返航途中还对从斯翁河到西北角沿岸进行考查，并绘制了详细的海图。接着绕过西北角，经威廉河返回。他对南方大陆的结论和他以前的探险家的结论是一样的：“土地多沙而干燥，几乎不适于动物的饲养，人也很少”；“是一个辽阔的、荒凉的大平原”。1665年，荷兰殖民者对他们发现并初步勘察过的南方大陆的西部，宣布占领，并取名为“新荷兰”、但由于认为这里极度荒凉，土著居民极端落后和野蛮，更主要的是，他们在这里没有找到黄金，感到无厚利可图，因而放弃了对澳大利亚的进一步勘察与探险，同时也正因此未向这里移民，“新荷兰”只是空叫了二百年。然而，老奸巨滑的英国人却毫不客气地来摘取荷兰人以及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胜利果实了。四、英国人库克寻找“南方大陆”的成功对南方大陆最终发现是由英国人完成的。而英国航海家库克在完成南方大陆发现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之所以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他是基于葡、西、荷三国探险家近二百年的探险成就和经验教训之上，例如，库克是利用这三国所开辟的航路进行探险的。其次，库克所处的时代正是大英帝国逐步确立霸主地位的时代，英国资产阶级开始了工业革命，迫切需要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即扩大殖民地。英法七年战争之后，它在亚洲站稳了脚根，为巩固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必然要急于搞清楚南大洋的地理状况，而库克正是适应了本国资产阶级的要求而赴南大洋探险的。再次，当时航海学与地理学正突飞猛进地发展，这就必然为他完成任务创造了较前人更为有利的条件。最后，库克本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而且还是成就卓著的天文学家、绘制海图专家和航海营养学专家。换而言之，他本人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观条件。英国人对南方大陆的探险活动较晚，是在荷兰人放弃了对南方大陆探险以后才开始的，开始的确切年代是1688年，即英国发生“光荣革命”的那一年。令人惊异的是，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个英国人却是个江洋大盗丹皮尔。丹皮尔1679年去牙买加，并参加了海盗集团。他在大西洋上进行海盗活动直到1686年初。同年3月31日，他同海盗头子斯翁去菲律宾。在这里，丹皮尔以不名誉的手段搞到了一艘船，向季料群岛方向航去，在海上漂流了几个 月，后来被台风向南吹去直到他们从未到达过的海域，并于1688年1月5日到达澳大利亚西北海岸。丹皮尔等乘小船上岸，并把观察到的情况记录在《航海日志》上。他写道：这里“土地是干旱的沙质，没有水，除非你挖井。”“我敢肯定它既不和亚洲与非洲相毗连，也不和美洲相毗连。”他在谈到这里的居民时写道：“该国的居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除具有人形外，和野兽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鼻子像瓶子，并长有厚厚的嘴唇和宽大的嘴巴。”我们知道，这是第一次对澳洲黑人做具体的形象的描述。他们在这里停留了9周，3月12日离开。此外，丹皮尔在这里还发现了菲茨罗伊河河口——金湾。这样，他就成了第一个到达过澳大利亚的英国人。此后，丹皮尔在印尼、印度、日本混了许多年，于1691年才返回英国。到伦敦后，他以大探险家的姿态向海军部报告了他去南方大陆的见闻，海军部不仅没有追究他的海盗行径，相反却以探险家相待。丹皮尔于1697年出版了他的《航海日志》。为了沽名钓誉，他将此书呈送给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哈①利法克斯伯爵。这位主席对他十分赞赏并推荐给海军部首席大臣。大臣批准了他再去“新荷兰”探险的请求。1699年1月14日，丹皮尔开始了第二次南方大陆的探险，于7月26日到达澳大利亚西海岸南纬26度处，然后向南航行一段时间，又掉转船头北航，约1000英里，为找到淡水便登陆上岸，和土人发生武装冲突。在这里，丹皮尔等看到一种动物，很像“一种浣熊，但从脚上看又不同于西印度群岛上的浣熊，因为这种动物的前腿短，靠跳跃走路。”显然，这指的是袋鼠。后来，丹皮尔又多次去南大洋探险，1708—1711年还进行过一次环球探险，在这次探险中因救出船长得赏金20万英镑。他的主要著作有《新环球航海记》、《航海记实》和《新荷兰航行记》。他的《新荷兰航行记》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关澳大利亚的权威著作，因此这部书关于澳大利亚荒凉不毛的叙述不仅影响了英国，而且影响了整个欧洲，此后几乎有七十年无人再去南方大陆探险。解开整个南方大陆之谜向后拖延到1770年。是年，库克到达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1767年初，英国海军部和皇家学会决定派一个探险船队去南大洋，任务有二：一是去南太平洋某岛观察金星凌日；二是在这之后探查南大洋，并寻找“南方大陆”。它们提出，探险队的领导人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必须是皇家海军军官；第二，不仅拥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且要拥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第三，深得海军部和皇家学会一致信任。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双方共同选定了库克为探险队的指挥官。詹姆士·库克（1728—1779），英国约克郡人，出身农民家庭，1755年6月参加英国皇家海军，后又参加英法七年战争，因战时功绩升至海军上尉。自幼好学，自学制图学、数学和天文学，造诣极高。根据库克意见，海军部购买了猫式三桅船，其特点是长圆形、平底、船宽。这种船的优点是既可以在深水中航行，亦可在浅水中航行；装载东西多，宜于远航；如船损坏，易于搬到岸上维修。该船被命名为“努力号”，并用厚铁皮将船身包装起来，船上还配备了用于航海测量、观察的仪器。探险队由海军军人、水手和科学研究人员组成。科学研究人员中有英国①即查理·蒙塔格。 著名的植物家班克斯。探险队首先去的目的地，经过研究确定为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因为那里物产丰富，土著居民十分友好，且已知其精确的位置，易于找到。更主要①的是该岛位于南太平洋中心地区，便于在这一水域探寻“未知南方大陆”。1768年8月26日，“努力号”在库克指挥下从普利茅斯启航，经马德拉群岛向南航去，11月13日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于12月8日离开巴西直奔南美南端合恩角，大约在1769年1月16日左右到达火地岛。这里正是夏季，在这里补充了木材和淡水，以及鲜肉和蔬菜，接着绕过合恩角便进入太平洋，向塔希提岛进发。库克走的这条航路显然是西班牙的航路，之所以走这条航路，目的是在南太平洋广大水域寻找“未知南方大陆”。这里根据当时英国大航海家道尔林普的意见这样做的。另外，这一广大水域尚无探险家探查过。“努力号”在智利以西沿南纬38.5度线西航达1680海浬，人们所见到的只是茫茫大海，据此库克认为道尔林普认为这一水域可能有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库克一行终于在4月13日到达了目的地——塔希提岛。该岛位于南纬18度、东经144度之交水域，属社会群岛的一个岛屿，岛上居民系波利尼西亚族。探险队在岛上逗留了三个月，成功地完成了金星凌日的观察工作，遂于7月13日（1769年）离开了塔希提岛。早在离开英国前夕，库克就接到海军部的密令，要他离开塔希提岛后南航，到南纬40度线水域查清有否大陆的存在。如果没有，就沿35—40度纬线西航，去新西兰勘察，完后再经原航路返回英国。就是说，在原计划中并没有去“新荷兰”探查的任务。这显然是海军部受到了数十年前丹皮尔的影响。此外也与当时有关“南方大陆”种种流传的说法有密切关系。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在南美和新西兰之间有一块大陆，而胡安·费尔南德兹群岛是这块大陆的东端，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是其西端，并认为这块大陆有土耳其到中国那样大，像秘鲁那样富绕，甚至像道尔林普、塔斯曼和布罗塞斯这些名声显赫的探险家都在其著作中阐述了这种观点。正是这种种原因，海军部才密令他去探查。“努力号”向南纬40度22分水域驶去，由于未发现大陆，便沿此纬度向西航行，航行了两个多月未见一点陆地，只见到咆哮的波涛，从而库克得出了这一广大海域不存在大陆的结论。10月7日终于见到了陆地，这就是塔斯曼发现的新西兰，他率探险队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环航了新西兰，并进行了考查，证明它是由南北两个岛组成，并宣布新西兰为英国领土。按海军部密令要求，在完成了对新西兰的探查就应取道原航路回国复命。但这时已是3月末了，是南半球的初冬，因而沿高纬度返航，即走原路返航已不可能了。这时有人提出经南非之好望角返航，即走葡萄牙航路的建议，并认为走这条航路有三大优点：①可在印尼港口解决给养，走原路则无此优点；②可探查新几内亚、亚灵澳大利亚、新荷兰、范迪门陆地（塔斯马尼亚），并借此机会搞清楚它们之间是否相联结的问题。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库克采纳了这项建议。决策之后，他命令“努力号”继续西航，一直航行到4月28日，发现一大海湾，他决定在这里休整，这就是澳大利亚的东海岸。①当时英国探险家还不认为“新荷兰”就是“未知南方大陆”。 上岸后，船员们一方面考查，一方面补充淡水、木材和食品。库克在5月4日下午特地考查了内地。班克斯等科学家也进行了植物学方面的勘察，基本上搞清楚了这里的情况，并将这些情况写入《航海日志》。首先，库克记述了土人情况，他说土人“瘦长、好动、敏捷”，黑色皮肤，从语言与人种上看既不像波利尼西亚黑人，也不像尼格罗黑人。其次，库克谈到了土人的工具和武器，指出，工具都是用木、石、骨制作的，无金属工具和武器，生活来源靠渔猎业和采集业。再次，他还谈到了土人的社会生活状况，他指出，一个团体住在一起，像是一个大家庭，即一个氏族。最后，库克写道：“他们完全不懂得欧洲那种迫切追求的奢侈品”，“他们的生活处在不受不平等条件干扰的、宁静的状态中”，“不羡慕高楼大厦”，“很少需要衣服”。库克的这些真实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他具体、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原始社会条件下的澳洲黑人状况。由于班克斯和索兰德博士在这里发现了品种繁多而又十分珍贵的植物，故给所考查的这个海湾了取名为“植物湾”。他们在这里考查了8天，于5月6日启锚北航。离开前，库克等人举行升旗仪式，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正式宣布植物湾沿岸地区为英国领土。但是这时，库克还不知道他们所发现的陆地是“新荷兰”的一部分，更不知道是他们寻找的“南方大陆”的东部地区。但是，他这时在思考这块陆地和新几内亚、新荷兰有什么样的关系。因此在北航期间，他特别认真和仔细地考查，逐日写航海日志，详细地绘制海图，并对发现的港湾与海角一一命名，仅从5月6日到22日命名的有“杰克逊港”（今悉尼港）、“破碎湾”、“纽卡斯尔湾”、“斯蒂芬孙港”、“洪特河口”、“莫尔顿湾”，等等。同时，从植物湾到莫尔顿湾的自然条件，诸如土壤、地形、植被、河流、山脉、都进行了勘察，并做了记载。“努力号”进入大堡礁区后于6月11日撞上暗礁，在库克指挥下才脱险，将船驶入一条河（被命名为努力河），进行长时期的休整。库克和班克斯等又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勘察。在这里，他们发现了许多珍奇动物和植物，动物有大蝙蝠（亦称飞狐）、袋鼠等；植物有椰树、桉树、樱桃树、棕榈树等。他们还注意到这里的土地较莫尔顿湾以南贫瘠得多。1770年8月6日，库克一行离开努力河继续北航。8月21日，他们突然发现对面的大陆越来越窄，随着船的前进，对岸外的海水越来越看得清晰了。8月22日，“努力号”绕过一个长岛的北端，便开始向西航行，库克便以约克亲王名字命名所经过的这个海角，即今“约克角”，并下令停船。库克与船员们登上一个小岛，又以英王名义宣布占领整个所经过的地区，连鸣三枪，又命名这个小岛为“佔领岛”（即今威尔士岛）。后来，他又把整个东澳大利亚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努力号”继续向西航行。不久，库克见到西南方向不是陆地，而是汹涌澎湃的波涛，他这才悟出这是新荷兰北部的卡奔塔利亚湾，从而亲眼看见新几内亚和新荷兰之间是由一条海峡隔开，多年来存在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库克率领探险队在巴达维亚休整两个半月后，经好望角，于1771年7月12月返回英国。他在这次历时两年10个月的航行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与勘察了东澳大利亚，至此南方大陆的西、北、南、东均已发现。这是人类 认识世界过程中一次重大的突破。自古以来的“未知南方大陆”之谜，终于在库克这位探险家的手中完全解开了。后来，他又进行过两次环球航海，无论在探查南极，还是探查整个太平洋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第一个越过南极圈的探险家，并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不幸的是他在第三次环球航行时，于1779年2月在夏威夷群岛上在一场毫无价值的斗殴中被土人杀死，时年仅51岁。澳大利亚大陆和太平洋诸岛的发现，预示着它们即将沦为英国及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第二节英国在东澳设置流犯殖民地一、流犯殖民地设置的背景18世纪下半叶，英国统治阶级改变了它对外侵略的重点区域。在这以前，它侵略的重点区域是美洲，即西半球，此后便转向东半球。把亚洲和澳洲作为侵略的重点区域了。这是英国对外政策带有战略性的重大转变。引起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18世纪60年代，英国国内发生了工业革命，与此相适应，圈地运动更大规模地进行。城市的工业革命和农村的土地革命，使英国率先成为工业经济大国，社会生产力成几倍以至几十倍的增长，如煤产量，1854年已达6466.5万吨。英国棉纺织业1860年耗用原棉10亿英磅以上。铁路网早在1850年就已建成，并建成了海洋运输网，1855年仅国内铁路网收入达2021.6万英镑，纯利近1121万英镑。因此它迫切要求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即扩大殖民地。第二，英国要求扩大殖民地，还与它人口急剧增长密切相关。在18世纪，尤其工业革命开始后，人口增长尤为迅速，并因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动乱不安。关于英国人口增长状况，请参阅下表：①英国人口增长状况年代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总计17015826000104000025400009406000175161400001250000312500010515000180191560001599000521600015972000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出，整个英国人口在一百年中净增656.6万人，换言之，1801年比1701年人口增长70％多，其中，英格兰与威尔士增长得更为迅速。而且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向北美、西印度群岛和澳大利亚的大批移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显著特点是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如1696年，英国人口550万左右（不包括爱尔兰），农村人口410万左右，城市人口不足20％，而到18世纪70年代，城市人口已增长到占总人口的50％左右了。到1831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72.3％。1841年，英国有10万人以上的城市9个，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24个。同年，伦敦人口为223.9万人，是八十年前的3倍。1801—1831年间，人口增加1倍的城市有博尔顿、曼彻斯特、伊普斯维奇、普雷斯顿、里兹和斯托克波特。甚至还有人口增长数倍以至几十倍的城市，如布雷德福，1801年仅1.3万人，1851年为10.4万人，增长近7倍。曼彻斯特，1770年仅有人口1万人，1841年竟达到35.3万人，增长34倍多；格拉斯哥在这一时期人口增长了整整9倍，即由3万人增加到30万人。人口的猛烈增长，尤其城市人口的增长，至少带来两个严重后果：其一，必然导致人口过剩，其二，必然导致犯罪率升高。再加上因圈地运动从土地上被逐出的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一时找不到工作，在城乡游荡流动。仅18世纪下半叶，伦敦及周围数郡经常有50万流动人口。这种状态更使犯罪率上升。因此如何解决人口问题是自进入18世纪以来，英国历届内阁首先考虑的①资料来源：GeoffeySherrington，Australia'sImmigrants，1788—1978，Sydney，1980，P.4. 问题。英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大规模地进口食品；二是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英国早在17世纪就开始向国外移民了，但在17—18世纪，移民数量不多，进入19世纪后才大规模地向外移民，如1815年移民为2081人，1835年则上至44780人，同1815年相比，二十年内上升了20余倍。向海外移民成了英国的国策。要移民就得广建移民殖民地。历史告诉我们，大英帝国不仅需要像印度、埃及、缅甸、苏丹⋯⋯这样的殖民地，还需要像北美、西印度群岛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样的移民殖民地。因此英国在18世纪末要求扩大殖民地的欲望便愈来愈强烈。第三，英国在南大洋通过百余年的探险活动，尤其把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开辟的航路联接起来，摸清了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理状况，占领了许多岛屿，1770年又宣布占领了东澳大利亚，并发现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雨量充沛、植被繁茂、千里沃野、居民落后而温和。此外荷兰人只宣布占领西部澳大利亚，但从未移民，新荷兰仅是空地名而已。这就造成了资产阶级学者所称的那时的澳大利亚是“空着的”局面。英国殖民者侵占澳大利亚不会冒很大风险，甚至无任何风险可冒，既不会遭到殖民大国的反对，也不会遭到土著居民的强烈反抗。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而又不冒风险，这对渴望侵占殖民地的英帝国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第四，1775—1781年，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在西半球的侵略势力，紧接着美国崛起，把南美视为自己的后院并开始了扩张领土的侵略活动，这给英国西侵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阻力，为了弥补它在西半球的惨重损失，便把侵略矛头转向了东方，况且它这时已独占了亚洲的大国印度，因而有了一个在东方扩大侵略的基地。第五，北美13州殖民地的独立给英国带来许多困难，其中两个困难使英国统治阶级大伤脑筋，一个是所谓王党分子问题，另一个是流放犯人的地点问题。从王党分子言，他们在独立战争中坚决与革命为敌，站在英国一边，疯狂地反对北美革命。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以叛国罪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废除了他们的债权，并驱逐他们出境。一部分王党分子，约5万人，逃往加①拿大，新斯科舍与西印度群岛，但大部分人随战败的英军回到英国。他们原是横行殖民地的大富豪，经此大变，却成了一贫如洗的流亡者，穷困潦倒，经常“在伦敦街头像羊群一样的招摇过市”，扰乱社会治安。如何处理这批人，成了当时执政的庇特内阁大伤脑筋的问题。遇到的第二个大伤脑筋的困难是流犯问题。这是英国变澳大利亚为移民殖民地直接的原因。二、犯人流放地的确定早在1717年，英国就开始向北美13州殖民地流放犯人，因而那里成了英国犯人移民的主要据点，同时从此时起英国有了三种海外移民：公民移民（freeimmigrants）亦称自由移民、契约移民和犯人移民，后两种亦称强制性移民（forcedimmigrants）。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在近六十年中，英国至少向北美流放犯人5万名。当然除向北美13州殖民地流放犯人外，还向西印度群岛、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等地流放犯人。北美的一小撮人愿意收容这种犯人，因为那里经济发展起来后极度缺乏劳动力。人口贩子从政府手中把犯①当时是一个单独区域，后并入加拿大为一省。 人接收过来，然后再以第一犯人20英镑的价格卖给北美南部的种植园主，此为18世纪白奴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就是英国的流犯体制。北美对这种流犯体制早已深恶痛绝，北部的一些殖民地政府多次提出抗议，有的殖民地的立法机构还通过法律严禁把北美变成英国的犯人殖民地。但英国以母国地位专横地运用权力否决了殖民地的这类法案，所以向北美流放犯人的体制得以维系下来。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起初，狂妄的英国统治阶级认为北美人民不可能胜利，故把重罪犯人临时囚禁在本土的监狱或囚船上，以便将来再运往北美。然而，北美13州殖民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从而英国丧失了北美这个流放犯人的殖民地。然而，当时犯人都日益增多，监狱和囚船中的犯人拥挤不堪，引起社会的注意。议员埃德蒙·布尔克于1786年在国会里发表演说时指出，在伦敦著名的纽盖特监狱中，有一间牢房拥挤了558名犯人，这个数字恰好和下议院议员的数目一样，可见当时监狱的拥挤状况了。据估计当时仅狱中处流刑的犯人约有10万人之多。监狱和囚船由于过度拥挤，卫生条件差，管理不善，因而发生瘟疫，并有向农村蔓延之势。加之所用囚船均是旧船，破烂不堪，且早已用完，而犯人因不堪忍受屡屡发生暴动。如何处置犯人问题亦像处理王党分子一样，成了当时庇特政府面临的又一严重问题。如何解决这两个困难，英国朝野上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建议在西南非洲建立一个流放殖民地。政府采纳了这项建议，派人到那里考察和选择安置流犯地点。这样便把几百名犯人流放到非洲。但选择的地方先发生饥馑后又发生瘟疫，犯人死亡率很高，引起朝野上下极大不满。布尔克在议会里大发议论，批评政府处置不当，指出把犯人“送到了一个无①法活下去的国度”。曾经随库克发现东澳大利亚的瑟夫·班克斯爵士看到政府处理犯人的难处，于1779年向下议院一个委员会提出把东澳大利亚的植物湾辟为流犯移民地的建议。在建议中，他以兴奋的心情回顾了植物湾的情况，指出这里是流放犯人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当局未能认真研究班克斯的这个建议。四年之后（1783），一个叫柯西甘的人，他曾随同库克乘“努力号”到过澳大利亚东部，也积极向政府推荐植物湾，认为是一个安置犯人的适宜之处。同年詹姆士·玛亚，麦特拉致函内务部国务大臣悉尼爵士，提出把王党分子移民到“新荷兰”去的建议。他认为那里没有白人移民，处于“空着的”状态，距中国和日本近，他们在那里可以同这些国家做生意，发大财以恢复其财产，这样还可以使他们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麦特拉的建议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内务大臣悉尼立即接见了他，并同他讨论了这个建议。悉尼认为犯人的问题要比王党分子问题严重得多，倾向于把犯人而不是把王党分子移往那里。麦特拉表示愿意修改他的计划，因而在他的计划里加上了一个附件。在附件里，他着重论证了在“新荷兰”建立收容犯人的殖民地的可能性。越来越为犯人和王党分子等问题而苦恼的英国政府，详细研究了班克斯等人的建议，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1784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犯人流放法案”，法案决定在“新荷兰”建立流犯殖民地。法案通过后，政府迟迟①ErnestScott，AshortHistoryofAustralia，P.40。 没有采取具体行动，因此1785年海军上将乔治·扬格向政府提交了一个在新南威尔士建立王党分子和流犯的移民殖民地的详细方案。他指出，在那里建立这两种人的移民殖民地，将会导致英国“永久性地”占领“新荷兰”。有扬格将军方案的促进，再加上非洲西南海岸流犯殖民地的失败，英国政府才最后下决心在东澳大利亚建立流犯殖民地。1786年8月悉尼正式宣布东澳大利亚的植物湾作为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流放地，同年12月，枢密院颁布了同样的命令，并指示海军部提供船只、粮食、日用品、农具、种籽和牲畜。第二年元月，英王在国会开幕词中再次郑重宣布此事，并任命阿瑟·菲利普海军上校为即将开辟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兼驻该地司令官。在任命的同时还解释了新南威尔士所辖领土范围：北迄约克角，南到塔斯马尼亚南端，西至东经135度线，东到大海。这片领土约有澳洲大陆的一半，即不包括“新荷兰”。英国政府这样限定将要开辟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领土范围是经过一翻考虑的，这表明它那时尚无鲸吞整个澳洲大陆的企念。1787年5月13日，菲利普上校率领着第一支舰队从英国直奔澳大利亚而来。澳大利亚的历史即将将入新的时期——流犯殖民地时期。三、流犯殖民地的设置在政府各部大力支持下，到1787年5月就组织起一支押送犯人的船队，命名为“第一舰队”（FirstFleet）。舰队由11艘帆船组成，其中巡洋舰一艘，护卫舰一艘，三艘运粮船，六艘运输船。大小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和士兵分乘护卫舰或巡洋舰，总督菲利普亦乘护卫舰；犯人则乘运输船。船队共有人员千余名，可分为两类：（一）官员、士兵、家属及助手，为290名；（二）男女犯人共757名，其中男性占绝对多数，520人。第一舰队于1787年5月13日离开英国朴茨茅斯，历时八个多月，于1788年元月18日到达植物湾，从此开始了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历史。这时正是南半球的盛夏。菲利普总督（1738—1814）系混血儿，其父为英国人，母为德国人，17岁入海军，参加过许多著名战争，如英西、英葡、英法之争霸战争，屡建军功，升为海军上校，后退役，领取半薪，在英国西南部经营农业。1786年，他是由海军大臣豪伊向内务大臣悉尼推荐而被任命的，时年48岁。史家称他“仪态庄严”、“品格高尚”。英国政府给予总督极大的权力，主要有：（一）有减轻或赦免犯人的权力；（二）有征用释放犯保卫地方的权力；（三）有制定法律和司法的权力；（四）有赏赐公民土地的权力；（五）有维持社会治安的权力，可以说总督实际上是一国之主。他从到达之日起就运用他手中这五方面的权力进行建立流犯殖民地的活动。1788年元月20日所有的船只全部到达植物湾。为慎重起见，菲利普对该湾进行了全面考察，发现这个地方并不是像班克斯所说的，是“最好的地方”。海湾太宽阔，大洋上吹来的风浪可直接冲人，无天然防御屏障，船只停泊易遭危险；湾内水位较浅，不适宜大船进出，且海岸属沙质土；沿岸陆上多沼泽，距淡水远，又不宜种植家作物，总之，在这里建立移民据点很不适宜。为此，总督亲率人员乘船北航考察，发现距植物湾约3英里处的杰克逊港是一设置犯人移民据点的好地方。库克当年曾在他的海图上标出过这一海湾但没有进入。经考察，菲利普发现这里完全具备建立殖民据点的条件： 海湾宽阔，并有天然屏障；湾内水深，且岸上有一条小河流入，取淡水近而水源充足；岸上土地平坦，易垦为农田。因此他以喜悦的心情描绘道：“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港口，有一千艘船一字排开驶入，也是安全的。”因此，他当即决定在这里建立移民据点，并以内务大臣悉尼的名字命名，即今悉尼港。经过几天的安顿，元月26日，菲利普率领舰队全体人员在悉尼举行升旗典礼仪式，仪式简单隆重，鸣枪与为国王祝酒，以资庆贺，就这样一个新的殖民地开始了。第二天，菲利普总督将犯人编为若干队，指挥着军民和犯人展开了建立移民殖民地的工作。首要的工作是先解决住处：清理地面，建造掩蔽所；砍伐树木，张搭蓬帐，以防风雨。一般官员、军人和犯人都住在用旧帆布搭制的帐蓬里露营。菲利普总督亦住在帐蓬中。总督的办公室是用木、石建造的小房子。解决住处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住处问题解决后，就把船上的各种物资和牲畜全部搬到陆地上来。为了使新建殖民地得以发展，除老弱病残外，把犯人编成若干劳动专业队，如筑路队、农业队、建筑队、搬运队，等等。同时，遵照政府指示，菲利普派海军中尉金（King）率一批犯人东渡大海去诺福克岛，亦把那里辟为犯人移民据点。当一切就绪之后，2月7日菲利普总督召集全体军政官员、士兵、犯人举行大会，在军乐队伴奏下，军法官宣读英王任命总督书和训令，接着总督宣誓就职，并发表了如何建立流犯殖民地的演说。菲利普在创建流犯殖民地的初期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采取了相应措施，克服了种种困难。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粮食不能长期自给，主要靠从母国船运，一旦运输船只延误日期或失事，会立即出现饥馑。1789年庄稼长势不好，后来，插下的谷种又为蚂蚁和田鼠所吃掉，许多牛羊患病而死，其他家畜又繁殖得很慢。加之，1789年从英国运往悉尼的运粮船遇到大风，延缓到达日期，因而出现了大饥馑。1790年3月，仅有的一艘运粮船“赛里乌斯号”在诺福克岛附近水域触礁沉没，使已出现的饥馑更为严重。从1789年11月开始减少食品分配量，以后逐渐减少，到1790年4月每人每周分配到的食品仅有猪肉2.5①磅，大米1.5磅，可见食品之缺乏程度了。每人定量分配，不分上下老少，菲利普总督亦不例外，甚至总督把自家仅有的半袋面粉，也赶紧交给公共仓库。为了减轻悉尼粮食压力，把200名犯人送往诺福克岛，但后来由于那里运粮船沉没，亦出现大饥馑，幸而发现该岛有大群大群的海鹅，人们捕杀海鹅才渡过难关。这次大饥馑使普利普总督相信，只靠流犯劳动和母国的供应不可能使该殖民地存在下去，因此他制定了发展殖民地的新方针：从母国吸引自由移民来澳，以犯人作为自由移民的劳力；授土地与军政官员，亦以犯人作为劳动力；赐予土地与释放犯人。这个方针的特点是把发展农牧业生产放在首位，解决吃饭问题，并经后任总督的充实和实施，使殖民当局不仅克服了经济困难，且使其经济得到了发展。这样，在澳大利亚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土地制度和劳动体制，前者称“土地恩赐制”，后者称“劳动指派制”。另一个困难是缺乏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劳动力。犯人多系无业游民，其中①1磅=0.45公斤 不少人无任何劳动习惯，更不用说生产经验和技术了，只是靠皮鞭的压力，才伏首干活。几经总督向英政府写报告请求，才派来50名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在他们的指导下在悉尼附近开荒种田，后又在巴腊马塔河两岸辟出大量农田，种植农作物，仅在这里开辟出的农田达2000英亩。此处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故五谷生长良好。加之，政府鼓励勤劳的农民移居该地，还迁移一批勤奋劳动的释放犯人到这里务农。这样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犯人殖民地的粮食已基本自给。这为殖民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此外，犯人的逃亡和土人的反抗袭扰也给创建殖民地带来巨大困难。土人经常来袭扰，甚至连菲利普总督也曾被土人长矛刺伤。白人殖民者借机屠杀土人，虽然后来历届总督都强调对土人推行怀柔政策，但收效甚微，屠杀土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日趋严重。四、流犯的构成流犯是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地社会的重要问题。这是由于澳大利亚最早立国的基础是流犯所致。澳大利亚这一落后、荒凉而孤立的大陆是靠犯人的劳动逐步开发出来的。从这意义上讲，没有流犯的劳动就没有今天的澳大利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从1788年1月到1868年12月澳大利亚彻底废除流放制止，在这八十年中，英国共流放到这里来的犯人近16万，其中女犯约2万人。1814年前后流放的犯人各占50％左右。最初三十余年（1788—1821）流放来的犯人已达33508人。在1819年全澳大利亚白人人口中，犯人及其后裔占3/4以上。可见在1821年以前，澳大利亚几乎是英国的流犯殖民地，事实上是英国的一个大监狱。澳大利亚的这种社会性质，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才开始转变。流放到澳大利亚来的犯人究竟是一些犯了什么罪的人，历史家说法不一，没有肯定的意见。加之缺乏法院有关案件的原始记录，无法进行详细而确切的考查。有的史家认为真正的罪犯已逍遥法外，而流犯多是一些“邪恶、行为不检和被社会遗弃的人”。根据透露出来的零星资料，大致可以把流放来的犯人分为五类：第一类人是小偷、扒手、盗窃犯；第二类是孤儿、弃儿与乞丐，即“被社会遗弃的人”；第三类是骗子、伪造印鉴与文书者；第四类是妓女；第五类是政治犯，其中多是爱尔兰的反英分子以及工人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这五类人中，第一类犯人居多数。墨尔本莫纳什大学历史学教授A·G·L·肖根据英国各级法院一些零星资料指出：“在英国高等法院巡迴审判庭和一年开庭四次的郡法庭上被判有罪的人当中，大约1/5关入监狱，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城市小偷、扒手和店铺扒窃犯。”另一位英国史家说，英国当时“大约200种罪名就可以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像‘扮演埃及人’这种罪名。如果犯人同意出国，则死刑可以赦免，这叫做流放。”一个叫科布利的历史学家在1970年出版了一部专门研究第一批来澳犯人的专著，该书名为《第一舰队犯人的罪行》，他在书中指出，这些犯人中没有一个政治犯，多数是小偷，例如其中的一个“小偷”因偷窃了8先令价值的织品而被判处流放，还说16万名流犯中有2万名女犯，多是妓女，男犯中，青少年居多数，此外还有一些伦敦的弃儿、孤儿、骗子等。克拉克认为，犯人除少数确犯有危害社会罪行外，绝大部分是无以为生的城市贫民、在圈地运动中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爱尔兰爱国主义者、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乞丐等。戈登·格林伍德在其所著《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中概括分析了1821 年以前犯人的状况，认为犯人有四类：（一）从伦敦、伯明翰、都柏林以及英伦三岛的其他主要城镇流放来的城市犯人；（二）因迫于饥寒而犯了侵犯他人财产罪的乡间工人；（三）犯有伪造文书、印信罪的人、犯有盗用公款的人，中产阶级犯罪分子；（四）政治犯。概括地说，到澳犯人中，除少数是犯有危害社会的罪行外，大部分犯人所犯的只是一些过失，根本够不上判处流刑，且其中冤假错案还居多数。要指出的是，在流放到新南威尔士的政治犯中主要是三种人，一种人是工人运动领袖，尤其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宪章运动的领袖；第二种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三种即爱尔兰争取独立的反英分子，如1798年5月23日，爱尔兰联合会领导的一次反英起义失败后，几百名起义者被押往植物湾或被迫去海陆军内服役。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劣根性。正如格林伍德所说“毫无疑义，澳大利亚罪犯流放地的建立，是英伦三岛逐渐改变着的经济状况及贫穷愚昧和执行严刑峻法等原因所产生的后果。”陆续从英国远去的成千上万的犯人，是一支巨大的劳动大军。如何安置他们以及安置他们做什么活计，这是殖民当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安置，政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许多农场，例如在悉尼近郊、巴腊马塔、纽卡斯尔、①温莎、巴瑟斯特、范迪门等地兴办农场。政府利用犯人劳力大力发展农业。这种把安置犯人同解决吃饭问题结合起来的做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农业经济逐步发展起来。随着流放制的发展，尤其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他经济部门也建立起来，如纽卡斯尔的煤矿以及各地的面粉厂、木材厂、屠宰场、采石场、制砖厂、石灰窑、造船厂，等等。这样既为安置犯人劳动开辟了天地，又发展了流犯殖民地的工矿企业经济。无论是农业的发展或是工矿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澳大利亚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①今塔斯马尼亚岛。 第三节流犯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一、经济政治体制开始时，澳大利亚的经济是单一的农业经济，没有任何工业。劳动力是犯人，因此那时的经济体制是单一的以犯人为劳动力的农场制，属国家所有制性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要靠远在数万里之外的母国提供，甚至必需的经费、生产工具、种籽、牲畜也需要母国提供。为此首任总督菲利普上校制定了上文提到的维持和发展流放殖民地的基本方针。以经济体制言，即土地恩赐制和犯人劳动力指派制。推行这种体制产生了两个良好的结果：一是解决了本殖民区的衣食住问题，一是打破了单一的国营农场所有制，出现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四种经济形式。第一种是殖民当局举办的农场、牧场和工矿企业；第二种是军政官员举办的农牧场和商业网点；第三种是自由移民举办的农场、牧场和工商业企业；第四种是由被释放的犯人所举办的小型农牧场。后三种属私人个体经济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三种私营经济日益发展，形成了私有制，而前一种日益衰落，以至泯灭。私有制的出现是澳大利亚历史发展进程中带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使绵延数万年之久的原始共有社会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后三种经济形态以生产商品粮、商品畜牧产品和某些小工业品为主要目的，从而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经营性质，但它们都还部分地使用指派的犯人劳动，因而弱化了其资本主义性质。这种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①主要劳动力是犯人，由政府指派犯人到私营经济部门进行无偿劳动，只供给食宿，因此，生产劳动是强制性的。②与这种劳动体制相适应的则是私营经济部门（主要是农牧业）的产品由殖民当局统一购买、统一供应监狱犯人和管理犯人的军政官员的需要。③私营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流放制的发展，即犯人的增多。流放制的发展就意味着英国政府向流犯殖民地提供更多的经费，而这些经费通过统购统供制渠道转到私营农牧场主之手成为生产领域的资本。总之，这时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是以英国向这里划拨的经费的增多为准。澳大利亚经济史家R·V·杰克逊写道：“在1820年以前，澳大利亚的私营部门产量的增长主要是由政府向监狱供应①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数量来决定的。”在这种经济体制下，通过流放制这个渠道把英国的劳动力（犯人）、资本（英国政府为维持流放殖民地的经费）和先进生产技术（主要是自由移民），引入澳大利亚，并使三者有机地结合于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这种所有制显然是一种落后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把私营经济同犯人劳动力、国家维持犯人流放地的经费混合一体的经济体制。主要劳动力呈强制性、奴隶性，而产品分配又采取统购统供形式，因而没有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商品市场。这里虽有交易，但大部分是“为适应英国政府的需要并在英国做出①的行政决议的结果。”强制性的劳动指派制是这种落后性的集中表现。虽然如此但是这种经济所有制为后来的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是军人专政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核①R·V·Jackson，AustralianEconomicDevelopmentin19thCentury，NationalAustralianUniversityPress，P.2，1987.①R·V·Jackson，AustralianEconomicDevelopmentin19thCentury，P.3. 心是总督拥有军事、行政、立法、司法和财政的绝大权力，如赦免犯人、缓刑、加刑、征兵、维持法纪、制定法律、保卫移民区、赐与土地、征税等权力。总督既是军队首长，又是行政、立法、司法的首脑，并以军权作基础，这显然是军事专制制度。总督之下，设副总督，1803年塔斯马尼亚殖民区设立后，那里设有副总督。负责殖民区行政工作的是行政秘书。司法机构有军事法庭、刑事法庭和民事裁判法庭。法庭由3—5名法官组成，并任命一名法官为首席法官。军事法庭主要镇压流犯及其叛乱，刑事法庭主要处理自由移民刑事案件，而民事裁判法庭处理自由移民间的各种纠纷案件。1823年以前，立法大权在总督手中，但是同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在新南威尔士流犯殖民区设立立法会议作为总督的咨询机构，从而立法权由总督和立法会议共有，即这个立法机构分担了总督的一部分立法权。同时设有行政会议，该机构是在行政上协助总督。立法会议的权力是根据法令而获得的，而行政会议权力是由英王赐予的。参加行政会议的人员是总督、殖民地政府的秘书、财务官员、保安团司令官、英国国教主持人、总测量师，他们都是英王委派的官吏。立法议会的议员起初都是由英国殖民部大臣指派，且又是殖民地政府官员，后来有一部分民选议员，而这些人先由总督提名，再由殖民大臣批准。在1808年以前，总督之下还设有军事长官，称保安团司令官，但自1808年“布莱事件”后，总督兼任保安团司令官。总督权力的保证是以他为首的一支军队。因前四任总督均是海军军官，故保安团属海军，直接由英国海军部管理。1810年麦夸里以总督兼保安司令官来任职。由于他是陆军军官，自此后，该保安团属陆军，由陆军部管理。这支军队虽主要是用于镇压和威慑流犯，但对普通自由移民亦起专政作用。殖民当局利用这支部队的火枪来执行严刑峻法，建立起森严秩序。专政的主要对象是犯人。总督的权力来自母国政府，因此他要受母国政府的遥控，换言之他必须对母国内阁负责。英国国会对殖民地有完全的立法权，并通过内阁之殖民大臣把权力再转授给总督。所有这些就决定了总督必须唯母国政府之命是从。从1823年立法议会建立时起，这种军人专制制度开始逐步向资产阶级民主制演变。二、流犯的劳动体制流犯既是主要劳动力，又是专政的对象。以主要的劳力言，他们无论是在农场劳动，或是在工矿企业劳动，都是在专门设置的管理人员和监工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犯人的衣食住都由政府提供。规定犯人劳动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劳动10个小时，星期六劳动六小时。除了一部分犯人为政府办的农场或企业劳动外，还有一部分犯人被指派为私人劳动，即在私人办的农场或工矿企业中劳动。指派犯人为私人干活的制度，最初是由菲利普总督确立的，目的是鼓励自由移民从事农业，好解决当时的饥馑。1789年9月英国政府颁布指令，批准了菲利普的这一做法。1804年明文规定指派制作为一种制度，是由金总督在任职期完成的，他颁布了一项有关指派制的条例。条例规定：（一）雇主供给犯人衣食住；（二）犯人劳动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劳动10小时，星期六为6小时；（三） 其余时间，犯人可自由支配，如给雇主干活，雇主要付报酬；（四）工作全年工资男犯10英镑，女犯7英镑。因而指派制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高潮，例如在1838年新南威尔士有犯人3.8万人，而为私人干活的就有2.6万人。1835年在范迪门全部1.7万人犯人中，有1.2万人被指派充当私人仆役。指派制的另一种形式是，政府派一些犯人为某些官吏干活，政府发给犯人生活费用和提供住宿，以此作为对官吏的一种报酬。犯人来后，他们究竟被派到为政府工作，还是为私人工作，这与他本人的技能、文化程度、原来的社会地位以及过去在狱中和来时途中的表现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到后碰上的运气有很大关系。犯人的工作地点是极不稳定的。此外犯人也经常从一个雇主转移到另一个雇主，或从雇主那里转向政府那里，抑或从政府那里，转向雇主那里。有些犯人刑满释放后，如再犯第二次罪，要严加处理。一般说来，留下为政府工作的是那些有熟练技术的犯人。雇主认为不合适而被送回的犯人，如犯第二次罪行而被判带镣铐劳动或被送流放，都严加管制。犯人的生活待遇是极其低微而恶劣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奴隶制。为政府劳动或指派给官员的犯人，名义上是由政府供以衣食住，但正常供应从未有过。以伙食而论，由于伙食管理人员营私舞弊，犯人既吃不好又吃不饱，尤其在大饥馑年代。许多年来，犯人的食物朝不保夕，饭食淡而无味，缺乏营养，肉多是腌制的，蔬菜和鲜肉很少供应，故犯人患坏血病、痢疾及其他疾病的很多。犯人的衣服供应也是极坏的。每当一批衣服运来时，当即被分配完毕，且供应衣服很不及时，头两年（1788—1789）根本未发过像样的衣服。1800年偶尔发过一次衬衫和裤子，后来直到1819年才发过一些巴腊马塔织布厂用羊毛织成的“巴腊马塔布”。犯人的住处更是一塌糊涂。他们的住所称收容所，为此在各地建立了许多收容所。收容所一般三层楼房，室内悬挂着木架，架上栓有吊铺，每人所用面积仅长7英尺宽20英吋，可见拥挤程度了。收容所还是政府调派犯人的办公处，一切犯人的调派都在收容所里办理手续。至于说为私人干活的犯人的生活情况如何，这要看雇主的悭吝程度了，总的说来，他们的情况不可能比为政府工作的犯人好多少。在犯人中最苦的是那些女犯，她们因种种难以言述原因被践踏蹂躏，从表面看来，她们“道德败坏，蛮横任性而放荡”。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显然与英国社会不公正有密切关系。总之，流犯的指派制本身就是军事专制制度的体现。三、惩罚流犯再犯罪的严酷制度军事专制制度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对流犯的惩罚制度。对待犯人最残暴的是惩罚所谓第二次犯罪的犯人的酷刑。鞭刑是酷刑中的一种，如犯人玩忽职守、不服从命令、旷工、酗酒、对雇主傲慢均会遭到鞭刑的判处。依据犯人犯过失和罪过的程度，可判处50—1000鞭不等。除官员、监工可鞭打犯人外，雇主亦可鞭打犯人。鞭刑之后的犯人，尤其遭千鞭之后的犯人，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不寒而栗。所以广大群众对鞭刑十分厌恶。因此有些官吏审理案件往往在自己家中。以避免遭到社会谴责。戈·格林伍德指出：“鞭刑永远是一种残酷的刑罚。”被鞭笞的人几乎都怀有复仇的心理，或刺杀监工，或刺杀雇主，刺杀后便逃往山林为强人，如被抓回，轻者终身监禁，重者处以绞刑。鞭刑是一种普遍的刑法，仅1830—1837年间就有4.2万人遭鞭刑。 监禁和绞刑也是残暴的刑法。这两种刑法都是对那些犯第二次罪行的犯人用的。所谓第二次犯罪是来澳流放期间的犯罪。在澳大利亚一些地方建立了监狱，如麦夸里港、莫尔顿湾、纽卡斯尔、诺福克岛和范迪门等处。这种监狱实际上是在澳大利亚以内的流放地，所以有人说这是“监狱中的监狱”，“流放地的流放地”。因为整个澳大利亚是一个大监狱，一个大流放地，因此从英伦三岛来的犯人一般不再送往监狱。被判处这种刑罚的是那些犯有抢动、暴行和偷窃罪的犯人。绞刑，亦称绞决，是对那些判处死刑的犯人采用的一种酷刑，但不是对所有判死刑的犯人都处以绞刑。例如1811—1817年有86人处死刑，其中被绞决的只有26人。绞刑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因此绞决行刑时要把刑场附近的犯人都召集来围观，进行威慑。流放犯人服刑期限的详细情况因缺乏档案，已无从详细查考只有零星的材料。流刑主要有三种：七年流刑、十四年流刑和终身流放。在1810年以前来澳犯人2/3以上是流刑七年的，服十四年的是少数；在1812年到1817年被判七年流刑和终身流刑的人数是相等的。女犯在1817年以前约占犯人总数的20％，其中2/3的被判七年流刑。四、对流犯的释放政策英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殖民当局对犯人释放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有的是以法律、法案、条例形式颁布的，有的是惯例，即不成文法，但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现择其要者叙述如下：1、提前释放。布里斯班总督执政时制定了一个有关提前释放犯人的具体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凡被判处七年流刑者，有四年品行端正，就可以获得释放证；凡被判处十四年流刑者，有六年品行端正就可以获取释放证；凡被判处终身流放者，有八年品行端正就可以获得释放证。2、赦免证，亦称赦免状。有两种：绝对赦免状和有条件赦免状。这两种赦免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获状后可立即返回英国，而后者非要在原判期满后方可回国。不愿返回或不能立即返回的释放犯，一般要赐给土地。大部分释放犯安置到豪克斯布里河流域，那里土地肥美，宜于发展农牧业。3、假释证，对于那些一贯表现勤劳和品行良好，但又不够发给赦免证的犯人，政府发给假释证，总督往往把假释证发给那些品行端正而有特殊贡献和才能的犯人，免除他们的强制性劳役，允许他们在所属警区内出卖劳动力谋生，政府不再提供生活费和住宿，但没有公民权，即不能充当原告，也不能拥有土地。假释证属临时性质，政府可随时因持有者的过失和犯罪而撤销。颁发假释证的制度到1813年已成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惯例。这些对待犯人的宽厚政策在流犯殖民地时期起了巨大作用，但遗憾的是那些腐败的官员们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犯人对暴政的反抗多采取怠工、逃亡、刺杀监工和雇主，到犯人忍无可忍而矛盾极度尖锐化时便爆发起义。在流犯殖民地时期最著名的起义是爱尔兰犯人的1800年起义。是年3月，爱尔兰犯人威廉·约翰斯顿在纽卡斯尔山林中集合了一批爱尔兰犯人，用棍棒、铁锹和步枪武装起来，提出了“从盎格鲁—撒克逊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口号，原计划起义者向豪克斯布里进军，然后夺取悉尼。但由于叛徒告密，加之脱离广大群众，口号也不正确，一旦政府军调来镇压，便失败了。首领被绞死，主要骨干处鞭刑后被送往纽卡斯尔流放地挖煤。流犯殖民地形成一 整套管理犯人的制度。这种制度显然是一种残酷的制度，但澳大利亚社会正是从这里作为起点的。 第三章流犯殖民地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起点（1788—1830）从1788年起，澳在利亚开始沦为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但是澳大利亚这个移民殖民地和其他英属移民殖民地，如新西兰、南非、加拿大和北美十三块殖民地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还经历过一个犯人移民殖民地时期，就是说澳大利亚沦为殖民地后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犯人流放殖民地时期（1788—1830）和公民殖民地时期（1831—1900）。在第一个历史阶段里，澳大利亚的开拓者们在这个极端落后的地区建立起拥有牧业、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完整的经济结构，尽管这种结构还是较落后的、脆弱的，其中最大的成就是牧羊业的出现与发展，这为后来使它变成世界牧业大国奠定了基础。在确立对流犯统治的基础上，开拓者们把母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移植进澳大利亚，使其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在流犯移民和自由移民同步增多的条件下，开始了内陆探险，扩大了殖民者经济活动的范围，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两个殖民区，这为后来英国鲸吞整个澳洲大陆做了准备。在英国殖民者开拓澳大利亚过程中，澳洲最早的居民土著黑人遭受空前的灾难。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第一节民族经济的出现与新殖民地的建立一、农业的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英国陆续把大批犯人流放到东澳大利亚，这样，东澳大利亚成了一个大监狱。由于人口逐步增多，且又距母国极其遥远，因此殖民当局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农业一直是重要的经济部门。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开始时没有畜力，缺少工具，更缺少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劳动力，已有的劳动力却是那些用皮鞭强迫劳动的犯人。他们既没有农业生产经验，又没有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而劳动工具极为简陋。虽然如此，犯人们还是用简陋工具砍伐森森，披荆斩棘，开垦出一片片耕地，并且种植了小麦、水稻、玉米和各种蔬菜，从而使这个在漫长历史上从未有过一寸耕耘土地的南方大陆有了农业，农场亦应运而生。当然，这时的农业生产水平还十分低下，到1820年时还没有普遍使用犁耕，只是用锹翻松土地、掘垅；收获谷物和脱谷粒均用双手。由于生产水平低，粮食在19世纪初尚不能自给，仍靠英国从本土或印度船运供给。1820年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母国引入大批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自由移民，他们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带了进来。其次，由于移民的涌入，人口也大幅度增多，因而对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需求量成倍地增长。再次，从生产技术上说，引进来大量用于耕作的牛马，使马耕取代了人力，犁取代了锹，并实行了精耕细作。还逐渐培育出一些适于澳大利亚土壤、气候条件的农作物新品种，提高了产量，与此同时耕地面积也成倍地扩大。据统计，1820年已播种小麦10600公顷，1830年小麦播种面积上升到①43100公顷，十年之内增长了3倍多。从此小麦成了澳大利亚主要的农作物和农业的支柱。1830年，澳大利亚粮食已能基本自给。在这一历史时期还出现了范迪门（即塔斯马尼亚）和新南威尔士两大农业基地。澳大利亚人口的迅速增长是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这种人口的增长是指白人人口的增长。当时澳大利亚有两种人口，一种是白人，而在1820年前主要是犯人移民；另一种人口是土著黑人，由于他们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不可能靠他们来发展农业和其他经济，而且由于白人的屠杀与虐待，他们的人口正在日益减少。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主要靠移民，在1820年以后不仅要靠犯人移民，而且还要靠自由移民。1820年，澳大利亚白人人口总数为29407人，其中正在服役的犯人12039人；持有假释证的犯人1790人；持有赦免证的犯人1352人；服刑期满的犯人3617人，各种犯人合计18798人，占白人人口总数的64.8％。自由移民2021人，占6％。其余人员是在殖民地出生的居民，为6688人，占29.2％，而在这部人中多数是儿童和少年，成年人很少，只有1680人。可见在流犯殖民地时期，犯人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了。从发展生产上讲，澳大利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移民人口增长的速率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速率是成正比的。1788年只有1000余名白人，1820年近2.9万多人，1830年上升到7万人，1830年是1820年的2.4倍。正是在人①参阅J·C·R·CammandJohnMcguilton.AustraliansAHistoricalAtlas，Broadway，1987，P.71. 口大增长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其中包括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应指出的是，英国来澳移民主要是英格兰人，其次是爱尔兰人，再次是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发展必然推动畜牧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的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尤其促进了畜牧业的大发展。二、麦克阿瑟与养羊业澳大利亚经济的最大支柱是养羊业，而养羊业的鼻祖是前澳大利亚保安团军官麦克阿瑟。约翰·麦克阿瑟（1766—1834），1766年生于英格兰。1789年任新南威尔士保安团上尉，1790率家人来澳大利亚服军役。1793年他和其他军官一样受赐土地，在巴拉马塔举办农场。因与汉特总督和金总督不和，遂于1804年退役。1805年被赐5000英亩土地经营牧羊场而发财。1807年他领导了反对布莱总督独裁的斗争。布莱下台后，他出任殖民地政府书记官，实际上成了殖民地的统治者，仅6个月便下台。1825—1832年任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议员，1834年在澳去世。综观麦克阿瑟一生，他对澳大利亚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畜牧业，他是畜牧业的先驱者。他早在1792年就意识到，澳大利亚殖民地要发展必须进口各种物品，为此，就必须在殖民地能生产出供出口的物品，作为进口的支付物。因此他写道：“在距离地球其他文明地区如此遥远的这个小小居民点，是不会有最终成功的希望，除非它能生产一种用于出口的原料。这种原料必须用最少的人就能生产出来，而需求量却很大，并且还要能够经得起长距离海运。”他认为这种产品应是羊毛。因此他在1795年便常年雇佣30—40人饲养家畜。麦克阿瑟回忆了他在中学课本上学过的有关美利奴羊的事，便决心从事饲养这种羊，他于1797年引进了一些西班牙种的美利奴绵羊。这时他和其他军官因从事罗姆酒生意及其他商业活动赚了大钱。1802年，麦克阿瑟在伦敦说服了国务大臣卡登姆伯爵，他被允准在澳大利亚发展养羊业，接着他带着国务大臣给总督的指示返回悉尼，总督根据指示赐给麦克阿瑟5000英亩土地饲养美利奴细毛羊。由此开始了澳大利亚大规模的养羊业。1805年，麦克阿瑟又从英格兰的克尤皇家繁殖场搞来另外一些绵羊品种，进行饲养试验，取得了优良品种，到1822年就能往英国输送68吨多上等羊毛，其质量可与欧洲产的最好的羊毛相媲美，这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因为当时英国特别需要大量优质羊毛。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20—40年代正值高潮，为适应欧洲市场对毛织品大量需求，英国毛织品工厂纷纷采用蒸汽机作动力，采用自动纺纱机和自动织布机，这样便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毛织品再也不是什么奢侈品了，需求量迅速大增，反过来又推动了英国机器毛纺织工业的扩大。这样，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牧羊业所生产的羊毛已远远满足不了英国多次扩大的近代化毛纺织工业的需求。再者，澳大利亚东部地区适宜进行大规模的养羊业，有一片长以千公里计的大牧场，降雨量适中，不致引起羊蹄病。这里地处南纬35—25度间，气候温和，既没酷热，也没有欧亚大陆上的严寒。这些优越的天时地利的条件促使澳大利亚养羊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世纪30年代，大批的羊群出现在东澳大利亚和范迪门。养羊业作为澳大利亚的一个主要经济部门的出现，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 的重视，改变着或改变了他们对这个流犯殖民地的观念，从这时起他们意识到澳大利亚不仅仅是一个流放犯人的殖民地，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提供原料、进行投资和销售工业品的场所。因此他们开始把大批资本投资于这里的细羊毛生产。这一时期，不少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也移民到这里，经营牧羊场。这样，出现了史家所称之“牧羊业大跃进”（thGreatSguattingRush）。牧羊人随着日益增多的羊群逐水草向内陆推进，距离东海岸越来越远，规模巨大的牧羊公司和牧场像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出现。牧羊业的发展还可以从羊毛出口逐年迅速增长看出来。1810年开始出口羊毛，出口额仅为167磅，第二年（1811）就猛增1000余倍，出口了17.5万磅，真可谓“大跃进”，到1830年上升到近200万磅（1967309磅）。畜牧业的大跃进，在颇大程度上推动了澳大利亚社会的进步。澳大利亚著名学者汉考克（Hancook）教授说：“羊毛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并最后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从此，澳大利亚开始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畜牧业的大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许多困难。距离东海岸愈远，愈荒凉，愈缺乏水源，还经常遭到土著黑人的袭击和丛林盗匪的抢劫。由于没有道路，运进食品，运出羊毛，尤其把羊毛从收购站运到港口极度困难，因为那时羊毛多半是由私人托运到英国去销售。1825年至1827年持续三年大旱，羊只大量死亡，出口的羊毛下降到最低点，因而出现畜牧业危机，许多牧羊场倒闭。但是这些困难都被开拓者所逐一克服了，因而迎来了19世纪30年代的畜牧业的起飞。农牧业的出现与发展以及白人人口的增长，为其他经济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其特点在民族农牧业的基础上出现了民族工商业。到1807年，新南威尔士出现了陶瓷厂、制帽厂、制革厂、酿酒厂、制鞋厂、成衣店、白铁店、木材厂、面粉厂以及煤矿、石灰窑、制砖厂⋯⋯。1819年又出现了银行，如悉尼储蓄银行和新南威尔士银行。1820年以后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塔斯马尼亚（范迪门）成了造船工业的中心。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1826—1830年，年平均出口额达15.3万英镑，进口年平均额为58万英镑。这时出口主要产品还不是羊毛，而是海豹皮、鲸油和木材，但自1820年以后，羊毛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的比例逐步增多。总之，到1830年，澳大利亚这个流犯殖民地逐步形成了与殖民地相对立的民族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畜牧业是民族经济的典型代表。三、塔斯马尼亚殖民区的建立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养羊业的发展，扩大了殖民地范围，移民的增多又导致开辟出一些新的地区。内陆探险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可供发展牧业和农业的地区。所有这些都影响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新的殖民区以适应他们扩大活动范围的要求，换句话说原来唯一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已不符合新的发展要求了。这时海洋大国法国经常派探险船来澳大利亚，为了防止法国也必须扩大殖民地。1788年，英国宣布占领的仅仅上东经135度以东至沿海地区，其中包括塔斯马尼亚，因为那时尚不知该地是一个岛屿，被认为是澳洲大陆的一部分。在金总督任职时，英国人为了防止法国人占领该岛以及在那里捕鲸和进行鲸 油与海豹皮贸易，决定占领它，并向那里移民。1803年，金总督派一个由士兵、自由移民和犯人组成的探险队到达塔斯马尼亚南端之德文特河畔并在这里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1804年初，大卫·科林斯中校率探险队去这个殖民据点，奉命接管了这里的管理权，选定了殖民区首府的地址，命名为霍巴特城，并被任为该殖民区的副总督，直到1810年他去世。在1804年，金总督还派遣佩特森上校率探险队去塔斯马尼亚北端勘察，建立道尔林普港，接着选择了殖民区移民点，即今之隆塞斯顿，他亦被任命为该殖民区副总督，从此开始向这里移民，南北两殖民区的移民主要是犯人。后来又在塔斯马尼亚西海岸发现麦夸里港，并把重要流犯移往之里。这样，澳大利亚又出现了第二个流犯殖民区。应指出的是，这时塔斯马尼亚是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并且名字叫范迪门殖民区。自从科林斯死后和佩特森走后，南北两殖民区，只派一个副总督直接管理，换言之，塔斯马尼亚统一为一个殖民地了。副总督不再由总督任命，而由英王任命了。统一后的第一位副总督是达维上校（1813—1817），他曾在纳尔逊海军大将指挥下参加过特拉法加海战，立有战功。1825年帝国国会通过法案，将范迪门殖民区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建立单独政府和7人组成的立法会议，议员由英王指定，这样塔斯马尼亚正式建立起殖民地。建立正式殖民区后的第一任总督是乔治·阿瑟上校。同时还建立一个行政委员会作为总督的参谋机构，司法机构有高等法院。1833年流犯已达17000人。四、西澳大利亚殖民区的建立塔斯马尼亚殖民区建立与巩固之后，英国殖民者即将视线转向澳洲大陆的西部地区。自18世纪中叶以来，英法长期交恶，拿破伦战争又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法国对英国占领东澳大利亚甚为嫉妒，多次派探险船向澳洲沿海水域探查，大有同英国争夺领土之势，例如1788年1月当菲利普总督率犯人刚刚到达植物湾时，就有两艘法国探险船窥视，曾一度引起惊慌，甚至做好战斗准备。后知此乃法国探险家柯莫特·拉普罗斯率领的探险船来澳大利亚沿海探查。此后，法国探险船还在西海岸和南海岸出没过。这虽曾引起英国人惊恐，但当时英国还没有在澳站稳脚跟，同时还需要时间和力量来消化它占领的东澳大利亚，故只能听之任之。19世纪20年代后，英国殖民者不但在东澳站稳了脚跟，而且殖民地社会经济和政治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鲸吞东经135度以西广大领土的企图，便油然而生。促使英国最后下决心的还是法国的探险船。在这前后，法国人多次到达西澳大利亚沿海水域探险和勘察。英国人对他们的活动异常惧恐，怕法国人占领西澳大利亚。英国殖民者这时也悟出这样的道理：只有占领西部大陆，才能使各列强承认澳大利亚是大英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东澳大利亚殖民地。1837年，新南威尔士总督达令命令詹姆士·斯特令和植物学家福雷泽到①西澳大利亚的斯翁河流域去探查。斯特令探查后向总督报告说：“天鹅河一带是最适宜于移民的地区，这块地方不可能长久空着无人占领，⋯⋯在地理位置上，它与印度、马来群岛与中国进行贸易有许多便利。”甚至他说那里水土肥沃优美不亚于东澳大利亚。因此斯特令要求总督迅速向那里移民进①天鹅河，即斯翁河。 行开发，以防法国占领。总督达令见到报告后十分高兴，立即上书英国殖民大臣，要求母国迅速向西澳大利亚移民，并严肃指出，否则将会为法国所占领，如是，必将严重危及到东澳大利亚的前途。但当时英国政府认为东澳流犯殖民地已耗费巨资，如再在西澳开发，势必再耗用巨资，恐国力不支。当时英国正全力搞工业革命，资金极度短缺，故斯特令要求开发西澳大利亚计划未被政府采纳。英国富豪托马斯·皮尔和弗朗西斯·文森特等得知此消息后，经协商遂写申请报告呈请政府，表示私人愿出资开发，并提出两项要求：1、允准在西澳大利亚购买400万英亩土地，地价每英亩1先令6便士；2、四年内允许运输1万移民和一些牲畜去那里。政府接到皮尔等人的报告后，感到事关重大，而对那里的情况又不十分清楚，仅凭报告得知一二，没有掌握到第一手资料，遂决定派遣海军上校弗里曼特尔前去探查。他于1828年5月到达西澳，遂照政府命令宣布东经135度以西全部领土为英王领地，至此，英国鲸吞了整个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归后报告政府请求允准私人开发。但政府认为不宜将如此广大的领土交给私人开发，然而又不愿动用国帑。后采取了妥协办法：允许私人开发，并颁布法令予以限制。该法令主要内容是：允许皮尔等购买土地100万英亩；给予优先购买肥沃土地权，只限购买25万英亩；所购土地必须在二十一年内开发耕耘，如听其荒芜，政府要给以处罚等。此即所谓“旧条件”。后政府以为此条件尚嫌不足，又附以条件：凡购买土地者，必须备有足够之资本以雇佣工人、购买农具、牲畜之用，否则不允许选购土地。皮尔等认为条件过荷，遂放弃开发计划。后来，皮尔等人经内务大臣罗伯特·皮尔帮助修改了“旧条件”，修改之后的法令规定，仅允准选购土地25万英亩，并要求在限定期内改良土壤，进行耕种，充分利用土地，否则予以罚款，以至没收已选购的土地。此即所谓“新条件”。皮尔等根据“新条件”把大约五万英镑的物资、牲畜、农具以及3000名工人运往西澳大利亚垦殖，但最后失败了，损失了他的全部家产。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英国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移植到西澳大利亚去。马克思以嘲笑的口吻指出了皮尔的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他在《资本论》里写道：“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①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虽然皮尔失败了，但从他起却开始了对西澳大利亚的开发和移民。英国鉴于西澳大利亚业已移民和开发，为管理起见，尤其为实地占领起①见，决定建立殖民行政机构，便委派斯特今为总督，在斯翁河流域建立新移民区。英国政府还决定不给总督薪俸，而以10万英亩土地作为给总督的报酬，并允许选择肥美土地。斯特令于1829年2月率官员69人、军队57人以及大批移民，分乘两船由英国动身，6月1日到达，选择了首府的地点，即今佩思，并着手建设今弗里曼特尔为进出港口。这样继塔斯马尼亚之后，又一个殖民区正式建立起来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4—835页。①斯翁河，一译斯旺河或天鹅河。 摆在新殖民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农业，以解决吃饭问题。因此斯特令总督命令总测量师罗伊进行土地勘察。到年底共勘察佩思周围土地达52.5万英亩，其中有皮尔选购的25万英亩和总督俸田10万英亩，其余均售与普通老百姓。1829年时，西澳大利亚仅有850名各种移民，资金总计只4.5万英镑；地价每英亩一先令六便士。西澳的开发开始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东澳当年的困难。土质贫瘠、劳动力缺乏、资金不足而国家又不投资以及经常粮荒，许多人失败而懊丧、灰心，尤其是皮尔经营土地的失败，白白耗用5万英镑，影响巨大，因而开辟殖民地事业遇到了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斯特令总督于1831年8月回英国呼吁政府设法解救危机。英国鉴于此种情况决定采取下列措施：第一，改革土地制度。采用拍卖方式出售土地，每英亩售价5先令，所得地价用以救济开发资金短缺者。第二，广积粮。在佩思储备粮食，以便在灾荒年予以救济。第三，建立严格处罚制度。对占有广大土地而未开垦任其荒芜者或课以罚金，或以低价拍卖其土地。第四，输送1万名犯人作为开垦荒地的劳工，以解决劳力困难问题。经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地各阶层人士的开发，借助犯人劳动，很快扭转了局面，到19世纪50—60年代，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和建设开始有起色。在爱尔文河流域发现煤矿，在约克河流域发现了铁路枕木资源，在米奇森河流域又发现铜矿和锡矿。所有这些资源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西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澳洲沿海与内陆的探查一、探查东南沿海地区1788年，英国占领东澳后，澳大利亚便被分割为二：新南威尔士和新荷兰，后者名义上属荷兰，但未移民。英国亦一直想吞并新荷兰。为独占澳洲，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展开了历时达八十余年对澳大利亚的探险与勘察。这在世界近代探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795年，新南威尔士新任总督约翰·汉特由英国乘“联盟号”船急急向悉尼赶来。与这位走马上任的总督同船的还有两位奉命探险的年轻人：21岁的弗林德斯和32岁的巴斯。汉特到任后，认为必须首先搞清楚首府悉尼周围的地理状况，因此他大力支持弗林德斯和巴斯，帮助他们建立了探险队并确定了悉尼以南地区为探险的首要目标。同年9月末，弗林德斯和巴斯乘“汤姆逊号”船从悉尼港扬帆出发，10月到达植物湾南岸，途中他们勘察了乔治河的蜿蜒河道。1796年，他们又进行了第二次探险，目标仍是悉尼以南地区，在勘察了植物湾南岸以后接着南航，进入美丽如画的哈金港，登陆上岸探查了肥沃平坦的伊拉瓦拉大草原。探险途中遭到土人围攻，十分危险，幸亏弗林德斯勇敢地给土人刮了胡子，得到土人的好感，才转危为安。第三次探查是在1797年8月进行的。弗林德斯因修理船未去，探查队由巴斯率领，在勘察植物湾时发现了煤矿。9月，巴斯从养牛场出发步行到达澳大利亚南海岸，年底返回。巴斯回到悉尼后，以这一带在地图上还是一片空白为理由向汉特总督提出对东南沿海进行勘察的建议。汉特出身于海洋勘察员，对巴斯提出的建议很感兴趣，表示支持，并提供一艘最好的捕鲸船给巴斯。1797年12月3日，巴斯一行7人开始了第四次探查。探查队详细考查了从杰克逊湾到希克斯岬的海岸线。在航行中他们发现了许多奇异景物。巴斯观查了“嘉玛大风洞”，该洞洞口直径有25—30英尺，顶端因受海水经年冲刷形成一条深邃的地下通道，洞中传出海水冲击的隆隆巨声，震耳欲聋。在陆地上还发现了一个天然避风港式的谷地，谷地空旷辽阔，拥有上千万英亩平坦土地，土质肥沃，宜种植树木和果菜之类。之后，巴斯率船进入一宽阔海湾，此即著名的吉夫斯湾。在航行中还发现海湾多处，如贝特曼湾、巴冒斯小湾（贝加河口）和图佛尔德湾，等等，图佛尔德湾以南岸有红岬而著名，并衬以浅蓝色海水，相互掩映，景色秀丽壮观。巴斯等人越过库克二十八年前考查过的大陆最南端后便进入无名沿岸探查，并环绕大南角一周，后来弗林德斯改大南角为威尔逊角。实际上，该角不过是一块大得令人惊异的巨石而已。巴斯原拟继续南航去范迪门（今塔斯马尼亚），但所乘捕鲸船不断渗水，故不敢远航，便返回威尔逊角，并由此沿岸西行，夜遇暴风雨，上一小岛避险。原备6周给养，现已7周，因而被迫返航。返航途中，巴斯在一海角处见海水流动湍急，因而断言：“可以肯定该角和范迪门间有一海峡”。1798年2月25日，探险队安全返回悉尼，出海共12周，所备食品早已用完，靠捕捉海燕、海豹、天鹅、鱼类过活。巴斯出航不久，汉特总督派遣弗林德斯出航。弗林德斯在南海岸也注意 到来自金岛方向的海流湍急情况，他亦得出和巴斯同样结论。他回到悉尼比巴斯晚10余天。两人交换了航海记录，一致认定在新南威尔士南端和范迪门北端之间有一条海峡，并决定前去探险。第五次探险的重要成就是基本上搞清楚了澳大利亚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理情况，并为发现巴斯海峡奠定了基础。二、探查塔斯马尼亚岛巴斯和弗林德斯探查是否有海峡的行动得到汉特总督大力支持，到1798年10月初完全准备好。10月7日，巴斯等先航行到金岛，在岛上进行勘察，11月1日离开金岛向范迪门北岸航去，3日到达，登陆考查，见树木繁茂，并有弯曲河流，景色之美令人心旷神怡，发现一海湾，命名为“道尔林普湾”。弗林德斯仔细勘测海湾与河流。巴斯率领船员步行踏查，见无数群黑天鹅。弗林德斯等从道尔林普湾西航，不久发现海岸向西北延伸，海水也逐渐混浊。他们深信已航行到了海湾的尽头，可能就是海峡的出口处。12月7日这天依据对东向海流的观察，他们断定在范迪门陆地和新南威尔士之间有一条通道，距进入南印度洋的出口处不可能很远。9日，又看到长长的巨浪从西南方向滚滚而来，更坚定了他们的这一信念，并狂欢起来。弗林德斯写道：“巴斯先生和我本人向这巨浪欢呼起来，相互祝贺，同时宣布我们长期以来发现一条进入南印度洋的通道的愿望，现在实现了。”我们知道这条通道就是今巴斯海峡。弗林德斯一行沿西岸缓缓南航，见岸上高山峻岭，层层叠叠十分壮观。他写道：“我们既看到那壮观的大自然景色”，“也看到无法想象出的极度阴暗和荒凉的情景。纵目仰视层层山岚和种种巨大怪石，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探查队绕范迪门航行，一直到达该岛以南的南极冰区，12月14日又到达暴风雨湾，在今霍巴特处停泊下来，再上岸勘查。巴斯率领着一些船员在他命名为德文特河的两岸探查，还爬上一座高山（命名为威灵顿山），观察这里的地形和景物。他指出，一般说来这里的土质要比新南威尔士好。“这里拥有广袤的土地，⋯⋯可以安置大批勤劳的移民”，如果“许多大块土地被开垦出来，可以种玉米和小麦，这些土地作为牧场也是上等的”。后来殖民当局接受了他的意见，在这“风景优美而又肥沃的地方安置了移民”。弗林德斯一行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停留了两周，12月30日由德文特河启锚返回，1799年元月11日到达悉尼，结束了首次环绕塔斯马尼亚岛的历史性航行。回到悉尼后，弗林德斯把发现海峡一事向汉特总督做了报告，并建议把新发现的海峡命名为“巴斯海峡”，汉特接受了这一建议。三、弗林德斯的功绩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英法交恶，两国关系紧张，经常剑拔弩张。它们的争霸斗争也扩展到南大洋探险方面。1788年法国航海家拉普罗斯率两艘探险船进入植物湾，这时英国驻澳第一任总督菲利普到此地仅8天。后来，法国的这支探险船队失踪了。1791年，法国国民会议颁布法令，令航海家丹特卡斯托率探险队去澳大利，名为寻找失踪船队实则去争夺澳大利亚。1800年5月，拿破伦派出“地理学家号”和 “自然号”去澳大利亚。这支探险队由鲍汀率领于10月启航。法国派出探险船队的消息很快为英国得知。为防止法国人染指澳大利亚，英国海军部于1800年1月派出海军上尉格兰特去澳大利亚南部沿岸探查。1801年澳殖民当局派出海军上尉摩雷亦去南海岸探险。1802年2月格兰特又派鲍温和摩雷再次出航。两年来，格兰特等完成了从班克斯角到奥维特角沿岸的勘察。1803年弗林德斯上尉奉命去菲利普港，并占领之。同年，金总督派人到塔斯马尼亚南部德文河流域建立殖民区。1804年又派佩特森上校去塔斯马尼亚北岸建立道尔林普港移民区。同年他奉命在塔斯马尼亚南端建立霍巴特镇。总之，英国殖民当局加紧了对澳大利亚南部沿海地区的探查，反映出极端害怕法国人占领的心理。在同法国人争夺澳大利亚南海岸地区方面，弗林德斯又立下大功。他早在1799年1月就曾向汉特总督提出进一步勘察澳大利亚南部沿岸的建议。当时汉特即将卸任，无力支持他去探险。弗林德斯意识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在伦敦，而不在悉尼，因此他于1800年3月返回英国。回国后，他首先出版了介绍澳大利亚探险的小册子，特意送给被称为“澳洲之父”的班克斯一本，从而取得了班克斯的支持。当时班克斯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又是国会议员，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颇有影响。班克斯得知弗林德斯意图后立即去说服海军部大臣斯宾塞伯爵，希望他支持弗林德斯。这时海军部正为法国派出去南澳探险队而焦急，故斯宾塞顺水推舟答应了班克斯的请求。海军部提供的船只“调查者号”，破损严重，经过长期修理，终于到1801年7月修好，弗林德斯得以启程。弗林德斯启锚时，法国人已出航近10个月了。他决心要赶过法国人。鲍汀一路上航行得很慢，这对弗林德斯赶上并超过他十分有利。鲍汀经过毛里求斯时就在那里逗留40天，1801年5月他才到达利乌汶，这时他离开法国已有220天了。南半球的冬季到来了，鲍汀一行决定向北，向赤道线航行，8月18日到达帝汶岛，在这里又停了56天，11月13日才从这里启航去塔斯马尼亚岛。1802年1月到达该岛，登陆上岸，又一次停留下来拾贝壳和捕蝴蝶，一直到3月才进入巴斯海峡。他们在澳大利亚南岸勘查，从菲利浦向西只勘查150英里，便停下来。鲍汀认为再向西海岸极其荒凉，不值得勘查。4月8日，法国探险船“地理学家号”迎遇了从西面航来的“调查者号”。1801年7月弗林德斯从伦敦出发后，指挥船象箭一样追赶，12月便到达利乌汶。当鲍汀1802年1月至3月逗留于塔斯马尼亚时，弗林德斯已到达大澳大利亚湾了。到达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后，他在沿岸东航时仔细勘查，详细记录，在该湾东南端遇到一个美丽的海港，以其故乡林肯郡名命名为“林肯港”。过港后，“调查者号”便转舵北航了。弗林德斯误以为这是通向卡奔塔利亚湾的水道了，便令船加速北航，不久便航行到尽头，他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一条水道，而是一个海湾。经测定，长有185英里，入口处宽为48英里，是一优良海湾。为表彰海军大臣斯宾塞支持这次探险，他便命名为“斯宾塞湾”。斯宾塞湾尽头处长满红树，衬以蔚蓝而又平静的海水，景色宜人。即今奥古斯塔港所在处。弗林德斯离开斯宾塞湾仍挥船东航，一路上又有一些重大发现，如发现和勘查康加鲁岛和圣芬生湾。1802年4月8日瞭望员从瞭望台上看见远远的海面上有一白色岩石似的东西，驶进才看清楚，原来是鲍汀率领的探险船。 弗林德斯同鲍汀寒暄之后进行了长谈。之后，“调查者号”继续东航，5月初穿过巴斯海峡，5月8日到达悉尼。稍后，鲍汀也来到悉尼。两位航海家再次晤谈。弗林德斯拿出他绘制的澳大利亚南岸海图给法国人看，鲍汀见后又惊又悔，说：“上校先生，如果我们花在范迪门拾贝壳和捉蝴蝶的时间不是那么长的话，那你们就不会在我们的前面发现南部的海岸线了。”这样，英法在南大洋的角逐以英国胜利和法国失败而告终。弗林德斯为英国立下了功绩。四、环航澳洲大陆弗林德斯在1801年7月—1802年5月历时10个月、航程近2万英里的探险，取得了巨大成就，搞清楚了澳大利亚南部海岸线，因而名声大振。受到鼓舞的弗林德斯一回到悉尼便提出环航澳洲大陆的计划。由于这时英国加速了鲸吞整个澳大利亚的步伐，因此他的计划得到了包括总督在内的各方面的支持，因而1802年7月便又成行了。7月22日，弗林德斯率探险船从杰克逊湾启锚，沿当年库克的航线北航，以实现他环航澳洲大陆的愿望。我们知道，从17世纪以来，到澳洲大陆探险的航海家很多，但到这时没有一个航海家曾环绕过澳大利亚，因此，弗林德斯这次出发环航，是一个创举。他路上对库克发现过东部沿岸一一做了更准确的勘查，此外还发现了克提斯港和欧文港。在勘查东部沿岸后，用三天时间穿过托雷斯海峡，接着进入了他向往已久的卡奔塔利亚湾。然而这时船木已开始腐烂，在穿过托雷斯海峡时舱内就已开始渗水，越向前航行，渗水越严重，每小时渗水10—12英寸。木匠汇报说，再过一年“船上几乎没有好木头了”。还说，如果天气一直很好，又不发生事故，船还可以再航行6个月。这使弗林德斯大失所望。他从此小心翼翼地航行，同时加紧勘查。弗林德斯绕卡奔塔利亚湾一周，进行了细致的探查，查明了湾内没有通向南方的水道，从而证明了新南威尔士和新荷兰之间是由陆地相连结的，换言之，澳大利亚是由一整块大陆构成。这样就解决了世界历史地理学上长期存在的一大疑难问题。此外，还在湾内发现了许多岛屿。弗林德斯离开卡奔塔利亚湾西航，途中正遇圣诞节，节后经格鲁特岛，到达阿纳姆角，登陆上岸进行探测，确定了该角的确切位置。但这时弗林德斯本人的身体，也像他的船一样也垮了。他双脚长满了脓疮，寸步难行，无法指挥探险了。船员们亦精疲力尽，患病者很多，一再要求返航。弗林德斯只好答应。他们先到帝汶岛休整。在这里，弗林德斯第三次和鲍汀相遇。“调查者号”离开帝汶岛时已损坏得不象样子了，据估计，最多还能支撑两个月。木匠说，这样的船如遇暴风雨，就会像卵石相击一样。弗林德斯下令加速返回，1803年7月19日便回到杰克逊湾，途中仍有15名船员丧生。在环澳航行过程中，弗林德斯绘制了大量精确而详细的海图，记录了大批资料，因此回到悉尼后，他即迫切要求回国治病和整理资料。在总督的帮助下，他乘“坎伯兰号”启航回国，途中因船渗水严重，便停留在毛里求斯岛上。当时英法交恶，处于战争状态，在岛上的法国人为抢夺弗林德斯的有关澳大利亚的航海资料，即以间谍罪名监禁了他。法国科学家利用他的海图制造了假海图，在海图上加上了“拿破仑领地”的字样。1810年英法和解，同年，法国人释放了弗林德斯。六年半的铁窗生活摧残了他的身体，使他身患重病。回到英国后，弗林德斯在家中病榻上日夜不 停地写了四年，终于写成了《南方大陆航行记》一书，他的夫人在病榻旁替他抄写手稿。该书于1814年刊印。遗憾的是，这位功绩显赫的著名探险家也在同年去世了。弗林德斯在他著作中提出修改澳洲大陆名称的建议，他指出，既然新南威尔士和新荷兰间是连续不断的大陆，那末旧名称应修改为“澳大利亚”（南方大陆之意）。他说：“这个名称听起来很响亮，而且也可以和地球上其他大陆的名称相提并论。”一直企图鲸吞整个“南方大陆”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是“澳大利亚”名称的一个来源。从此，英国加紧了对澳大利亚的内陆探险，同时也加速了鲸吞的步伐。试图环航澳大利亚的弗林德斯没有能到达澳大利亚西海岸而遗恨终身。英国当局决定派人到那里进行详细而准确的勘查。1829年，英国海军上校查尔斯·弗里曼特尔奉命远航到西澳大利亚，在天鹅河河口登陆，正式宣布占领“不属于新南威尔士的新荷兰的全部领土”。宣布后不久，英国向这里移民，建立殖民机构，派遣总督，先称“天鹅河居留地”后改称“西澳大利亚殖民区”。这是英国继1803年建立塔斯马尼亚殖民区后又建立的一个大殖民区。这也是英国鲸吞整个“南方大陆”过程最关键的一步。为了纪念他，把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城市取名为“弗里曼特尔城”。该城后来成为西澳大利亚的重要出海口和商港。1890年和1900年在西澳大利亚两度发现大金矿，社会经济和人口猛烈增长起来，西澳大利亚被逐步开发出来。至此，对澳大利亚的环航基本实现。五、五大河流域的探查随着环航的完成和对整个澳洲大陆的鲸吞，随着英国向澳大利亚大规模移民，抢夺土地的斗争，尤其是农业和牧业争地的斗争日趋激烈，人们很自然地把注意力转向内陆。向内陆扩展，人们也很自然地想起弗林德斯关于新荷兰和新南威尔士是相互连结的结论，从而联想到悉尼以西的蓝山背后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蓝山多悬崖峭壁，高者达1千英尺，沿山谷则是垂直的山峡或遮断去路的瀑布。它虽距悉尼仅30英里，但白人无一人去翻越，山背后怎样，一直是个谜。人们一直想揭开这个谜底，如巴斯早在1796年6月就试图进入蓝山勘查，但翻越蓝山后却为悬崖瀑布所阻，失败了。他错误地认为蓝山“是不可逾越的”。巴斯的结论影响很大，直到1813年才有人翻越蓝山。一位叫布拉克斯兰的青年人，他顺着一条长长的山岭支脉攀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爬上最高峰，俯视山下，一片茫茫无际的大地，纵目扫视，似乎整个澳大利亚在其脚下。他的这一发现顿时引起探查澳洲内陆的热潮。当时麦夸里任总督，他闻讯后立即派伊万斯去探查。伊万斯翻越了蓝山，进入平原，做了初步的探查。第二年（1814）麦夸里批准利用犯人劳动修建一条越过蓝山的公路。1815年5月，这位有远见的总督亲自翻越高山到新开辟的地方视察，并亲自选定了新建城市的地点，以英国殖民大臣巴瑟斯特的名字命名。从此，英国开始了向内陆探查和移民的运动。1817年，麦夸里总督又派约·奥克利斯顺拉克伦河（位于巴瑟斯特以西）探险。奥克利斯顺河而下，发现越向西不仅土质越贫瘠，而且土地越坚硬，因此他得出这里不具备移民的条件的结论，此外他还发现了麦夸里河。1818年，奥克利斯又顺麦夸里河探险，企图找到河口，一直向内陆深入，他误以 为该河是流入内海的河流，结果没有找到内海，也没找到河口，只好掉头东向。在归途中，奥克利斯发现了哈斯迁斯河谷。他东行一直走到海边，发现了麦夸里港。他写道，这里有热带植物，景色十分别致。此外，麦夸里总督还在1817—1819年间派出斯·怀尔德和汉·休姆等人去马兰比季河流域及其东南平原地区勘查。由此可知，麦夸里是英国由探查澳大利亚海岸线转向探查内陆的重要代表人物。遗憾的是，1821年他在政治上失宠，被迫离开了澳大利亚。新任总督布里斯班继承了麦夸里的事业，他也十分重视内陆探查工作。布里斯班在1824年派休姆和霍维尔步行前往斯宾塞湾探险，目的是要他搞清楚一些河流的流向与河口，好发现更多的肥沃土地来分给日益增多的移民。休姆等人步行到菲利普港。在探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条大河，取名为休姆河。河的对岸为一片沃野，雨量充沛，植被繁茂，气候类似英国。他们立即返回报告，说这里“极其美丽，牧草郁郁葱葱，小山和低地都长有密茂的森林”。他们的报告引起了轰动，开始向这里大批移民。此外，英国植物学家艾伦·坎宁安在悉尼以北地区进行两次卓有成效的探险，发现了达令丘陵地及其向东通往大海的通道。英国著名航海家查尔斯·斯特尔特于1828年奉命去寻找麦夸里河河口，从而发现了澳大利亚最大河流——达令河。为弄清楚达令河和马兰比季河的流向和河口，他又于1829年11月10日再次乘马车出发探险，先沿马兰比季河前进，到1830年1月始为沼泽地所阻。查·斯特尔特当机立断，改乘捕鲸船前进。行进中他又发现另一条河流，此即休姆河。当时查·斯特尔特不知该河已为休姆发现，便以现任殖民大臣墨累的名字命名。他又沿墨累河继续前进，沿途进行勘楂，见这里土地肥沃，树木丛生，十分欣慰。他们继续顺河而下，于1830年1月23日在今温特沃思发现了达令河和墨累河的汇合处。这时人们精疲力尽，口粮仅余一点面粉，剩下一点肉还得留给狗吃，探险者不得不咬紧牙关继续探险。2月9日发现一秀丽的“湖泊”，而墨累河就注入此“湖”。他们登上“湖”附近的一座小山，远远望去，见白浪翻滚，始知这不是湖而是大海，因而解开了大陆腹地几条大河之谜底。今阿得雷德城就是在查·斯特尔特探险的影响下建立的。这样，探险家们又经过二十年的奋斗，基本搞清楚了部分腹地和五大河流域的情况，为今后开发这一广大地区，尤其利用五大河流的水资源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流犯殖民地时期的政治斗争一、反对罗姆酒贸易的斗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澳大利亚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也开始产生与形成，犯人比例降低，自由移民的增多，这些因素促使反抗总督的专制独裁的政治斗争开展起来。反抗专制独裁的斗争是自治运动的前奏和条件，两者不是孤立的，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说来，在1823年以前主要是反对总督的专制独裁的政治斗争；此后主要是争取自治的斗争。这些斗争实质上是殖民地反对宗主国的斗争。政治斗争最初集中在罗姆酒贸易和对待犯人的政策这两大问题上。罗姆酒（Rum）是一种烈性甜酒。菲利普总督在职时禁止这种酒在犯人殖民地中销售，认为是导致犯人第二次犯罪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殖民地动乱的根源之一。1792年菲利普总督因病去职，新任总督迟迟未能到来的几年中，政权落到了保安团军官格罗斯等人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大权大搞商业活动，搞罗姆酒贸易，贱买贵卖，以每加伦15先令买进，再以每加伦6—8英镑卖出，因而发了大财。他们成了在澳大利亚产生的最早的资产阶级分子。罗姆酒在殖民地销路极广，犯人、自由移民、农民、工人、士兵以至官员都大量饮用罗姆酒，并形成了社会风气。这种风气给殖民地社会带来极大的灾害。许多人的劳动所得的大部分消耗在饮罗姆酒上，以至把劳动工具、衣物、家产作为买酒的抵押。一位农民告诉总督说，他卖掉了全部家产换取了一加伦罗姆酒。罗姆酒风气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1795年约翰·汉特总督到任。当他了解到罗姆酒的危害后立即展开反对罗姆酒贸易的斗争。但由从事罗姆酒生意是保安团军官，他们在澳大利亚多年，盘根错节，势力极大，反对罗姆酒贸易的斗争不易取得胜利。加之军官们向伦敦打小报告，写匿名信，对汉特总督极尽攻击、底毁之能事，而伦敦又相距甚远，不明真相，信以为真。汉特反对罗姆酒贸易的斗争，因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而失败。在内部，反对派给他设置种种障碍，使其无法开展工作。在内外夹攻下，汉特在1800年只好借病挂冠而回伦敦。反对罗姆酒贸易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菲利普·吉德雷·金海军上校继汉特而任新南威尔士总督，并于当年走马上任。这时罗姆酒更加泛滥。他到任后也决心反对罗姆酒贸易，因而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予以打击。首先，他建立啤酒厂，鼓励人民喝啤酒，以改变狂饮罗姆酒的社会风气；第二，颁布命令禁止罗姆酒贸易；再次，严禁军政官员从事罗姆酒贸易。金的措施虽然很好，但未产生预期的效果。饮罗姆酒已成社会风气不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过来，而啤酒不为人们喜欢。官员们对金总督的严令先是蔑视，后便托词有“病”在家，拒不执行，使他一筹莫展，只好愤然辞职返英。军官们在罗姆酒贸易的斗争中又取得了胜利。接连两位总督因反对罗姆酒贸易而愤然辞职，这使伦敦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当然也引起了“澳洲之父”班克斯的注意。那时他被认为是澳大利亚问题的权威，有关澳大利亚重大问题，政府都要与之商讨或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策。他对罗姆酒事件深为关切，因而推荐威廉·布莱上校为新南威尔士总督，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二、反对布莱总督的政变 布莱普随库克到过澳大利亚，亦曾在威尔逊海军大将手下作过战，立有战功，故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但布莱为人呆板、固执，好争辩，脾气暴躁，语言粗野，态度骄横。他到任后立即展开反对罗姆酒贸易的斗争。由于他暴躁时经常不分场合，在大街上、人群中、教堂里，甚至在自己家中都大声斥骂他人。这样他开罪了许多人，尤其得罪了约翰·麦克阿瑟。当布莱总督知道军官们大搞罗姆酒生意的后台是麦克阿瑟后，便决定从他开刀。布莱在颁布严禁罗姆酒令后，下令没收麦克阿瑟从伦敦邮运来的制酒用的蒸馏器。给布莱找到打击的第二个借口是所谓“巴腊马塔号”船事件。麦克阿瑟是该船的主要船主。在一次去塔希提岛的航海中，“巴腊马塔号”船无意运载了从悉尼逃走的犯人。按法律，船主要承担责任，或罚款，或没收船只。麦克阿瑟决定同意没收船只，因而他停止了对船上人员的生活供给。船员丧失生活来源，纷纷上岸谋生。根据港口法规定，禁止船主把大批船员带上岸，违者绳之以法。船员因麦克阿瑟停止生活供给而上岸，殖民当局认为责任在他，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军法官阿特金斯在布莱总督授意下传讯麦克阿瑟，并于1807年12月16日将其逮捕入狱。但阿特金斯因欠麦克阿瑟巨款未还不好参于审理此案，只好退出。当时流犯殖民地只有军事法院，该院由7人组成，除阿特金斯军法官外，其余6人均为军官，而这6名军官系麦克阿瑟同党。因而阿特金斯退出后，审理此案的大权落到麦克阿瑟的同党手中。布莱大为恼火，硬说没有军法官的法院不能算法院，无权审理此案。这样布莱总督和军官的矛盾表面化了。1808年元月26日，布莱采取了三项措施，使矛盾极度尖锐化。一项是布莱令6名军官到政府会议厅来回答军法官阿特金斯指控他们的“罪行”；二是他写信给新南威尔士保安团司令官陆军少校的约翰斯顿，通知他率部队来悉尼逮捕6名军官，罪名是“进行叛乱活动”。三是不顾麦克阿瑟缴了保证金，又下令重把他逮捕入狱。这三项措施无疑是火上加油。首先引起人民不满，士兵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大加议论布莱专横。其次给军官们提供了发动政变的口实。约翰斯顿26日返回悉尼时见到大街上的人群议论纷纷，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不逮捕总督将会发生不测，以至暴动。不少有影响的人物如当时社会名流温特沃斯和一些军官要求立即逮捕布莱。与此同时一大批人群冲进兵营，要求逮捕布莱。约翰斯顿认为时机已成熟，立即下令释放麦克阿瑟，并亲率士兵逮捕了布莱。这就是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地史上的著名政变，即所谓“布莱事件”。总督被逮捕后，政权便落到了以约翰斯顿等一批军官手中，麦克阿瑟任新南威尔士殖民政府的秘书官。英国政府得悉“政变”报告后大惊，急忙下令召回约翰斯顿，给以革职处分。后来他又以平民身份返回悉尼，靠办农场谋生，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政变的另一重要人物麦克阿瑟被处以八年流刑。布莱再也未被授以公职，仍留在海军服役，后升至海军少将。“一月政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是第一次公开地、大规模地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向以总督为首的专制制度展开了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总督的权力开始削弱，为后来的自治运动开辟了道路。重要的是，这次斗争是由澳大利亚资产阶级分子领导的。他们通过反对总督的专横来谋取澳大利亚民主政治的实现。从此之后，澳大利亚开始了企图摆脱宗主国控制的斗争。三、麦夸里总督的流犯政策与“解放论派”同“排斥论派”的斗争 布莱事件使英国政府得出结论：必须选择一个为人宽厚的陆军军官充任总督，并要他率陆军前去澳大利亚以取代由海军组成的新南威尔士保安团，否则新任总督不可能控制住局面。这样便任命了陆军上校麦夸里为新总督，并命令他率所部一个营去澳大利亚上任。麦夸里原系第73团团长，在军界服役达三十年之久，名望高，资历深，为人“仁慈而坚定”。他于1809年12月率700名士兵到达悉尼。他稳住政局后就奉命解散了新南威尔士保安团，很快就把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大约300名保安团官兵被吸收到73团中来，近400名遣送回国，约100名被允准转业留在澳大利亚。这样，军官经营的罗姆酒贸易也自然结束。麦夸里所建立起来的这支部队不再属于帝国海军部管辖，而由陆军部管辖。他因稳住了政局，妥善地解散了保安团，威望日益上升。麦夸里采取大量吸收移民和全面开发殖民地的政策，在越过蓝山之后，他更大力开发山西大平原，因而在他执政期间（1810—1821），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增长3倍多，接近4万人，被开垦出的土地已达35万英亩，并全面实现悉尼市的发展规划，政绩显著。他遵照英国政府维护新南威尔士为母国流犯监狱的指示，对犯人采取了宽厚的政策，并给予那些有技能的释放犯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对那些普通释放犯给以适当的安置，以普通的公民对待之，不予歧视，如任用释放犯弗朗西斯·格林韦为建筑师以从事他的悉尼市建筑计划的实施；曾任命释放犯汤普逊为豪克斯布里的治安推事兼知事；还任命西米恩·洛德为悉尼至豪克斯布里的税道公路管理委员兼监督官。但麦夸里作为总督依然采取专制政策，独断独行，再加上他对自由移民违法者却严厉制裁，因而引起当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自由移民的不满和反对麦夸里的斗争。这次反麦夸里斗争围绕重用释放犯问题分成了两大派：“解放论派”和“排斥论派”。凡是主张给予释放犯以公民待遇者称之为“解放论派”；凡是反对对释放犯给以公民待遇者，称之为“排斥论派”。前者反映了城市资产阶级、释放犯的利益；后者反映了一部分官员出身的资产阶级和农村农场主和牧场主的利益。两派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反映了澳大利亚政治势力还没有统一起来。“解放论派”的主要代表是麦夸里总督以及有社会主义者名声的温特沃斯和有自由主义者声誉的福贝斯。“排斥论派”代表是约翰·麦克阿瑟、塞·马斯登牧师、法官本特兄弟以及鲍曼·杜马斯克家族、哈赛尔家庭、琼斯家庭、克娄斯家族和思罗斯比家族。亨利·帕克斯在其所著《创造澳大利亚的五十年》一书中指出，他们是“殖民地老牌富豪，他们过去一直以一种特有的专制制度统治着殖民地，这种制度足以代表当时维多利亚殖民地社会一部分人统治”。这两派的斗争实质上是反罗姆酒贸易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解放论派”和“排斥论派”斗争的焦点有以下三个：第一，关于释放犯能否参于司法工作的问题。麦夸里任总督以前，新南威尔士只有一个法院，即军事法庭，亦称犯人法庭。根据英国政府命令，1814年又建立一个法院，即高等法院，实际上是民事法院。英政府又派去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充任法官，如派去律师出身的埃利斯·本特任犯人法院法官和其兄弟杰弗里·本特律师担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其他法官也任用受过法律教育的人，这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第一次司法改革。这次改革的特点是把犯人司法与民事司法分开。在改革中，麦夸里总督 委任了律师出身的释放犯为司法行政官员或法官，如汤普逊和格罗斯雷。这样就遭到“排斥论派”的激烈反对，反对最力者是法官们，尤其是本特兄弟。他们扬言决不和释放犯出身的法官们为伍。杰弗里·本特认为如果允许律师出身的释放犯能充任法官，那么英国因犯法而取消律师资格的人会大批涌入澳大利亚，这会损害澳大利亚的司法工作。有一些法官以辞职抗议任命释放犯充任法官，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对法官的贬低。由于法官们的强烈反对，致使高等法院两年没有开庭。麦夸里对“排斥论派”的反对大动肝火。双方的争执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排斥论派”在伦敦活动和告状，英政府只好在给麦夸里的指示中表态说：除非在特殊情况下，选择释放犯充任司法行政官员，一般说来，这样做是不合适的”。第二，关于如何对待自由移民和释放犯的问题。麦夸里公开表示：“最好的移民是释放犯，即那些曾经是犯人通过苦役而变成自由人的人。”因此，他在一项公布的命令中说：“犯人一旦成为自由人，应在各方面给予同殖民地任何正常人一样的待遇。”与此同时，他对自由移民犯法一样严惩，一样鞭笞。此外，他对释放犯大赐大地和给与各种公正的待遇，亦侵犯了自由移民的利益，更引起不满和反对。在自由移民看来，犯人、释放犯及其子女永远是贱人，永远要为他们劳动和受他们压迫。因此“排斥论派”借口总督鞭笞自由人到伦敦告状。一位被总督下令鞭笞的自由移民回到英国大声控诉他受到虐待，向人们展示他身上鞭笞后的伤痕，给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国会和内阁对此深感不安。政府一部分权贵公开对麦夸里表示不满。国务次官古尔本告诉“排斥论派”头头麦克阿瑟说，他们应像当年反对布莱一样反对麦夸里。第三，反对麦夸里总督的专制独裁问题。“排斥论派”斥责他有“浓厚中世纪贵族统治领地”的作风。麦克阿瑟说他“和布莱一样专横，只有一点不一样，他能把人们协调到他的措施中去。”有人把麦夸里的独裁专制问题反映到伦敦，并建议建立一个委员会作为他的顾问班子，以限制他的权力。但是国务大臣考虑到新南威尔士仍是英国的一个重要流犯殖民地，不能削弱总督的权力，而且麦夸里忠实地执行这一方针，因此不赞成建立这样的委员会，即不支持削弱其权力的作法，麦夸里也表示强烈反对，因此而作罢。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着，到1819年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早在1812年英国下议院建立了“流放特别委员会”，并开始调查流犯问题。1816年“排斥论派”写了一份控告麦夸里总督的请愿书，主要内容是上述三方面的问题，交维尔牧师转呈下议院。1819—1820年，“流放特别委员会”对此又进行了两次调查。1819年，悉尼的一位叫约翰·贾米森爵士主持召集了两次讨论殖民地前途的会议，接着首相卡斯累利勋爵代表内阁在下院发表演说同意调查流放地，因此下议院又建立了一个“关于监狱状况调查特别委员会”，并对新南威尔士流犯情况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最后写出《下议院关于监狱状况调查特别委员会报告》。同年，殖民大臣巴瑟斯特任命约·托·比格（Bigge）为调查专员前去新南威尔士调查流刑效果、殖民地官员情况、恢复严刑、宗教教育、农业和商业发展状况以及释放犯进入上层社会诸问题。由于这些活动都是针对麦夸里的政策的，因此两派的斗争达到了高潮。比格从1819年10月至1821年2月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两殖民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于1822年和1823年将调查的结果先后写成三个报告，交 给英国政府，而且都在国会公报上公布了。他对麦夸里的政策做了全面的否定性的评论，并就有关澳大利亚殖民地发展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一、大力发展牧羊业，利用流犯牧羊；二、废除授与释放犯以土地的政策；三、把那些最顽固的重罪犯人流放到莫尔顿湾、克斯蒂港和博恩港去。对其他犯人也坚持“宁严勿宽”原则。四、禁止任命释放犯担任公职和法官。比格报告的基本精神是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严格的流犯殖民地。英国政府接受了比格的建议，并于1821年解除了麦夸里总督的职务。两派的斗争以“排斥论派”的胜利，“解放论派”的失败而告结束。四、殖民地的政治改革“解放论派”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派别斗争的结束。19世纪20—30年代，派别斗争又展开了。但是斗争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新的变化，是以自治运动作为斗争的主要内容。原来的解放论派和排斥论派在自治运动的大部分问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流放犯制和陪审团制等问题上对立，进入50年代后，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带有浓厚的民族独立性质的自治运动的兴起，两派的差别就逐步消失了。英国鉴于殖民地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及接连发生反对总督的事件，为维护殖民地地位便进行了以建立谘议机构和削弱总督权力为中心的改革。1821年，麦夸里去职，接替他的是托马斯·布里斯班爵士（1821—1825年在职）。布里斯班政权和以前的总督明显的差别是在1823年建立起一个谘议性的立法机构，使总督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如果说麦夸里是最后一位大权在握的专制总督的话，那么布里斯班则是第一位权力受到某种约束的总督。总督的权力从此逐步削弱，同时澳大利亚亦从此开始走上民主和独立的道路。布莱事件和麦夸里执政时期发生的问题，使英国政府深深感到必须建立一个谘议性的立法机构才能避免殖民地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才能维持住澳大利亚流犯殖民地的地位，用殖民大臣惠尔冒特—豪顿的话来说，对澳大利亚应“按照英属殖民地给予特别的”承认。因此1823年，英国国会通过《新南威尔士立法法案》。这个法案赋予了新南威尔士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制定的法律要与英国的法律一致，否则无效。有人认为这是澳大利亚的第一部小小的宪法，这是过誉之词，因为这部“小小的宪法”几乎保留了总督的全部权力。根据法案建立起来的立法会议，仅属谘议性质，没有任何立法权，立法权仍操在总督的手里。立法会议，按规定由5—7人组成，议员不是由选举产生，名义上是由英王遴选，实际上是由总督按着个人的意愿指定并经英王认可。这样就决定了立法会议所通过的法案必然是总督的意志的体现，更何况“1823年法案”规定，立法会议所通过的法律必须有总督的一票才算通过。“法案”虽然规定立法会议在全体一致的条件下可以否决总督的提案，这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1823年法案”还规定在新南威尔士建立了高等法院，由弗朗西斯·佛布斯任第一任大法官，他以前曾在纽芬兰任首席法官。这是司法方面重大改革。“1823年法案”还规定，立法会议举行会议时，不准有公众旁听，通过的所有决议案必须都经过殖民地法院院长的同意和殖民大臣的批准。还规 定，立法会议有支配税收的权力，总督有处置权；由军官组成刑事法庭，采用陪审团审讯刑事案件，还规定范迪门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建立单独殖民区，设副总督，受新南威尔士总督节制。“1823年法案”虽然还保留了总督的权力，但他毕竟要受到这一法案的条文的约束，因此，“1823年法案”是澳大利亚开始民主化的起点。1825年又建立了一个行政委员会，由总督、殖民地书记官、司库、军队首长、国教教长、总测量员、法官和首席检察官组成。这既是一个协助总督工作的机构，又是候选人的提名机构。从理论上说，行政委员会有制定政策，监督总督的权利，但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只是怕伦敦的责难，有时检查一下总督执行政策的状况。1828年，英国国会又通过了一个法案，以取代“1823年法案”，表面上的理由是纠正五年来立法会议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实际上当时澳大利亚的自治运动正向高潮发展，英国怕激化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故在政治上让步，既扩大了议员的数目，又扩大了立法会议的权力。议员扩大到15名，规定由8名官员和7名非官员组成。立法会议权限的扩大表现在议员可以以多数票否决任何立法，尽管总督仍持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同时议员的地位也提高了，如他们被授予要求总督制定某项法律的权利。在实施中很难达到书面上的东西，因为所有议员仍是总督决定的。虽然如此，“1828年法案”的主要功绩在于把立法会议置于总督之上，并加强了它的财政权力。由此观之，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民主意识，因而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根据规定“1828年法案”应在1836年期满，因英国作梗直到1842年始有新的法案颁布。五、温特沃斯与殖民地的自治运动澳大利亚这一时期的改革虽然很不彻底，仅仅是名义上的。但澳大利亚总算有了立法机构，有了一个资产阶级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合法场所，这对于澳大利亚自治运动的深入发展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此之后，我们看到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温特沃斯领导的自治运动向高潮发展。威廉·温特沃斯是澳大利亚第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解放论派”和自治运动的领袖。他出生于澳大利亚，在英国求学，毕业于剑桥大学，专攻法学。毕业后他留在伦敦充任律师，目的是回悉尼后从事律师工作。离英前，在1819年他出版了有关新南威尔士的著作，详尽论述了澳大利亚地大物博状况，提出了一系列极为有价值的观点。他要求改革，主张削弱总督的权力，扩大殖民地的权力；建立一个类似英国那样的代议制机构；建立陪审团。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作为流犯殖民地的澳大利亚来说影响很大。回到悉尼后，他竭力宣传自己的观点，为此于1824年创办了第一个不受殖民当局控制的《澳大利亚人报》，从而第一次提出了“澳大利亚人”这个带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观点。该报的影响很快就超过了官办的《悉尼公报》。温特沃斯办这个报纸得到他的剑桥同学华德尔的鼎力相助。《澳大利亚人报》的自治、独立、民主的思想武装了澳大利亚人民，从而为澳大利亚的自治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导致自治运动高潮的事件是一个犯法的士兵因脖子上的镣铐太紧而致死。这一惨案引起公愤。温特沃斯利用这个事件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从而掀起了反对达令总督暴行的斗争。《澳大利亚人报》刊登了调查该士兵惨死的报告，报告证实士兵无辜。华德尔为此还同总督的内弟进行决斗。所有这些 极大地鼓舞了群众。但殖民当局以此为借口指控《澳大利亚人报》发行人诋毁总督和政府，对发行人判以罚金100英镑和处6个月徒刑。华德尔趁达令总督即将卸职返英之际写文章讥讽，他因此而被指控亵渎总督。这次指控被高等法院驳回，因而群众再一次受到了鼓舞。达令总督一再受到《澳大利亚人报》的指责，为报复起见，于1827年唆使立法会议通过了一个打击《澳大利亚人报》的法案。法案规定，任何报纸必须持有定期的出版证书才能发行。政府利用再不发证书威胁报纸，使之不敢轻易批评政府。首席法官佛布斯拒绝这样的法案，认为它和母国法律相矛盾，从而使这一法案未获通过。达令总督为达到目的又要求立法会议通过每份报纸征收4辨士税的法案。这一法案由于佛布斯和温特沃斯等在立法会议内外强烈反对未能通过。但是总督利用权力，迫使立法会议于同年通过了《新闻法案》该法案规定：“凡对殖民地政府引起仇恨和蔑视的图谋”都处以不定期流刑。后来，民主派又进行斗争，并联合上告英国政府，国务大臣怕激起事变，批评了总督，总督被迫修改了“1827年的新闻法案”。修改后的条文是：出版人或发行人犯法者都处以流刑。以温特沃斯为首的“解放论派”在同达令总督在上述两个问题的斗争中得到了“排斥论派”的支持，但是在陪审团问题上，温特沃斯领导的“解放论派”又遭到了“排斥论派”反对。温特沃斯及其同党坚持要求在澳大利亚建立类似英国那样的司法制度和主张释放犯参加陪审团，而“排斥论派”坚决反对释放犯参于司法制度。达令总督迫于英国上流社会的压力，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因而在1830年，在他的授意下，立法会议通过建立陪审团的法案。法案明确规定允许释放犯参加陪审团，但又规定那些因严重违犯殖民地法律而为犯人者，虽被释放亦不得允准参加。实际上，达令总督站到了“解放论派”的立场上。关于陪审团法案之所以通过实赖一份向新即位的英国乔治四世提交的建立陪审团的请愿书。英王收到请愿书后对此事进行了干预。请愿书上的这句话：“应把英国宪法上的权利全部给予丧失了不列颠人权利的英属殖民地”，打动了乔治四世的心，他表示同意请愿书上的请求，以维护国王的尊严，因此在建立陪审团问题上，解放论派又取得了胜利。司法方面另一伟大成就是废除了专门处理犯人的军事法庭。总之，流犯殖民地社会在政治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第四节英国殖民者对澳洲黑人的虐杀一、屠杀黑人的历史背景1788年，澳大利亚沦为英国殖民地，从此大批白人移民涌来。开始时，澳大利亚是犯人流放地，来的移民主要是犯人，因此澳洲黑人所接触到的是犯人移民，黑人和白人的关系主要是黑人部落成员和犯人的关系。后来随着自由白人移民的增多，黑人和白人的关系逐步演变为黑人种族和白人种族的关系，即种族关系了。这种关系随着白人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殖民区不断扩大日益恶化，其后果导致了黑人被白人大规模地屠杀。第一任总督菲利普上校开始时很注意维护白人和黑人的和谐关系，但后来他发现维护友好关系极难。犯人经常偷窃土著居民的东西，经常调戏和侮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而被侵害的黑人也往往进行报复。因此，这位总督对今后能否维持住同黑人的和谐关系产生了怀疑。再加上殖民者对黑人采取了歧视性的同化政策，这些政策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民族风俗与习惯，这必然引起黑人极大的反感。久而久之，这种反感便演变为仇视白人的心理与情绪。例如1796年，一位黑人姑娘在白人家里当女仆，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黑人眼里，她却是大逆不道，因为在仇人——白人家里干活。几个黑人把这位黑人女仆诱骗到森林里将其杀死然后碎尸。种族仇恨心理导致了相互斗杀。由于白人处于有先进的武器优势，而黑人几乎是处于赤手空拳状态，每次斗杀总是以黑人失败最惨和牺牲最大而结束。1799年，新南威尔士的5名白人惨杀了3名黑人青年，新南威尔士法庭不得不宣判白人凶手有罪。由于此案震动很大，汉特总督便上报英国殖民部。但殖民部站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立场竟然下令释放这5名杀人凶手。这就是说黑人在殖民部的眼睛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此后杀害黑人的事件屡屡发生。一位叫达莱庇的黑人部落酋长在对一位叫汤姆·皮特雷的白人移民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白人到来前，我们虽然没有衣服穿，但我们并不感到羞耻，大家都过得自由和幸福，可吃的东西很多，猎取食物也是乐趣。后来白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从我们的土地上把我们赶走，用步枪打死我们的人，还监禁我们的人，抢走我们的妻子、女儿和姐妹。如果我们杀死了白人，你们能不谴责我们吗？”又说：“白人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教会了我们喝酒、吸烟、骂人和偷盗。”这位部落酋长在这里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白人到来后抢占了黑人部落的领地；第二，抢劫和杀戮了大批黑人；第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坏的习俗带入黑人社会。所有这些必然导致黑人社会衰亡。黑人面临着惨遭屠杀和社会危亡，必然进行强烈的反抗。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澳洲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这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白人殖民主义者。白人移民，尤其悉尼附近的移民惊呼“黑人的困扰”，要求殖民当局予以镇压。新南威尔士总督金（King）派兵镇压暴动的黑人，并悬赏缉拿著名的黑人领袖皮姆尔维，甚至宣布无论死活都给以赏金，在英国殖民当局镇压下，1801年，这场反抗斗争终于失败，但澳北区的反抗又持续了许多年。白人殖民者和黑人的矛盾通过这次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了。进入19世纪后，黑人与白人殖民者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激化了。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因工业革命进入高潮后进一步扩大了，丧失土地的居民 大批涌入城市。当时工商业部门一时吸收不了如此众多的农民劳力，找不到工作的农民为了活命往往铤而走险，因而英国社会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一再颁布严刑峻法，移入澳洲的犯人就因此大幅度地增多了。此外，大批自由移民从英国移入澳洲。他们在这里大办牧场农场，到19世纪30年代在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农牧场主阶级。这个阶级驱赶着他们的成几倍、几十倍以致上百倍增长的牛羊向四面八方扩展牧地与农田。农牧场主为了保证自己牛羊食草采取了三项办法：一是大量屠杀食草动物；二是更换草种，培植供牛羊食用的新草；三是在农田与牧场周围设立篱笆，防止食草动物闯入。所有这三项措施都会导致黑人生活来源的减少以致中断，因为食草的野生动物无草可吃了，尤其是食草量极大的袋鼠。而袋鼠对澳洲黑人来说极其重要。黑人为了活命只好去偷猎和抢劫牧主的牛羊，而牧场主为了保卫自己的牲畜拿起武器屠杀黑人，因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屠杀土著居民的大暴行。导致这一暴行发生也与黑人社会发展阶段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黑人社会十分落后，从资本家角度说，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当时尚未掌握劳动技能，不可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因此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上半叶还把他们看成“过剩居民”，作为屠杀的对象。二、塔斯马尼亚黑人被屠杀殆尽种族矛盾因上述因素而加深和尖锐化了，到19世纪20—30年代便发生了白人殖民者大规模屠杀黑人的新暴行。在这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过程中，英国殖民残杀塔斯马尼亚黑人尤为典型，尤为令人发指。白人移民屠杀黑人首先是从塔斯马尼亚岛开始的。岛上土著居民约6000人左右，他们和澳洲大陆上黑人一样是善良的。殖民区设立不久便发生了饥荒。副总督科林斯上校被迫允许犯人自由猎取动物充作食物，以度饥荒，不受监狱约束，结果其中一部分犯人成了“丛林匪徒”。他们残暴地对塔斯马尼亚岛上居民开始大屠杀。白人自由移民往往率领着犯人出去打杀黑人，甚至用步枪打死黑人喂猎狗。白人殖民者以猎捕黑人为乐并当作“喜爱的运动”。白人殖民者的暴行引起了塔斯马尼亚黑人武装反抗，从而在19世纪20年代在塔斯马尼亚岛爆发了“黑战”（Blackwar）。所谓“黑战”实质上是黑人争生存的战争。在黑人打击下，白人殖民者要求殖民当局给予保护。1826年，殖民当局颁布了令人发指的法令：每捕捉一名黑人赏金5英镑，因而大批黑人被残杀。在圣保罗河两岸地区，每12人中捕9杀3，而在东部沼泽地区则捕2杀10。史家林罗思在其名著《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一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在这场“黑战”中，白人惨杀黑人的状况。白人士兵经常去洗劫黑人村落，杀死村里的所有男人和女人。更令人愤慨的是，殖民当局对杀害黑人的凶手当做功臣加以奖励，如一个叫罗宾逊的白人因捕杀黑人有功，殖民当局赏给他400公顷土地，其他殖民者还集资20万法郎赏给他。对塔斯马尼亚黑人灭绝人性的残杀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引起极大的震动，许多正义人士纷纷站出来抗议。塔斯马尼亚殖民当局为平息众怒改变了镇压手段，用驱逐黑人的手段来取代残杀。殖民地总督阿瑟制订出一个驱赶黑人到荒岛的罪恶计划。按着这个计划先把黑人驱赶到塔斯马尼亚的一个狭窄的半岛上去，并划出警戒线，在警戒线内把土著居民捕捉起来，强制性地把他们运送到一个小岛上去，最后把他们约200人送到一个名为贡卡里吉岛（即今弗兰德林斯岛）上去，并把他们安置在该岛的沼泽区，除供给一些食物外，还散发他们给基督教教义问答，就这样把土著黑人“保护”起来，从此开始 了土人的“保留地”制度。由于种种迫害，到1843年，塔斯马尼亚黑人只剩下50人。“黑战”一直持续到1834年。三、屠杀澳洲大陆黑人的残暴手段白人殖民者在塔斯马尼亚大肆屠杀与迫害黑人的同时，在澳洲大陆上同样进行了屠杀。在大陆上屠杀黑人往往因牛羊纠纷而发生。澳洲黑人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私有制和产生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观念，对他们来说，大陆上的任何东西是公有的，可以任意拿取，拿取牧场主的牲畜也是合法的，因此黑人猎取白人的牛羊的事件经常发生。而牧场主为了保护自己的牛羊组织起武装围剿黑人。围剿的武装人员经常深入到丛林去追杀。白人殖民者极端歧视和仇视黑人，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我们从一位叫亚特的英国牧师在1835年对“英国挑选黑人委员会”委员们演说中的一段话可看得十分清楚：“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他们（指黑人—引者）不如狗有用，开枪打死他们不会比打死要咬你的狗要坏。”这种歧视和仇视黑人的心理是一种兽性的表现，从而就成了大肆屠杀黑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更有效地屠杀黑人，殖民当局在1837年在维多利亚建立了“土著警察”，是用收买、拉拢和欺骗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当局唆使他们到与他们对立的部落里屠杀本族同胞，土著警察一直存在到1853年。殖民者的残暴性还表现在用下列方式杀害黑人：在周末四出猎杀“土巴佬”，此其一。其二，为夺取肥沃土地，对土著居民实行“驱散”，四处追杀。其三，在黑人聚居地区内，在食物中和饮水中下砒霜之类毒药，引诱食之，使中毒而死。其四，诱奸或强奸黑人妇女，奸后杀之。在如此残害澳洲黑人漫长过程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弗雷泽哈姆惨案”。1857年秋，两名白人殖民者在昆士兰的弗雷泽哈姆附近名为昆加利的村落里强奸两名黑人姑娘，当时该村的男子都出去打猎了。为了报仇，当夜，一群黑人赶到弗雷泽哈姆，杀死了一名强奸犯，并打死几个白人殖民者。白人以“复仇”为口实，在弗雷泽哈姆聚集了一大批白人武装暴徒，这些暴徒赶到昆加利，开始大屠杀，不仅把昆加利村子的人，还把附近村落的人全部杀死，共计近2000人。这个惨案充分证明了白人殖民者是何等凶横残暴。四、早期白人对黑人的影响在白人殖民者屠杀下，澳洲大陆黑人人口大幅度减少，到1947年仅余4.7万人，就是说85％的人被虐杀了。余下的黑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只好内迁，其中大部分迁往内陆荒漠地区。塔斯马尼亚黑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在虐杀下，1847年剩下40人，1860年只剩有11人。1869年只剩下男女两人，而当年这位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男子也死了，这样只剩下最后一个女人了。后来，这个名叫特鲁卡尼尼的女人死于1876年。这样，到1876年，所有塔斯马尼亚人在七十三年的时间里全部被消灭了。根室在谈到特鲁卡尼尼死时写道：“她是1803年生的，就是在白人公开侵入的那一年生的，因此她的一生正是她的种族被消灭的时期。她企求她死后尸体不要解剖，但是并没顾她的这个可怜的要求，她的骨骼仍然放在霍巴特博物馆里，以作为她的种族注定灭亡命运的一个恰当的纪念 ①品。”这位世界著名学者的这番话是对英国殖民主义暴行的揭露和血泪控诉。即便是早期在澳洲大陆殖民地内幸存下来的土著居民，也大都沦为做各种低贱工作的零工，其社会地位几乎等同于流犯。白人对澳洲黑人带来的另一灾难性恶果，是把白人社会中的天花、猩红热、痢疾、伤寒、病毒等一系列疾病带到澳洲大陆来。这些疾病对于毫无医学防治能力的土著居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大灾难，不少黑人受尽这些疾病折磨之苦而死亡。英国殖民者对澳洲黑人的虐杀，是英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暴行之一，不亚于他们对非洲黑人、美洲印弟安人和大洋洲其他地区的暴行。这是英国近代史上永远抹不掉的历史污点，应受到历史的谴责。当然，英国殖民者的侵入也对土著黑人带来一些促使其进步的因素。首先，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文化和制度毁坏了他们的极端落后的原始社会的文化与制度，从而加速了他们摆脱落后的文化与落后的制度的步伐。其次，白人先进的生活方式影响了黑人，使他们逐步改变了自己的原始生活方式，如食人、不着服装、流浪生活等习俗，以至住房、做饭都开始摹仿白人。再次，土著黑人逐步开始学习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有的去做工务农，抛弃了落后的渔猎业和采集业。最后，黑人开始摆脱前宗教观念，逐步改信基督教，这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改变，同时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是，这种进步却是以极高昂的代价换取的，虽然如此，但仍不失为一种历史性的进步。①根室：《澳新内幕》，中文版，第82页。 第四章公民殖民地时期——走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31—1850）1831年至1850年这二十年是澳大利亚一次社会大变动时期，从流犯殖民地时期转变成公民殖民地时期。所谓公民殖民地时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说，就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以及反映这种结构的政治结构初步形成。促使这一转变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四：社会改革、民族经济体制的形成、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反对流放制斗争的胜利。 第一节流犯殖民地的社会改革一、威克菲尔德系统化殖民理论在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的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土地改革、废除流放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以土地改革最为重要。这首先因为澳大利亚这时开始以农牧业作为经济的主要支柱，而农牧业又以大量土地为基石；其次是因为阻碍澳大利亚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旧的恩赐土地制。再次，土地制度的变动在当时牵动着其他社会重大问题，如流犯制、自由移民、农牧业发展、政治体制变动，等等。土地改革有两次；1831年一次，1842年一次。这两次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根据是威克菲尔德的“系统化殖民学说”。英国殖民理论家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于1796年3月20日出生伦敦一个有名望的教友派家庭，其祖父P.威克菲尔德国长期从事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活动而出名，其父E.威克菲尔德热心教育事业也颇有名气，并且和英国当时著名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边沁、米尔、普雷斯交往甚密，而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深受边沁的影响。1814年，爱·吉·威克菲尔德出国，主要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从事外交工作，1820年丧偶，1826年，他和一女继承人恋爱，此女同他私奔，并与之结婚。威克菲尔德被控以“诱拐少女”罪名而被判三年监禁，在伦敦著名的纽盖特监狱服刑，从此他声名狼藉，于1830年5月出狱。1838年威克菲尔德随同杜拉姆勋爵去加拿大，协助他草拟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杜拉姆报告》。在纽盖特监狱时，他潜心研究殖民化理论，阅读了大量有关澳大利亚的书籍，于1829年在《早期编年史》杂志八月、九月、十月号上连续发表11封信，后来根据该杂志主编的意见以《悉尼来信》为题出版成书，但没署真名，而署以“罗伯特·果戈编”。1830年匿名发表了小册子《关于澳大利亚殖民化建议草案》，1833年又匿名出版《英国和美国》一书；1849年他出版最后一部题为《开拓殖民地艺术》。该书是他殖民地理论的集大成和系统化，他的有关在澳大利亚推行殖民化的理论的要点可归纳如下：第一，英国工人失业和工资低微是英国动乱的基因，消除这一基因的办法是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即向殖民地大批移民。第二，要把殖民地不仅变成普通工人愿意去的地方，还要变成能吸引拥有资本的人愿意去投资的地方，以减少国内上层阶级间的竞争。第三，为达到以上目的之方法是改变目前实行的“土地恩赐制度”，而代之以“土地出售制度”。第四，殖民地建设成功之后，应给殖民地以自治权。威克菲尔德殖民化理论的核心是出售土地。他认为只要采用土地出售制度，就可以制止牧场主滥占土地之流弊，使土地免于浪费；另外，土地出售必然使新来移民不能立即成为地主，而是来后首先变为劳动者，这样可自然解决殖民地的劳动力问题，而“土地恩赐制”却会导致移民来后迅速成为地主，从而造成澳大利亚长期缺乏劳动力。再者，出售土地所得资金可用来资助移民，这样既可以解决澳大利亚人口不足问题，又可以解决英国过剩人口及其所造成的英国社会动乱问题。总之，出售土地制度远远优于土地恩赐制。所以他斩钉截铁地说：从出售土地得来的款项就是“抛入大海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是出售土地而不是分送土地，其唯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劳动者过早地变成地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威克菲尔德的理论以赞赏的口气指出：“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①会关系。”威克菲尔德的“系统化殖民理论”一发表立即为英国统治阶级所重视、并被采用。二、尖锐的土地矛盾英国统治阶级之所以重视威克菲尔德的理论，不是偶然的。1820年后，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和塔斯马尼亚岛（范迪门），由于牧羊业的大发展和移民数量的增多，农业和牧业争地问题十分尖锐。人口的增多，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耗用量亦大增，因而需要扩大农田垦殖面积。但是牧羊业的大发展，大片土地被牧地借用人占用，并且随着羊群的增多，牧场占用的土地日益扩大，因此到1830年，东部地区，甚至荒郊原野，遍地是白茫茫的羊群。有的牧场主所占土地十分辽阔，如1825年，英国政府颁发给“澳大利亚农业公司”特许状，允准它在新南威尔士东海岸及今纽卡斯尔地区占用100万英亩土地。又如麦克阿瑟一人一次被恩赐土地达一万英亩，让他从事养羊业。为使亨利·丹加尔家族发展养羊业，把亨特河流域的30万英亩土地授与他们。这样就造成了农牧业争地的矛盾与斗争。这个矛盾还必然导致新旧移民间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因为土地被牧地借用人占用，新来移民要占用的土地很少，甚至无地可占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农业发展迟缓和移民减少是两个最严重的后果。这两个后果危害着殖民地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对英帝国亦十分不利，其主要根源在极端落后的中世纪式的土地恩赐制。这种土地制度产生于菲利普总督时期。那时英王宣布他拥有澳大利亚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并授权总督代表他赐土地给与那些需要土地的人。此后，历届总督运用这个权力赐土地与人民，从而形成了土地恩赐制度。这种带有浓厚封建特色的土地制度，显然和1820年以后澳大利亚经济和日益民族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1820年前，移民数量少，且多系犯人，赐土地不多，到1820年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两殖民地所赐土地不过66万英亩。但是在1820年以后情况却大变。农牧业发展起来，自由移民大规模移入，因而赐地成倍增多，到1831年全澳被赐与的土地达396.4万英亩，比1820年前所赐土地多5倍。范迪门土地公司以468镑税金得到40万英亩土地。且赐地日益增多的趋势愈来愈严重，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所赐土地，绝大部分落入牧地借用人（Sguatlers）之手。所谓牧地借用人，就是那些广占土地的牧场主。“牧地借用人”一词最早源于美国，那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但后来传到澳大利亚，作为澳大利亚广占土地的牧场主的专用术语。牧地借用人在经济上控制着殖民地经济命脉，在政治上控制着殖民地的立法会议，即左右着政治发展的趋势。所谓当时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土地问题，实际上就是他们的问题。所谓土地问题的矛盾与斗争，实际上就是农场主以及新来移民同他们的斗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4页。 面是牧场主也不满意这个土地制度，因为土地所有权在英国人手中，所以还有牧场主同宗主国矛盾的一面。这些矛盾就是导致英国政府接受威克菲尔德理论，作为土地改革的理论依据。促使英国采用“系统化殖民理论”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英国自身的原因。19世纪30—40年代是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的年代。在工业革命中，英国毛纺织工业像其他工业部门一样，也迅猛发展起来，加之近代化的全球交通运输网初步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澳大利亚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容纳它过剩人口的移民基地，因此它开始用新政策来取代对澳大利亚的旧殖民政策，新的殖民政策就是采用“建设”澳大利亚的政策。在土地问题上，除农民和牧场主的矛盾、新旧移民之间的矛盾外，还有澳大利亚农牧移民和英国政府的矛盾。那时，英国以国王的名义牢牢控制着澳大利亚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凡被恩赐土地属于禁地，禁止移民占用。如果私自占用，那是违法的，被视为非法入侵者，要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在土地问题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是难于禁止的。非法入侵者日益增多，况且在规定占用土地范围以外还有大约400英里距离的水草丰美的草地荒芜着，无人占用。要想严禁移民闯入这些土地，那更是难上加难。牧地借用人驱赶着日益增多的羊群毫不客气地冲入禁地，并以“羊毛就是财富，羊毛愈多，殖民地的财富就愈多”为由大量占用。到1831年，他们“非法”占用的土地大约有50万平方英里，比3个半英国还要大，这就更增加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三、19世纪30—40年代的土地制度改革1831年，英国殖民大臣戈德里奇根据威克菲尔德的理论重新制定了澳大利亚的土地政策，以“澳大利亚土地条例”名义颁布，从而开始了澳大利亚的第一次土地改革。条例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郑重宣布废除土地恩赐制，确立土地出售制；二是规定每英亩土地地价为5先令，后来在1838年改为12先令。这次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废除了恩赐土地制度，从而扫除了影响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土地出售制度的确立不仅是澳大利亚土地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澳大利亚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它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把母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逐步移植进来，从而1831年土地改革成了澳大利亚由流犯殖民地向公民殖民地转变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1831年土地改革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过去在范迪门和新南威尔士恩赐的土地是否是合法土地。这个问题是由范迪门的一个地主在1835年提出的，很快在这两个殖民区的农牧场主中引起焦虑不安。第二个问题是牧场主购买土地的费用过多问题，因为牧场占用土地必须多才能养牛羊办牧场，这样支付购买土地的费用自然很多。针对这两个问题，殖民当局采取了新的措施和政策予以解决，实际上是充实了1831年的土地改革条例。首先新南威尔士总督布尔克在1836年制定了一个方案，方案规定承认以前所赐与的土地的合法性，发给农牧场主土地的证明文件。还规定牧地借用人土地费用按每个牧场养羊数目的多寡来确定。这样便使1831年的土地改革更加充实。虽然经过1831年土地改革和30年代对土地法调整与充实，但在实践过 程中发现改革仍有许多缺陷。地价虽经1838年调整，但仍很低，这样容易造成土地垄断，并已出现了大地产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各殖民区地价不一，差别很大，不利于移民的引进和土地的垦殖。同时牧业用地规定得不细，十分混乱，急需整顿，以利土地效益之发挥。当时还存在着大量未占用的公地，关于这些公地亦需做出明确规定，因而在40年代又进行了土地改革。早在1836年英国下院建立了澳洲荒地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专门研究和制定关于澳洲大陆未开垦公地的政策的机构。澳洲荒地委员会经过研究制定出开放内地，自由进入荒地进行牧业活动的新的政策，以示大力支持澳大利亚牧业的发展。为使自由进入合法化，新政策规定发给牧主许可证，每年收费10英镑。于是大批荒地被牧地借用人占用，牧业出现了大发展的格局，同时国家增加了收入，从而为40年代土地改革做了准备。1840年，英国下院又建立了“殖民地及海外移民委员会”。它经过研究决定将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价由12先令提高到每英亩一镑。“殖民地及海外移民委员会”还起草了《澳大利亚公地处理法案》，该法案于1842年经英王批准颁布，故又称“1842年法案”。“1842年法案”规定将土地划分为城区土地、郊区土地和乡野土地三种类型；划一全澳地价，规定一律为每英亩一镑。这样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东澳大利亚的地价都拉平了。原来东澳地区为一镑，南澳和西澳分别为12先令和1先令。通过这次改革解决了地价偏低和各地区地价不一的问题，同时也对公地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为了整顿牧业用地，1846年，英国国会通过“土地租用法案”，亦称“牧业令”，并于1847年10月在悉尼各报公布。法案规定澳大利亚土地分三种办法租用：（一）凡租用已开发的土地并从事生产者，每年必须换领执照一次；（二）凡租用土地正在开发举办农场或牧场者，每八年必须换领执照一次；（三）凡租用尚未开发的荒地并准备辟为牧场者，每十四年必须换领执照一次。通过历时达十七年之久的土地改革，初步解决了澳大利亚多年来存在的土地问题，从而推动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促进了畜牧业的大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出售土地制度和租用土地制度确立之后，澳大利亚出现了“土地热”，在1837—1842年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两殖民区共售出土地约200万英亩。伦敦地产公司是一个专门经营出售西澳大利亚土地的公司，它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卖给70个自由移民50万英亩土地。新南威尔士总督吉普斯在1843年末指出当时该殖民区租借出土地达300万英亩，政府从租借的这些土地上收益7000英镑。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和保障牧地借用人的土地使用权，他在1844年4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①牧地借用人每年必须按面积不超过20平方英里的牧场交纳10镑执照费；②任何一个牧场的范围不得超饲养500头牛和7000头羊的面积。这个方案一公布立即遭到牧场主的抗议，他们在悉尼、墨尔本、古尔本等地举行集会，表示强烈不满。吉普斯阻止租借土地范围不致过大的企图失败了，租借土地的数量日益增多，到1847年租借土地高达1.8亿英亩。在出现“土地热”的同时出现了“自由移民热”。澳大利亚在两热的推动下开始了全方位的社会进步，总之，它正经历着社会大变动。 但是，澳大利亚在19世纪30—40年代的土地改革是极不彻底的，这首先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仍操在英国手中，而澳大利亚各殖民当局没有土地所有权，更不用说广大人民了，此其一。其二，土地改革是在有利于大牧场主和大农场主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导致了大地产制的形成，例如澳大利亚农业公司就拥有100万英亩的地产；丹加尔家族拥有30万英亩地的地产。达令地区的一个大牧场主以10镑领取执照一份，却占用土地达15万英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四、英国废除东澳流放制土地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恩赐制的废除，从根本上动摇了流犯制的基石，而由土地改革引起的“移民热”又以更大的冲击力毁坏着这个制度，因而进入19世纪30年代后，澳大利亚的牧场主、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发动了要求废除流放制的斗争。从1788年起到1836年共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人7.5万人，向范迪门流放犯人为27757人，两地合计超过10万人。1836年，这两块殖民区在押犯人有44799人。这是流放制废除前的基本状况。流放制的基础是土地恩赐制，因此在废除土地恩赐制后，无论是英国，还是澳大利亚都在议论流放制度，讨论它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这时英国资产阶级看到澳大利亚，特别是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已突破流犯殖民地的水平，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求改变旧的殖民方针，因而在1837年下议院建立了一个由威廉·莫尔斯沃斯爵士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37—1838年专门调查和研究了东澳的流放制的问题，多次开会探讨有关流放制的政策，并提出了两个详细的报告。报告指出了流放制的种种弊端。围绕着这个报告，在英国掀起一场关于澳大利亚流放制的大辩论。一些著名人士纷纷发表反对流放制的言论，如都柏林大主教华特雷严历地斥责了这种制度，他认为流放制不可能消除英国的犯罪行为，也不可能把犯人改造好，相反，由于犯人的大批涌入反而会把殖民地变成邪恶的地方；流放制使英国每年耗费40—50万英镑。华特雷主教质问道：“英国从这一支出中得到了好①处吗？否，一点也没有，相反，英国实际上正在制造罪恶，不是吗？”一些作家也以流放制为体裁写成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来揭露它的种种罪恶，甚至一些退职的警官提供各种犯人遭受虐待、迫害的证据。这场大辩论使莫尔斯沃斯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勇敢地向下议院提出尽快废除流放制的建议，围绕着委员会的建议，下议院进行了辩论，最后就澳大利亚流放制问题发表了一个“蓝皮书”。“蓝皮书”揭露了这种制度的各种弊端。于是，英国政府在1839年下令废除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的流犯指派制。1840年，殖民大臣约翰·罗素勋爵在下议院就废除流犯指派制发表演说，并断言这种制度是“纯粹的奴隶制”，同时他代表政府郑重宣布停止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人。接着在5月，帝国政府发布命令，宣布撤销过去发布的向澳大利亚流放犯人的命令，但是仍然继续向范迪门流放犯人，后来又向西澳大利亚流放犯人。这说明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流放犯人政策只是部分的改变。我们知道，在整个澳大利亚废除流放制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情。虽然这次废①ErnestScott，AShortHistoryofAustralia，Melbourne，1930，P.188. 除流放制的改革极不彻底，但毕竟在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块殖民区——新南威尔士废除了这一制度，从而毁灭性地打击了这种制度。这样，阻碍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绊脚石也被清除了。五、变相恢复流放制废除流放制虽然是进步的，但在40年代还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并且一时无法完全解决。首先，英国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改进本土的监狱制度，也没有撤销向海外流放犯人的法律，仍然向英属殖民地流放犯人，尤其向范迪门流放犯人。19世纪40年代是英国宪章运动高潮时期，大批宪章主义者被判流刑。爱尔兰在40年代发生了饥荒，从而加剧了抗英斗争，犯罪率显著上升，判流刑的人数也成倍增多，如1844—1846年间年平均为681人，而1847—1849年间年平均人数却上升至2658人。不仅爱尔兰是这样，整个英国犯人人数也日益增多，使监狱再次拥挤不堪，而主要流放地又被取消，犯人问题又成了英国的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犯人的压力只有大规模地向范迪门输送犯人，在1840年以后的几年里每年平均向范迪门输送犯人在3500人以上。这与英国政府在1840年废除新南威尔士流放制时的方针恰恰相反。那时殖民大臣罗素曾设想减少向范迪门流放犯人的人数。1829—1840年间年平均流放到那里犯人为1658人，而1841—1846年间年平均却达3527人。这引起了范迪门的不满。英国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被迫于1841年7月宣布废除这里的流犯指派制，只允许犯人在官办的农场或工厂里劳动。犯人的增多，尤其男多女少日益扩大，因此范迪门淫乱现象十分严重。1846年殖民大臣格拉斯顿听说范迪门地区的犯人又发生鸡奸消息，怕引起社会舆论抨击，立即做出停止向这里流放犯人两年的决定。这样，英国的犯人压力更形增大。因此英国政界头面人物大肆鼓吹在东澳大利亚恢复流犯制。斯坦莱在1844年曾考虑过恢复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人的问题，当时他任殖民大臣。1846年，另一位殖民大臣格雷伯爵宣称他也主张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人。不久他卸任，继任者是英国著名政治家格拉斯顿，他甚至要求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讨论恢复流放制的问题。新南威尔士方面也有了这样的叫嚷，发出这样叫嚷的主要是来自牧地借用人。澳大利亚的牧羊业在40年代有长足发展，1840年仅输往英国的羊毛已达1000万磅。但因停止向这里流放犯人，一个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断绝，自由移民一时尚未能大规模引入，因此极感劳动力的缺乏，尤其牧场。再者，由于停止流放犯到这里，英国因犯人提供的几十万英镑经费亦停止，断绝了一个重要的经费来源。大批管理犯人的军警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亦被汰裁，有些靠犯人、军警谋生的商人被迫离去，因此人口锐减，经济开始萧条。那些过去繁华、人口稠密的街道以至小城镇失去原来熙熙攘攘的局面，有些地方空空如也。这就给坚持流犯制的顽固派以恢复流放制的口实。他们上书英国政府，要求恢复流放制，大谈这种制度的好处，扬言如不恢复流放制，就从范迪门引入犯人劳动。于是格拉斯顿在1846年一要求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讨论恢复流放制，立法会议立即就行动起来，同年它宣布要求恢复流放制和流犯指派制。英国政府当即表示支持。这样，这股恢复流放制逆流又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翻腾起来。然而，毕竟是英国政府曾郑重宣布废除了东澳大利亚的流放制，而且流放制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在英国均已臭名远扬，反对流放制的势力仍然存 在，且日益壮大，因此公开恢复流放制的做法显然是愚蠢之举。英国政府是深深了解这一点，所以它采取了一种称之为“教养惩罚制”妄图用这种改头换面的办法来恢复流放制。所谓“教养惩罚制”是英国监狱在1840年推行的一种管理处以流刑犯人的制度。先把那些处流刑的犯人送到英国的米尔班克监狱服刑一段时间，然后送往本敦威尔监狱服刑。在这里犯人要施以各种技艺训练和接受道德品质教育。实际上，这是一种特殊的犯人教养学校。出面举办这种“教养学校”的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大主教华特雷就是其中的一位。犯人在这种监狱式的教养学校里，一般要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如果本人表现良好，便由监狱总监挑选送往英属殖民地，因而他也就获得了“有条件的赦免”。赦免条件是指在确定的刑期内不准回英国。获得有条件赦免的犯人要去哪个英属殖民地，由他本人决定。他一到达殖民地就可以自由寻找工作，报酬也不打折扣。这样，犯人在殖民地基本上是自由人，要比假释犯自由得多，地位也优越得多。例如一个犯人在英国被判刑十五年，那他在本敦威尔服刑两年，经批准获得“有条件的赦免”而去殖民地，他得在那里要呆十三年才有资格回国。推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把大批犯人以改头换面的办法输往殖民地，主要送往新南威尔士，换言之，用这种办法把刚刚在东澳大利亚废除的流放制又恢复起来。1844年，英国本敦威尔第一批“有条件的赦免”犯人370名被运到范迪门殖民地。这里以犯人过多并准备改革犯人管理制度为由，把其中的一半犯人转运到菲利普港区，因那里极端缺乏劳动力。这一行动表明新南威尔士恢复了流犯制，因为当时菲利普港区是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这样做当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六、反对恢复流放制斗争的胜利首先在菲利普港区中心城市墨尔本发生了抗议活动。墨尔本当时拥有1万人左右，并有三家报馆。由于是首次运进犯人，且又是在上星期六（11月6日）运进的，故市民到星期一（11月8日）才得知此事。《菲利普爱国报》立即发表文章谴责这一恢复流放制的行径。群众多次举行抗议集会，强烈要求把犯人运走。在群众的影响下，墨尔本市长也积极参加了抗议活动，甚至他还主持了一次群众抗议集会。墨尔本的行动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反对恢复流放制的斗争。墨尔本的斗争很快波及到悉尼和范迪门首府霍巴特。那里的人民也掀起了反对恢复流放制的斗争。1845年，格拉斯顿出任英国殖民大臣。他本人在菲利普港殖民区牧羊业有巨额投资，是牧羊业的合伙人，因而对这里短缺劳动力情况十分了解，他试图从范迪门抽出几千名犯人运往新南威尔士，主要是菲利普移民区。为此他于1846年向新南威尔士总督和立法会议提出这一问题，并希望认真商量一下。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根据格拉斯顿的指示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与研究这样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认为引入一定数量的犯人是非常必要的，但引入的犯人必须男女数目相等，与此同时还要伴之以引入自由移民。该报告的基本精神是要恢复流放制。当时反抗恢复流放制的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展开，立法会议面对着愤怒的群众不敢贸然行动，只好一反过去主张恢复流放制的态度，拒绝这个报告的要求，并以引入犯人会阻碍犯人在人口中的比率下降趋势为借口。立法会议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澳大利亚人民的 反抗斗争。同年，格拉斯顿下台，格雷伯爵接替他的职务。格雷不顾新南威尔士人民强烈的反抗斗争，竟然公开宣布恢复流放制。将大批犯人运往新南威尔士。从1844起到1849年五年中共运入“有条件的赦免”犯人达1727人。在这些犯人中，不少变成“丛林强盗”（bushranger），他们拦路抢劫，杀人越货，使殖民地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从而引起人民更加仇视流放制。英国政府被迫在1848年宣布废除“有条件的赦免”管理犯人制度。虽然废除这种制度，但英国政府仍然顽固地坚持在新南威尔士恢复流放制的方针，同时还做出把假释犯流放到这里的决定，并规定流放到殖民地来的假释犯要定期向当地警方汇报情况。不久使格雷大惊的是澳大利亚人民坚决反对任何类型的流放制，其中包括假释犯。1849年5月和8月接连两艘运载犯人的船来到澳大利亚。它们是“海什米号”和“兰德尔夫号”。这两艘满载流犯的船先到墨尔本。墨尔本市民早已从伦敦得到两船前来的消息，因而有了准备。当犯人船到达时，市民们再次掀起反抗斗争的高潮，多次举行抗议集会，会上发言者言辞强硬，并以暴力相威胁。一位发言人在群众大会上大声疾呼“反对船上犯人登陆直到死”。《阿加斯报》的编辑爱德华·威尔逊在报上撰文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以暴力反对犯人上岸。面对群众抗议，菲利普港区监督官拉特洛伯慑于群众反抗情绪会导致暴力反抗斗争，力劝两船船长离开，绕道去悉尼。当“海什米号”犯人船到悉尼时，当地人民亦立即掀起新的反抗浪潮，举行了有8000人参加的抗议大会，与会群众表示坚决反对“海什米号”的到来，决不允许把新南威尔士再变成英国的犯人流放地”。《悉尼先驱报》亦发表文章表示为废除流放制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菲茨罗伊总督的态度暧昧，一方面害怕愤慨的广大群众，不敢让“海什米号”和“兰德尔夫号”船上的犯人上岸；另一方面又怕殖民部的不满，因此只好让两船去人烟稀少而又偏辟的莫尔顿湾。反对恢复流放制的斗争又取得了一次胜利。在1850年8—9月间，澳大利亚又掀起了反抗斗争的新浪潮。民主派人士开展了征集反对恢复流放制的签名运动，在呼吁书上签名的人数高达36589人。牧场主们也开展了征集恢复流放制的签名活动，但可悲得很，只征集到525人，这说明，他们已十分孤立。大规模的反抗恢复流放制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国从此再不敢言恢复流放制的问题，甚至连澳大利亚的牧场主也收敛了自己的行为。英国终于被迫于1853年结束了范迪门的流放制，1855又结束了诺福克岛的流放制。反对流放制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美中不足的是西澳大利亚却一度成为英国犯人的流放地。反对恢复流放制斗争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亨利·帕克斯，一位年轻而又热情的政治活动家，他领导了反对“海什米号”一船犯人上岸的斗争，他在回顾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时说：“无论怎样估价澳大利亚第一次人民运动的意义⋯⋯都不会过高。”首先，这次斗争的胜利最终在澳大利亚废除了流放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保证了由流犯殖民地向公民殖民地的顺利转变。同时它推动了民主运动的高涨，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改革运动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走向高涨的。七、政治体制的改革 1823年和1828年，英国对新南威尔士及其他殖民区进行过政治制度的改革，但这两次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殖民地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的问题，改革后，这两大权力仍然掌握在英国政府及其代理人总督的手中，充其量不过是用建立起来的立法会议限制一下总督的手脚而已。行政会议的成员是由英国委任的，立法会议议员也主要由英国殖民部钦定。但是，进入3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31年废除了恩赐土地制，1840年又废除了流放制。随着这两种制度的废除，新的制度确立起来，旧的流犯殖民地社会结构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来一次大变革，1842年和1850年两次政治体制的改革正是这种要求的具体表现。促使这两次改革的因素很多，除上面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国内外的因素。1832年，英国国会进行了改革，扩大了民主，政权开始由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手中向工商业资产阶级手中转变。从1836年起，英国工人阶级掀起了以取得选举权为核心的宪章运动，40年代初发展到高潮。来澳的英国移民中不少的人不仅受到了1832年国会改革和宪章运动的影响，而且有的还是积极的拥护者或参加者。1836年，加拿大殖民地爆发了反抗宗主国英国的起义，从而掀起了要求自治的运动。1840年英国颁布法案，允准加拿大自治并建立责任政府。英国和加拿大的社会改革运动极大的鼓舞了澳大利亚殖民地人民去进行自治和改革的斗争。1842年的新南威尔士的改革法案就是以1840年加拿大改革法案为蓝本的。19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的政治改革是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为前提条件。在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形成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形成了本民族的城乡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那时资产阶级是以牧场主为主体。1829年建立了西澳大利亚，1836年又建立了南澳大利亚。与此同时，菲利普港移民区建立和发展起来，在40年代开始了脱离新南威尔士的独立运动。各殖民区在建立之后均要求建立自己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19世纪30年代，新南威尔士出现了争取自治的政治运动，在这方面，解放论派做出了重要贡献。1830年和1836年，他们曾两次提出请愿书送交英国下院，请愿书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在新南威尔士实行代议制政府；建立陪审团制度；扩大民主，建立民选议会。为了扩大影响和实现上述要求，还在伦敦建立了院外活动集团，以争取下院议员的理解与支持。在澳洲亦于1835年建立了“澳大利亚爱国者协会”，并积极开展活动。解放论派的领袖仍是温特沃斯。在1850年以前，该协会是反映殖民地人民利益与愿望并推动自治运动的主要组织。排斥论派在推动1842年和1850年改革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为了推动自治运动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排斥论者协会”，并在伦敦和其他殖民区设立分会。“排斥论派”向英王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在殖民地建立指定议员的立法议会。当时总督伯克把这两个请愿书均呈送英王，并明确表示支持解放论派的政治主张。1841年2月初，排斥论派的头面人物詹姆斯·麦克阿瑟在悉尼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要求解放论派和排斥论派和解，协调政治主张，共同努力在新南威尔士实行代议制和殖民地管理自己的事务。此后，澳大利亚的排斥论派和解放论派统一了行动，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争取自治的运动上来，从而在政治上 两派结成了联盟。英国在澳大利亚民主派的压力下决定让步，以防止加拿大1836年暴动事件在澳大利亚重演。1842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按选举原则建立新南威尔士政府的法案，允许其自治，此即澳大利亚历史上著名的1842年政治体制改革法案：“1842年自治法案”，其主要内容如下：1.法案规定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议员名额扩大为36人，其中12名议员由英王指定，24名议员由民选直接产生。2.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有权扩大议员名额，但必须保持指定议员和民选议员1比3的比例。3.议员任期五年。英王指定议员，由官员充任者不得超过6名。4.法案规定选举资格的财产条件：凡拥有价值200英镑以上财产者或拥有每年收入20英镑以上房产者有选举权；凡拥有2000英镑以上财产者或每年收入100英镑以上者有被选为立法议会议员之资格。5.凡正在服刑的流犯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凡流犯经政府赦免者或服刑期满恢复自由者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6.总督与殖民地立法会议不得拥有对澳大利亚土地的公卖权和对公卖土地收入的支配权，此系英王特权，但殖民地政府可以从土地收入中领取81600英镑作为本殖民区行政、司法与宗教之费用。7.菲利普港区虽属新南威尔士管辖，但要作为一个单独移民区选举议员，该区至少要有5名议员；墨尔本城区至少要有1名议员。8.该法案实施范围只限于新南威尔士。根据这个改革法案，新南威尔士举行了新的立法会议选举，并建立第一届代议制政府，从此，新南威尔士在政治上进入一个新时期。总督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限制，他再也不能为所欲为控制立法会议与殖民地政府了。他可以不同意立法会议的决议案，但无法保证自己的议案在立法议会中通过。只要立法议会认为总督的议案不正确，就不会予以通过。吉普斯总督在任职时，曾有一次在议会上除指定的议员中的官员议员外，未得到其他任何一个议员的支持。这次改革的一个缺陷是改革的范围只限于新南威尔士，其他的殖民区未能根据这个法案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到1850年，又增加了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两个殖民区，原有的殖民区范迪门在这三十年中亦有了许多变化，加之，新南威尔士改革的成功，也对其他殖民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1842年以后整个东澳大利亚也掀起了争取自治的斗争。这次斗争的特点是各殖民区要求新南威尔士那样的改革。1849年与1850年，英国殖民大臣格雷曾两次向国会提出澳大利亚政治改革法案。国会只讨论了1850年的法案，经过修改，于同年8月通过了这个法案，从而开始了整个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政治体制改革。“1850年法案”主要内容是：1.“1842年法案”的基本原则除西澳大利亚外可在其他所有殖民区实施，建立同一类型的自治政府。2.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有权制定与修改本殖民区的法律。3.允准菲利普港区脱离新南威尔士建立一新殖民区，建立立法会议。4.西澳大利亚立法会议仍保持原样。5.塔斯马尼亚殖民地可根据本法案改革立法会议。由此可知，这次改革显然是1842年改革的继续、扩大与加深，即把新南威尔士的政治体制应用到除西澳大利亚以外的所有殖民区。在这以前，范迪门（塔斯马尼亚）殖民地的立法议会由15名议员组成，而所有议员均由殖民 大臣指定。议员只是有任官职者与非任官职者之分，理由是这里仍为流犯殖民地，每年有大批新流犯移入，不宜进行民主政治改革。1850年法案公布后，代总督邓尼逊爵士依照本法案立即着手政治改革，举行立法会议选举，选出民选议员16名，再加上由英王指定的8名议员共同组成新的立法议会，同时也建立了自治政府。其他如南澳大利亚与维多利亚新建殖民地也依法建立了立法会议与自治政府。但西澳大利亚因发展十分迟缓，直到1870年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这两次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殖民地自治问题和扩大民主问题。前一个问题表现在极大地削弱了总督的权力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英国的控制，有些殖民地的事务，殖民地政府可以管理了。后一个问题表现为扩大了殖民地立法会议的立法权，民选议员明显地在议会中占优势。这两次改革亦有很大的局限性。关于澳大利亚殖民地的重大问题如土地所有权、移民政策、内政的方针大计、国民经济命脉、土地开垦的控制、决策权⋯⋯均仍操在英国政府之手。这就是说，这两次改革是在英国殖民地范围之内进行的改革，所谓取得自治权，所谓扩大民主均只是在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殖民地这一个限度内的“取得”与“扩大”。但是，这两次改革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先，为今后澳大利亚确立民主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其次，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巩固了由于废除流犯制和土地恩赐制所带来的积极成果，从而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最后，从政治上保证了澳大利亚由流犯殖民地顺利地过渡到公民殖民地。 第二节澳大利亚第一次经济起飞一、养羊业的长足发展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的经济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流放制的废除开始了全方位的起飞。这是澳大利亚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经济起飞。这次起飞使其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初步形成，从而为公民殖民地社会打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养羊业在起飞进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养羊业在1831—1850年的二十年间，出现大发展的格局。在19世纪40年代羊只增加了900万头，到1850年，全澳已拥有1600万头，是1840年羊只头数的3倍。当时澳大利亚人口为40.5万，人均达40头，居世界第一位，其中，新南威尔士拥有1300万头（包括菲利普港区），塔斯马尼亚（范迪门）有200万头，南澳大利亚为100万头。这样，澳大利亚从这时起开始向养羊业大国迈进，并开始了它的“畜牧业时代”。早在19世纪20年代末，牧地借用人就开始了向荒原大进军。进入30年代后，由于扫除了妨碍他们前进的土地恩赐制这个障碍，他们向荒原进军的势头增强。到1850年，在过去被一直封锁的广大的地区，主要是从布里斯班向南到阿得雷德一线以西200英里的地区几乎都被他们辟为牧地，在这一辽阔的地区里，到处都能看见白茫茫的羊群。据不完全统计，在1830—1850年间，牧地借用人扩大占用土地达7000万英亩。养羊业的大发展还表现在羊毛出口量的剧烈增长上，如1830年出口羊毛为200万磅，1849年上升到3500万磅，提高了16.5倍，出口羊毛几乎全部输往英国，约占其羊毛进口数额的1/2。关于羊毛出口状况，详见下表：1830—1850年羊毛出口状况表年代出口数量（磅）1830年19673091835年42103011841年129596711845年218652701850年41426655资料来源：F.K.Crowley，ANewHistoryofAstralia，theGrif-finPress，Adelaide，1974，P.100。由表所示羊毛出口量1850年比1830年增长了20余倍。这的确是一个长足的进展。1835年以前，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主要依靠捕鲸业与捕海豹业的产品，而不是羊毛。后来由于养羊业大发展，羊毛出口逐步超过了捕鲸业与捕海豹业的出口。1835年以后羊毛开始成为出口贸易的主体产品。到19世纪40年代末，羊毛出口总值把捕鲸业与捕海豹业远远抛在后面。如1848—1850年，羊毛出口值占这一时期出口总值的67％，牛羊脂出口占11％，活牲畜出口占6％，三项合计达84％，换句话说，畜牧业产品出口占84％，而海鲸油和海豹皮出口值仅占出口总值的2％。养羊业的大发展是由一系列国内外因素促成的。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毛纺织工业又获得了新的大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较20年代末更大幅度增 加，由于技术革命，毛纺织品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而质量进一步提高。在销路和羊毛需求量同步大增的情况下，西欧诸国在19世纪40年代因政治动乱提供给英国的羊毛或进一步减少，或中断，为澳大利亚养羊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持续增长的市场。这无疑是促进澳大利亚养羊业持续起飞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市场上的羊毛价格一直在每磅14便士上下波动。然而，进入30年代后，羊毛价格一直上涨，仅在1836年和1837年两年内就上涨了两倍。40年代，羊毛价格虽一度下跌，但下跌幅度不大，仅跌了几便士。丰厚利润是导致养羊业起飞的另一因素。为了追逐利润，英澳资本家纷纷向澳大利亚牧业投资，这又是推动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内陆探险发现了大面积的可供放牧的荒原。在土地出售制和土地租借制确立以后，牧地借用人可以通过合法手续占用这广大无垠的荒原，发展养牛养羊业。这样，到1850年，在澳大利亚，南起塔斯马尼亚，越过巴斯海峡，经季隆，北至新南威尔士北部地区，出现了一个极其广大的牧业基地。牧业基地的出现标志着澳大利亚的民族经济的主要部门——养羊业形成了。澳大利亚的牧场主为了满足英国羊毛市场的需要和增强自己的羊毛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力引进羊的优质品种，如引进了美利奴和萨克逊等优种羊，此外还进行优种羊的培育研究，培育出适应澳大利亚气候和水土条件的优种羊。这些优种羊所产的羊毛属上等优质羊毛。这样，澳大利亚羊毛成为国际羊毛市场具有很大竞争力的产品。在英国羊毛需求量日益扩大而西欧供应日益锐减的条件下，澳毛垄断了英国羊毛市场。当时澳大利亚交通运输十分落后，把羊毛从内陆运输到墨尔本和悉尼等沿海城市全靠牛车、马车等落后的交通运输工具。这样虽然运输时间过长，但运费低廉，因而弥补了海运距离远所造成的运费昂贵的缺点。加之，澳大利亚牧场主对牧场和羊只的管理设施十分简陋，费用很低，因此澳毛的成本不比欧洲羊毛高多少。此外，英国把大批移民和大量资本输入澳大利亚也是促使养羊业起飞的重要因素。二、全方位的民族经济的出现养羊业的大发展推动了澳大利亚殖民地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澳大利亚经济在19世纪30—40年代，获得了全方位的大发展。畜牧业中，羊牛业也开始了起飞。1840年，牛的存栏数已达80万头，1850年猛升至190万头，十年之内，牛的头数增加了1.5倍。养牛业的起飞既增加了收入，如牛肉、牛骨、牛油、牛皮都有一定数量的出口，同时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伴随着养牛业的发展，澳大利亚有了自己的奶酪业，到1850年奶制品已能基本自给。在这二十年中，农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促进农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移民的大批涌入。以移民而言，到1850年，澳大①利亚白人人口已为40余万，澳洲黑人估计为20万人左右。人口的增长无疑是农业起飞的重要推动力。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小麦种植业的扩大上，因为小麦种植业是澳大利①参阅J.C.R.CammandJohnMcguilton，Australians，AHistoricalAtlas，Broadway，1987.P.141。 亚农业的主体。进入19世纪30年代后，小麦种植面积持续扩大，详见下表：②1835—1850年小麦播种面积状况表年代播种面积（单位：英亩）1835年821981840年1384751845年752861850年2101031850年比1835年小麦种植面积扩大了1.5倍以上。一般说来，小麦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50％左右，如1850年，全澳耕地面积为43万多英亩，而小麦播种面积在21万英亩上下。小麦不但扩大了播种面积，而且总产量亦大幅度增多了。小麦产量一般每英亩14蒲式耳左右，并不算高，但由于播种面积扩大，因此总产量逐年增多，到1850年高达439160蒲式耳，其中新南威尔士产量为15.3万蒲式耳，塔斯马尼亚近16.9万蒲式耳，南澳大利亚为6.5万蒲式耳，菲利普为52340蒲式耳。当时的农业，以塔斯马尼亚和新南威尔士最为发达。新南威尔士由于人口众多，产量虽高但不敷应用，需进口谷物。塔斯马尼亚却不然，它产量高，人口又少，故有大批粮食出口，主要出口到新南威尔士，少量出口到英国。以发展速度言，南澳大利亚殖民区的农业发展最快，其小麦种植业在1840年才开始起步，是年小麦播种面积为1059英亩，五年之后的1845年却上升至1.9万英亩，1850年高达41807英亩，换言之，1850年的小麦播种面积是1840年的近40倍，十年之内增长近39倍，其发展速度真可称得起超高速了。南澳大利亚发明家利德雷发明了小麦收割机，是促进该殖民区农业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小麦不断发展的同时，烟草、棉花、干草、水果、蔬菜以及家禽业均有大幅度的增长，到1850年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基本自给。畜牧业和农业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基础。它们的起飞必然促使加工业、矿产业、商业、银行业的出现与发展。加工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这时出现的加工工业部门主要有酿酒、制鞋、蜡烛、制糖、玻璃、制桶、煤气、面粉、食品等加工工业部门。到1848年，全澳已有工业企业479家，仅面粉工厂就有223家。工业企业几乎都集中在各殖民区的首府，如悉尼就是那时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最大的企业是悉尼砂糖精炼公司，它是1841年建立的。1848年，澳大利亚建立了第一个炼铁厂，从而开始有了冶金工业。那时澳大利亚技术水平最高的行业是造船业，几乎所有的大港口都有造船厂。霍巴特是最著名的造船基地。造船业巨子彼得·迪格里夫斯基是19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造船业的代表。他经营的造船厂在1847年建造了一艘560吨位的巨轮，在德文波特港下水。早在30年代，造船工人就开始制造蒸汽轮船，第一艘蒸汽轮是在1831年由悉尼造船厂建造的。澳大利亚制造的帆船和汽轮在各殖民区沿海航行，有的甚至在国际海域航行。采矿业是后来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它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是在流犯殖民地时期出现的。最早的采矿业是开采煤炭。19世纪初年，澳大利亚殖民当局把重罪犯②资料来源F.K.Crowley，ANewHistoryofAustralia，Adelaide，1974，P.104。 人派往纽卡斯尔去采煤，从而开始了采掘业。直到现在纽卡斯尔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采煤中心。其他矿产品的开采均开始于40年代。1841年在阿得雷德附近首次发现银矿和铅矿，接着于1842年在卡庞达发现铜矿，1845在布拉又发现铜矿，以上这些金属矿都是在南澳大利亚境内发现的。这些金属矿发现后，英国资本家迅速纷纷来投资，从而开始了澳大利亚金属矿的开采业。对内对外商业在这一历史时期也有了长足发展。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经营羊毛的专业公司相继建立，并控制了羊毛贸易。在这以前，羊毛销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殖民地的城镇拍卖羊毛，由商人或投机者将羊毛购去加工，然后外销；另一种是牧场主将所产羊毛托运到英国销售。羊毛公司建立后，大约90％的羊毛由其购买包销，其余10％的羊毛仍由牧场主自己设法运往英国销售。因此，羊毛经营公司的建立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把羊毛运往英国，返程时则把英国工业品运回澳大利亚，澳英贸易迅速地发展起来。无论购买羊毛或是销售英国工业品又必然促进澳大利亚贸易的发展，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一个全澳性的商业网基本形成，这个商业网以悉尼、墨尔本、霍巴特、阿得雷德、佩思这些重要城市为中心。在同英国进行外贸的同时，澳大利亚也开始同亚洲邻国进行规模不大的贸易。贸易内容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澳大利亚商人转卖英国工业品；第二项是进行双边初级产品的贸易。为了同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英澳商人就曾在澳洲大陆北部港口开展了直接同亚洲南部诸国的贸易活动。工农业、牧业和商业的起飞推动了澳大利亚金融业的起飞。早在19世纪30年代前就已有了金融机构——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就是当时著名的银行。进入30年代后，由于经济的全面高涨，尤其羊毛业和国内外贸易的扩大与发展，银行业亦兴隆起来。在30年代，仅新南威尔士就建立了三家大银行。1834年建立悉尼商业银行，1835年建立澳大利亚银行，1838年又建立联合银行。这时塔斯马尼亚已有了几家银行。到1840年，全澳有大型银行12家，在各地均设有分支机构，从而初步地形成了自己的银行系统。由于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存款亦直线上升。1820年存款额仅2.7万英镑，1830年上升至7.5万英镑，1840年猛然上升到124.7万英镑，1850年高达240万英镑，比1830年银行存款增多近30倍。这无疑是一次金融业的大跃进、大起飞。货币伴随着金融业的跃进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体制。1822年，澳大利亚开始使用货币，即使用西班牙元，从而取代在澳存在几十年的由行政部门和军需部门因购买物资开出的钱贴子。不久，英国政府决定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用英国货币作为计算单位，从而英国货币开始在澳大利亚成为合法的流通手段。西班牙元作为流通手段的时期便结束了。这时进入澳大利亚的是英国的硬币，后来又使用钞票。澳大利亚在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这次经济起飞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改革和经济起飞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其显著特点。第二，在经济起飞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在各个经济部门深深地扎下了根，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城乡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从而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由于民族经济发展得不成熟，上述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还是幼稚的。 第三，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发展，开始向单一经济形态演变，如农牧业以养羊业和小麦种植业为主体。这是由殖民地地位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一时摆脱不了英属殖民地地位的根本原因，因为在经济上澳大利亚要长期依赖宗主国。这种状况必然使它在政治上也要依赖宗主国。澳大利亚这次经济起飞对它后来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从此，它由流犯殖民地社会进入了公民殖民地社会。三、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澳大利亚在这一历史时期经济上最大成果有三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民族经济获得全方位发展；三是自由移民超过了犯人移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移民成为澳大利亚人口的主体。头两项已经专题论述过，现在论述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人口变化首先表现在白人数量的迅猛增多上。1830年澳大利亚白人人口为7万人，1840年上升至190400人，1850年增至405356人，1850年白人人口比1830年增长4.8倍，其中新南威尔士18.9万人；菲利普港区为7.6万人；塔斯马尼亚6.9万人；南澳大利亚为6.4万人；西澳大利亚为5000人。关于各殖民区人口增长详细情况请见下表：1836—1851年各殖民区人口增长状况表年代新南威尔士菲利普港区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1836768452244389554615491845149261312806400022460－18511872439748970130665385886资料来源：F.K.Crowley，ANewHistoryofAustralia，Melbourne，1974，P，107。如上表所示，人口增长最快的是菲利普港区和南澳大利亚，1851年比1836年分别增长了434倍和121倍，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口大起飞了。增长快的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殖民区经济都已起飞，并且都是自由移民殖民地。人口增长最慢的是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它们的经济发展都较慢，而塔斯马尼亚仍是流犯殖民地，自由移民移往那里自然要少。澳大利亚人口数量的增多主要不是靠自然人口增长，而主要是靠移民大规模地移入。1828年以后，每年移入的移民至少有2000名。1838—1841年这三年共移入7.8万移民。1848—1850年这两年又有7.2万移民移入。人口的第二个变化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这是澳大利亚人口的质的变化。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在自由移民在全澳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大幅度地上升，而犯人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大幅度下降。1819年，犯人人数在全澳总人口中占75％。1820年，犯人在塔斯马尼亚占50％以上。但到1847年，犯人人数在新南威尔士仅占3.2％，在塔斯马尼亚占25％。这是因为在19世纪40年代，在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区废除了流犯制，禁止向这里流放犯人，此后入境的移民几乎全是自由移民，同时向塔斯马尼亚流放的犯人人数也相应地减少了。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二个表现是在移入澳大利亚的移民中，自由移民占绝大多数，犯人移民居少数，换句话说，移入的自由移民大大超过了移入的犯人移民。1831—1850年间，来澳移民为25.5万人，其中自由移民高达17.7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8％，而犯人移民为8.2万人，仅占32％，自由移民是犯人移民的两倍多。人口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表明澳大利亚摆脱了流犯殖 民地社会，而进入公民殖民地社会。从19世纪30—40年代起，来澳移民的国籍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以前，移民全是来自英国，即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但从1838年起，非英国国籍的移民也开始移入澳大利亚。这一时期主要是来自德国、①中国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移民。虽然非英国国籍移民数量很少，但他们的移入开始改革澳大利亚移民的国籍单一结构，向多元化发展，对澳大利亚后来的多元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促使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推行了新的移民政策。早在2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缺乏劳动力，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殖民区的开拓日益强烈。但那时英国的移民政策重视向澳大利亚输送资本家和犯人移民，而轻视输送劳动工人移民。此外，自由移民，尤其是劳工移民愿移往美洲，不愿移往澳洲。为了解决澳大利亚短缺劳工问题，英国政府在30年代改变了对澳移民政策，采取了资助移民的新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把在澳大利亚出售土地的一部分收入作为资助移民的基金。1835年又改进了资助政策，确立起津贴制度：凡入境移民到达澳大利亚后要出示由牧师或由知名人士签署的、证明本人品行端正的证明文件，经检验后即发给津贴。这样一来，大批自由移民主要是劳动群众像潮水般地涌入澳大利亚。关于资助移民详情，请参阅下表：1832—1842年移民情况表年代资助％非资助％犯人移民％自由移民自由移民1832792161214243101611833125318143221411561183448410108023311467183554511883183547711836808159131737516918372664398131233484918386102591328132928281839841666213317225618184066376118491724532218412010389238011001842682376216424001832—5462755161891628163291842资料来源：R.V.Jackson，AustralianEconomicDevelopmentin19thCentury，Canberra，1977，P.15。上表充分表明资助政策的实施推动了自由移民数量的增多，自1835年以后，资助自由移民数目直线上升，1841年高达2万余人，占移民总数的89％。在1831—1842年资助移民总数为54627人，占移民总数的55％，非资助自由移民为16189人，占16％，犯人移民为28613人，占29％。可见，自由移民已大大超过犯人移民。①即今瓦努阿图。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澳大利亚摆脱流犯殖民地社会而进入公民殖民地社会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逐步消除了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男女数目过于悬殊的严重问题。澳大利亚史学家汉考克说：自由移民超过犯人移民在“使一个病态社会⋯⋯转变为一个健康的殖民区的过程中，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插曲”。 第三节殖民地的扩大一、内陆探险的完成与北部的开发畜牧业的大发展，要求开发澳大利亚的内陆。在19世纪40年代已有人提出穿越大陆，弄清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三大殖民地之间的辽阔领域的状况。当时对于内陆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湿论和干论。“湿论”认为，澳洲内部是一个广大的内陆海洋，就是说三大殖民地是由内陆海洋相隔开的。“干论”则认为澳洲内部是陆地，三大殖民地是由陆地联结起来的。探查澳洲内部问题的提出，说明英国殖民者开始把视线从沿海地区转向内陆中心地区了。19世纪30—40年代，牧业大发展，牧地借用人迫切要求扩大牧地。他们于1840年筹集了一笔钱作为发现一条从南澳大利亚到西澳大利亚牧地和放牧路线的基金。牧场主们挑选埃尔为探查这条放牧路线的领导人。埃尔提出先北行寻找适宜的牧场，然后再西行。他的要求得到了集资者的同意。埃尔于1840年6月带队出发，以两名土人做向导奔向北方。在北方，他没有找到水草丰盛的牧地，折回后再西行，于1841年7月到达西澳大利亚的沿海地区的乔治湾，从而证明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之间是由不适于牧业的沙漠隔开。1844年，查尔斯·斯特尔特注意到北飞的鸟群，他企图通过北飞鸟群的移棲路线来确定南澳大利亚以北地区的状况。因此他在南澳大利亚两个隔开很远的地点进行观测，又在一张空白地图上的某些点进行三角测量，测定鸟群必然飞过的地方，认定北方必有一个鸟群的“天堂”。斯特尔特这种乌托邦式的推论坚定了他敢于北上探险的胆量。同年，他乘牛车北去，虽历尽千辛万苦也没有找到鸟类的“天堂”，当然也没有穿越大陆中心处。他回来报告说，他到达的北方尽是干涸的盐湖，荒凉至极，不可能开辟为农牧业基地。他的这一结论对那些拓荒者影响很大，他们从此再也不敢言北去牧羊的事了，穿越大陆的事也因而搁置。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在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两殖民区内，农牧业争夺土地的斗争日趋激烈，两殖民地当局迫切要求扩大土地、以缓和社会矛盾。因此北上穿越大陆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到60年代，穿越大陆便出现了高潮。1860年，维多利亚政府挑选了罗·奥·伯克作为穿越大陆探险队队长。伯克曾充任过金矿的警官。他骑骆驼从墨尔本启程，沿东经140度子午线北行，目的地是卡奔塔利亚湾。探险队先到达令河畔的给养站梅宁迪稍事休整，接着率威尔斯、格雷和金三名队员继续北上，其余人员留守。伯克等于1861年2月到目的地，从而完成了第一次南北穿越澳洲大陆的任务。不幸的是，伯克等人返回时由于缺乏食物和过度劳累，以致双腿瘫痪，无法走路，格雷和威尔斯死在途中，只剩下金一人，为当地土著所留养，得以活命。维多利亚政府曾多次派出救援队寻找伯克等人，只有其中一个救援队找到了金本人，亦找到另外两人的尸首。金回到墨尔本后详细地汇报了穿越澳洲大陆的情况。另一个穿越大陆的著名探险家是约·麦·斯特尔特。他于1860年曾深入到澳洲最中心处，在这里竖起一面英国旗作为标志，以示“向土人们宣告，自由、文明和基督教的曙光即将在他们面前展现”之意。 南澳大利亚当局在1860年以2000英镑的悬赏征召志愿穿越大陆的人，即从阿得雷德一直到北方海岸，这一段距离约2000英里。约·麦·斯特尔特应召，他再次北上探险，于1862年到达帝汶海。他在归途中因缺乏食物而饿得“骨瘦如柴”。他在报告里写道：“我在海里浸过脚，洗过手，洗过脸。”他的确得到2000英镑赏金。1863年，南澳大利亚政府根据这位探险家的资料决定吞噬澳北区，因而宣布澳北区为其殖民区的一部份，并向这里移民，建立了“托普恩德区”。这时昆士兰也自立为一殖民区，南澳和昆士兰为争夺北澳而争吵不休，直到1911年南澳才把北澳交给联邦政府，不久中央政府决定设立一州，称“澳北区”，南澳和昆士兰的争吵才告终结。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又有一批探险家从不同的路线在西澳大利亚殖民区内穿越大陆，其中著名的有：甫雷斯特兄弟（1870—1871年探查）、沃伯顿（1873年探查）、詹利斯（1875年探查）。他们穿越大陆的特点是横穿西部大沙漠地带，从而消除了澳洲大沙漠不能穿过的神话。亦最终证明“干论”是正确的，而“湿论”是错误的。大规模的内陆探险也从此结束。澳大利亚把发展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同大规模的内陆和沿海的勘察结合起来的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完成内陆探险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开始开发北部澳大利亚。内陆勘察完成期间，英国殖民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北方。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荷兰殖民者在北澳大利亚沿海的觊觎活动。早在18世纪初，荷兰人就已从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向澳洲大陆方向扩展势力，并在北澳大利亚沿海捕鱼。这使英国人大为惊恐，以为荷兰有侵吞北澳大利亚之野心。为防范起见，英国政府遂派布莱梅尔舰长率众前往梅尔维尔岛进行开发，以便建立一殖民据点。1827年又派斯特令舰长前去莱佛尔湾进行开发。前者开辟一商埠，后者建立一个垦殖站，但开发不久，遂告失败，因而防止荷兰人南下的战略仍未实现。究其原因，天气酷热，殖民者极不适应；其次是土人侵扰不已，加之盗匪横行，使殖民者难于立足；再次，这里土地贫瘠，继续开发价值不大，且又浪费巨额国帑。故英国殖民大臣墨累下令取消上述两殖民据点。迨至1838年，荷兰人又开始活动，英国殖民当局又派布莱梅尔前去北澳大利亚。他在那里发现一良港，命名为埃新顿港，并建立新殖民据点作为商业枢纽，以便发展印尼诸岛和澳洲大陆间的往还贸易，后又失败。失败的原因雷同于在梅尔维尔岛和莱佛尔湾所建殖民据点失败之原因。1849年，英国政府根据各方面情况，主要是根据这里一时无发展希望，遂下令取消埃新顿殖民点。因此，北澳大利亚的开发工作遂告停顿。虽然如此，这对以后大规模开发仍不失为一个开端。二、南澳大利亚殖民区的建立南澳大利亚位于澳洲大陆南端，隔印度洋与南极大陆相望，面积98.4万平方公里。这里土地肥沃，盛产木材、树胶，沿岸海域又盛产鱼、海豹、抹香鲸及其他海产，因此一向为英国殖民者所垂涎。南澳大利亚殖民区的建立，渊源于威克菲尔德的理论。1831年，他提出了关于建立新殖民地的理论。他认为应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贸易自由、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殖民区。这种殖民区完全不同于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那样的犯人移民殖民区，也不同于西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迟缓那样的殖民区。根据他的理论，一批英国资本家在1832年公布了一个旨在创办南澳大利 亚土地公司的发起书。发起书的主要内容是：1.南澳大利亚土地按最低价出售；2.出售土地的收入用于资助移民基金；3.移民要严格挑选，男女数目要大致相等；4.实行自由贸易；5.成年男子达到1万人时成立立法会议，立法会议每年选举一次。公司代表在1832年和1833年一再要求英国政府批准，但政府置之不理。同年，威克菲尔德及其信徒罗伯特·格基尔等建立了南澳大利亚殖民地协会，并以该会的名义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报告，要求以私人资本到南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实验区。申请报告提出下列要求：1.建立南澳大利亚实验区；2.普通行政事务由殖民部委派官员处理；3.垦殖事务由英王委派若干垦务官员主持之；4.垦殖实验区乃属慈善性质，应由慈善家筹集资本。英国政府感到此四项要求比南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提出的要求好得多，遂表示赞同，因此国会于1834年通过了建立南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法案。法案主要内容为：1.希望英国臣民到南澳大利亚投资；2.英王委派总督治理，负责政治、法律事务，委派3名专员负责经济与垦荒事务；3.对移民进行选拔，不收容流放犯；4.出售土地每英亩不得超过12先令，并将一部分地价资助移民；5.人口达到5万时，殖民地可设立立法会议。法案通过后，殖民部依据法案以英王名义委任了总督和驻节专员。初时，查尔斯·纳皮尔被委任为第一任总督，但他提出政府必须承担殖民地的财政义务和派驻军队，否则他拒绝接受总督职务。由于政府不打算对殖民地承担财政义务，故纳皮尔没有出任总督。殖民部改任海军上校欣德马什为第一任驻南澳大利亚总督。欣德马什曾是纳尔逊海军大将手下的军官，参加过尼罗河之战。接着又委任威廉·莱特上校为总测量师。1836年，两艘满载移民的海轮在殖民地官员率领下离开英国，同年7月到达今康加鲁岛。移民们对此岛是熟悉的，他们大部分人读过弗林德斯的《南方大陆航行记》。到后，莱特上校于8月率一批探查人员先去今阿得雷德地区，并确定这里作为移民据点。12月，总督欣德马什亦到达。第一批到达的移民共546人，他们当中有转业军官、投机商人、工人、农民，还有从范迪门来的地主，但大多数人是劳动群众，信仰新教的占多数。他们在威克菲尔德制定的原则指导下开始建立垦殖实验区，从此南澳大利亚殖民地开始了自己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个实验区后来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二：第一，英王任命的垦殖委员会的一些专员与威克菲尔德派的意见不和，因此威克菲尔德派对殖民地实验区采取了消极态度，专员却借机独断专行，甚至与总督发生争执，双方仇视，致使工作无法进行。第二，私人所筹集的32万英镑资金，由于经管人无经验，又缺乏劳动力，一时难于有经济效益，坐吃山空而耗用殆尽。资金用尽后，已无法再筹集，英国政府又置之不理，因此垦殖活动遂告停顿。实验殖民区失败后，南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工作便落到了总督的肩上。总测量师莱特上校，奉命勘查南澳沿海岸线1500英里，发现大面积沃野，并选择和规划了该殖民区的首府建城地址。后来这个城市以英王威廉四世的女儿阿得雷德的名字命名，即今阿得雷德市。随着移民蜂踊而至，对土地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多，从而扩大了测量人员的工作量。他们虽然竭尽全力测量土地，但仍然满足不了移民对土地的需求。总测量师莱特一再要求增加测量人员，但无结果。加之，土地测量愈往内地， 困难愈大，荒野之中，既无道路，又缺乏食品，甚至连饮水都十分缺乏，更不用说其他困难了。测量人员怨声不已，更影响测量工作速度。总督为要求测量出更多的土地，往往和莱特发生争执，各持己见，两人矛盾尖锐化。总测量师愤而出走，土地测量工作，遂停顿下来。这样便出现了“土地荒”。“土地荒”导致地价日益高涨，土地投机生意便油然而生。经济专员又不配合，因而总督和专员又发生矛盾和争执。殖民部决定调回欣德马什，任命高莱接替其总督职务。恰在新旧总督交替时，南澳大利亚的土地投机生意出现“狂热”，因为这种生意能赚大钱。政府卖出的土地愈多，引进的移民亦愈多，而新移民来后进行土地投机获取的暴利，要比开垦土地种田获得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土地投机越来越严重，到1841年止共卖掉29.9万英亩土地，而开垦出种田的土地仅2500英亩，可见土地投机问题已严重到何种程度。涌入的大批劳工移民无工可做，生计无着，便纷纷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由于经济没有起飞，在这里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他们聚众闹事，在政府办公室门前大吵大叫要求救济。高莱总督为了安定人心便采用大兴土木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雇佣劳工修建桥梁、海港、住宅，用支票作为支付工程的费用，到1841年共耗资达29.1万英镑，而支票由于专员捣鬼，伦敦拒绝兑现，从而引起殖民地的混乱。殖民部无奈便撤销高莱，任命乔治·格雷去南澳大利亚接任总督职务。这时南澳大利亚有三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巨额债款问题，总数达40余万英镑；二是土地投机问题；三是如何发展经济问题。格雷来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逐步解决了这三大问题，从而使南澳大利亚在40年代开始了经济起飞。格雷总督首先着手解决债务问题，要求英国政府先拨款15万英镑，以解决财政危机。英国财政部表示同意，这实际上也为高莱平了反。接着格雷坚决要求财政部使支票兑现，认为如不兑现，南澳大利亚财政危机无法摆脱，而殖民地也就存在不下去。起初，财政大巨拒不承担责任，但由于格雷一再坚持，才应允承担财政责任，偿还了全部债款，解决了财政危机，从而使南澳大利亚殖民地得以保存下来。为此，1842年英国国会通过“改进南澳大利亚政府法案”，从而从法律上保证了格雷主张的实现。同时，格雷用发展农牧业来抑制土地投机。在他指挥下，移民们全力开发资源，测量土地，大规模地出售土地和引进移民，扶植农牧业，生产蒸蒸日上，到1842年末，南澳大利亚完全摆脱了困境，经济开始了起飞。1851年，南澳大利亚人口已达66538人，比1836年增长一百余倍，比1845年增长两倍多。人口的增多使农牧业迅速发展起来，1850年有羊94.8万头，牛6万头。小麦播种面积由1840年的1000英亩扩展到1850年的4.1万英亩，十年之内增长了恰恰40倍。对外贸易也迅速增长，同年，出口总值57万英镑，其中羊毛出口值13.2万英镑，其总重量为248万磅。采矿业亦得到了长足进展，1850年矿产品出口总值高达36.5万英镑，占是年出口总值的64%，采矿业在南澳大利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南澳大利亚殖民区的成功，表明澳大利亚殖民地仍处于扩大与发展之中。三、设置维多利亚殖民区1851年，维多利亚殖民区正式建立，这也是一个由自由移民构成的公民殖民地。这个殖民区的出现表明澳大利亚殖民地又获得进一步的扩大和发 展。维多利亚位于澳洲大陆东南端，面积为227600平方公里，南隔巴斯海峡与塔斯马尼亚岛相望，原属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1802年，英国殖民者首次到达这里名叫菲利普港的地方。1803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当局派遣科林斯中校率一名英国国教牧师和300名犯人到这里企图开辟新的流犯殖民地，但因没有找到适宜的地方，便去范迪门地区。后来在19世纪20—30年代初，一些探险家来到菲利普港区，发现了墨累河流域，见到这里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平原，适宜于进行牧业和农业，遂称之为“澳大利亚的福地”（AustralianFelix），并进行了报道。探险家们对菲利普港区的描述惊动了在澳大利亚的殖民者，他们纷纷来①这里垦荒务农或经营牧业。1836年，探险家米切尔从陆地来到波特兰湾时，发现已有殖民者在这里建立了移民点。这个移民点是亨蒂家族建立的。老亨蒂原系英国农场主，1828年携带全家从苏塞克斯郡移民到西澳大利亚斯翁河地域，并在那里有了大量地产。托马斯·亨蒂有7个儿子。他看到西澳大利亚条件太差，便毅然迁徙到范迪门，并把1万英镑资金也转移到范迪门。第四子爱德华·亨蒂曾游历到波特兰海湾，对该湾进行了勘察，认为这里水草丰盛和土地肥沃，极适合举办农场和牧场。其父托马斯·亨蒂得知后立即前来考察，同意其子建议，遂于1834年11月率领部分家庭成员乘船从隆塞斯顿来到菲利普港地区，来时带来牲畜、农具和渔业工具以及一些雇工。不久，爱德华·亨蒂的兄弟弗朗西斯·亨蒂、斯蒂芬·亨蒂与约翰·亨蒂也迁居此处。这样，亨蒂家族在菲利普港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移民点。他们一家在这里饲养牛羊、垦荒种田和种植蔬菜，还捕捉鱼虾和海鲸，从而开始了菲利普港移民区的历史。早在亨蒂家族在这时建立移民点前7年（1827年），隆塞斯顿的两个牧场主约翰·巴特曼和J.T.吉利布兰德曾向那时的新南威尔士总督达令要求在菲利普港地区赐与他们一些土地，表示投资4000英镑经营牧场。但达令总督认为在这里建立移民区不适宜，便予以拒绝。总督之所以一口拒绝，是因为政府在1826年曾打算在这里建立流犯殖民区，但失败了。巴特曼是一位不屈不挠的人，不顾总督的禁令，决心去菲利普建立移民点。为此，他和其他牧场主在1834年组织了“菲利普协会”。该会筹集了一笔钱作为资助一个探险队前去探查的资金。1835年5月，巴特曼率探险队到达菲利普港区，经过认真勘察认为这里的环境、气候、土壤等条件非常好，因此，他和这里的8名土人酋长进行了一次欺骗性交易：以每年100条毯子、50把刀子、50把剪子、50副眼镜、20套衣服和两吨面粉为代价换取了60万英亩的土地。巴特曼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其他移民侵入，在土地周围栽种了树木作为边界。来时还带来了牲畜、种籽、生产工具、果树苗及其他经营农场和牧场所需的东西。这样，一个新的移民点就开始了。亨蒂家族和巴特曼等牧场主对菲利普港区的开发，对后来它发展成一个新的自由移民区起了重要作用。巴特曼在这里取得土地后急忙赶回隆塞斯顿，向菲利普协会做了报告。约翰·巴斯克·福克纳于7月29日（1835年）乘“企业号”船来菲利普港。他到后3天，范迪门总测量师助理韦基亦来此处，并测量土地，和菲利普协会的牧场主发生了土地争执。此后不久，从新南威尔士也来了许多移民，到①波特兰湾，即菲利普港所在海湾。 1836年这里已有移民224人。菲利普港地区移民的行动，尤其是巴特曼占领60万英亩的行动很快传到悉尼，引起殖民当局的惊异。英国法律规定，在澳大利亚未经政府批准占用土地是非法的。1835年初，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就菲利普移民侵占土地一事通过了一个法案，法案规定，未经当局允许擅自占用皇家土地与定居，即使建造茅屋或设立帐篷都属违法行为，要处以罚金。据此，总督布尔克贴出布告，并立即将此事报告英国殖民部。殖民部次大臣R.W.哈伊在1835年12月指示说：要把菲利普港区的移民统统赶出去。布尔克深知，这决不是用殖民地当局的一个法案和一张布告或唐宁街的一次指示所能做到的，因此再次向殖民部报告说驱逐移民和他们的羊群是不可能的，而且那里的移民已发生了土地的争执，同时土著黑人与白人移民也发生了争斗，局势比较紧张。1836年5月，新南威尔士总督布尔克立即派一名叫乔治·斯特华特的警官前去菲利普了解情况。这位警官报告说，仅在墨尔本附近有177名移民，他们拥有26500头羊，附近还有800名土著黑人。报告证实了白人间和白人与土著黑人间的冲突，建议政府派警官常驻此处维持治安，最好在这里建立行政机构。总督采纳了这一建议，于8月派遣皇家陆军第4团上尉威廉·隆斯达尔到菲利普港执行公务。隆斯达尔于9月29日到达这里。从此，菲利普港区开始迈出了向独立殖民区方向发展的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一行动就等于新南威尔士殖民当局承认了菲利普移民区存在的合法性。隆斯达尔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了一个永久性殖民区的地址，这个地址在波特兰湾的一个停泊处，并命名为“吉利布兰德岬”。不久，测量师伯特·罗素被派来设计一个城镇。第二年（1837年）3月，布尔克总督亦前来视察工作，给罗素设计的城镇取名为“威廉姆斯城”；同时他还给一个移民村落取名“墨尔本”，以纪念英国首相墨尔本，从而这个殖民区又进一步合法化了。隆斯达尔在这里主持政务一直到1839年，同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当局任命查尔斯·约瑟夫·拉特洛伯为菲利普移民区行政监督官，相当于副总督。他和隆斯达尔一样是有才干的殖民地行政官员。拉特洛伯在隆斯达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了这个移民区。到后，他首先解决了巴特曼60万英亩土地问题。政府承认巴特曼在开发菲利普殖民区有功绩，是先驱者，但他占用的60万英亩土地必须予以没收；同时允许他在季隆附近以7919英镑购买9500英亩土地，其中的7000英镑地价予以免除，换言之他只用919英镑购买了9500英亩土地，以此作为对他开拓菲利普区功绩的酬劳。接着又解决了亨蒂家族在波特兰湾地区的土地问题，是采用将其占用的土地折价为1750英镑的办法解决的，即该家族拿出1750英镑交给政府了事。隆斯达尔和拉特洛伯都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和大规模引进移民，因而殖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以牧业言，1836年有羊26500头，1841年上升至782283头，增长29倍多，到1850年羊的头数高达5318046头，比1841年又增长近9倍。以农业言，1840年，小麦播种面积为1940英亩，1845年上升到11466英亩，增长近5倍。1850年为28510英亩，比1845年增长近两倍，是年小麦产量为52340蒲式耳。出口贸易亦发展得十分迅速，1850年出口总值已达100万英镑。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是以大批移民的引进为先决条件的。1836年，菲利普移民区共有人口224人，1840年10291人，1845年31280人，1850年上 升到77345人，1850年的人口是1836年的345倍还多，可见人口增长是何等迅速了。这里的人口完全不同于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殖民区，那里有犯人移民，移民主要是来自英国，而菲利普的移民没有犯人移民，而且不少的移民是从范迪门和新南威尔士迁移过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猛烈地增长，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起来，进入40年代后远远超过新南威尔士以外的所有殖民区，但它仍然作为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属它管辖。因而在30年代末已开始了脱离新南威尔士的分离运动。到40年代中叶，这个运动出现了高潮。其原因有下列几点：第一，经济实力增强是导致分离运动的基本因素；第二，菲利普殖民区的农牧场主主要是从范迪门殖民区迁徙过来，当其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要求独立，以摆脱新南威尔士的“牧羊大王”的控制与竞争；第三，英国政府支持其分离运动，这样便于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第四，有范迪门分离出来的先例可援引；第五，1850年菲利普殖民区已获准建立民选立法议会。菲利普各界人民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独立的申请报告，但是一直遭到新南威尔士的反对而未获成功，恰恰因此使分离运动日益高涨。1850年英国殖民部面对高涨的分离运动，怕加拿大1836年事件在菲利普殖民区重演，遂决定批准菲利普殖民区独立。1851年，国会通过建立新殖民地的法案。同时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这个新的殖民地。新殖民地的建立反映了澳大利亚公民殖民地社会的不断发展。 第五章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1851—1900）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标志着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自1851年“淘金热”以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就其形成的历史而言，可分为三种类型：（一）古老民族型。这是在原有居民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那些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均属此种类型。这种类型在世界上占绝大多数。（二）结合型。这是由原有土著居民和后来的外来移民在文化上以至种族上逐步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国家，如拉美诸国、马来西亚和南非等一些国家，就属此种类型。（三）是移民型。这主要是那些由外来移民逐步形成的新民族和新国家。澳大利亚就是属于此种类型的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此外，还有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因此研究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不仅可以深入了解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而且还会对研究此种类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当时的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由北半球扩展到了南半球。 第一节“淘金热”——民族国家形成的起点一、金矿屡屡发现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开始于1851年的震惊世界的“淘金热”（GoldRush）。“淘金热”的出现加速了澳大利亚社会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全方位的发展，掀起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二次经济起飞，造成了民族和国家形成的所必需的一切前提条件。一言以蔽之，“淘金热”使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形成时期。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是很早的。1823年，一位叫詹姆士·麦克布利安的政府测量员说，他在野外工作时，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以东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金矿，并把这一发现情况记录在他的工作笔记本里。这是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最早的记载。自此之后，发现金矿的大有人在。例如，年老的释放犯麦克格利高，曾在巴瑟斯特以西威灵顿附近搜集到许多金矿石，后来这些收集品在悉尼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陈列过，约值200英镑。他是花费了艰苦的劳动从石英石中采出的，这是一些具有石英素质的金矿石。金矿的发现者多数是牧业工人，尤其是牧羊人。他们经年在辽阔的原野奔走，为牧羊必然仔细查看土质，容易发现金矿或其他矿藏。根据当时英国法律规定，发现卑金属（铁、铜、铅⋯⋯）矿，一般属矿主所有，而发现金矿则属皇家所有，因此发现金矿者一般都缄默不语。W.B.克拉克是一位牧师，同时还是一位地质学家，19世纪30年代末，他曾在巴瑟斯特附近进行过地质考查，发现了金矿苗，并采集了标本。他在一份报告里曾预言，重大的发现即将来临。然而他没有缄默不语，却把自己的标本呈送给新南威尔士总督乔治·吉普斯。总督见到后反而面有忧色。他对这位牧师说：“克拉克牧师，请把金矿藏起来，不然我们二人都有生命之虞。”总督之所以有这样的顾虑并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澳大利亚社会刚刚由流犯殖民地步入公民殖民地，流犯人数仍然很多，并且英国还不断地向这里的其他殖民区流放犯人，殖民当局怕因开采金矿导致严重后果。加之那时尚未发现像后来蕴藏量那样多的金矿。19世纪40年代后，澳大利亚进入了它矿业史上的重要年代，不仅发现的卑金属矿日益增多，而且发现金矿也日益增多。1839年，波兰伯爵保尔·斯特杰莱斯基在澳大利亚进行了一次科学探险勘查。他从悉尼出发，翻越东南大山进入他称之为吉普斯兰（Gippsland）的维多利亚地区，从因风化而分解的铁矿石中发现了黄金质点。他把这个标本带给总督看，总督仍要求他不要外传，以免犯人去淘金，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因而这位伯爵在他写的有关澳大利亚的书中，对发现金矿石一事只字未提。后来他把金矿石标本带回英国，又送给罗德利克·穆奇森爵士看。这位爵士检验了标本，又审查了斯特杰莱斯基绘制的地图，然后指出，这些很像乌拉尔的金矿石结构，因而他亲自写信给英国殖民部国务大臣格雷勋爵，说明他的结论以及得出结论的理由，但没有引起这位殖民大臣的注意，但金矿仍陆续在澳大利亚发现。1847年，菲利普港的一个牧羊人，一天在一棵被风吹倒的大树根下发现了一块天然金块。1848年有人在伯尔利马附近发现了金矿石，并把它拿到悉尼让政府官员看，但政府当局仍以怕“扰乱公众思想”为由置之不理。1849年，一个名叫查普曼的牧羊人在布宁洋山（巴拉腊特附近）放羊时发现一块重22盎司的优质黄金，并告诉黄金测验员说他是在山岭的溪谷处发现的，还 说那里还能发现更多的黄金。查普曼领着试验员到发现黄金的地点去，他们在那里又带回24盎司的黄金归来。又如吉普斯兰（维多利亚）的一位工人在挖一根拴篱笆的柱子时，铁锹碰上了一块价值100英镑的金子。上述的这些发现促使政府考虑怎么办的问题，恰在这时哈格里夫斯发现了富金矿，并且又将这次发现金矿的事在报上公诸于世。更重要的是进入50年代后，澳大利亚已完全由流犯殖民地转变为公民殖民地，英国基本停止了向这里流放犯人，自由移民已超过了各种犯人移民。再次，从1851年5月—1852年6月，先后在新南威尔士的巴瑟斯特和维多利亚的亚历山大山和奔地戈地区发现了蕴藏量极丰富的金矿。这些就成了19世纪50—60年代澳大利亚出现“淘金热”的重要因素。二、哈格里夫斯和“淘金热”的发生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轰动了世界，出现了世界第一次大“淘金热”，中国人称之为“旧金山”。1851年哈格里夫斯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发现了金矿，再一次轰动了全世界，这样又出现了一次世界性的“淘金热”，中国人称之为“新金山”。无论是“旧金山”还是“新金山”都以万盎司计的黄金投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为资本主义世界在19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爱德华·哈德蒙·哈格里夫斯原是英国人，作为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曾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经营牧场。他是一位执著追求自己所确定的目标的人。但是在1848年他却因多次失败而丧失了追求的目标，彷徨异常。恰在这时，美国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澳大利亚，因而他也被“淘金热”挟裹到美国去了。哈格里夫斯当时35岁，但由于身材高大而过于肥胖，行动十分不便，不可能成为好的金矿主，没有捞到多少黄金。不久他厌倦采掘、淘沙和摇淘篮这一套淘金的活计，而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去钻研地质结构和采矿的学问，从而懂得了到哪儿去寻找金矿，如何认识矿苗和钻研摇淘篮的理论。这些为他后来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和指导采金有重要意义。哈格里夫斯是一位聪明绝顶的人，能言善辩，富有想象力，并有商人的头脑。他注意到了这里的地质结构和产金矿坑的地质结构很像巴瑟斯特的地质结构，因而决意回澳大利亚。1850年底，哈格里夫斯回到澳大利亚。他一上岸就制定了一个寻找金矿的方案。他知道根据法律金矿属于国王，因此决定第一步取得政府的许可，在这以前必须先找到金矿所在处。哈格里夫斯把他的计划告诉了他的朋友和熟人，大家讥笑他是个疯子，他没有因讥笑而却步，相反他却说服了朋友借给他一笔钱，并把自己从加利福尼亚带回的金矿沙卖掉，共有钱100吉尼（1吉尼约等于21先令）。他还借了一匹马，骑马奔向巴瑟斯特。在一名土人陪同下，从巴瑟斯特城出发去寻找金矿。他们顺麦夸里河而下，转入一条支流来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发现了矿苗。他们挖了一盆泥土用水淘洗，得到了黄澄澄的金子。哈格里夫斯极为高兴地说：“今天是新南威尔士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将成为一个准男爵。你也将得到爵士的头衔。我的这匹老马将被制成标本，装进玻璃橱，送往英国的博物馆。”当天晚上，他们回到旅馆。哈格里夫斯就把他的发现写了一份报告转交给悉尼政府。政府秘书官迪斯·汤姆逊接到报告后，认为极端重要，作为重大消息在1851年5月15日《悉尼先驱晨报》上公布于世。这个消息立即轰动了全悉尼城。一场举世闻名的“淘 金热”从此开始了。当哈格里夫斯在巴瑟斯特进行淘金活动时，他已引起这里的土地委员会的注意，该委员会立即向悉尼当局做了报告，说：“哈格里夫斯先生已经在雇佣工人在萨墨尔的溪谷处挖掘黄金，他们已找到了几盎司黄金，他还认为：‘应采取严厉措施防止劳动阶级离开雇主到皇家士地上寻找金矿’。”土地委员会的报告是从维护牧羊业角度考虑问题的，代表了当时牧场主的利益，在他们看来“羊比黄金重要得多”。这时哈格里夫斯已回到悉尼，同新南威尔士总督费茨罗伊进行了交涉。他向总督表示愿做开采金矿的向导，说他能指出那里肯定会有金矿，但必须得到报酬，总督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他得到了1万英镑的奖赏，维多利亚女王还接见了他。三、“淘金热”高潮哈格里夫斯发现金矿的消息很快在悉尼、墨尔本以至整个澳大利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震惊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们首先从澳大利亚各地奔向巴瑟斯特，他们抛弃了家园，抛弃了牧场、农场和工厂，抛弃了自己的工作，去到金矿场去幻想迅速发财。那些无业游民把采金场作为他们的天堂。在翻越蓝山而去巴瑟斯特大路上挤满了人群和牛车。悉尼码头空空，船上的船员也迅速跑光。路上的人们急行如飞，担心他们到达前金矿要采完。矿区的人越来越多，商品供不应求，物价暴涨。矿场上，每天都有挖出金块的消息。口头宣传，报纸宣传，电报又把渲染的消息传到其他殖民区和其他国家。这样又有大批人从世界各地蜂踊而至，尤其是1851年8月希斯考克在维多利亚的巴拉腊特发现了神话般的金矿后，外来的采金人就更多了，“淘金热”被推上一个新的狂潮。耐人寻味的是，哈格里夫斯这位不愿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的人，在澳大利亚却成了掀起世界第二大“淘金热”的决定性的人物。早在1851年前，维多利亚多次发现金矿，如在普伦蒂山区，在亚历山大山区和克伦斯，发现的都是一些富矿，例如劳伦斯的一位马车夫，在业余时间，只是一次在原野向周围看了看就发现了金矿床。在亚历山大区常常发现重达许多盎司的纯金金块。引起轰动的是希斯考克在1851年8月的重大发现。11月，一个叫亨利的法国人，在戈登山谷的奔地戈地区，挖开了一个洞穴，立即从洞穴涌出大量的黄色金块，可见这里黄金之多了。到1851年末，在维多利亚土层中采掘出的黄金达24.9万盎司，价值达90万英镑。无论是新南威尔士或是维多利亚在1851—1861淘金狂潮期间，经常有惊人的采金消息。一个为科尔博士雇佣的土人在巴瑟斯特矿区用斧头砸开一大块石英石，就发现了黄金，从中采出100磅纯金，其中包括60磅的一块。戈登矿区（巴拉腊特）的一位采金者，在他挖掘的5英尺深的矿坑底发现“黄金散落在坑底厚厚一层，看起来像珠宝店一样”。巴拉腊特有位采金者“通过一天的轻松劳动，从一个矿坑中就取出了价值达1800英镑的黄金。一位奔地戈的矿工在6周内采金价值达3000英镑。巴拉腊特一个由8人组成的采金小团体买了一个小矿场，从中采出的黄金价值达12800英镑。后来，他们把这个矿场卖给一个由10人组成的小团体，这10人从星斯六早晨挖掘到星期一晚上采出价值1万英镑的黄金。之后，他们又把这矿场卖给另一个由12人结伙的团体，他们在一周内又采出价值14400英镑的黄金。一周后，上述 10人小团体又买回该矿的所有权，继续开采，得到价值为9000英镑的黄金。他们又卖出去，买者在14天内又得价值5000英镑黄金。前后，这个小金矿共产价值高达51200英镑的黄金。采掘出的黄金中不少是天然金块，最大的有两块，一块为2217盎司，另一块为2280盎司。比较小的天然金块那就很多了，有人说“多得仿佛象沙滩上的圆石那样多”。维多利亚的副总督雷特罗比视察巴拉腊特时，一位采金工人就用天然金块作纪念品赠给他。这些神话般的事实不径而走，各种文字的报刊大肆宣传，自然迅速地传遍了全世界，都以为澳大利亚大地上布满了无穷无尽的黄金，从挪威到中国，从美洲到欧亚都传播着这样的神话，因而拥有各种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移民从世界的各地涌向澳大利亚。巴瑟斯特、巴拉腊特和奔地戈金矿区当时是世界上各种人种混合一起最多的地方，仅中国人一度高达4万人之多（1857年）。第二次世界性“淘金热”达到了高潮。四、尤里卡采金工人起义“淘金热”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出现后，殖民当局意识到了人口大批涌入和人员日益复杂，因此采取措施严加管理。两殖民区都建立了矿区管理机构，增派了警察。所有矿场都归总监统一管理，各矿区设监督一人，监督受总监领导。殖民政府根据英国金矿属皇家所有的法律便颁布了采金者必须持有采金执照和缴纳执照费用的法令。新南威尔士于5月征收执照费，每月30先令；维多利亚于8月颁布，费用数额与新南威尔士相同。殖民当局授权各金矿监督颁发和检查执照以及收缴执照费。后来，维多利亚的执照费，改为每月1英镑，三个月2英镑，一年8英镑。商店营业执照费每三个月15英镑，半年25英镑，一年50英镑。从一开始，采金人和店主埋怨收费太高。采金人认为，这种执照费比牧场主租用20平方英里的土地费用还要高。英国对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并出现“淘金热”极为重视，为显示自己的权威，于1852年以帝国政府的名义通知殖民地政府要用采金税收入作为地方行政费用的重要财源。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立法会议主要是由牧场主和农场主的代表组成的，“淘金热”的出现对他们的农牧业经济是一次冲击，农场和牧场上的劳动力几乎都被采金场吸引去了，因此他们极力反对采金业，主张严厉禁止。他们在立法会议里的代言人大叫：“不要使国家的勤劳风气遭到干扰”，主张严格执行帝国的通知，强调金矿区必须承担自己的费用，甚至承担一些额外经费，如因“淘金热”而建立更多的码头和道路的费用，因维持金矿区治安而需要更多的行政官员和警察的费用。这样，政府和采金工人间就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实质上乃是农牧主和工人阶级一部分——采金工人的矛盾的具体反映。到1853年底，表面土层的金矿石基本采完了，更深层的金矿，不是一般几个人组成的采金小团体运用简陋工具所能及的，加之采金场上涌来的采金人很多，因而采金人的收入下降了，能采到较多黄金的人却日益减少，甚至有的人忙碌数日却一无所得，但就征收执照费而言，对采多的人，采少的人，或对采不到金矿的人，都是一样的。这种不合理的税收政策激化了政府和采金工人的矛盾。加之，执行征税任务的警察态度骄横，对没有执照的采金工人采取残暴的行为，这样就加深了已激化的矛盾。例如，警察检查出没有执照的采金工人，当作重罪犯人处置，由骑警押解游行示众，并把他们同小偷、 惯犯、盗马贼、杀人犯关押在一起，而囚室里又污秽不堪。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把一些缴不起执照费的金矿工人用铁链拴在柱子上在赤热的阳光下曝晒。警察勒索矿工，那更是屡见不鲜的事。警察的种种劣迹使矛盾尖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而在1853年底就有人在采金工人中发表演说，抨击殖民当局的税收政策，因演说者往往站在树墩上，人们称之为树墩演说家。树墩演说家的激烈言词揭露了殖民政府税收政策和对矿工的歧视，从而唤醒了工人们的觉悟，从此广大采金工人开始议论了，从议论税收政策的不平等和不合理到议论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人们最后概括出他们身受三大不平等待遇：执照费的不平等待遇；土地问题上的不平等待遇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工人们开始反抗了，矿区出现了动荡的政治局面。最初工人的反抗，往往采取消极方式，当骑警来收执照费时，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躲藏起来，或下矿坑，或进帐篷，或藏匿于丛林中。另一个导致采金工人起义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在采金的移民中大部分是来自英国和欧洲的移民，而他们当中不少的人参加过宪章运动和1848年欧洲革命，来自爱尔兰的人很多参加过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些人来到澳大利亚也就把反抗不平等的传统和革命精神带了进来。由于维多利亚金矿区的矛盾较其他矿区尤为尖锐，所以那里的工人反抗就特别激烈。到1854年下半年，维多利亚巴拉腊特采金工人的反抗逐步升级，转变为愤怒的骚乱和暴动了。尤里卡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1854年10月6日晚，巴拉腊特金矿场上有一个叫詹姆士·斯科比的采金工人在尤里卡旅馆门口的一次斗殴中被打死。该旅馆的主人詹姆士·本特雷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个叫约翰·法雷尔的人被认为是凶手。本特雷原是塔斯马尼亚的流放犯人，获释后来到金矿场开旅馆。他和当地法官是朋友，因而被法庭宣判无罪。广大矿工意识到法官被收买了，于是愤怒地举行了一系列的万人集会，以示抗议，强烈要求严惩凶手和废除对采金工人的不平等的待遇，同时在一次集会后，采金工人放火烧掉了尤里卡旅馆。当局怕事情闹大，下令重新逮捕了本特雷等人，并判犯有杀人罪，与此同时还罢免了曾宣判本特雷等人无罪的法官的职务。但是这时已无用了，尤里卡旅馆事件已变成一场风暴的导火线了。11月11日，在矿区的贝克利山冈又召开了一次万人大会，会上建立了一个被称为“巴拉腊特改革同盟”的组织，并提出了政纲：①要给予充分而公平的代表权；②给予成年男子以选举权；③立法会议议员不受财产资格限制；④要给立法会议议员薪俸；⑤缩短议会任期。此外还提出了撤销总监和监督、废除采金者和店主的执照税和以仲裁方式解决采金工人和当局间的纠纷，等等。这个政纲显然和英国宪章运动与19世纪40年末的西欧工人运动相一致。尤里卡事件使维多利亚总督赫萨姆大为吃惊，慌忙于11月28日派步兵第40团的两个小分队前去金矿场。当士兵到达时，两名矿工前来质问指挥官魏斯上尉，他乘坐的那辆车是否装有枪支，而魏斯轻蔑地回答说，他对反叛者无可奉告。怒不可遏的人群立即冲上去，打倒了护卫车的士兵，抢走了一辆军车，推翻了另一辆，并抢走了车内的一部分枪支。骑警也猛冲过来，在人群中乱砍乱杀，许多人受伤。29日，采金工人召开了大会，会上纷纷把采金执照烧掉。在这种情况下，监督竟决定第二天（30日）进行执照总检查。这显然是极端危险的措施，它必然会导致工人更激烈的反抗。况且，当局又在工人中宣读英国《暴乱取缔 法》以示警告，这就更激起了工人的愤慨。工人们看出了殖民当局已准备采取严厉镇压措施，因此决定采取自卫措施。他们选举彼得·莱勒为领袖。他是一个高个子的爱尔兰移民，有辩才和指挥能力。莱勒指挥工人们在尤里卡矿区建造栅栏围墙，作为训练场地。另一个叫沃恩的德国移民也是领袖之一，领导工人修建碉堡。夜里在栅栏围墙上升起“南方十字座”蓝色旗。领袖们率领工人宣誓，并宣布“维多利亚共和国”建立，因而尤里卡的气氛越发紧张了。许多矿工开始纷纷离开矿场，剩下的人不多，仅有约150人。殖民当局得知尤里卡发生的事情后，决定进攻。12月3日（星期日）清晨4点，托马斯上尉率274名士兵和警察进攻尤里卡起义者。军队要求他们投降，起义者坚决拒绝，指挥官下令开枪，双方展开了激战。当场副指挥魏斯和两名士兵被击毙。军官托马斯下令发起总进攻，很快占领了制高点，攻入了栅栏内，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起义的大旗被砍倒，大批人被杀。沃恩在混乱中逃走，彼得·莱勒被打坏了一只胳臂。全部战斗只用25分钟，尤里卡落到了皇家军队的手中。有4名士兵和一名军官被打死，12名士兵受伤；起义者有35人牺牲，30人受伤。在战斗中，警察出于仇视心理乱杀乱砍，表现得十分残忍，许多无辜老百姓被杀，甚至连验尸官都斥责他们是“刽子手”，甚至对那些“距暴乱地点很远的赤手空拳的无辜男女”都被“枪杀和砍杀”。这次起义使总督大为震惊。有13名起义者被起诉，但政府采取了明智政策，宣判起义者无罪释放，以息事宁人，有两名旁听者在宣判无罪时跳起来欢呼，法官阿伯克特勃然大怒，以蔑视法庭罪宣布这两人监禁一周。丧失右臂的莱勒，到处躲藏，逃过警察的追捕而未被起诉，几年之后才露面，后来被选为维多利亚立法会议的议员，但他却变成一位保守派的议员。尤里卡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对澳大利亚历史沿着民主方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次起义显示了采金工人的力量，表明了工人阶级是不可侮的。起义打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迫使他们懂得不能一味地采取高压政策，必须采取缓和的政策。自此之后，殖民当局废除了令人厌恶的执照费，颁布了新的收费规定：每年交1英镑费用即可取得采金矿的权利；黄金出口每盎司抽税2先令6便士，作为矿区行政费用开支；金矿区列入选民区；凡取得采金矿权的人就具备了选民的条件。正如澳大利亚著名诗人亨利·劳森在《尤里卡》一诗中所讴歌的那样：可是采金人并没有白白地死去。他们的同志可以欢欣，因为人民的呼声已压倒暴政的声音。他们说：改革你腐朽的法律，使采金人得以伸冤，⋯⋯。五、“淘金热”的发展及其影响尤里卡起义促进了“淘金热”的发展。这表现在由自由采金阶段向有组织的采金阶段发展，即向工业化采金阶段发展。而且澳大利亚许多州亦相继发现了金矿。1867年，昆士兰勘察人员纳希在盖姆柏地方发现金矿，不久其黄金产量亦达到令人惊异的程度。这个金矿曾发现一天然金块，重达1000盎司。又如摩根兄弟三人于1882年在摩根山区（属昆士兰）以每英亩一英镑从一小 农手中买下一块地，后来在地上发现有碎裂的铁矿石很多，经检验，每吨含纯金30—40盎司。他们开采后，头几年获利100万英镑。在这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开采二十五年共获得价值达1400万英镑的黄金。在1882—1900年间，西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金矿，著名的金矿区有吉姆伯雷、皮尔巴腊和伊尔加恩等，在1886—1888年间，黄金产量直线上升，出现了西澳大利亚人称之为“跃进”的局面。采金人柏雷和福特在1892年8月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在库尔加黛用铁锹挖出一大块矿石，得黄金500盎司，再一次震惊了世界，从而使西澳大利亚进入了产黄金的高潮时期，即所谓“英里黄金”时期。西澳大利亚仅在1892—1900年间就生产价值高达2200万英镑的黄金。“淘金热”的出现和发展，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财富。仅1852年一年输出的黄金价值高达1950万英镑。据澳大利亚史家戈登·格林伍德估计，到1861年已开采价值高达12400万英镑的黄金。澳大利亚另一位史家指出，从第一次发现黄金到1916年，澳大利亚向世界金库贡献了价值近6亿英镑的黄金。关于澳大利亚历年黄金产量，见下表：①澳大利亚黄金产值年平均数表（1851—1900）②时期黄金产值年平均数（澳镑）1851—1860105670761861—187080871041871—188061293031881—189049216821891—19008999941这巨额财富，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促进了澳大利亚人口的猛烈增长，从1850年的405356人增至1900年的3765339人，增长了8倍，这样自由民的数量远远地超过犯人的数量，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不得不完全废除澳大利亚的流犯制度。第三，促进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发展，独立自主运动、共和主义运动、制宪运动、联邦主义运动、工人运动都在更大规模上进行。第四，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农牧等经济部门的巨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扩大了民族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牧业主的社会基础，这就为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条件。第五，为本民族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第六，提高了澳大利亚在大英帝国中的地位，逐步成为英帝国的重要成员。正如早期澳大利亚政治家温特沃斯在1851年7月给巴克的一封信里所预言的那样：黄金的发现“促使我们从殖民地过渡到一个国家的时代”。美国著名作家根室也指出：“从政治意义上讲，1851年金矿的发现把一个世纪一分为二。”这种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集中到一点，1851年的“淘金热”就成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的起点。①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36页。②澳镑=英镑。 第二节第二次经济起飞一、农牧业经济的新发展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淘金热”，使澳大利亚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第二次起飞，并通过这次经济起飞从根本上改变着它的殖民地面貌，更进一步向着独立方向前进。它吸引了大批移民，其中有不少人是企业家、银行家、工程师、熟练技术工人、农业家、牧业家、教育工作者和各种知识分子、专门人才。这样就把英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又一次带到了澳大利亚，与此同时也把巨额资本带了进来。到19世纪下半叶，畜牧业已经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支柱之一，因此，它的发展状况，对澳大利亚今后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关系，尤其对其他经济部门影响更大。这一历史时期，绵羊头数迅猛增长，例如1861年已达2098多万只；1881年升至6509万只，比1861年增长两倍多；1891年突破1亿大关（实数为106421068只）。羊毛产量也逐渐增多，1861年产羊毛6700.4万磅，1871年则上升为20822.5万磅，而1881年为31964.9万磅，1891年高达63404.6万磅。1891年羊毛产量比1861年增长8倍多。在这一时期养牛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1884年存栏头数达756.9万头，1894年高达1167.7万头。畜牧业产品（包括乳产品）产值1881年达2953.8万英镑，1891年则为3925.6万英镑。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在它在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方面。请参阅下表：①1888—1900年对外贸易份额状况表品名1888—1890(%)1898—1900(%)羊毛5935肉产品和牛油615谷类、饲料54黄金1228其他矿产1211其他67畜牧业的发展还表现在澳大利亚的屠宰业上。1861年屠宰业产值为270万英镑，1870年上升为340万英镑，1880年为520万英镑，1890年为600万英镑，1900年逾千万英镑大关，达1030万英镑。这样，澳大利亚的畜牧业有两大宗收入，即羊毛和肉产品。这两大收入从1861年的640万英镑上升到1890年的3210万英镑，增长了4倍。牧场管理水平亦大大地提高了，牧场主普遍用了铁丝网作牧羊场的栅栏，建立了定期的剪毛制度和剪毛合同工制度。畜牧业的大发展使它仍然保持着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澳大利亚这时仍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与畜牧业发展的同时，农业也阔步发展起来。1860—1861年，全澳大利亚已有耕地1173628英亩，而1900—1901年，高达8813666英亩，和1861①资料来源：R.V.Jackson，AustrialianEconomicDevelopmentinthe19thCentu-ry，P.71，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Canberra,1987. 年相比，几乎翻了三番。关于历年耕地面积扩大情况详见下表：①1861—1901年澳大利亚播种面积状况表年代播种面积（单位：英亩）1860—186111736281870—187121437091880—188145609911890—189154302211900—19018813666播种面积的日益扩大还反映到农业产值的增长上。1861年农业产值为610万英镑，1871年为640万英镑，1881年亦逾千万英镑大关，为1020万英镑，1891年为1050万英镑。到19世纪70—80年代，澳大利亚形成了两大谷物生产基地，即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此外还形成了甘蔗生产基地—昆士兰。到90年代粮食不但自给，且有一定数量的出口，如1891年出口小麦近41万夸特，1900年出口68万多夸特。促使农牧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有下列因素：第一，人口猛烈的增长。澳大利亚的人口从1850年的40多万，猛增至1900年的376.5万，其中城市人口增长尤为迅速，例如1891年大城市人口已达114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27%。解决376.5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必须发展农业和牧业。因为澳大利亚四周是茫茫的大海而又远在南半球，不大力发展农业就无饭可吃，不大力发展牧业就换不回来生活必需用品，并且由此使澳大利亚社会频于崩溃。第二，澳大利亚羊毛经过多次改良成为优质毛，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早在1850年澳毛在英国市场上已压倒西班牙和德国的羊毛。澳毛几乎为英国所包销，市场宽阔是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农业也有这样的问题。澳大利亚粮食销售市场越来越宽广。在技术上对畜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19世纪80年代引进冷藏设备的成功。冷藏设备是使肉类与乳酪出口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1880年，澳大利亚用设有冷冻设备的“斯特拉斯莱文号”船第一次把冷冻肉成功地运到了英国。这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从此它成了澳大利亚冷冻牛羊肉的重要市场。这必然反过来又刺激了澳洲畜牧业的大发展。第三，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其生产技术也发展起来。19世纪70年代，麦克凯发明脱粒收割机，斯密士发明垦荒用的圆盘犁，威廉·法瑞尔培育出适应澳大利亚环境的抗锈病品种的小麦，还建立了农学院，培养农业技术专家，他们在土壤、小麦品种、农业机械、农田水利诸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总之，澳大利亚开始了绿色革命。促进农牧业发展的另一些因素是：交通运输系统的建立，较为合理地解决了农牧争地的矛盾，新殖民地的建立，等等。二、昆士兰和澳北区的两殖民区的设置①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7页。 1859年，昆士兰殖民区正式建立了。这是澳大利亚自“淘金热”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1824年9月，布里斯班总督令陆军上尉墨累前去莫尔顿湾，任务是在那里建立一个为惩处那些来澳后又犯罪的犯人的移民区。当时布里斯班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犯人劳动开辟出一些土地来，为将来向那里移民和发展农牧业做好准备。在这里利用犯人劳动开垦出许多荒地和修筑了道路。犯人还开辟出布里斯班城，从此，开始了昆士兰殖民地的历史。1836年，教友派的慈善家贝克豪斯和华尔克去莫尔顿湾参观访问时发现布里斯班河南岸已开垦出不少的土地，并且种上了庄稼，还在这里试验种植甘蔗和其他农作物。布尔克总督任职时认为在莫尔顿湾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但收益和南澳大利亚与菲利普移民区相比相差甚远，因而1839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当局决定将那里的犯人全部撤回。这样，莫尔顿湾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尽管如此，这里已为后来开发奠定了基础。1846年，格拉斯顿出任殖民部大臣，他决定在新南威尔士恢复流犯制，下令在布里斯班以北350英里处的科蒂斯港建立一个犯人移民区，并把该地称作“澳北”，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格拉斯顿殖民地”。格拉斯顿那时打算把英国根据有条件赦免制流放到国外的犯人流放到这里，故他们不被称为犯人，而称为充军者。他还计划把英国救济院里的妇女也运到这里，以便使她们能和充军者婚配。不久，皇家工程师乔治·巴尼奉命来这里调查。他认为这里建立殖民区不合适，但当时任总督的菲茨罗伊却持相反看法，因而1847年在科蒂港建立了犯人移民区。菲茨罗伊派巴尼去科蒂斯港管理这个移民区。巴尼在职期间采取各种措施来发展这个殖民区，从而开辟出一些土地来。不久，格拉斯顿辞去殖民大臣职务，由格雷继任。格雷对建立这个犯人移民区持反对立场，从而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殖民区又被撤销。菲茨罗伊害怕殖民区撤销后，科蒂斯的肥沃土地会被牧地借用人非法占领，损害国家利益，因此他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城镇，作为政府官员管理皇家土地的驻节所在地，此即今天的格拉德斯通城。莫里斯·奥康奈尔上尉被任命为驻节这里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在这里出现是这个地区向殖民地迈进的一大步。奥康奈尔一直工作到昆士兰殖民地正式建立。自从奥克斯莱等探险家发现莫尔顿湾以来，自由移民，尤其是牧地借用人大批涌入这里，到昆士兰成为殖民地时，白人人口已接近3万人，此外还有土著黑人、华人和日本人。莫尔顿湾和科蒂斯港等地区的农业和牧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成为产甘蔗的基地。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就要求摆脱新南威尔士的控制，从而这里出现了脱离新南威尔士的分离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新南威尔士殖民当局的反对。“1842年法案”规定新南威尔士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权建立单独殖民地，但它拒不执行，只允许莫尔顿湾地区在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中有自己的议员。1851年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莫尔顿湾地区的分离运动。分离运动的领袖是兰格博士，他多年来一直热情地为争取建立单独殖民地而斗争。英国政府过去也表示反对在莫尔顿湾单独建立殖民地，后来看到这里经济日益发展和人口日益增多，建立单独殖民地对它有利，故一反常态，表示同意莫尔顿湾与科蒂斯港的要求，遂于1859年正式宣布在上述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殖民地，不受新南威尔士管辖。英国政府根据当时在位的维多利亚女 王的旨意命名为“昆士兰”，即“女王之土地”的意思。分离运动领袖兰格博士原想把这个新殖民地命名为“库克斯兰”，即“库克之土地”的意思。1859年12月，第一任总督鲍文到达布里斯班着手建立行政机构。1860年，昆士兰第一届议会于5月7日开幕。接着鲍文任命他的私人秘书温德海姆·赫伯特为殖民地政府总理。赫伯特原系格拉斯顿的私人秘书，后跟随鲍文总督来昆士兰，他熟悉议会政治是他被选定为总理的主要原因。此后，这里的经济与政治迅速发展起来。加之，昆士兰拥有1727200平方公里的领土，自然条件优越，昆士兰到1891年已成为畜牧业基地之一和产蔗糖的基地。经济的发展还可从羊毛出口的增长之迅速清楚地看出来。1861年羊毛出口值为10万英镑，1871年为50万英镑，1881年上升至100万英镑，到1891年高达250万英镑，是1861年的25倍。昆士兰殖民地的建立是和澳北区的建立密切联结在一起的。澳北区现有领土高达1346200平方公里，绝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由于它和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与昆士兰都有共同的边界，因此上述殖民地的边界线的演变，都与它的边界线的演变紧密相联。1824年，新南威尔士把它的西部边界线从东经135度西移至东经129度线，这样梅尔维尔岛就成了英属领土，从此之后澳北区归新南威尔士管辖。1829年，西澳大利亚建立，其东部边界线确定为东经129度线，即新南威尔士的西部边界线，到这时整个澳洲大陆为英国所鲸吞。1836年，南澳大利亚殖民区建立，其领土原系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把它的南部边界线确定南纬26度线上，其西部边界却定在东经132度线上，就是说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那时互不相联结，没有共同的边界线。1859年又建立了昆士兰殖民地，其南部边界线确定为南纬28度线，其西部边界确定为东经141度线，而东经141度线亦是南澳大利亚的东部边界线，换句话说，这条边界线还是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三个殖民地的共同的西部边界线。这时澳北区仍属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但它和新南威尔士的领土再也不相联结了，中间北边隔着昆士兰，南边隔着南澳大利亚，因此新南威尔土殖民当局难于管辖。这就为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争夺澳北区的领土提供了条件。澳北区因地处赤热地带，境内土著黑人较多，白人移民视为畏途，不愿到那里去，因此整个澳北区地广人稀，建立一个独立殖民地的条件显然还不具备。澳北区怎么办的问题便提了出来。对澳北区怎么办的问题，昆士兰很快做出了反应。探险家格里高利这时任昆士兰总测量师，他指出在卡奔塔利亚湾南岸向南纵横延伸有一大片称为“普罗麦斯平原”的沃野，建议昆士兰殖民当局设法得到这片土地。1860年，昆士兰议会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把它的边界向西移到东经138度线上。经过两年的波折，英国政府在1862年批准了昆士兰的请求，这样，昆士兰又得到1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巴克利高原。南澳大利亚的东部边界线是东经132度，而西澳大利亚的东部边界线却是东经129度，这样在两个殖民地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地带，并且是属澳北区的。南澳大利亚殖民当局也一直想得到它，并多次提出请求。英国政府在满足昆士兰领土要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南澳大利亚的领土要求。这样，南澳大利亚西部边界从东经132度线西移至东经129度线上，并使自己的领土增加了11.2万多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都以东经 129度线作为自己的边界线。经过边界线的这些演变，澳北区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但是由谁来管辖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名义上仍由新南威尔士来管辖。英国因不原承担巨大的财政费用，又不想接管它。1862年7月，昆士兰议会议长查尔斯·尼科尔逊向英政府建议由昆士兰临时管理，但又表示不愿承担财政费用，故殖民部未予同意。同年下半年，南澳大利亚政府派探险家麦克道尔·斯图亚特前去澳北区，他从阿得雷德出发，直奔达尔文港。12月17日，斯图亚特从澳北区归来，报告说，那里自然条件适宜发展农牧业，并有矿藏。南澳大利亚政府遂决定接管澳北区，总督多米尼克·达利立即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报告，表示愿承担财政费用。英国于1863年5月26日正式宣布把澳北区划归南澳大利亚管辖。澳北区殖民地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南澳大利亚政府派出芬尼斯为驻澳北区的驻节官员。他到后错误地选择阿达姆斯湾的逃亡崖为首府所在地。这一选择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南澳大利亚政府只好把他召回，另派他人。经过一番争论，首府设在达尔文港，但名字改为“帕麦斯顿”，以纪念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但此名一直未叫起来。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正式命名为达尔文港。191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宣布澳北区为一州，其地位同其他州相同，从而从南澳大利亚手中接管了这个地区，并表示承担偿还其财政债务34.1万英镑的责任。到这时，澳大利亚共有7个州一级的行政区，此外还有一个首都直辖区。昆士兰和澳北区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三、第二次土地改革促使澳大利亚农牧业发展的另一因素就是较为合理地解决了农牧业争地的矛盾，即所谓“澳大利亚式”的土地改革，亦称第二次土地改革。澳大利亚自19世纪50年代后，人口迅猛增长，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然而，发展农业必然会与牧业争地，因为绝大部分的好地为牧羊场主所占用。这样，一方面牧业是澳大利亚社会经济赖以存在的支柱；另一方面农业又非发展不可，因此能否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到50—60年代便出现了促使土地改革的新因素：第一，19世纪60年代以后，“淘金热”过去了，大批的采金人转到农业上来，土地问题日趋严重；第二，母国政府在1852—1855年间拍卖过的100万英亩土地，但绝大部分被大牧场主抢购去，真正想务农的却买不到土地。加之，购买土地手续繁杂，费用高昂，从而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改革势在必行。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区中，以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土地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土地改革”首先在这两个殖民地内进行。1861年，新南威尔士公布了由改革家约翰·罗伯逊提出的土地调整法案：《公地让与法》和《公地占用法》（合称《公地法案》）。法案主要规定：1.任何人（男人、女人或儿童）都可在有人定居的区域内或居间区内选择一块40—320英亩的土地；2.土地不分优劣，地价一律为每英亩一英镑； 3.缴地价1/4后，就发给土地选择人土地所有权证书；4.土地选择人必须在选择的土地住满一年，三年缴清地价和改良土壤，并使其每英亩增值一英镑；5.所有出租的牧地，其租期在定居区内减为一年，在定居区以外减为5年；6.牧地借用人有购买所租用牧场地的1/25的优先权。这两个土地调整法案，后来又修改过数次，到1884年起码修改、补充过2—3次，但基本原则从未改变。新南威尔士进行土地调整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发展农业，扩大播种面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增产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以此角度言，其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例如1861—1883年间，共出售土地达2900万英亩，但农业用地增长很少，新增加的播种面积尚不足50万英亩，农田所增加的数量是出售土地数量的1/56，实在可怜得很。天气变化无常，水、旱、火、虫等自然灾害屡屡发生，加之土地贫瘠，收获低，运费贵，工资高，因此未能完全实现把农业推向一个新水平的目的。维多利亚也遇到了新南威尔士所遇到的农牧业争夺土地的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亦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1860年，维多利亚立法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即《尼科耳森法案》。法案规定：1.先测量土地，然后选购土地；2.可延期交款；3.牧场主有优先选购土地的权利，其留购的土地可比购买的土地多三倍；4.要对选购的土地进行土壤改良，否则要罚税款。显然，这个法案是专门为牧场主制定的。目的是限制牧场主广占土地。根据这个法案，到1862年出售土地75万英亩，但大部分为牧羊场主买去了，对农业虽有益处，但不大。1862年颁布的《达菲法案》规定要出售1000万英亩土地，而这些土地除牧场主外，可任人自由选购，以扩大农业用地。颁布法案的这一年拟出售400万英亩，可是在两年内只出售了140万英亩，购买者为100人。1865年又颁布《格兰特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共出售土地1400万英亩。从表面上看，维多利亚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但实际上不然。从发展农业角度言，同新南威尔士一样是失败的，因农业用地未能迅速地扩大。例如1861—1881年，维多利亚共出售土地1800万英亩，而农业用地仅由40万英亩增加到140万英亩，即增加100万英亩，占出售土地总额的1/18。其余的1700万英亩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渠道又转到牧羊场主的手中。此外，在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都进行过土地改革。在昆士兰，农民和城市居民激烈地同牧场主争夺土地。昆士兰当局为了建立本区的农业体系，发展牧业，决心解决土地矛盾。1860—1884年，相继颁布了不下十项有关土地的立法。由于措施不力，这些土地立法对农业发展意义不大，其原因大致雷同于上述两个殖民区。澳史家S.H.罗伯茨在其所著《澳大利亚乡村移民史（1788—1920）》中指出，到1884年“栽种作物的土地只占土地面积的1.68%”。塔斯马尼亚着手土地改革始于1858年，是年颁布了土地法。但发展农业和建立完整的农业体制角度言，亦极不理想。1861—1891年，耕地面积只增加4700英亩，即由163400英亩增加到168100英亩，平均每年仅增156.7英亩。西澳大利亚在1872年颁布了优待农民的实施办法，但由于这里土地贫瘠，雨量少，劳力缺乏，故农业亦未能迅速发展起来。例如，耕地由1861 年的24700英亩，增加到1891年的64200英亩。由此看来，在牧业占优势的国家里，发展农业是有一定难度的。南澳大利亚的土地占有状况同上述所有殖民区不同。在这里，畜牧业从未居于首要地位，而是农业占主要地位，因为在19世纪30—40年代开辟时就是从农业开始的，即由农民开发出来的。农民一向有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自1856年以来，牧羊场主租用的土地，随时由政府收回，辟为农田。南澳大利亚殖民当局曾采取措施根绝土地投机者，因此这里土地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相反，农田增加甚多，1850年有耕地6.5万英亩，到1884年则拥有276万英亩，平均每年递增8万多英亩。1884年比1850年增长40余倍。因此，南澳逐步成了澳洲至关重要的农业基地。随着农田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也迅速上升。南澳年产小麦是其他所有殖民区产量的总和。不但粮食自给，且从1866年开始向其他殖民区和英国输出小麦。这样，南澳逐步发展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谷仓，同时也使它成为世界主要产小麦国之一。澳大利亚的土地改革，在内容及形式上和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如何评价，确实是一个复杂问题。从性质上看，改革导致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尤其是农牧业经济进一步资本主义化，并且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众所周知，英国在侵入后，就宣布了澳大利亚的土地、森林、资源为英王所有。显然，澳大利亚土地制度是殖民地性质的国有制，或称宗主国所有制。这种土地制度对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是一个桎梏。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必须打破这个桎梏。整个19世纪牧业的大发展，从土地所有制角度言，实际上打破了宗主国土地所有制。但这种打破只是部分的打破，距离毁灭性地摧毁它相距甚远，因为牧地是借用的，充其量是租用，所有权并未发生根本的转移，仍在宗主国手中。但通过这次土地改革，农业用地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中，因为土地是公开出售的。实质上，土地出售制使澳大利亚土地所有制经历着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质的变革。变革的后果不仅仅打破了殖民化的土地制度，而且对整个殖民地体系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显然有利于澳大利亚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土地改革还培育出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农业资产阶级、农业工人阶级和自耕农阶级，同时也巩固与扩大了牧业资产阶级和牧业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换句话说，农牧业领域正经历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革，产生了新的阶级结构。总之，19世纪50—80年代的土地改革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因而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它没有完全摧毁宗主国土地所有制，表现为土地私有化程度不够，绝大部分土地仍掌握在代表宗主国利益的殖民当局手中。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摆脱英国才有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澳大利亚土地国有制（大部分土地）一直保持到今天，并且比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土地国有化的程度都高。四、工矿业与交通、通讯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农牧业经济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伴随着农牧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基础工业也发展起来。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澳大利亚也像欧洲 和北美许多国家一样经历着工业革命，即开始了蒸气化和机械化的进程。到19世纪末，澳大利亚初步建立了近代化的基础工业。应指出的是，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依然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在19世纪下半叶，采矿业和冶金业发展尤为迅速。1833年就已发现铁矿，但未开采，后来相继在巴拉腊特发现金矿，在格伦—奥斯蒙德发现银矿和铝矿，在布拉和卡庞达发现铜矿，50年代后发现的矿就更多了，尤其在70—80年代。90年代最重要的发现是1891年在西澳大利亚卡尔古利发现金矿。为了培养采矿人才，于1893年建立了第一所高等矿业学校——矿业工程学院。开采最早的是煤矿。19世纪40年代在纽卡斯尔利用犯人采煤。煤的开采量成倍的增长是50年代以后，1884年全澳产量已达288万吨，1894年上升至414.5万吨，1900年高达638.5万吨。采矿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最著名的有费茨罗伊煤铁公司、布洛肯希尔公司、埃斯班克公司等。最初的开采金属矿公司都是开采和冶炼相结合。这一时期是以开采金矿和铁矿为重点。由于较前大规模地开采，采矿产值迅速增加，如1861年为1010万英镑，1891年升至1130万英镑，1900年高达2010万英镑。采矿业的发展推动了冶金工业的发展。从史料上看，澳大利亚的冶金业始于1833年，澳大利亚钢铁史专家海伦·休斯指出：“1833年在悉尼建立的钢铁铸造厂是澳大利亚早期的工厂之一，也是第一个冶炼铸造厂，到19①世纪40年代末，所有的殖民地都建立了这样的工厂。”像采矿业一样，冶金业大规模发展也在19世纪70—8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冶金业的主体是冶铁业。据统计从1850年到1884年累计共生产铁24543吨。此外还用国产铁加工出一系列产品，如1876年生产铁轨与铁条4820吨，1879年又生产这样产品1000吨，1881年产3351吨，1882年为2139吨。1881年用国产铁加工各种铸件220吨，1882年又加工出这种产品2139吨。1881年还加工螺母螺栓50余吨。一言以蔽之，到这时澳大利亚已有了自己的钢铁工业，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钢铁工业高速发展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冶金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出现了一系列冶金公司和冶金工厂。著名的冶金公司有：伊尔考姆冶铁公司、塔默冶铁公司、塔斯马尼亚木炭冶铁公司、维多利亚冶铁公司、拉尔拉尔冶铁公司、澳大利亚钢铁有限公司。当时冶金业发达的殖民区是塔斯马尼亚、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其他工业部门在采矿业和冶金业的推动下也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90年代，民族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但从整个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看，畜牧业和采矿业（主要是采金业）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支柱，也是出口贸易的两大支柱。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的交通运输一向很糟。最初，殖民当局曾利用犯人修筑了一些公路，但均系土路。内河运输能力也十分差，海洋运输完全靠英国。1850年以后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特点是开始了交通运输业的近代化过程。这主要表现在铁路网的建立上。澳大利亚是从1850年开始修筑铁路的。建筑的第一条铁路是悉尼——巴拉腊特铁路线，全长仅14英里。1853年又建筑纽卡斯尔至麦特兰的铁路，①HelenHughes,TheAustralianIronandSteelIndustry,1848—1962,MelbourneUniversityPress，1964. 全长20英里。接着又建造了墨尔本——季隆铁路线，为50英里。19世纪70—90年代是澳大利亚大规模建筑铁路时期，这是与澳大利亚当时社会经济大发展相适应的。1861年拥有铁路243英里，1870年猛增至950英里，1881年达2800英里，到1891年，澳大利亚拥有10024英里的铁路。1891年比1861年铁路长度增长了39倍多！到1901年基本上建成了全澳铁路网。但是，在海洋运输上十分落后，仍依赖英国。澳大利亚铁路网存在着许多缺点，有些缺点是严重的。首先，各殖民区的铁路轨距不同，特别是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两殖民区，极大地降低了铁路网运输能力的发挥。其次，铁路网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在内陆、西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几乎没有铁路。澳大利亚铁路网最大优点是经济发达区域，以及重要城市都有铁路相通。为了适应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在19世纪下半叶还大力发展通讯事业，到70年代末，各大城市间都互通电报：1858年7月墨尔本和阿得雷德间；同年10月悉尼和墨尔本间；1861年悉尼和布里斯班间；1867年悉尼和阿得雷德间。隆塞斯顿和墨尔本间临时性互通电报是1859年，永久性的是1869年；奥古斯塔和达尔文港间通电报在1872年，而阿得雷德和佩思间在1877年。各殖民区首府都设立了电报局：墨尔本于1878年，布里斯班1880年，悉尼1881年，阿得雷德和赫巴特均于1883年，佩思1887年。到19世纪90年代形成了以悉尼和墨尔本为中心的全澳电讯网，并统一了各殖民区的邮电业务的管理。澳大利亚也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的商业网和银行网。这里重点谈谈银行网的问题。到1890年控制澳大利亚金融命脉的是七大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1817）、悉尼商业银行（1834）、澳大拉西亚银行（1835）、联合银行（1838）、澳大利亚联合储蓄银行（1853）、国家银行（1858）和澳大利亚商业银行（1866）。据不完全统计到1890年，除悉尼商业银行和澳大拉西亚银行外，其余五大银行在全国各地设的分行达632个，从而在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金融网。同年七大银行接收存款达6290万英镑，向外贷款高达7240万英镑。全澳统一市场的出现以及铁路网、通讯网、商业网和金融网的形成，标志着各殖民区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极大地增强了，使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这无疑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五、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特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形成的进程，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其相异之处有三：首先，欧洲诸国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萌芽、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再发展到机器大工业这样的道路，而澳大利亚则不然，它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更没有简单协作阶段，而是通过自由移民和资本的流入把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移植进来。1830—1850年间，主要引入的是资本主义的农牧业经济体制，在19世纪下半叶主要引入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体制。当然这种移植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把一般资本主义原则同澳大利亚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换言之，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澳大利亚化，或者说使澳大利亚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化，从而形成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次，西欧诸国是从封建社会转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而澳大利亚是从犯人殖民地社会转变到公民殖民地社会，再由公民殖民地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因而它没有封建制度的残余。第三，以澳洲黑人而 论，澳大利亚是从原始社会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了好几个历史阶段。西欧诸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而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利用政权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经济秩序有过一段较长期的动乱，生产力经历了巨大的破坏，几乎是在废墟上重建经济秩序，而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通过合法斗争迫使英国政府改变对澳大利亚的殖民政策来完成的。这种斗争是争取改革的斗争，不是暴力革命。换句话说，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是渐进式的，而不像西欧那样是突变式的，因而社会没有发生大动荡，社会生产力没有遭到巨大的破坏。澳大利亚解决资本主义化的劳动力不是像西欧那样采用使小生产者破产，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方式来解决的，而是采用从母国及其他国家吸引自由移民来解决的。在这个问题上，它雷同于美国、加拿大及其他移民殖民地。通过移民把外国的农民、工人和资产阶级移植进来，使之澳大利亚化，并使之逐步形成本国的阶级结构，因此，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同其劳动力的增长、经济发展的高度以及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是同步的。澳大利亚经济体制是从英属殖民地演变而来，因而它保留了浓厚的殖民地残余，这既在经济上又在政治上反映出来。从经济上说，澳大利亚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不是以工业为主，而是以农牧业和矿业为主；出口贸易不是以工业品为主，而是以畜牧产品（主要是羊毛）和矿产品（主要是黄金）为主；而进口贸易却以工业品为主。西欧北美那些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恰恰与此相反。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点显然是英国殖民地的痕迹。由于澳大利亚人口主要是英国移民及其后裔，这样不仅移植进来人口和经济关系，而且还移植进来英国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的、文化的以至道德、伦理、宗教、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澳大利亚社会实质上是英国社会的扩大。因为19世纪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除英国人外，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以及在这里居住数万年之久的土著黑人。经过上百年的融合，便形成一种新人——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s）。从经济上说，澳大利亚人的出现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人格化，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不言而喻，它的基础就是民族经济。在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成过程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是从英国引进的，引进资金的同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及高级人才也同时被引进，例如1861年通过各种渠道从英国引进资金140万英镑。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扩大，特别是工业和铁路建设规模的扩大，引进的数额也就越来越多，如1862年为240万英镑，1870年480万英镑，1885年高达2040万英镑。从1861年到1900年，英国向澳大利亚投资累计近3亿英镑（29970万英镑）。从澳大利亚经济史看，它的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是和引进外资的数额成正比例的。例如，1882—1891年这十年内，英国共向澳大利亚投资18190万英镑，占40年（1861—1900）投资总额的60%以上，而这十年（1882—1891）又恰恰是澳国经济大发展的十年。可以断言，澳大利亚是一个因引进大批英国资金而使自己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澳大利亚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经济的另外两个特点是：其一，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全过程中始终把自己的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纳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经济是典型的开放（外向）型经济，这是它得以迅速发展，能及时使其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相协调，起码不致于落后世界经济发展势头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从澳大利亚进出口价值 总额和国民收入总额的比例大致相当看出来。例如，1881—1890年，这一时期年平均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894万英镑，而1886—1890这三年年度国民收入分别为5100万英镑，5500万英镑和6400万英镑。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通过两次经济起飞而形成，一次是1831年土地改革所引起的经济起飞；第二次是1851年发生淘金热而引起的经济起飞。澳大利亚人及时地抓住了历史提供的良机，毫不迟疑地全力和全方位地发展经济，从而使自己摆脱了落后，进入世界先进的行列。总而言之，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是大英帝国对外扩张的产物。为了把澳大利亚变成自己的原料、食品产地和商品市场，必然要向这里移民和投资。从而势必导致其民族经济的产生。当民族经济一旦形成和强大，就必然在政治上要求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和束缚，以取得民族独立。因此，它在民族经济形成进程中要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运动也产生和发展起来。19世纪下半叶的自治运动和统一运动就是这种经济在政治上的反映。 第三节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与责任政府运动一、民族形成先决条件的产生澳大利亚民族在19世纪80—90年代已逐渐形成。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不仅是长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人口、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长期演变和发展的结果。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都必须具备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前提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必须有机地结合于一起而形成一个人们的稳定共同体。由于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民族的最终形成有一个由条件不成熟到成熟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当然也不会例外。它大致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渐进形成时期（1851—1880）和加速形成时期（1880—1890）。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任何一个民族形成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地区更是如此。澳大利亚人口，据1954年《联合国人口年鉴》和1955年《政治家年鉴》统计，1954年为889万人，其中英裔民族为857.6万人，其余为：土著居民8.6万人，华人1万人，日本人2000人，印度人2500人，印尼人2000人，意大利人5.5万人，德国人9.9万人，还有希腊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共约5000人。澳大利亚人由四部分构成：①英国人及其后裔，占绝大部分；②欧洲人，主体是德意两国人；③土人，即澳洲黑人；④亚洲人，主体是中国人。所以澳大利亚史家鲍雷说：“澳大利亚从来就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这四部分不同的人种融合成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或澳大利亚民族。这种澳大利亚人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英国人、土著人、欧洲人或亚洲人了，而是一种新的民族，即澳大利亚民族。今天的澳大利亚人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在原有的土著人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英国移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起点应是1851年。19世纪50年代后，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英国的自由移民完全取代了犯人移民。从40年代起，英国移澳的主要是自由移民，从1866年起，除西澳大利亚外自由移民完全取代了犯人移民，澳大利亚基本上结束了作为流犯地的时代。第二，移民构成多种族化。“淘金热”以前几乎清一色的是英国人，此后除英国人外还有来自欧亚大陆的移民，如1861年，在澳华人3.9万人；1891年在澳德国人为4.6万人，斯堪的纳维亚人1.6万人，所有非英国人移民约占全澳总人口的5%。人口构成多种族化对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第三，人口数量大规模增多。1850年澳大利亚人口为405356人，到1900年上升至3765339人，半个世纪人口增长8倍多。第四，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19世纪50年代前，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即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殖民区。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又涌现出一些新的经济区域，如1851年建立维多利亚经济区，1859年建立昆士兰经济区，1863年建立澳北区，即使是那些落后的旧的殖民区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人口因经济的发展也日益增多。各殖民区都有了相当数量的人口，从而改变了人口分布结构。 第五，城市人口显著增长。1861年城市人口为282008人，占全澳总人口的14.14%；1871年上升为426665人，占总人口的24.74%；1881年为669799人，占总人口29.04%；1891年增至1142985人，占35.27%；1901年为1352384人，占35.38%。城市人口的增长反映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程度和状况。第六，人口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突出的表现是形成了澳大利亚本民族的城乡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这些阶级和队层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移民了，而是关心本殖民区的成长和整个澳大利亚发展，并与澳大利亚共命运的澳大利亚人，这雷同于拉美的“土生白人”。总之，这些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澳大利亚人”的出现，而澳大利亚人的出现乃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促使澳大利亚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起重要作用的有两点。首先是英国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改变。1840年以后英国一再颁布法令，禁止向东澳大利亚流放犯人。并大力鼓励自由移民移澳，采取补贴旅费政策。其次1851年“淘金热”吸引大批移民，仅1852年9月一个月在墨尔本上岸的外来移民达1.9万人。1855年的淘金人数达25万人。“淘金热”是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二、民族意识的出现随着民族经济的出现和本民族阶级结构的形成，到19世纪70—80年代，民族意识也产生了，这一时期表现为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以及反映这些思潮的本民族的知识阶层。19世纪70年代后，一批具有民族意识的和具有强烈澳大利亚人气质的有才华并有很大影响的、并把自己的命运同澳大利亚命运联结在一起的知识分子队伍形成。这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主要代表人物有摩里逊·戴维逊、马克斯·诺尔多、霍华德·伊凡斯、路易莎·劳逊、阿希波德·特雷尔、托马斯·沃克、乔治·克莱克、威廉·雷恩。他们都是著名的政治家、政论家。他们提出了在澳大利亚建立独立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早在19世纪50年代，约·登·兰格就开始宣传共和主义思想，主张建立澳大利亚共和国。到19世纪70—80年代，兰格的民主共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共和主义理论，从而出现了民主共和派。澳大利亚民主共和派的出现使澳大利亚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出版报刊，著书立说，进行宣传，在广大人民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1880年创办了《悉尼晨报》，1887年又创办了《飞旋镖》杂志，作为宣传共和思想的喉舌。那些才华横溢的民族知识分子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作品宣传民族主义，并提出了实现澳大利亚民主和独立的政治纲领。他们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是“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在斗争中，他们以科学、民主、独立、统一相号召，以美国的独立为楷模。在共和派的宣传鼓动和影响下，19世纪80—90年代的澳大利亚为共和主义思潮所弥漫。1887年共和派在悉尼建立了共和主义者联盟，1888年改为共和主义同盟，并在墨尔本和阿得雷德设立分支机构。该同盟的政纲十分明确：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结成联邦，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这个政纲为广大澳大利亚人各阶层人士所接受。新南威尔士的立法议会议员奥沙利文在立法 会议上大声疾呼：“这个人数众多的进步民族可以由远隔1.6万英里的一个国家来统治，是不合理的。”《飞旋镖》上发表的文章极力抨击殖民地总督，说他是“可怜的有官衔的懒汉”。共和派的政纲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到广大群众，出现了争取独立与统一的群众性运动。1887年在悉尼市政厅举行群众大会讨论如何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五十周年，引起群众极大愤慨，大会会场顿时大乱，引起了骚动。又如1888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工会举行区际代表会议，在庆祝8小时工作制典礼会上与会者曾三次高呼“澳大利亚联邦共和国万岁”口号，并取消了“效忠英王”口号。民族主义和共和思想已武装起普通的澳大利亚人民来了，这是值得重视的澳大利亚人观念上的质的变革。与此同时，反映和表现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语言——澳大利亚英语亦逐渐定型。澳大利亚英语是澳大利亚各民族的共同语言。三、各殖民区的责任政府运动民族的发展趋势是独立自主。从19世纪40年代起，澳大利亚就开始了民族独立运动，其表现形式是自治运动。到70—80年代民族形成后，民族自治运动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责任政府是自治运动这一新阶段的主要内容。所谓建立责任政府就是在政治上摆脱英国的控制，取得独立，建立独立自主的统一的国家。建立责任政府的自治运动显然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澳大利亚人民在19世纪上半叶虽然经过斗争赢得了1842年和1850年的《自治法大纲》，并根据《自治法大纲》建立起代议制政府和立法议会，在部分地区也废除了流放制，但是距离完全独立和取得像加拿大那样的自治领地位还相差甚远。总督仍是宗主国的代表，拥有莫大的权力。土地所有权仍操在英国手中，殖民地无权过问。国防和外交大权完全由宗主国控制。既便是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立法会议实际上也没有多少立法权，如通过的法律不得与英国法律相抵触，且1/3的议员由英王指定，甚至有的殖民区的立法议员全部由英王指定。更有甚者，1849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澳大利亚内部的保皇分子还妄图在东澳大利亚恢复流犯制。凡此种种和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客观形势极不适应，产生了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发展到19世纪70—80年代，便爆发为“责任政府”运动。1850年的《自治法大纲》把1842年有大纲实施范围由新南威尔士一个殖民区扩展到其他所有殖民区。在实施自治法大纲过程中，新南威尔士深感如不取得完全自治，根据大纲建立起来的行政机构和立法、司法机构仍形同虚设，为此向英政府提出“责任政府”要求，要求取得对本殖民地事务完全的管理权，尤其要求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收入支配权。英国认为这样会使殖民地成为一个脱离英国的独立国家，因此殖民大臣格雷坚决拒绝。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得知殖民大臣格雷拒绝后，当即提出抗议，在致英国政府抗议书中措词十分强硬、激烈，扬言如无视殖民地自治之要求，一意孤行，将冻结与英国的贸易，停止提供工业原料。不久，格雷去职，柏金顿出任殖民大臣。这时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成为经济大国和世界工厂，急需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加之，这时澳大利亚已是百余万人口国家，又是羊毛和黄金重要出口国，因此英国政府决定改变对澳殖民方针。从政治上讲，澳大利亚已是羽毛丰满，如不妥善处理会酿成北美格局，于己不利。柏金顿代表 英国政府答应了殖民地的要求，并发出批准书。他答应的条件是：第一，殖民地议会可仿照英国上下两院模式建立。下院议员选举产生，上院议员由英王遴选。第二，土地收入支配权、海关关税管理权均由各殖民地政府自行管理，英政府与英王不予干涉。第三，殖民地行政官员的官阶与薪俸均由殖民区议会确定。第四，殖民地政府官员任免，只同总督与行政委员会商议确定，不必与英国殖民部协商。第五，殖民地议会有无限的立法权，其通过的法律除侵犯和危害英帝国与英王利益者外，英王与英国政府不得干予与否决。实际上，上述五项皆为殖民地向英政府提出建立责任政府的要求，只是柏金顿在批准书中皆予批准而已。在批准书发出后不久，他便辞职，接替他的是纽卡斯尔。他和柏金顿一样主张对澳推行新的殖民方针。这样，建立责任政府的问题得到了完满解决。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接到批准书后立即举行会议研究建立责任政府问题。会议决定先制定一部新南威尔士宪法，根据新宪法建立责任政府。为此建立了起草宪法的特别委员会。在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宪法问题上分成了保守派和激进派。保守派领袖温特沃斯主张建立英国式的议会，下院议员民选，上院议员由英王指定，并世袭。他还提出修改宪法必须有2/3的议员提出修改方可。温特沃斯认为澳大利亚建立责任政府并不意味着脱离英国而成为独立国家。起草宪法的特别委员会为保守派所把持，因而制定出一个保守的宪法，违背了建立责任政府的宗旨。激进派和民主派坚决反对这样的宪法，要求由人民投票表决来决定。投票结果，多数票主张上下两院议员均由人民选举产生。保守派对人民同意的新宪法不满，仍坚持己见。经过斗争，两派妥协，因而保留了上院议员由英王遴选地方有声望的人士的规定，但废除了世袭原则。修改后的宪法在议会三次读后通过，并呈交英政府批准。由此，新南威尔士建立了责任政府，获得了自治地位。英殖民大臣批准书亦送达维多利亚。殖民总督拉特洛伯立即将批准书公布于众，并征求意见，同时交立法议会议论。维多利亚议会经讨论决定建立起草宪法小组委员会，并确定了起草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为：①议会由上、下院组成，其议员均民选产生；②下院议员不受财产资格、出身的限制；③议会通过的法律除有违反英王特权者外，英国殖民部不得干预；④维多利亚土地出售权、土地收入支配权、金矿收入支配权均由殖民区议会管理；⑤宪法修改必须经上下两院2/3议员通过方可进行。小组委员会根据这几项原则制定出了维多利亚宪法，交议会讨论通过。议会将宪法呈交英国批准。维多利亚按照新宪法也建立起责任政府。塔斯马尼亚政治与经济均较上述两殖民区落后，其立法议会议员一向为英王所指定，唯一的区别是有任官职议员和不任官职议员之分。后来，根据1850年自治法大纲，24名议员中有16名民选，其余8名为英王指定。待英国殖民部批准书下达后，塔斯马尼亚没有什么反响，因当时它仍为犯人流放地，政府经费大部分靠英国拨给，故不敢奢望建立责任政府，怕因此而断绝经费来源。1853年，经过全澳人民的斗争，英国被迫停止向塔斯马尼亚流放犯人，其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于是在这一年立法会议也决定成立责任政府， 为此建立制宪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于1854年制定出一部宪法。宪法亦规定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其议员均由民选产生，但选民必须拥有财产资格。立法议会通过了这部宪法，并送呈英国获准。根据宪法，塔斯马尼亚亦成立了责任政府，从而它由流犯殖民地一跃而为自治殖民区。1852年，南澳大利亚民主共和派在新南威尔士及其他殖民地的责任政府运动影响下行动起来，力争在南澳建立责任政府。但立法会议议员在关于建立责任政府和修改“1850年自治法大纲”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南澳总督十分开明，他认为其他殖民地政治上因建立责任政府而大大前进，如南澳不趁机前进势必落伍，故以他的名义召集官方议员和行政委员会中的高级官员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如何修改宪法和建立责任政府问题。会上决定起草南澳大利亚新宪法。1853年南澳议会开会讨论总督等起草的宪法，经过争辩通过，并报请英国批准。南澳就这样亦建立起责任政府。昆士兰殖民区和其他殖民区不同。它在1859年才建立。由于是一新殖民区，一切按旧殖民区样子办，故未能建立起责任政府。西澳大利亚虽于1829年就已建立殖民地，但由于发展缓慢，到50年代仍为流犯殖民区。故对建立责任政府问题一向忽视。那时西澳立法会议议员和行政委员会官员均由英王委派，而大部分官员身兼议员。且立法会议和行政委员会均由总督直接领导，根本无民主与自治可言。“1850年自治法大纲”和关于建立责任政府的批准书，在西澳都未执行。究其原因有二：①每年有大批流犯流放至此区，大部分经费靠英国政府投资，换句话说，西澳对英国有很大依赖性；②西澳经济一直未能很好起飞，经济落后，政治亦必然落后。到60—70年代，西澳大利亚经济有所发展，政治热情开始高涨。其他殖民区相继建立责任政府，这必然对它有巨大影响。1868年在总督支持下并根据“1850年自治法大纲”建立新立法议会，其中2/3议员由民选产生。1870年西澳开始有建立责任政府要求，并得到总督的支持，但遭到英国拒绝。英国发出警告说，如西澳一旦完全自治，英国将中断拨给经费。这样，建立责任政府的要求被英国扼杀。1882年，西澳发现大金矿，自由移民增多，经济实力大增，要求自治的政治热情进一步提高，因而出现了自治运动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西澳立法会议提出建立责任政府的问题，并依照东澳诸殖民区宪法模式制定宪法。英国政府迫于压力便于1890年批准西澳宪法。是年根据宪法建立了自己的责任政府。各殖民区相继建立责任政府并取得完全的自治，这对澳大利亚来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首先使澳大利亚在颇大程度上摆脱了宗主国的政治控制，为建立独立国家打下了基础。其次，各殖民区因都建立责任政府便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为90年代末的各殖民区的联合与统一创造了条件。最后，以责任政府为核心的自治运动培育了澳大利亚的民主传统和民族感情。这对澳大利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重要意义。因此责任政府运动实质上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第四节联邦运动和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一、工人运动与工党的创建19世纪80—90年代是澳大利亚政治上的大转折时期。强大的工人运动、工党的创建、联邦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是这一转折时期的主要内容。随着澳大利亚农牧业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到70年代形成了近代无产阶级。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是澳大利亚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石，是联邦运动的群众基础。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包括城乡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共同特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由于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因此有很大一部分工人是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就是说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具有移民比重大的特点。第二，由于工人阶级中英国移民多，因此澳大利亚无产阶级受着英国工联主义影响大，因此工会组织十分发达。第三，熟练工人中很大一批是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到达澳大利亚的，他们受过欧洲革命的战斗洗礼，形成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与斗争传统，而这种精神与传统一直保持下来，并成为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动力。第四，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人阶级因工业化程度低和国家经济部门主要是畜牧业和矿业，因此工人阶级主体是剪毛工人、矿工和运输工人。这些特点就决定了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在澳大利亚真正称得起的工人运动是1854年的尤里卡采金工人起义。在起义中，工人们完全按照欧洲工人运动的方式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再由政治斗争转向武装起义，并采用了英国宪章运动的纲领和法国1848年工人的“共和国”的口号。由于这次工人阶级的斗争昙花一现，未能使澳国无产阶级因此而团结起来，但其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工人运动是在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其特点由经济斗争逐步转向政治斗争，成为联邦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70—80年代，澳大利亚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按照英国工会模式建立起一系列的大型工会，如1873年建立的昆士兰印刷工人工会和农具制造业工会，1874年建立的悉尼海员工会和墨尔本海员工会，1872年建立的奔地戈矿工工会，1875年建立的维多利亚制造业工会，1876年建立的新南威尔士缝纫工会。1872年，澳大利亚一些工会还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并派代表参加了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据萨克立夫在《澳大利亚工会主义史》中记载，在1879—1885年间，澳大利亚又建立了许多工会，尤其在那些新兴的工业部门中。工会运动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工会运动的基础上，1879年第一次召开了殖民区区际工会代表会议，从此开始了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向统一方向发展的新趋势，这是澳大利亚80—90年代建立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一个具体反映，因此这次代表会议有重要意义。1884与1885年又连续两次召开了这样的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不仅讨论了工会联合的问题，而且确定了联合的原则与制定出联合的方案。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工会运动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斗争：一是工会的法律地位，即工会合法化；二是8小时工作日制和劳动条件改善。澳大利亚首届殖民区区际会议提出了工会法律地位的问题，那时的工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组织，例如工会的基金不受法律保护、工会罢工按刑事预谋罪起诉等。因此工人运动的迫切的问题是取得工会合法化，只有合法化才便于展开有力的斗争。工会向政府提出制定有关工人合法地位的具体法律。 经过多年斗争，新南威尔士（1881）、维多利亚和昆士兰（1886）等殖民区的议会相继通过了类似英国关于工会的法律。这些殖民区的工会争得了合法地位。80年代，在一些殖民区不少行业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而这些行业的工人大部分参加了工会。同时，一些工厂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人身体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为此工会展开了使8小时工作日制合法化和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斗争，最后迫使政府通过了劳动立法，工会的影响日益增强。由于工会在为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而奋斗，工会组织在80年代迅速扩大，逐渐向非熟练工人扩展，从1886—1890年，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会，尤其矿业和农牧业工人工会广泛建立，如1886年剪毛工人工会相继在巴拉莱特、伯克和瓦加等地建立。这些工会被称之为新工会。威廉·加里斯·斯宾斯是新工会的卓越领袖。他在矿工中进行过工作，曾担任维多利亚混合矿工联合书记。斯宾斯还努力创建全澳性的矿工工会，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886年建立了殖民区区际矿工工会联合会。该会到1893年有会员达23500人，在每个殖民区都有分会，甚至在新西兰还设立了分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大工人团体。斯宾斯在剪毛工人中也很有影响，曾担任过全国混合剪毛工人工会主席。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工人团体。1889年，它仅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三个殖民区就有会员达22500人。此外，昆士兰剪毛工人工会在1890年也有8000名会员。全澳混合矿工联合会和全国混合剪毛工人工会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两大支柱。这是与澳大利亚当时的社会经济以羊毛和矿产品为支柱相适应的。1888年，第五届澳大利亚殖民区区际代表会议在布里斯班举行。会上通过了建立全澳各工会联合会的方案，并委托布里斯班工会理事会筹办此事。这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史上另一个重要动向。代表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了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还要进行政治斗争，如决议中提出了“消灭贫困、肃清贫民、提高道德风尚和智能、澄清吏治并把文化提高到更高水平”的任务。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工人报》，由澳大利亚著名工人领袖、新闻记者威廉·雷恩主编此刊物。1890年，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正式建立了，六个殖民区的工人阶级终于联合起来了。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同时，雇主也组织起来，著名的雇主组织是畜牧业联合会。这样，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在昆士兰。1890年，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昆士兰分会通知昆士兰畜牧业联合会开会要求商讨关于畜牧业主雇佣剪毛工人的问题，并且希望只就雇佣工会会员达成协议。但昆士兰畜牧业联合会拒绝了这一要求，并雇佣非工会会员剪羊毛。当剪下的羊毛从火车站运往码头时，码头工人响应工会的号召拒绝搬运。在这种压力下，畜牧业联合会被迫同剪毛工人工会开会，并就只雇佣会员剪毛工人达成协议。在这场斗争中雇主联合会失败了，工会赢得胜利。这场斗争揭开了澳大利亚90年代劳资斗争的序幕。1890年，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对澳大利亚打击很大，大批工人失业，从而加剧了劳资矛盾。1890年昆士兰畜牧业联合会的失败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并且震惊了畜牧业主。各殖民区畜牧业联合会开会商讨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如何办的问题，会议决定建立全澳畜牧业主联合会理事会，以便同剪毛工人工会联合会相抗衡。与此同时，轮船船主也做出建立全澳船主协会的决定，以对抗海员工会。 海员工会曾试图同船主协会就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问题进行谈判，船主协会表示同意。但在开会前夕，海员工会加入了墨尔本职工联合会，目的是增强自己同船主协会谈判的力量，使自己居于优势地位。船主协会却以此为借口拒绝开会，除非海员工会退出墨尔本职工联合会。而海员工会通知船主协会，如在24小时内不改变观点，海员将举行罢工。雇主为打击海员立即在码头上贴出招募非会员工人的公告，从而激化了劳资矛盾，海员开始了大罢工。东澳诸港口的海员、码头工人、运煤工人都参加了这次大罢工。悉尼为保证罢工的胜利建立了工人保卫委员会，同时为了指导全澳工人罢工斗争还建立了以斯宾斯为书记的殖民区区际工人保卫委员会。为了反对罢工工人，畜牧业联合会和船主协会联合成全澳雇主联合会，其总部设在悉尼市商会。这样，罢工斗争就成了雇主与工人间的一场较量。为了声援海员——码头工人大罢工，煤矿工人和剪毛工人亦举行罢工。罢工高潮时，全澳有5万工人参加罢工，仅新南威尔士参加罢工的剪毛工人就有1.6万人。各殖民区工人以及英国工人纷纷起来声援，并寄来金钱。新南威尔士工人保卫委员会曾收到3.7万英镑的汇款，其中4000英镑是英国工人阶级汇寄的。又如维多利亚工人保卫委员会也曾收到3.5万英镑的巨额汇款。但这次海员和剪毛工人大罢工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有二：①资产阶级的破坏。他们利用报刊大肆攻击罢工者；还筹集资金来破坏罢工，如一个牧场主捐献5万英镑作为打击工人的基金。此外，船主和牧场主雇佣大批非工会会员来顶替罢工工人，并提供他们免费乘车证，甚至用步枪和手枪武装他们。②因长期罢工，工人及其家属断绝了生活来源，援助基金又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生活只好停止罢工。这次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却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并且显示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在工会运动和罢工斗争的基础上，各殖民区都建立了工党。1891年4月举行了第七届澳大利亚殖民区区际工人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在全澳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作。新南威尔士首先行动起来，悉尼职工理事会发起建立工党选举同盟。选举同盟的纲领既具有激进民主派的特点，也具有工联主义的倾向，规定凡赞成同盟纲领并缴纳会费的人便成为工党党员。新南威尔士的工党建立后，各地陆续建立了许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工党在1891年大选中获得了36个席位，成为新南威尔士主要政党。1893年，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昆士兰分会通过了一个“战斗纲领”，其政策和方针雷同于新南威尔士工党，并在同年以工党的名义进行大选时获得了16个席位，昆士兰工党亦建立起来。在90年代，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南澳和西澳都相继建立了工党组织。1901年各州工党组织进行了大联合，从而建立起统一的澳大利亚工党。澳大利亚工党的出现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和统一运动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推动了运动的向前发展。二、民族统一国家建立的曲折道路澳大利亚形成民族国家的条件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就已具备了，但是到1900—1901年才正式建立了民族国家。这说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19世纪60年代就已形成了七大殖民区。它们有三个显著特点：1.都是 英属殖民地，其语言、文化、习俗、居民均相同；2.七大殖民区各有自己的政府、立法机构和法律，彼此互不隶属，政治地位平等；3.经济上发展不平衡，一般说来，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殖民区发达，其余落后，尤其是西澳和澳北区更为落后。前一个特点有利于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后两个特点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殖民区的这种状况就决定了国家统一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而是曲折的。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的征途中要完成两项任务：独立与统一。所谓“独立”是指摆脱英国的控制，成为独立国家。所谓“统一”是指使七大殖民区联合为一个整体，建立中央政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完成这两项任务，困难之一是英国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一个独立与统一的新澳大利亚的出现，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澳大利亚不是独立国家，而是移民殖民地，是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英国资产阶级这种愿望充分体现在1891年6月18日《泰晤士报》刊载的一篇题为《大不列颠关税运动》的文章中，文章写道：“由于殖民地密密地围绕着我们，我们才能跻于世界列强之列⋯⋯，如果没有殖民地，我们的地位定将下降到不过是一个欧洲王国而已，这种地位使英国缓慢地但必然地趋于灭亡。”因此，英国死死地抓住这块殖民地不放，从而阻碍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障碍除来自英国外，还来自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资产阶级狭隘私利和各殖民区的差异。新南威尔士建立较早，农牧业和工商业居于先进主导地位，人口多，文化亦发达。维多利亚虽建立较晚，但自发现金矿后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发展甚快，人口增长极速，到90年代超过了新南威尔士而居首位，并且出现了像墨尔本这样巨大而繁荣的城市。它和悉尼是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虽建立较早但发展极慢。南澳大利亚属于农业区，其他如澳北区和昆士兰，不但经济不发达且人口过于稀少。这种经济上的差异性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各自为政，不愿统一，或力争在有利于自己情况下谈统一。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虽然都是发达殖民区，它们之间也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新南威尔士执行自由贸易政策，而维多利亚竭力推行关税壁垒政策。1860年，维多利亚为强力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而建立“保护关税促进会”；1865年，维多利亚议会又通过保护关税法案。到1887年，在维多利亚的影响下，其他许多殖民区都相继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进口税率平均高达25%。这样便造成了建立统一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困难，尤其在财政上的困难。各殖民区由于经济差异很大，怕对方通过经济渗透而控制自己的心理十分严重，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防止，如采取铁路轨距不一，自己建立自己的交通运输体系，在运费上和税收上采取歧视对方的政策，等等。在政治上，各殖民区提出统一的苛刻条件，几乎使统一无法进行。一般说来，大殖民区如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互不服气，都企图似自己为核心来进行统一，并且还有借统一之机鲸吞小殖民区之野心。小殖民区往往提出与大殖民区在未来的澳大利亚联邦中拥有相同的政治条件，以防止被吞噬掉。因此在探讨统一的各殖民区区际会议上，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致使会议时常中断。三、促进民族统一国家建立的因素的出现但是澳大利亚的独立和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殖民区建立起责 任政府以后，逐步形成了促进统一的因素。各殖民区取得了自治，这不仅有了统一的共同基础，更重要的是消除了英国这一大障碍。所谓取得自治，即取得对自己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实质上是完成了独立的任务，尽管完成得不彻底。这就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英国政府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主动放弃对其殖民地的部分防御责任，当然也包括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防御责任，把防御的任务交给殖民地当局，其目的是减少自己国防经费。1863年英国鼓励殖民地采取自卫措施，要求殖民地招募志愿军和建立民兵队、购买武器，如大炮和炮艇，以防卫沿海城市，免遭敌人袭击。1870年，英国撤退了驻澳各殖民区的英军。英国的这种防御政策就迫使各殖民区当局考虑自己的国防问题，考虑如何建立自己的国防军事体制问题，特别是那些弱小而落后的殖民区。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各殖民区联合为一个整体以便建立统一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增强共同的安全。19世纪80—90年代，法国和德国加强了在南太平洋上的活动，它们相继在南太平洋占领了一系列岛屿，并大有进一步扩张之势。这就增强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当局建立统一国防体系的迫切性。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三个最主要的殖民区，长期以来对法国人在西南太平洋的频繁活动一直惴惴不安，对德国人占领新几内亚北部以及与此相邻的一些岛屿更是惊恐不已。为要对抗德国人从北新几内亚南下，昆士兰及其他殖民区当局迫切要求英国兼并新几内亚南半部，即巴布亚，以便筑成一道地域防线，但是英国却要殖民地自己去处理。所有这些促使各殖民区去考虑主要依靠自己的联合力量来阻挡德法的扩张。上文提到，自19世纪70—8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力量空前壮大，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罢工斗争层出不穷，为此各殖民区的资产阶级亦迫切要求强化国家机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使国家非统一不可的因素。19世纪50年代后大量移民进入澳洲大陆，其中有大批有色人种移民，如华人、印度人、印尼人和大洋洲黑人。有的殖民区极力排斥有色人种移民，如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有的主张大规模地吸收有色人种移民，如昆士兰，双方在移民政策上争吵激烈。又如在对外贸易政策上，新南威尔士主张自由贸易，而维多利亚等殖民区主张保护关税。制定统一的移民政策和关税政策，也是促进建立统一的国家的重要因素。到19世纪90年代，全澳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了像墨尔本和悉尼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运输的枢纽。这在客观上亦迫切要求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所有这些因素体现了澳大利亚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极大地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联邦运动。四、联邦运动与联邦宪法的制定1880年，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家亨利·帕克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建立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由于当时条件还不十分成熟，该建议未能立即产生反响，但对后来的联邦运动却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不久，发生了德国占 领北新几内亚和法国人在新赫布里底群岛活动等事件，才使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在惊恐中猛然醒悟过来，开始重视帕克斯的正确建议，为此在1883年召开了各殖民区区际会议。会上制定了关于建立联邦议会的组织法草案。草案明确规定联邦议会是一个立法机构。经过帝国议会批准，联邦议会在1885年成立，1886年初便召开了首届联邦议会的会议。维多利亚、昆士兰、西澳大利亚和斐济群岛都派代表参加，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殖民区——新南威尔士却没有派代表参加，这引起很大的震动。当时帕克斯在新南威尔士掌权，他表示他之所以改变了主意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联邦议会不会带来真正的联合。1889年，爱德华兹少将向各殖民区当局提出了一个国防防卫体系的报告，报告强调说，如果各殖民区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防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帕克斯看到这个报告后立即于同年10月再次提出建立全澳议会和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各殖民区立即响应，因而1890年2月6—14日在墨尔本召开了代表大会。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昆士兰等5个殖民区各派二名代表参加会议，西澳大利亚只派了一名代表，新西兰也派了二名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澳大利亚民族最终形成了，因此这次代表大会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会上，代表们一致同意建立全澳立法机构和中央行政机构；各殖民区派议员组成联邦议会，还决定在1891年在悉尼召开会议，起草联邦宪法。1891年3月如期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制定出联邦宪法草案，此即“1891年宪法草①案”。这部宪法规定：1.建立联邦国家，国名定为“澳大利亚”（南方大陆之意）；2.联邦议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模拟美国，由各殖民区选出同等名额议员组成，众议院议员根据各选区人口多寡普选产生；3.中央行政机构成员必须由参众两院议员担任；4.联邦议会授权设立联邦最高法院，作为各州的最高上诉法院。但是，这部宪法首先在新南威尔士没有获得通过，没有通过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新南威尔士内阁频繁更迭，无论是下台的帕克斯以及相继上台的迪布斯与里德，都未能在其担任内阁首脑期间认真对待“1891年联邦宪法草案”。塔斯马尼亚和昆士兰采取唯新南威尔士马首是瞻的观望态度，西澳大利亚亦采取了冷漠态度。这样，新掀起来的统一运动高潮又遭受了挫折。1891年宪法虽未获准而夭折，但它为后来的联邦宪法的制定打下了基础，同时为联邦运动向更高潮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澳大利亚广大人民一向支持并参与联邦运动，他们受到了1891年宪法的鼓舞便积极行动起来，如一贯主张建立统一国家的澳大利亚人协会在1893年举行会议探讨推动联邦运动的问题，并发出召开新的商讨建立联邦问题的代表会议的号召。墨尔本商会、制造商协会、进步协会和旅行推销品协会等群众性团体当即响应了号召，同年举行科腊瓦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述组织的代表外还有维多利亚联盟和新南威尔士联盟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这些殖民区在人口、财富、资源发现和自治能力等方面，现已大大增长，其增长的程度足以证明，已有充足理由依据公正对待各殖民区的原则，在一个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政府下，把它们联合起来。”科腊瓦会议的主要功绩在于推动了联邦运动新高潮的到来。①国名，是由亨利·帕克斯提议而定的。 在科腊瓦会议推动下，1894年，新南威尔士总理乔治·里德致电其他五个殖民区总理，建议召开各殖民区总理会议。1895年1月，各殖民区总理会议在霍巴特召开，会上，总理们就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代表大会代表不由议会选派，而由各殖民区普选选出，每个殖民区选出10名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联邦宪法。协议还确定了起草的宪法先交由人民投票确定，如果三个或三个以上殖民区接受了宪法，则将宪法送呈英国完成立法手续，一旦完成立法手续即生效。总理会议后，各殖民区便开始选举代表，到1897年3月，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选出了各自的代表，西澳大利亚的代表则由议会选出。昆士兰因内部分歧未能选出代表。1897年3月，国民代表大会在阿得雷德开幕，从而开始了制定联邦宪法的工作。为了制定出为各方面所接受的宪法，国民代表大会于1897年9月在悉尼和1898年1月至3月在墨尔本相继开会，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制定出联邦宪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遇到了下列几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一是关于征税；二是关于联邦政府收入余额的分配；三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间的关系；四是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年的辩论与协商终于达成了彼此可以接受的协议。参加起草宪法的人多是法律专家和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其中有保守派，也有激进派。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巴顿，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迪金、艾萨克斯、希金斯、金斯顿和柯克伯恩。以党派言，自由党人居多数。工人阶级代表，严格说，一个也没有。有一位叫威廉·特伦威斯的代表，他虽系工会会员，但在政治上持自由党的立场，与工党对立。从继承关系上讲，一方面是1891年宪法的完善，另一方面它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也是美国宪法的澳大利亚化。宪法制定后便交各殖民区举行公民投票表决。1898年6月，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公民投票结果均是多数通过。由于新南威尔士赞成票是微弱多数，为此在1899年1—2月又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1898年宪法进行了修改。所谓修改，就是通过关于两院发生僵持、剩余税收分配、宪法修改程序、参议院的权力等问题的修正案。同时，这次国民大会就首都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联邦首都设在新南威尔士境内，但要与悉尼保持相当的距离。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各殖民区再次举行公民投票，除西澳大利亚外，其余所有殖民区都举行了公民投票，并且都以多数通过了修正案。西澳大利亚之所以未立即举行公民投票，是因为它担心加入了联邦后丧失关税收入，而关税收入占该殖民区总收入的90%。后来西澳政府提出加入联邦的条件，即联邦政府必须修筑从卡尔古利到奥古斯塔的铁道。在联邦政府答应这一条件后，西澳才于1900年7月31日举行了公民投票，获多数通过。至此，所有殖民区都通过了联邦宪法。《联邦宪法》共八章，128条，八章的序列如下：第一章，联邦议会：参议院与众议院；第二章，联邦政府；第三章，司法制度；第四章，财政与贸易；第五章，各州政府；第六章，特别区；第七章，其他；第八章，宪法修改程序。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1.联邦与各州基本上属于政治平等关系，如联邦有议会，各州亦有议会； 联邦有司法机构，各州亦有；联邦有内阁总理；各州亦有。联邦的政治机构与各州的政治机构均有极大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澳大利亚国家政体属于半中央集权制的联邦制。但根据宪法，殖民区改为州，而后来新建立的州，如澳北区、首都区，则直属中央政府管辖。2.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限采取列举式，就是说，明确而具体规定各自的权限。例如联邦政府权限范围：邮电、国防、海关行政、进出口税、沿海灯塔、外交、发行货币、兵役、公海渔权、移民事务、国外贸易与州际贸易、岛屿管理。州政府的权限范围：土地管理、矿业管理、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救济、铁路公路、地方行政。3.联邦设总督，各州亦有总督，两者不是隶属关系，均由英王、英殖民部、联邦与各州商定，由英王指派。以联邦总督言，他是代表英王在澳大利亚执行国家元首职权，因此澳大利亚的真正国家元首是英王。故澳大利亚的政体是半君主制立宪制。联邦与州总督都有解散议会宣布大选和任命内阁的权力。4.议会与内阁。议会分两院。参议院议员每州6名，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其中的1/2。众议院议员按人口比例直接由选民选举，任期三年。澳大利亚人无论男女21周岁才有选举权。澳大利亚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一般由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出面组阁，无论是联邦政府的内阁成员或是各州政府的内阁成员均必须是议会议员。如非议员进入内阁者，进入后三个月必须当选为议员，否则必须辞职。5.各州和联邦虽都有法院，但联邦之高等法院乃为各州最高诉讼机关。修改后的宪法（即1899年宪法）通过后，由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的代表去伦敦送呈英国政府批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对宪法文本提出不满意见：说没有规定从联邦高等法院上诉英国枢密院的权利。代表们同张伯伦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妥协，规定如果在联邦或州的宪法权力范围内发生纠葛，而高等法院认为有必要上诉，则允许由高等法院上诉英国枢密院。张伯伦代表英国政府同意了这样表述的宪法文本，并于1900年5月21日向英国下院提出了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法案。他说批准这个宪法，不会损害和削弱大英帝国。英国议会无可奈何地通过了这部法案，7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签署了这个法案，从而1899年宪法完成一切立法手续。根据宪法，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遂宣告成立。从此一个新的、统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南半球出现了，作为独立统一的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六章1901—1933年的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扫除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两大障碍：国家的不统一和遭受英国的剥削与控制。从此之后，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确立国家的基本法律和基本政策，调整对外政策，自我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澳大利亚基本上完成了上述任务。正当澳大利亚顺利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时，1914年7月爆发了世界大战，由于它是英帝国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因而被卷入了这次大战。澳大利亚虽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但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日趋成熟了，这就为它战后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战后，澳大利亚像其他国家一样投入到经济恢复和医治战争创伤工作中去，到1929年，经济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还有多方面的发展。恰恰在这时澳大利亚受到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澳大利亚针对其经济危机的特点，采取一系列措施，1933年就基本上摆脱了危机。然而1933年以后，国际政治风云又险恶起来，这个年轻的国家又不得不去应付新的国际局势。 第一节国家统一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白澳政策”的确立一、大战前夕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由于全国统一政府的建立，各州间关税壁垒彻底消除了，从而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有利于国内资金的统一使用和国内资源的统一开发。此外，国家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关税保护政策，加速了国内经济的薄弱环节加工工业的发展。这样，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呈现出较大幅度上升的势头。畜牧业在这一历史时期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支柱，它的状况影响和决定着其他经济部门的命运。其养羊业，到1910年，拥有羊只高达9688.6234万只，羊毛产量79839万磅。其养牛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到1910年，有牛1174.5万头，从而澳大利亚成了世界牛肉、牛油主要生产国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农业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从1900—1901年度的881.4万英亩上升到1910—1911年度的1189万英亩，仅十年就扩大了308万多英亩。农业产值亦有大幅度增长，如1900年，农业产值为1230万英镑，1914年为2740万英镑，比1900年翻了一番还要多。粮①食产量，以小麦计，1902年已达3900万蒲式耳，1912年高达7200万蒲式耳，十年之内增长85%。进入20世纪后，澳大利亚成了世界重要产麦国之一，小麦大批出口，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采矿业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另一重要支柱。在1901—1914年间，澳大利亚采矿业仍以采黄金为主，但由于其他矿业部门的发展，采金业在整个采矿业中的比率有所下降。1910年，黄金产值为1156万英镑，是年，澳大利亚整个矿业产值为2303万镑，黄金产值占矿业总产值的50%以上。这时矿业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步多样化，银、铅、铜、锌、铁、煤及其他矿业产品相继投入市场，并有了相当的发展，如铁矿产值，1910年是1901年的11倍，1910年的锌产值为1900年的32.5倍。经多年勘察表明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煤铁蕴藏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工业发展上。由于澳大利亚缺乏主要重工业部门，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尤其没有精密机器制造业。澳大利亚的加工业是以轻工业为主，主要限于食品加工业和其他初级产品工业，如羊毛洗涤业、制靴鞋业、肉类和水果罐头业、锯木业、制砖业、糖果业、面粉业、服装业，等等。但工业设备和技术十分落后，工厂规模亦小，并主要集中在悉尼、墨尔本、阿德雷德及其他州的首府。虽然如此，但工业产值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00—1901年度工业产值为6465.1万英镑，1913—1914年度上升为16398.4万英镑，提高了近1.5倍。澳大利亚的冶金工业虽然处于初创阶段，但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07年产铁1.9万吨，钢6000吨，1910年分别为4万吨和8000吨，1914年产铁7.5万吨，产钢1.4万吨。钢铁工业的发展是澳大利亚经济振兴的重要标志。当时著名的钢铁企业是里斯哥钢铁公司。对外贸易亦有大幅度增长，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大批农牧产品，如小麦、冷冻牛羊肉、羊毛出口增多。第二，黄金出口较19世纪末有较大增长，这是因为在西澳大利亚发现大金矿，澳大利亚因而又成了世界产金大国，同①一蒲式耳（英制）=36升。 时铁、银、铜等产品开始有一定数量的出口。第三，由于进行工业化，引进的技术、设备日益增多；第四，进入20世纪后，澳大利亚大规模建造铁路，大量进口钢铁。1902年出口贸易额为1亿澳元，进口贸易额为7600万澳元。到1912年分别上升为1.5800亿澳元和1.2200亿澳元。这时澳大利亚是一个顺差国家。在1901—1914年间，澳大利亚发展交通运输业仍以建筑铁路为主，从①1902年到1912年共建筑了4000英里的铁路。从1912年开始修建横穿澳洲大陆的铁路，由奥古斯塔港至卡尔古利。1917年完成了这条长达1700余公里的铁路。这样，澳大利亚东部和西部，从悉尼和布里斯班经墨尔本和阿得雷德直达西部地区重镇佩思，从而有机地联结了起来。这条铁路的修通对澳大利亚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为了开发北部地区还修筑了从达尔文港至伯德姆长达320公里铁路。这一历史时期的澳大利亚社会经济，仍残存有殖民地痕迹，所谓“殖民地痕迹”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工业资金、设备、技术都要靠英国提供。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因而在对外贸易上，出口农牧业产品和矿产品，而进口主要是加工业产品，从经济结构上看，农牧业和矿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工业所占比重则很小。以1912年计，国民生产总值为73300万澳元，而工业净产值仅为10830万澳元，占15%还弱，由此观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还仍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但它已展示了由农牧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前景。1901年后，澳大利亚人口有所增长，如该年人口为377.2万人，1912年上升为457.4万人，净增80.2万人，较19世纪下半叶人口增长率显著地下降了，这是由于从1901年开始强力推行“白澳政策”所致。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澳大利亚出生的人口增多，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80%；大约有1/3—1/2的人口住在城市中；有色人种人口的比率和绝对人数都在急剧减少。所有这些变化对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白澳政策”的确立与实施新建的联邦政府为使国家法制化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白澳政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它是澳大利亚自建国以来长期推行的基本国策。所谓“白澳政策”是指只允许欧洲白人（主要是不列颠人和爱尔兰人），而不允许或限制亚洲人和大洋洲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政策。澳大利亚之所以推行这样的政策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白澳政策”最早是在新南威尔士出现的。19世纪40年代，新南威尔士农牧业迅速发展，极感劳动力缺乏，而牧放牛羊和垦殖农田的犯人不仅不可靠，且日益减少，后来流犯制在这里遭禁止，因而便雇佣劳工，即有色人种来搞农牧业。当时澳洲人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有色人种进澳后势必和白人通婚，这既会混杂英人血统，又会降低白人生活水平。此种观点随着移入的有色人种的增多而日益明朗化。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兴起“淘金热”，华人自印尼进入澳洲采金，多时达数万人。华人的大批涌入更加强了推行“白澳政策”的思想，因而在19世纪50—60年代多次发生排华暴行。一系列排华暴行的发生，标志①每英里=1.609公里。 “白澳政策”已初具轮廓。例如1857年，一个叫约·帕斯科·福克纳的人要求维多利亚立法议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限制华人移入的法案，并且提出“有效地防止澳大利亚福地的金矿变成中国皇帝和亚洲蒙古人、鞑靼部落的财产”。白人采金工人亦对中国采金者无理地加以责难。从1863年起，在昆士兰的甘蔗和棉花种植业中广泛使用喀纳喀人（Kanaks），到1901年“白澳政策”出笼时约有6万这样的劳动力。他们是由所谓“黑鸟喂养者”（Blackbirders）的人贩子从太平洋岛屿上贩运来的。据考证，大部分喀纳喀人原系今瓦努阿图群岛上的居民。从种族上说，喀纳喀人属美拉尼西亚黑人。喀纳喀人在美拉尼西亚语中意为“男人”。他们是由人贩子用船运到昆士兰来的，第一批喀纳喀人是在1863年运来的。他们来后对开发昆士兰殖民区，尤其对这里的制糖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为白人劳动力缺乏，而在热带和亚热带种植甘蔗和棉花，白人吃不了这样的苦。到20世纪，黑人的劳动已奠定了澳大利亚制糖业基础，白人对喀纳喀人的劳动不那么急需了，便用“白澳政策”来驱逐他们。为此，他们制造出种种理由，终于促使以民族和种族歧视为基础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白澳政策”的出笼。持“白澳政策”观点的人不仅认为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会减少白人的就业机会和导致白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降低，而且还认为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黑人处于奴隶或半奴隶地位，来澳后会造成新的阶级矛盾，以致引起社会动乱。他们顽固地胡说什么引进有色人种，会使澳大利亚形成为多民族多种族的社会，因而形成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导致社会动乱。此外还有一些宗教人士和人道主义者认为贩卖黑人和引进华工是人为地制造新的奴隶制，是不名誉的生意，是侵犯人权的罪恶行为，因此他们写文章，著书立说予以谴责。倡导这种政策最有力的是澳大利亚白种工人和工党。当时的《布里斯班工人报》曾写道：“澳大利亚一定要避免有色人种的祸害⋯⋯，不然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杂种人的国家，因种族纷争而动乱不安，因工业竞争而受摧残，贫民充斥，并为律师、银行家、商业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结成的派系所统治。”当时很有影响的《新闻公报》甚至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大陆”的口号。“白澳政策”并不是具体法律，而是联邦政府推行的一种理论原则，是用以作为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早在殖民地时期，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当局都制定过限制以至禁止非欧洲移民进入澳大利亚的法律，不过那时这些法律并不是非常有效力的，因为六个殖民区各自为政，法律也不统一。然而，澳大利亚统一后，其情况就不同了。在联邦第一届国会所通过的《邮电法案》、《限制移民法案》和《太平洋岛屿移民法案》中都包含了排斥有色人种的规定，这些法案使“白澳政策”具有全国性，并使之法律化。《邮电法案》是联邦政府在1901年6月首先通过的法案。在6月中旬第二读时，西澳大利亚议员斯坦尼福·斯密建议该法案应补充一条：凡接受联邦邮政补助金的船只，不论其是否在澳大利亚注册，只应雇佣白人劳工。这条动议被国会接受，即《邮电法案》中的第15条。不准雇佣有色劳工，这显然是“白澳政策”的具体体现。斯密是关税保护派的激进分子，又是最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后来加入了工党。1901年8月，联邦第一届国会又通过了充满种族主义的《限制移民入境 法案》。该法案是政府制定的体现“白澳政策”的主要法律。它是由联邦总理巴顿起草的。他在起草该法案时，遭到了英国保守党人、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批评。张伯伦热切地希望澳大利亚的这一立法，不要触犯帝国的其他成员国，尤其不应触怒印度人。他也希望不要因此而触怒日本人，因为英国正和日本谈判结盟的问题。虽然这样，但巴顿政府的一个重要成员迪金在向众议院提出《限制移民入境法案》时仍强调，这一法案将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命运和性质。在众议院表决时，除两名议员投票反对外，其余均投赞成票，得以通过。巴顿在制定的移民法中，规定对任何申请入境的移民必须进行英语测试，在联邦海关局的官员监督下移民要默写出50个英语单词，不及格者不准许入境。这曾是南非纳塔尔殖民当局在1897年采取的办法，现在种族主义者把它引进澳大利亚。后来，怕这样的规定引起欧洲国家的不满，便又修改了移民法，新的移民法规定，凡申请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移民要测试一种欧洲语言。1905年再次修改《限制移民入境法案》，规定要测试的语言不仅是欧洲语言，而是指定的语言。这样，印度和日本的移民，诸如留学生、游客和商人可获准入境了，并把留居期限定为五年。澳大利亚政府之所以一再修改移民法，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怕帝国的成员国、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也是怕帝国境内的黑人和美国黑人大批移入。这样，不断修改的《限制移民入境法案》成了主要是限制华人和黑人的法案了，因此中国政府一再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和照会。澳大利亚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于1912年也允准中国人享有印度人和日本人同样的权利。在移民法一再修改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歧视有色人种的狂热分子持坚决反对修改该法案，其中著名的有工党领袖休斯和萨尔蒙等议员。总之，当时的一些工党议员是支持种族歧视的狂热分子。在议会中只有一个名叫阿瑟·布鲁斯·斯密的自由贸易派议员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他支持修改移民法。“白澳政策”亦是针对太平洋诸岛土著黑人的。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国会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法案规定，1904年后再也不引进喀纳喀人劳动力，1906年后，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喀纳喀人都勒令遣送回原岛。由于很难找到每个喀纳喀人原来居住的岛屿，甚至不可能找到，因此害怕，如果遣送到不是原来居住的地方，喀纳喀人会有遭到虐待，以致被残杀的危险。加之，与制糖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保守党人和那些投资农牧业的人都坚决反对这个法案。故一再修改《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规定凡属于找不到原岛屿的喀纳喀移民，可继续留居。“白澳政策”还包含在联邦国会所通过的其他一些法律里。1902年通过的《联邦选举条例》规定，任何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本地土人、亚洲人、非洲人和太平洋诸岛上的土人（新西兰毛利人除外），不得列入选民名册。又如，1908年联邦政府颁布的《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也对澳大利亚土人、亚洲人（在澳大利亚出生的除外）做了具体的规定：他们一律无权领取残废恤金和养老金。甚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颁布的《剪毛工人待遇条例》规定中国工人和白种工人不准同住一室内。澳大利亚的工会章程明确规定不准亚洲人、混血儿和澳洲土人加入工会。这样，澳大利亚建国后就把“白澳政策”确定为基本国策。澳大利亚人口的增长是在这样的国策下进行的。自1901年推行“白澳政策”以来，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移民几乎全是欧 洲人，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占绝大多数。移民数量和19世纪下半叶相比大幅度减少。1906—1915年，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计有19.4万人，1851—1860年的移民为60.14万人。而在这19.4万人中，竟有16.2万人是属于资助移民，占移民总数的83%。这时期的移民有下列特点：首先，移民中有不少富商巨贾，他们带来巨额资金，并投入到澳大利亚工农牧业中。其次，移民中熟练技术工人、知识阶层、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所占的比率较前有很大提高，就是说移民的素质有所提高。第三，移民中服务行业、勤杂人员、非熟练技术工人所占比率较前相对下降。由于西澳大利亚发现了大金矿，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等州有大批人口移入西澳大利亚淘金，因而出现了这样现象，东部广大地区人口急剧减少，而西澳大利亚的人口却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初增加了两倍多。澳大利亚内部出现的人口大流动，使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极感劳动力的缺乏，从而成为澳大利亚政府大规模资助来澳移民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联邦政府使国家法制化一、分权制与国家税制的确立联邦政府第一任总督是霍普顿（Hopeton）。他任命关税保护派领袖巴顿为联邦总理。总督、总理以及全体阁员于1901年1月1日在悉尼宣誓就职。同年5月9日，联邦议会在临时京城墨尔本开幕。澳大利亚就这样取得了独立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巴顿内阁成员有艾尔弗雷德·迪金、威廉·赖恩、约翰·福莱斯特、詹姆士·迪克森、乔治·特纳、奈尔·刘易斯、理查德·奥康诺尔。他们都是当时澳大利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澳大利亚独立和统一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使国家法制化，因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用法律来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各党派间的矛盾、政府与国民间的矛盾、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矛盾、澳大利亚本国与母国英国的矛盾、劳资双方的矛盾、新旧移民间矛盾，等等。一言以蔽之，用法制来治理新建立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是国家独立了，原有的法律不少是宗主国强加的，极需废除，另立新的法律。国家是由六个殖民区组成的，原有的许多法律是属各殖民区的，急需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国家独立和统一后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得制定新法律，使之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国家法制化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关系和权力范围问题；二是确立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两方面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使宪法具体化。澳大利亚宪法的基本特点是分权，这是仿效美国宪法。但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又要求中央政府集中一些大权。联邦政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而又不违背宪法，因而把联邦政府的职权限于若干种，而将其他的权力仍留给州政府。联邦和各州都有制定法律的权力，立法权是并存的。其原则有二：（一）双方制定的法律都以宪法为准绳；（二）双方制定的法律不能相互抵触。联邦政府的职权是处理全国性事务，主要为：国防、外交、对外贸易、州际贸易和商业、移民、邮电、海关与关税、消费税、银行与货币、超越州界的劳资纠纷的仲裁和税收。划归各州政府的职权范围，主要有：教育、司法、卫生、劳动就业、运输、乡村移民、捐税，等等。留给各州政府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但有关内政外交的大权却集中到联邦之手了。中央和地方在权力范围上的矛盾的解决，是当时澳大利亚建国后头等大事，对稳定国内政局，顺利开展对外活动有重大意义。在这点上，澳大利亚优于美国。在美国，解决中央政府和各州政府在职权范围上的矛盾，协调彼此间的关系是在建国后近一百年，而澳大利亚却一建国就解决了。制定什么样的关税政策，是巴顿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当时国内在关税问题上有两大派，即关税保护派和自由贸易派，从地域上说，以墨累河为界，该河以东以新南威尔士为代表主张自由贸易，该河以西以维多利亚为代表主张保护关税。自由贸易派得到农牧场主、批发商、零售商、进出口商的坚决支持。关税保护派得到制造商及雇员、民族主义者以及天主教教士等的支持。就全国言，拥护关税保护派的人占大多数。关税保护派认为只有采取关税保护政策，才能使澳大利亚的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才能避免英、美、德、日、法等工业大国商品的竞争，成为经济 上真正独立国家。自由贸易派认为，通过自由贸易来吸引资金和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开发澳大利亚资源，使国家富强起来。经过激烈的争辩，最后巴顿政府采取了折衷办法，决定进口贸易征收5—25%的关税。这样的关税率，每年国家可收入800万英镑左右。由于联邦承担了偿还各州之公债，自由贸易派只好在关税问题上让了步，因为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偿还公债便无着落。1908年，迪金政府为更好地贯彻保护关税政策，联邦议会提出了新的关税法案，法案规定对440种进口物品课以关税。新关税法案实施后，关税收入较前增多了一倍。新关税法案还规定对英国货施以关税特惠权，凡货物从英国进口，一律只征收5%关税。当时澳大利亚从英国进口几达总进口的60%。由于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澳大利亚工商业得益匪浅。据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报告指出，仅五年，澳大利亚工业总产值增长62%，工厂数目增多21%，男工增长33%，女工增长24%。自此之后，自由贸易派再也不激烈地反对保护关税了。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自己掌握了海关，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国家经济进一步独立了。保护关税政策确立后，海关收入便成了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依照宪法规定，全澳一切税收权属联邦政府，但联邦政府在十年内必须将其在各州征收的税额的3/4，按年拨还给各州政府，以补贴各州的行政费用。宪法还规定，联邦政府成立以前所欠之国内外公债，均由联邦政府偿还。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在税收中又多了关税。因此税收分配以及如何偿还公债等问题便出现了。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必然会影响到联邦和各州的关系，以致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08年召开了各州总理会议，经过多方协商，终于通过了《税收赢余法案》，确定了税收分配原则，即按各州人口多寡分配的原则。但是，随着联邦政府机构不断扩大，支出费用也不断扩大，社会事业费用、筹建海陆军费用、建造舰只费用和补贴本国工业基金，所有这一切支出都落到联邦政府的头上。这就导致联邦同各州在税收分配上发生了新的矛盾，因而1909年再次召开各州总理会议，商讨解决办法，最后达成折衷协议：①以人口计，每年每人以25先令标准，将税收余额发还各州，充作行政费用；②各州债务转交给联邦，由联邦统一负责偿还；③给经济不发达的州以特别补助金。得补助金的州有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两州。西澳大利亚在1909年得补助金25万英镑，以后每年递减一万英镑；塔斯马尼亚在1912年得补助金9.5万英镑，为期十年，每年也递减一万英镑。到1927年，联邦和各州签订了财政协定，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二、建立国家军事防务体系澳大利亚在建国后深感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国防军，牢牢掌握自己的国防大权。但是，那时国防大权仍操纵在英国人手中。政府和人民迫切要求建立一支澳大利亚自己的海军。下列因素促使澳大利亚迅速着手建立自己的军队：第一，德国在太平洋站稳了脚跟后，插足于距澳大利亚咫尺之遥的俾斯麦群岛和北新几内亚，时刻威胁着澳属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澳大利亚本土。与此同时，日本崛起于太平洋。它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紧 接着又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国，从此独霸东亚。日本的崛起更促使澳大利亚考虑建立正规军。第二，联邦刚刚建立时，就发生了英国侵略南非的英布战争（1899—1902年）和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英国要求澳大利亚派军队去参加作战。去南非作战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达1.5万人，几乎都是骑兵，作战英勇程度超过英国的正规军。在1900年，英国也要求澳大利亚派兵侵华，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共派出500名海军，充作英国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这些对于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建立均有一定的刺激。第三，1905年9月5日建立了以工党领袖华森、休斯为首的全国国防同盟。几个月后，该同盟创立《号召》月刊，其目的是进行建立国防军的宣传教育运动，宣传义务兵役制和进行强制性军训，对于增强国民国防意识和观念有重要作用。这些因素逐步改变了澳大利亚政府在国防上依赖英国的观点，并树立起建立自己的国防军的观点。第一届国会和第一届政府对建立国防军毫无兴趣，不愿意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当时的国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只有退役的军官才表示支持。1902年，在伦敦召开的帝国会议上，与会国讨论了帝国的国防问题，英国主张帝国军事平时要集中管理，以备战时之用，总司令部应设在英国，各自治领设办事处。帝国海军也应由英国海军部统一管理，但各自治领要按年摊派建造军舰的费用。这就是说英国不愿意放弃对自治领国防大权的控制。然而，巴顿总理作为与会澳方代表竟然接受了英国的主张，答应每年向英国提供20万英镑的军费，招募四艘战舰的海军士兵，并设海军招募办事处，随时征召和训练士兵。回国后，巴顿遭到了全国的反对，他在帝国会议上的行为被认为损害了澳大利亚的独立尊严，因而被迫辞职。从此，联邦政府改变了在国防问题上的立场，开始接受工党的立场，同时，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的观念在公众中也逐步增强。1904年，迪金上台，他积极主张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1907年，迪金在帝国会议上竭力主张自建海军和战舰，经费自己提供，指挥权也由澳人掌握。1909年初，德国宣布到1912年要完成13艘主力舰的建造。这一新闻狠狠地击中了英国的疼处。英国政府决定加速军备竞赛，因而表示同意澳大利亚建造海军计划，条件是在战时由英国海军部统一使用。澳大利亚联邦国会随即通过了《海军借款法案》，向英国借款制造军舰，到1914年共建造13艘各种类型舰只，其为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3艘、驱逐舰6艘和潜水艇3艘，形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海军。这不仅是澳大利亚，而且也是大洋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支自己的海军。建造这支海军共耗资达369.5万英镑。同时，为了完善国防自立体制，1907年建立国防委员会，专门研究和制定有关巩固国防重大措施。1910年，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案》，并建立了海军局，该局由国防部长负责管理。到1913年，全国国防军（海、陆军）有三四万人，此外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接受军训人数达10.7万人。总之，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并培训出一批军事骨干，那时著名的澳大利亚军官有哈登少将和布勒基上将，他们对澳大利亚国防自立有颇多建树。三、制定“墨累河水系法案”及其他法案联邦政府还就利用和开发墨累河水系问题，同有关各州达成了极为重要的协议。墨累河水系在澳大利亚水利资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正确 利用和合理开发，对澳大利亚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灌溉、航运以及农牧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这三个最富饶的州都想利用和开发该河水系的资源，为此争吵不休，互不让步，严重地影响了墨累河水系的开发与利用。在国家未独立、不统一之时，没有可能解决此问题。联邦建立后，便有了由联邦出面着手解决问题的条件和可能。联邦政府所采取的根本办法就是在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立法解决这一水系的开发和利用问题。1913年，联邦总理召集三州的总理举行会议，进行协商，达成了《关于墨累河水利管理协议》。1915年，联邦政府再度出面召集三州代表参加的协商会议，这次协商后，国会便通过了《墨累河水系法案》，从而使开发和利用墨累河水利资源法制化。为了监督贯彻实施该法案，联邦政府在1917年还建立了墨累河管理委员会，从而彻底解决了墨累河水系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增强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团结，并提高了联邦政府的威信。联邦政府把大力发展澳大利亚的民族经济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除采取关税保护政策外，还在1907年和1908年分别颁布了补贴性质的奖励金法案和鼓励制造业发展法案。前者是为了促进亚热带经济作物，后者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根据1908年法案，钢铁工业得到巨额补贴金还颁布了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此外，联邦政府为了取得全国金融控制权货币发行权，以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排除一切干扰，国会通过了建立《联邦银行法案》，从而建立了联邦银行。联邦银行利用自己强大的优势和国家的支持，在与地方银行和私人银行竞争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为了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法制化，历届联邦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法案，主要有：《政府地址采纳法案》、《高级专员法案》、《货币法案》、《母亲分娩补贴法案》以及建立澳北行政区法案、卡德琳铁路法案、仲裁法庭法案等等。四、政权建设与改革到1934年，澳大利亚各州普遍建立了基层政权机构，州以下设区或市，区、市以下设乡或镇。全国6州共有基层政权单位达1146个。市、区、镇、乡均设地方议会或自治委员会，作为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无论是市长、区长、镇长或乡长均由各级相应的地方议会或自治委员会自行选举产生。各级地方议会的议员或自治委员会的委员均由当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样，澳大利亚从联邦中央政府和参众两院直到镇、乡基层政府机构和议会，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国家机构。从国家角度说，其民主程度是相当高的。这说明澳大利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基本上演变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了。澳大利亚行政机构体制是模拟英美两国之行政体制而形成的。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高度的自治，有权支配本地区的财政收入，拥有对本地区行政管理权。澳大利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均通过选举产生，被选举人（候选人）多系由政党把持，选举时相互攻讦，彼此恣意诋毁，争权夺利，因人民对此向不感兴趣，故选民多逃避参加选举，选民参加投票率甚低，如1901年举行第一次大选时，选民参加选举参议员、众议员投票者分别仅占选民的53%和55%，可见选民参加投票率之低了。后来，政府虽采取多方鼓动、宣传措施， 效果并不显著。如1922年，参加选举参议员投票者仅占选民的57%，参加选举众议员投票者也只有选民的59%。为了增多选民，联邦政府于1922年底进行选举法改革，以完善选举制度。改革的中心内容是采取强制参加选举办法，即所谓“强迫选举制度”。新的选举法规定，凡年满21岁之公民，无论男女，拒不参加选举者，一经查出，则处以两镑以下之罚金。经此改革之后，选民参加选举的人数迅猛增多，1925年选民投票人数高达91%，1934年又升至95%。最早进行选举法改革的州是昆士兰州（1915年），其次是维多利亚州（1926年）、塔斯马尼亚州（1928）、新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与西澳大利亚在30年代一直未进行选举法改革。在选举制度上的另一项改革是采用了不记名投票制。1910年，中央与各州进行过财政关系的改革，规定按各州人口每人每年由中央政府拨给各州25先令，作为各州行政费用和建设的主要津贴。战时，因需集中财权于中央，以应付战争。战后，这种状况造成中央与各州关系紧张，要求予以改变，以适应新的情况，因此1927年再次进行改革。这次改革中心内容是关于各州国债与公债问题，主要有下列规定：1.各州所借内外债务一律交联邦政府处理；2.各州内外债务利息由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共同负责分摊偿付；3.偿还内外债务之准备金，中央与各州按比例筹集，但一律以联邦政府名义办理；4.此后举借外债与内债之事务交由中央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建立的公债委员会办理；5.建立联邦公债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联邦和各州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委员会主席由联邦政府所派代表担任。总之，1927年财政关系改革进一步理顺了中央与各州的财政关系，因而既有利于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又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发展。五、文官制度的演变与1922年的改革澳大利亚在官员体制上基本上是官员恩赐制，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与当时澳大利亚正走向统一的国家相适应的。维多利亚殖民当局，首先进行改革，于1883年颁布了《文职人员条例》，建立起文官体制，接着1895年，新南威尔士亦颁布《文职人员条例》。根据条例规定要建立负责选拔、考核、评定级别的文官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独立于政府的权力机构，它对国会负责，而不是对政府负责，因此这样的文官委员会就有实权，不易被掌握政权的机构所左右。联邦政府于1902年以新南威尔士的《文职人员条例》为蓝本制定了联邦官吏制度的条例。二战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对1902年的文官体制进行了改革。1922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联邦文官条例》，并且根据条例建立起新的“联邦文官委员会”作为考核、选拔、晋升、处理、评定文官的法定机构。其任务为：录用人员、负责配备联邦政府各部官员、规划官员的培训工作、检查各部人员的配备与工作状况⋯⋯等等。联邦文官委员会有委员三人，副委员一人，其中一名委员任该委员会主席。委员和副委员均由总督遴选和任命，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委员会下设五个部：①管理体系与工作效率部。该部下设四个处：部级体系与咨询一处、二处，管理政策处与执行处。②部级人员编制部，下设五个处：部级机构一处、二处、三处、四处和发展处。 ③工作人员录用与发展部，下设五个处：人事政策处、人员发展处、人员配备一处、二处与同等就业机会处。④工资与工作条件部，下设就业条件一处、二处、工资政策处、劳资纠纷协调处和工资调查与辩护处等五个处。⑤计划立法与规划部，下设立法与议会处、计划研究与情报处和委任计划办公室等三个处室。根据《联邦文官条例》，联邦政府文官分为四级：各部秘书长为第一级。第二级为各部副秘书长、司长、副司长、处长等。第三级为专业人员（工程师、医生）、行政人员、秘书人员。第四级为秘书助理、工人、司机、打字员以及杂役等。澳大利亚文官制度显然是以英国19世纪50—60年代的文官改革所确立的文官制度为蓝本的。澳大利亚文官一般不与内阁共进退，只有部长级的内阁成员才与内阁共进退。在1939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文职官员达67900人。1922年的文官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澳大利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行政效率。这适应了统一后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全方位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清除了殖民地时期在官员体制上遗留下来的殖民地痕迹。 第三节政党纷争与澳英关系的变化一、从迪金政府到华森政府早在19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的政党已逐步形成，并且在各殖民区逐步形成了政党内阁制。从政党渊源上讲，各政党都是从“解放论派”和“排斥论派”演变而来。联邦建立后，各政党逐渐走向成熟阶段，其标志有二：第一，重新组合，形成领导核心，出现著名领袖；第二，由地方性政党向全国性政党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几个全国性政党。从1901年第一次全国大选看，澳大利亚当时有三大全国性政党：以迪金为首的自由党（保护关税派）、以里德为首的保守党（自由贸易派）和以华森为首的工党。在“白澳政策”、限制有色移民入境、国防、分权政治、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对宗主国英国的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三大政党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任何政党都是反映一定的阶级的利益的，当然它们也不例外。一般说来，自由党的阶级基础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保守党的阶级基础是农场主、牧场主和大出进口商；工党的阶级基础是熟练工人和爱尔兰移民及其后裔。还应指出的是，自由党和工党都属于关税保护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它们的观点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或近似的。保守党主张自由贸易。在关税保护派看来，只有采取关税保护政策和政府给以津贴，本国的工商业才得以迅猛发展。在自由贸易派看来，农牧场主的农牧产品的市场主要在英国，澳大利亚所需要的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以及技术、设备也来自英国，国家的安危需要英国的保护，因此要求澳大利亚奉行自由贸易的方针。这样关税问题就成了联邦建立后党派斗争的焦点。1903年举行第二次全国大选，选举结果，工党在国会两院中的势力大大增强。在众议院中，自由党保护关税派得26席，自由贸易派得24席，工党得25席，在众议院中，保护关税派9席，自由贸易派13席，工党14席，三党在国会的力量旗鼓相当。谁想执政就得联合另一个政党。自然都作为关税保护派的自由党和工党很容易在国会中联合起来。自由党领袖迪金在工党支持下组织了内阁，从此开始了工党和自由党多次合作的局面。艾尔弗雷德·迪金（AlfredDeakin），1856年生，出身于小职员家庭，其父系一会计。他曾在墨尔本文法学校读书，后入墨尔本大学攻读法律。青年时代，他喜爱文学、哲学和历史，写过一些诗和散文，出版过一些小册子。他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描述自己的“心灵生活”。在大学期间，迪金没有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法律，而是倾注于写作，因而成为第一流的记者。他结识了著名自由思想家大卫·西姆，并受其保护。西姆在墨尔本主办《时代日报》，这是一份澳大利亚很有影响的报纸。西姆及其报纸几乎是使维多利亚转向关税保护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维多利亚任何政府都是在西姆的认可下当政的，可见西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了。迪金在西姆的支持下于1880年被选为维多利亚立法会议议员。他27岁时曾担任过维多利亚副检察长，此后相继任公共工程部专员和水利部长。迪金在任供水部长时，曾制定并实施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大规模的水利灌溉计划。他一直是维多利亚议会议员，1900年被选为联邦立法机构的议员。迪金任联邦总理后，第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制定仲裁法案，并提交给议会。工党领袖费希尔在1904年4月2日对仲裁法案提出修正案，把仲裁范围扩大到政府雇员。迪金政府对费希尔的修正案不满意，但在国会表决时，一些关 税保护派议员和自由贸易派议员投票支持工党修正案，结果以38票对27票获致通过。迪金只好提出辞呈。总督立即召见工党领袖华森·令其组阁，因而华森出面组阁，这是工党第一届联邦内阁。约翰·克利斯蒂安·华森（JohnChristianWatson），1867年生于智利，后随父母迁居新西兰，在奥马鲁州立学校读书，后辍学去印刷厂当学徒，19岁到悉尼当排字工人。1893年，被选为悉尼劳工委员会主席，后不久成为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主席。从1894年起，他一直是新南威尔士议会议员，1901年被选为联邦国会议员。1904年出任联邦总理兼财政部长，时年仅37岁。工党政府企图利用掌权机会扩大工人阶级权利，因此提出仲裁法庭法案，法案中规定仲裁法庭对工会会员予以优待。这项法案遭到自由贸易派和关税保护派的一些议员的反对，在国会表决时，以36票对34票，工党法案遭到否决。华森执政不到4个月便被迫辞职。华森内阁被称为“短命内阁”。继华森为总理的是保守党自由贸易派领袖雷德。二、迪金再度执政与自由党的建立乔治·豪斯顿·雷德（GeorgeHoustonReid）1845年生于英国，出身于一个长老派家庭。他7岁时随家庭来到墨尔本，13岁时当店员。1864年，在新南威尔士政府机构任公职，充任普通职员，后被提升为总检察长私人秘书。1875年，他出版《自由贸易论文集》，该著作获得哥布登金质奖章。后来又从事律师工作。从1880年起，雷德一直是新南威尔士国会议员，从1894年到1899年，在工党支持下，出任新南威尔士殖民区总理。1904年8月，在所有自由贸易派议员和在以阿兰·麦克里安为首的保守党议员（关税保护派）支持下，雷德出任联邦政府总理，从此也开始了雷德的艰难时期。艾萨克斯、赖思及其他关税保护派激进议员同工党立即结成政治联盟，提出尽快把雷德赶下台的目标。雷德—麦克里安政府艰难地维持到第二年（1905年）6月末而倒台。他下台的主要原因是反对派势力在两院中太大。1906年12月进行大选。在大选中，以雷德为首的自由贸易派大肆活动，竭力攻击工党。他把工党说成是“极端派”，是“社会主义老虎”，并令其同党打起了“反社会主义”的口号。经过一番苦战，自由贸易派在众议院中获得34个席位，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关税保护派遭到失败，仅得17个席位。工党虽被无情攻讦，但仍保持了上次大选中的席位，得26个席位。这样，关税保护派和工党联合起来足以对付保守党人，因此雷德不敢出面组织内阁，迪金再次在工党支持下组阁。以迪金为首的关税保护派和工党的联合，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城乡工人的法律，如1908年颁布的《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条例规定：凡年满65岁本地出生的和归化的英国人，并达到在澳大利亚居住年限者，均可领取养老金。还规定，所有本地出生的和归化的英国人，如系残废并经证明丧失劳动力者，均可享受抚恤金。工党由于支持关税保护派和坚持民族立场，并利用自己的影响迫使政府通过了多少有利于劳动群众的法案，因而威信大增，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这可从1908年新兴工业城市季隆大选中看出。该城市科里奥中心选区，工党击败迪金的关税保护派而大获全胜。这引起迪金的极度恐慌。他决定和自由贸易派保守党人进行合并的谈判，以此来抵制工党力量的增强。 1909年5月，两党合并，正式建立了自由党。该党以迪金为领袖，并宣布了自己的政纲。自由党的纲领主要为：①坚持保护关税政策；②推行“白澳政策”；③进行普遍军训，建立本国海军和陆军；④由联邦承担偿还国债的责任；⑤建立民主政治。迪金以为这样就可以击败工党，使自己保持政治上的优势。两党合并后不到一年，1910年4月13日，澳大利亚进行大选，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次大选中，工党击败了自由党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中，工党夺得41席位；在参议院中夺得22席位，均为多数。自由党在两院中取得席位分别是31席和14席。三、工党政府的政策工党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原因，概括说来有如下几个原因：①在澳大利亚的天主教徒约占总人口的24%，而这些人几乎都是支持工党的；②工党的民族主义立场，即不亲英的立场，深得澳籍爱尔兰人的支持；③在1910年大选时，工党领袖费舍首次提出征收联邦直接税，尤其是征收土地税。这一政策有利于打破“大地产制”，从而促进澳大利亚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深得民心；④工党提出陆军和海军澳大利亚化；⑤工党竭力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手续来改善下层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和劳动、生活条件。工党的胜利迫使迪金于4月29日辞去总理职务，费舍继为总理。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在众议院出现一个党拥有多数席位而出面组阁。安德鲁·费舍（AndrewFisher）1862年生，矿工出身，苏格兰人，1885年移居到昆士兰，仍从事采煤工作，不久被选为矿工联合会委员，1893年又被选为昆士兰议会议员，在1904年华森短命内阁中曾任铁路与公共工程部秘书。联邦成立后他被选为联邦国会议员。费舍是自学成才，他阅读过不少有关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著作。华森退休后，他越过休斯而被党内同僚推选为党的领袖。他出任总理兼财政部长，并得到全党的信任。工党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政绩显著。费舍通过了关于新首都地点的法案，确定了在悉尼西南有190英里的畜牧业中心—堪培拉作为新首都的所在地。工党政府采纳了美国建筑师沃尔特·伯利·格里芬设计的方案，因为该方案着重于美丽、壮观、豪华。为维护未来首都的良好社会风气，还宣布不准在那里销售烈酒。费舍在执政期间，象迪金一样为国家法制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政府通过并颁布了建立联邦银行法案、土地税法案、建立澳北行政区法案、母亲分娩补贴法案，等等。其中建立澳北区法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一法案，联邦政府从南澳大利亚手中接管了这一拥有10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另设立一行政区，这对巩固北部国防和开发这一地区有重要意义。因为直到1911年建立行政区时，澳北区人口仅两万余，其中土人1.8万人左右，欧洲人3310人。白人多系农场主、牧场主和采矿人员。1913年5月进行中期选举，自由党以一席之差，在众议院居于多数，但在参议院中却居少数，因而自由党新领袖库克上台执政。1914年6月，自由党内阁在两院中提出关于取消工会会员在政府机关中优先录用法案被否决，因而倒台。总督根据宪法宣布解散两院，重新大选。但恰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澳大利亚立即被卷进战争旋涡，国内政局也因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四、大战前的澳英关系的演变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是受英国控制的。一般说来，在1918年以前，澳大利亚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要经过英国来处理。但是，不应忽视，自建国以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力图在外交上有自己的独立要求，而这种要求日益增强。因而，澳英关系自这时起有了一定的变化。进入20世纪后，南太平洋的政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的崛起，德、法、美三列强积极插足南太平洋，相继占领一些岛屿。这些变化打破了太平洋原来的力量均势。迪金政府首先关注这些变化，因此违反惯例，他直接同有关国家谈判。例如，1904年和1905年，迪金亲自同日本驻澳总领事就《限制移民入境法案》和有关日本国民申请进入澳大利亚等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澳英关系在外交方面发生变化的开端。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工党和澳籍爱尔兰人的反英情绪在促使澳大利亚取得某些外交权力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澳大利亚推行的“白澳政策”一向不为英国所赞成，英国殖民部多次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令其放弃，但始终未使澳政府改弦更辙，只是在某些做法上有所变更。澳大利亚在帝国内部的独立地位，或澳英关系的另一重要变化表现在英国宣布把新几内亚的行政权转交给它管理。1901年11月，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法案主张联邦政府负起对世界落后殖民地的管理责任。1902年3月，英国宣布把新几内亚的行政管理权转交给澳大利亚。1906年，新几内亚更名为巴布亚。澳大利亚在帝国中的地位因此而显著地提高了。在任命巴布亚行政长官问题上，迪金受到来自工党极大压力。工党要求派本党工人问题专家、西澳大利亚参议员斯·斯密为驻巴布亚副总督。迪金表示异议，并于1908年11月委派胡伯特·墨累为副总督。迪金给他的工作指示是：“巴布亚是首先属于巴布亚人的。”联邦议会决定，每年提供两万英镑作为行政经费。在新赫布里底群岛问题上，也反映了澳英关系的演变。该群岛位于新喀里多尼亚东北约600—700公里处。19世纪40年代后，尤其是60年代后，昆士兰的黑人贩子在这里猎寻喀纳喀人，并将其运回昆士兰发展种植园经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传教士也到那里传教。澳大利亚勃恩斯·菲利浦公司在那里经营干椰子肉、檀香木及其他产品。与此同时，法国人也侵入该岛。出于军事战略和商业上的原因，澳大利亚非常害怕法国占领它，因此强烈要求英国去占领。例如，迪金作为维多利亚殖民区的代表在帝国会议上发言要求母国立即占领。英国当时忙于瓜分非洲而无暇顾及，于1887年，英法两国就新赫里底群岛达成协议，两国海军联合维持该岛秩序，谁也不去占领。1906年，英法签订了共同管辖条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得知后十分恼怒，但除抗议外，别无它法。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英法居民称该岛为“英法魔鬼区”。联邦政府根据这些经验感到，应和英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派一位代表常驻伦敦，把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及时转达给帝国政府，并对其施加影响。1901年以前，每一个殖民区都委派一个代表常驻英国，作为总督的代表。联邦建立后，这些大使性的代表作为各州的代表仍留在伦敦，但联邦没有这样的代表。1909年9月，迪金联合政府决定派遣澳大利亚自由贸易派领袖雷德作为联邦常驻英国的外交代表，称之为高级专员。高级专员享有大使的一切外交权力。这表明澳英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完全独立国家， 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外交问题，那是二战期间的事。 第四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澳大利亚一、大战初期的澳大利亚1914年6月，澳大利亚自由党政府下台，总督宣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这时，战争的乌云已经布满世界的上空了。6月28日发生了奥地利皇太子、军国主义分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事件。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7月30日，俄国宣布总动员。世界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必然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政局。工党领袖费舍就战争发表谈话，他说：“澳大利亚坚决地站在祖国（指英国—引者）一边，协助她，支持她，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个先令。”8月4日，德军侵入比利时，同日，英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德奥意为一方，英法俄为另一方。8月3日，看守政府总理约瑟夫·库克代表政府宣布在战争期间，澳大利亚的海军交由英国海军部指挥，并准备战争一开始就提供2万远征军。1914年8月4日午夜，伦敦向所有的自治领发出了电报，宣布了英帝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的事，澳大利亚立刻做出了坚决的反应，当即对同盟国宣战。8月5日下午，库克总理在墨尔本办公室召集报界代表宣布：“我已收到帝国政府发来的如下电文：同德国的战争已经爆发。”澳大利亚举国上下一致表示，同意给母国和其他盟邦以无条件援助。出乎意料的是，一贯持反英立场的澳籍爱尔兰人也表示支持英国对德战争。工党亦表示支持母国进行反德战争，其领袖休斯说道：“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正在迎上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澳大利亚各党在参战问题上没有真正的分歧。全国各在野党派纷纷表示愿全力支持母国，如新南威尔士州自由党领袖雷德向该州总理霍尔曼（工党）提出停止政党斗争以支持战争的建议。库克看守政府在战争爆发后没有几天便召开了各州总理和联邦政府各部部长会议，商讨战时防务、经济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这样，澳大利亚卷入了大战的旋涡。但是当时澳大利亚国内形势较乱，正值大选前夜，因此自由党政府在两方面进行工作，一方面做好大选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派远征军去欧洲参战。9月5日，全国举行大选，结果工党获胜。众议院中75个席位，工党得42席，自由党得31席；参议院中36个席位，工党得31席，自由党得5席；从而出现了工党再一次执政的局面。工党领袖费舍再度出任总理，工党另一领袖休斯担任总检察长，皮尔斯出任国防部长。休斯和皮尔斯是费舍内阁的重要人物，是工党政策的决策人，前者对战时初期的法制和组织方面颇有建树，而后者在国防方面贡献颇巨。皮尔斯曾在1910—1913年间担任过国防部长，推行过强制性军训。内政问题解决后，费舍政府就立即着手解决参战问题。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国家从和平转向战争，使国家生活战争化。这对澳大利亚来说，这完完全全是新的问题，无任何经验可借。自1788年以来，澳大利亚从未发生过战争，一直处于和平时期，加之澳洲大陆远离政治中心，孤悬于南半球，四面皆茫茫大海，突然战争到来，而又要使国内生活战争化，确是一大难题。然而，工党政府为做到这一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首先，在对德宣战后两个月，便派出第一批远征军去欧洲，其中包括一个轻骑兵旅和三个步兵旅，约2万人。且在宣战前一日（8月31日），联邦政府将其战舰连同海军士兵2万人交由英国海军调用。澳大利亚的口号是“拯 救帝国，保卫澳大利亚”。第一批远征军全系志愿入伍。政府在参战后号召人民自愿报名入伍，报名十分踊跃、积极，很快达到数万人，且80%以上为澳大利亚出生者。把征募的志愿兵集中在悉尼附近的利物浦和墨尔本附近的布罗德来多斯进行军事训练，与此同时政府还大规模地制造各种军需品，如马车、马具、制服、枪支、弹药、船只，准备粮秣和医药品。到10月底，费舍政府决定把受军训的志愿兵集中起来，组成远征军团派往欧洲。为了集中士兵，动用了26艘澳大利亚运输船和10艘新西兰的运输船，把士兵运到西澳大利亚南海岸的英王乔治港，任命布里奇斯将军为远征军司令。布里奇斯是澳大利亚最早的职业军人之一，他曾随英军在非洲服过役，1909—1910年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参加设在伦敦的帝国参谋部工作；澳创办了军事学院，1914年他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军事总监。他的副手是怀特将军。怀特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官，澳大利亚军队每次重大改组都与他有关。经布里奇斯将军的推荐，怀特将军被任命为远征军的参谋长。怀特也曾在南非服过役，担任过澳军司令爱德蒙·赫顿将军的侍从武官，后来又在著名的英国坎伯雷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应英国军事当局之请，在英留居数年，回澳后任军事指挥官。布里奇斯和怀特两人的共同特点是拥有广博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和无穷尽的想象力。1914年11月1日，远征军从乔治港出发，分两队驶向公海。为防止途中遭到敌舰袭击，派有军舰护航，护航的军舰共四艘：两艘澳大利亚巡洋舰“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一艘英国巡洋舰“米诺托尔号”和一艘日本巡洋舰“伊布基号”。运兵船在军舰护送下经印度洋去欧洲。德军早已得知此情报，立即派海军去拦截。11月19日，德国海军军舰“埃姆登号”在印度洋上的可可群岛水域拦截并袭击澳大利亚远征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护航舰逼迫德国战舰靠近海岸，从而澳大利亚“悉尼号”击沉德国军舰，为远征军扫除了前进途中的障碍，顺利奔向目的地。帝国总参谋部原拟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先集中在英国进行进一步军事训练，然后送往欧洲大陆战场作战，但是由于冬季，英国兵营无法容纳更多的士兵，更重要的原因是，1914年10月，土耳其加入德国集团，并在澳新远征军到达前几日对协约国宣战。土耳其军队在两方面威胁着协约国，在北面威胁俄国，在南面威胁着苏伊士运河，因此英军最高指挥部对士军的威胁十分不安。根据帝国军事部国务大臣吉青纳元帅的命令，决定把澳新军队派往埃及，在那里接受训练，等待命令。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参战后不到一个月便出动海军去进攻德国太平洋舰队。这也是应英帝国参谋部要求，为制止德国太平洋舰队活动而采取的行动。德国为保卫它在太平洋上的诸群岛和德属新几内亚曾建立了一支战略性舰队。“澳大利亚号”为澳海军之旗舰。它负责南太平洋一带巡戈。该舰在击垮德国太平洋舰队方面发挥了威力，连续击沉多艘德国舰只，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德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澳大利亚舰队护送其陆军攻占了德国在南太平洋上的许多殖民地，如9月初攻占了德属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在这之前，澳大利亚海军还护送新西兰军队攻占了德属萨摩亚群岛。与此同时，日本还攻占了太平洋赤道以北的德属诸群岛。这样，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后来，德国太平洋舰队在福克兰（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海域为英国海军歼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国防得到 了巩固，两国的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障。同时为保证国内安全与稳定，工党政府颁布了《戒严法》。《戒严法》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新闻和出版物的检查；二是对在澳大利亚的敌国侨民，主要是德国侨民的防范措施。此《戒严法》几经修正、充实，形成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著名法律。澳大利亚也是应英国政府的请求而颁布了《戒严法》。战争一开始，伦敦方面要求澳大利亚把敌国侨民集中起来，1914年10月又提出拘禁敌国侨民的要求。同月，澳大利亚国会便授权政府颁布战时戒严法令。在澳大利亚实行这样的法令，有两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没有经验，澳大利亚人具有民主自由的传统，现在要进行严格检查，甚感不便；其次，澳大利亚德国侨民较多，爆发战争时，德国侨民有3.6万人，主要集中在维多利亚小麦产区、昆士兰南部和南澳大利亚之巴罗萨地区。但为要保证防止情报、货物、金钱以落入敌国之手及防止敌国侨民滋事生非，还是毅然决然地采取了这一强硬的防范政策。根据《戒严法》，政府授权负责新闻、出版检查的机构以非常广泛的权力：有权处置报章、杂志、书籍中任何能被敌国利用的消息、资料或图片等。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同时还对各报刊主编、出版社主编以及有关人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使之主动配合检查工作。对负责进行检查工作的人员严格要求，要求他们谨慎行事，故这项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进行得较好。《戒严法》颁布前后连续发生了几件侨民极端不轨的事，致使政府决心推行和充实《戒严法》。当局发现德侨聚居区将原来的一些地名均改为德国人的名字，如南澳大利亚，仅德侨住宅使用德国地名者达42处之多。又如在塔斯马尼亚有一德侨聚居区公然将该区命名为“俾斯麦区”，其他如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均有此事发生。这些反映了同情母国的德侨大有人在。有些德侨在自己门前书有德文横匾，以示不忘祖国之意。更有甚者，一些德侨利用各种场合发表不满、反对政府政策之言论，如查理·杰吉尔神甫，系一有名望之神职人员，为德国移民，9岁来澳，在澳长大，成为神甫后备受人们推崇，但自大战爆发后多次发表反对政府之言论。当局闻后立即派宪兵将其送往集中营，后又把他驱逐出境。最为严重的事件为土耳其侨民惨杀旅客的事件。土耳其于1914年10月投靠德奥集团后，其在澳侨民屡次图谋不轨，1915年元旦之际，两名土耳其人狂言对澳宣战，在布洛肯·希尔山用步枪袭击火车旅客，打死4人，伤多人。为了使国内安全和控制住敌国侨民，政府根据《戒严法》中“政府有拘禁妨害作战分子之权”、“政府有权取消敌国侨民归化之权”、“禁止用任何方法发表对大英帝国之不忠言论”、“禁止陈列或展览敌国徽章、标记与任何标志”、“禁止造谣惑众、影响社会治安”等规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首先成立了一个“改变德侨区命名委员会”的机构，将德文地名、住宅、标志、标记均进行涂改，并换新名，如将上述俾斯麦区改为“柯林斯区”，即其改名一例。其次，把公开不满分子及潜在危险分子加以拘捕，然后监禁于集中营，到1917年先后拘禁5400人。被拘禁的德侨，供以生活费用，其每月的生活费用较前线战士为优。大多被拘禁的德侨表示满意，但也有不满者，在他们煽惑下，集中营曾发生过暴动，死伤德侨多人。再次，对那些死硬分子，则驱逐出境，或处以死刑。 总之，《戒严法》的贯彻执行，稳定了人心，消除了隐患，使战争得以顺利进行。战争在欧洲和亚洲激烈地进行，澳大利亚军队源源不断开往战场，因而兵源成了当时联邦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澳大利亚没有推行义务兵役制而实行志愿兵役制，兵源没有根本的保证，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可以说在整个大战期间，兵源问题始终是政府面临的最大而又最头疼的问题。许多在野人士建立了“兵役鼓动委员会”，号召适龄青年报名入伍，宣传义务兵役制的优越性。但当时执政的工党，一向反对义务兵役制。作为工党领袖的费舍，身为总理，当然对兵源问题十分头疼，也十分忧虑，但无可奈何。他深知，在兵役问题上作任何改变，均会招致工党分裂的严重后果，因此不敢擅自更改兵役制。当有人询问政府是否推行义务兵役制时，他只好违心地答复“政府决不推行义务兵役制”。费舍明知志愿兵役制不可能满足战场上每月必须补充至少5000人的需要。在进退两难之际，他于1915年10月毅然辞去总理，改任驻英国高级专员的清闲职务，工党另一领袖休斯继任总理。威廉·莫理斯·休斯，1864年生于伦敦，威尔士人，曾受过很好的中学教育，担任过中学教师。1884年移民到澳大利亚。昆士兰一所学校曾聘请他任教师，被他谢绝。在80年代，他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当过碎石工、牧场巡界员、海员、饭厅管理员、牛贩子、剪羊毛工、演员、货物核对员和管家。年轻时他吃过许多苦头，经历过许多磨难。1890年，休斯成了悉尼海边一家商店的老板，出售旧书、锁、雨伞之类的东西，接触不少码头工人。他这时开始研究工人状况和社会史，并加入了码头工人联合会。在90年代大罢工时，休斯积极参加，当选为码头工人联合会书记，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表现十分出色，因而不久又当选为全澳码头工人联合会主席。他还是新南威尔士工党创建人之一。1894年当选为立法会议议员。1901年又当选为澳大利亚联邦国会议员。与此同时，他研究法律，卓有成效，于1904年成为英国王室的法律顾问。休斯于1952年去世，终年88岁。就才能而言，休斯远远超过费舍及其他工党领袖，是工党的权威智囊。他出任总理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战争中来，忠实地执行了帝国战时内阁的旨意，被称为“澳大利亚小兵”。二、欧亚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澳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欧洲有西欧战场、东欧战场、巴尔干战场。在亚洲有西亚战场，在非洲和亚洲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战场，但主要战场在欧洲，而欧洲战场的主力军，除英法军外还有俄国军队。德军一开始严格执行“史里芬计划”，企图避免两线作战，但战争一开始，它得在几个战场上作战，“史里芬计划”破产了，小毛奇将军下台，法金汉将军取而代之。法金汉改变了先西后东的战略方针，即把东欧战场作为1915年的主攻矛头所向，因而俄军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土耳其对协约国宣战之后，俄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所受压力更大。此外，英法联军在制定1915年作战计划时，于1915年1月向俄军最高统帅部提出要求，要求俄军在东欧战场上采取积极行动，以减轻西欧战场上的压力。俄军最高统师部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考虑到自己所承受的压力愈来愈大这一严酷格局，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基本点是要求英法联军必须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实际上，英国最高军事当局早在1914年12月就制定了在西亚采取军事 行动的计划，其要点为：英法联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炮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目的是削弱土耳其的军力，解除对苏伊士运河的危险和减轻对俄军的压力，并打通通往巴尔干和俄国的通道和切断土耳其同德奥的联系。因此俄国的要求正中英军总参谋部的下怀。英法军事当局还认为，如果西亚战场进行得顺利的话，意大利会加速脱离同盟国而站到协约国方面来，这将是协约国的重大胜利。英法同俄国的这一协约在3月末4月初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在2月，英法就调集大批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从此开始了著名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英法两国参加的海军力量是：11艘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16艘驱逐舰、7艘潜艇、1艘携带6架水上飞机的水上飞机母舰、21艘扫雷舰、1艘炮舰以及大量辅助性船只，其中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编为三个中队。该战役先由英国海军中将卡登指挥，后因卡登患病，改由海军中将德·罗比克指挥。达达尼尔战役从1915年2月起到1916年1月9日止，近11个月，整个战争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1915年2月19日到3月18日为第一阶段；3月18日到1916年1月9日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英法海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遭到惨败。澳新军队没有参加强攻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仍在开罗附近进行军事训练。在第二阶段中有两次大的战斗，一次是4月25日派陆军进攻加里玻利半岛，以便从背后占领土耳其的炮台，控制海峡，使舰队易于突破性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占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二是8月6日再派几个陆军师强行在苏拉夫湾登陆。这两大战斗，澳新军队都参加了。4月1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远征军接到停止一切休假的命令。这一命令是根据1915年1月，帝国战时内阁决定澳新远征军调往近东作战而下达的。4月3日，澳新军队乘火车到达亚历山大港，然后改乘船奔向达达尼尔海峡，参加了加里玻利登陆战，一直打到1916年1月9日澳新军奉命撤退，乘护航舰队的船只返回埃及。英国军事当局原拟把澳大利亚远征军分散到英军各部去作战，遭到澳军总司令布里奇斯将军的坚决反对，因而澳军保持了一个整体。不幸他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阵亡，其职务由澳大利亚将军伯德伍德继任。伯德伍德担任澳大利亚远征军司令达三年之久，后受命担任英军第五军军长。在指挥澳军方面，怀特将军立有汗马功劳，对澳军的改组、作战计划的制定、指挥加里玻利登陆战以及后来胜利撤退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澳新军在达达尼海峡战役中，统一由英国名将汉米尔顿指挥。在近东战争中，澳军英勇顽强作战，可与英法军相媲美，因而牺牲颇大，澳军伤亡达2.66万人，新军也伤亡7500人。澳新远征军为帝国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但同时也锻炼培育出一支具有英勇善战传统的强劲国防军。不仅大大地提高了澳新军队的声誉和地位，而且还提高了澳新两国的声誉和地位。因此，加里玻利登陆日“4月25日”就成了澳新军团的纪念日。到这一天，澳新人民都要举行纪念性活动，甚至连英国人也都要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因而“4月25日”就成了澳新两个民族的崇高的象征，称之为“安萨①克日”。①安萨克，系英文ANZUK之音译，即澳新军团之意。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惨败，引起了英国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剧烈的震动，首先导致了英国海军参谋长费希尔海军上将、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辞职，因为他们，尤其是丘吉尔是这次战役的狂热的鼓吹者。在国际上导致了保加利亚决心加入同盟国（1916年10月14日），同时在意大利引起了支持中立观点的人的活跃。英法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损失惨重，仅兵力，两国损失16.4万人，此外还损失多艘舰船。土军损失亦十分惨重，兵力损失为18.6万人，许多军事设施被摧毁。英法联军指挥部决定于1916年1月9日撤军。伦敦总参谋部决定把澳新军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主要是骑兵留在埃及和亚洲，以打击土军，保卫苏伊士运河；另一部分，主要是陆军，调往欧洲西部战场，即调往法国，配合英法联军作战。实际上，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是澳新军队在后来欧亚战场大显身手的一个前奏曲。留下的骑兵先于1916年在肖伏尔将军统帅下参加了叙利亚——巴勒斯坦战役，后来于1917年又在艾伦比将军的指挥下参加了加沙战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结束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决策人法金汉说服了土耳其统帅部首脑恩维尔，要他在1916年对埃及发动一次进攻，目的有二：一是把更多的英军牵制在那里；二是借机破坏苏伊土运河运输线，在经济上打击英国，切断它同南亚和澳新的联系。土军统帅部迅速组建了一支远征军，其中包括土军两个师和一个德奥技术炮兵队。英国为抗击土德奥联军和确保苏伊士运河区的安全，在这里布署了三个步兵师、澳新骑兵师和一个英军骑兵旅，此外还有9艘大型军舰和6艘驱逐舰。英澳新联军首先从运河区向东延伸15—30公里后采取了固守阵地的战略。土德奥联军由德军中校克雷斯指挥向运河区方向进攻，到1916年8月初便接近英澳新联军阵地。8月4日，克雷斯所部发起猛攻，遭到英澳新联军的顽强抗击，因而惨败，损失兵力达1之多，被迫撤退。英澳新联军当即3乘胜反攻，争夺焦点是阿什城，但进展缓慢。1916年12月28日，土军在强大的攻势下被迫撤离该城，英澳新联军遂取得胜利，史称“巴勒斯坦战役”。巴勒斯坦战役的胜利，鼓舞了英澳新联军。这时帝国军事当局企图于1917年在巴勒斯坦战场上占领更多的领土和进一步打击土军，故采取继续向前推进的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占领加沙市及其东南40公里的比尔谢巴市。英澳新联军曾在1917年3月26日至4月19日发动攻势，遭到土军顽强反击，伤亡很大，一度停止进攻。英澳新联军经过长期休整与准备后，于10月份又重新开始进攻。指挥新进攻的是新上任为帝国联军司令的艾伦比将军。经过艰苦战斗，11月1日，英澳新联军占领比尔谢巴市，11月17日又占领雅法市，12月9日占领加沙市，从而又取得了加沙战役的胜利。澳新军团在这两次战役中表现十分英勇，为保卫苏伊士运河区的安全与畅通，为最后击败土耳其军队做出了巨大贡献，屡立战功。在西欧战场上的澳新军队也做出重要贡献。1916年初，帝国总参谋部决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陆军调往法国战场。3月19日，第一批军队到达马赛，后又调往法国北部战场。澳大利亚部队由于英勇作战，一直被认为是协约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获得极高的声誉。驻马赛的英军司令在谈到澳大利亚部队时写道：“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桩行为不端或不守纪律的事件。”澳新军团参加了法国战场上许多著名的战役， 如索姆河战役、伊博尔战役、帕斯什达勒战役、布耳库尔战役以及维累—布通诺、艾伯特等战斗。在突破兴登堡防线战斗中，这一兵团也表现了英勇善战和顽强精神。此外，澳大利亚海军也参加了欧战。“澳大利亚号”战舰与巡洋舰“悉尼号”、“墨尔本号”均被调往北海一带，在那里同英国舰队一起监视和封锁德国海军。在地中海水域也有澳之驱逐舰参加作战。此外，在印度洋上、马来亚海峡各地，澳大利亚的潜艇经常在那里出没，十分活跃，打击敌海军。澳大利亚国内的民兵发挥了保家卫国的作用，他们负责驻守沿岸，守卫码头，看管被拘留的敌国分子和保护军事设施，为维护国内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整个大战期间，澳军始终保持着五个师的编制，入伍士兵达416809人，送往欧亚非战场上作战的人数达331781人。到战争后期，尤其是在1918年，几乎所有的参战国，兵源都已枯竭，而在各交战国又弥漫着厌战情绪，澳大利亚亦如此。在这样条件下，离战场有半个地球遥远，而人口不足500万的澳大利亚竟能派出33万多的部队到海外作战，并能坚持四年，这确实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澳军伤亡的比例也是很大的，阵亡者为59342人，受伤者达152171人，伤亡合计是出发人数的64.98%，是帝国内各国军队伤亡人数比例最高的。澳大利亚入伍人数占男人总数的13.43%，英国为22.11%。从1914—1919年，澳大利亚耗用战费达3.64亿英镑，此外花费在年金、遣送归国费、伤员、战债利息以及归国士兵补助等项达2.7亿英镑左右，两项合计达6亿英镑，以500万人口计，战时财政损失人均近130英镑。这个数字是相当庞大的。三、大战时期国内的政治状况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基本上是稳定的，但这不是说没有任何波动。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因征兵问题引起的种种政治问题。经济上由于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些与传统经济政策不同的新政策，使经济波动程度和范围不十分剧烈和宽广。比较而言，经济状况优于政治状况。到1916年，英军在法国战场上和近东战场上兵力损失巨大，几达百万，澳大利亚军队伤亡人数亦猛烈增长，同时德国海军进行无限制的潜水艇战，封锁了英国，切断了同其他国家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内阁要求殖民地和自治领提供更多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提供更多的兵力。为此，英国政府邀请休斯总理访问英国和法国，以了解英法两国的实际困境。1916年3月，休斯出访英国。他在英国出席了帝国会议，英国首相还邀请他参加帝国战时内阁会议，复又选他作为帝国代表参加巴黎国际经济会议。无论在英国或法国，这位澳大利亚总理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休斯在法国视察战场时，英澳士兵亲切地称他为“澳大利亚小兵”。英国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求休斯在兵力问题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同年8月，休斯返回澳大利亚，从他在阿得雷德登岸起，澳大利亚因征兵问题开始了分裂，首先是工党内部的分裂。他回国后极力宣扬效忠帝国，提出必需增加兵力、军需品和粮食。他认为每月必须提供16500名士兵，要 达到这个数字必须实行征兵制，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在战后，澳大利亚才会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休斯领导的工党是一个一贯坚持反对征兵制的，反对澳大利亚士兵到海外服役，并视英国为帝国主义国家。因此，他深知推行义务兵役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回国后关于征兵制言论已开始引起其党员的不满。休斯提出一个办法：说服议会就义务兵役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而不是利用议会的多数强行通过义务兵役制法案。他的这一行动立即引起极大的反响。首先，工党群起反对，当然也有不少的人支持征兵制。一些主张推行义务兵役制的组织纷纷建立，甚至一些头面人物出来为他的主张拍手称好，如新南威尔士州的天主教大主教凯利博士以及该州工党总理霍尔曼。报界也纷纷发表文章和消息支持征兵制。这鼓舞了休斯下决心就义务兵役制问题举行全国公民投票。促使他下决心的另一因素是，自1916年6月以后，志愿参军人员日益减少。面对这样的局面，休斯遂于1916年9月1日召集参众两院主要议员举行秘密会议，研究如何确定征兵政策。会上决定了两项：向国会提出义务兵役制建议；该建议经议会通过后再交付人民表决。他的这一行动又立即引起工党的强烈反时。工党议员在墨尔本议会工党会议厅举行了会议，会上议员劳利森攻击了休斯，他说：“总理作为党的领袖已不再享有党的信任，兹宣布主席的职位悬空。”休斯愤然离开会场，离开会场的还有4名阁员和26名党员，工党从此开始了分裂。在墨尔本出版的《守卫报》当即指出：“工党已经拔枪自杀了。”接着工党采取了最严厉的手段，将以休斯、华森、斯宾塞、皮尔斯这些著名的工党领袖为首的一批党员开除出党，并且号召人民投票反对义务兵役制。休斯等人退出工党后，率其同党在1917年1月同自由党领袖库克谈判，不久休斯及其同党与自由党遂合并组成澳大利亚一度势力最大的国民党。工党极大地削弱了，以后有十三年未能重掌政权。休斯政府不顾来自反对派的压力，仍按原决定举行公民投票。1916年10月28日举行全澳公民投票，要求18—44岁的男子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次严重的非常状态中，你是否赞成为加强对外作战力量而采用义务征兵制？”投票的结果使休斯政府大失所望，投赞成票的为1087557人，投反对票的达1160037人，反对者比赞成者多72480人。投反对票最多的州有昆士兰、南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即工党和天主教势力最大的那些州，仅新南威尔士一州，反对票比赞成票多177739张。同时还在前线将士中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是：投赞成义务兵役制票的，为72399人，投反对票的，为58894人。支持者多于反对者。休斯政府既遭工党反对，又在公民投票中失败，面对这种局面，他只好辞职下野。澳大利亚总督考虑到自由党支持他，加之国民党在议会中居于多数党地位，故仍任命休斯组阁。在休斯新内阁中有原工党议员5人，还有原自由党议员6人，计11人。但到1917年5月又届大选，人们估计，此次大选，休斯领导的国民党会遭失败，但出乎意料的是，国民党大获全胜，工党惨败。究其主因，是工党著名领袖皆被开除，所余皆不孚众望，人们不敢贸然相信工党。第一次征兵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失利后，报名参军人数锐减，以1917年为例，志愿入伍最多的是3月份，仅为4989人，最少的是12月份，只有2247人。这和当时帝国战时内阁要求每月提供16500人的数字，差距太大。同时， 欧洲和亚洲战场上，澳大利亚军队伤亡人数猛增。当时招兵总监麦金伦虽然极力尽职，但收效甚微。帝国政府再三敦促澳再增建一个师，且又要求补充原有澳军之空额。加之，俄军在东线连连惨败，加剧了西线英法联军的困难。帝国政府要求澳政府每月至少要补充7000人入伍。到1917年12月，澳送往欧洲战场的士兵约30万人，因每月补充过少，不能维持5个步兵师的战斗力。澳军总司令伯德伍德将军一再向政府要求至少每月补充5500人，而实际上，1917年最多补充4989人，最少仅为2247人。欧亚战场上伤亡严重的消息时时传来。面对这种情况，休斯政府决定于1917年12月20日就义务兵役制问题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要求回答的问题是：“你赞成联邦政府增援在海外的澳大利亚帝国部队这一提案吗？”投票结果再次使休斯内阁失利，投赞成票的为1015159人，投反对票的为1181747人，仍是反对票多于赞成票。休斯再度率阁员提出辞呈，但由于他是参众两院中最大政党的领导人，拥有多数席位。不久，他又奉命组阁，阁员仍是原班人马。后来由于世界性的厌战情绪的增长，各交战国兵源都已枯竭，更何况澳大利亚仍每月补充数以千计的士兵，基本上保持着五个步兵师的番号。进入1918年后，协约国胜利和同盟国失败的结局已十分明显了，因而征兵制问题，这一导致澳大利亚政局动荡的因素，不复存在。四、大战时期的经济政策澳大利亚的经济基础并不十分稳固，属于脆弱型，因为主要经济部门不是工业部门，而是畜牧业、农业和矿业，而这些部门的产品又主要依赖世界市场，它所需要的工业品也主要依赖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在澳大利亚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大战打乱了世界市场旧有的格局，必然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加之，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要通过以万英里计的漫长而又危险的道路，其运输船随时有被敌舰袭击的可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不仅使经济状况基本稳定，未发生严重问题，而且使农业、畜牧业和工业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大力发展经济。在大战期间，无论联邦政府，或各州政府均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经济在大战的四年中间不仅没有停滞，相反却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13—1914年，澳生产总值为41210万英镑，到大战结束时，即1918—1919年，生产总值上升为52850万英镑，在五年中增长了28%强。以农业产值论，由1913—1914年的2740万英镑上升到1918—1919年的3500万英镑，在五年内增长近28%。从小麦产量上看，1914—1915年为2500万蒲式耳，而1915—1916年竟高达1.7亿蒲式耳，一年之内增产7倍。当时澳大利亚国内小麦耗用量仅为4000万蒲式耳，极需外销的高达1.3亿蒲式耳。再以畜牧业而言，1913—1914年产值为5340万英镑，到1917—1918年达10160万英镑，四年之内竟能增产90%以上。采矿业产值在1914—1918这四年中虽未有多大发展，大致在2000万英镑上下浮动，但澳大利亚冶金业却在这一时期有了相当的发展。大战对澳大利亚制造业起了促进作用。1914年以前，制造业只是有了初步的基础，英国工业品在澳大利亚市场独占鳌头。大战爆发后，正常的来源断绝，澳大利亚的民族工业从而迅速发展起来，到1919年，以前国内没有制 造过而这时已制造的工业品达400种之多。还可从加工业产值大幅度上升看出来，1913—1914年为5550万英镑，到1917—1918年为6360万英镑。工矿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1917—1918年已达17.4%。当然，澳大利亚的经济仍十分落后，仍是一个农牧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程度很低。大战尤其促进了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武器、弹药以及其他军需品，如军衣、军用靴等工业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澳大利亚军需署建立了承包和供应委员会、联邦军事委员会等机构。政府竭力实现在武器和军用被服生产上能自给自足，为此建立了一些国营军需工厂，如专门制造步枪等武器的利兹戈大型兵工厂。钢铁工业在大战期间发展尤为迅速，纽斯卡尔成了澳大利亚的钢铁基地。著名的布罗肯希尔工业有限公司在这里建立了巨型钢铁工厂，并于1915年投入生产。该工厂到战后已能生产优质钢，并且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生铁产量，1913年全澳为4.7万吨，至1919年已升至33.2万吨。巨型冶金公司除布罗肯希尔冶炼公司外，还有锌联合控股公司、全澳锌矿电解公司、五金制造公司等。战前许多冶金工业部门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休斯政府根据《戒严法》从德国公司手中收回冶金权利，任命以前曾与冶金业关系密切的约翰·希金斯为政府冶金业顾问，并指示他“尽可能使所有矿石和金属在联邦境内冶炼或精炼。”联邦政府十分重视农牧业的发展，这是它的传统政策，在大战期间亦如此。大战期间，农牧业的主要是销售和运输两大问题。以小麦而论，1915—1916年待外销外运小麦高达1.3亿蒲式耳，待运待销数额如此巨大，不设法解决立即会给澳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羊毛也有此问题。为解决问题，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设置全国小麦管理局，各州派专人负责发展小麦生产事务。为促进小麦在英国销售，在伦敦设立了小麦销售委员会，该委员会工作由澳驻英高级专员主持，经常与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协商销售、运输和储存等问题，为储运小麦，还聘请英国船运业协会有关人员与小麦运输商组成小麦销售运输顾问委员会。在整个大战期间，通过上述措施，澳大利亚往英国运送小麦高达4.47亿蒲式耳。全国小麦管理局还通过联邦银行和其他银行获得必要的资金，以预先支付给农民使其有生产的资金，同时还组织银行与小麦生产场主签订贷款合同。联邦政府为了促进小麦生产还颁布了奖励种植小麦的条例和办法。畜牧业方面，政府也采取了种种办法。1916年前，原毛采用拍卖方式出售，自1916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以高于1913—1914年市价55%的价格收购澳大利亚的全部羊毛。澳政府接受此建议，因而设立了中央羊毛管理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向英国出售羊毛一切事务，委员由牧羊场主、羊毛商人、羊毛厂家推举的代表组成，主席一职由政府派官员充任。羊毛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销售羊毛、评定等级、组织运输。羊毛和小麦的运销是关系到澳大利亚经济命脉，以至关系到澳大利亚国家命脉的大事，这两大问题的解决是澳大利亚在大战期间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2.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开辟税源和增加税收。战争刚开始时曾争论过依靠什么来筹措军费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增加税收，既征课较高的直接税，又征课较高的间接税，这主要是工党的主张。第二种意见是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来支付军费。后来政府采纳了举借 外债和发行公债的意见。到1918年6月30日，澳大利亚欠帝国政府的债务达4900万英镑，此外还欠帝国给澳军的给养费达4200万英镑，两项合计达9100万英镑。4200万英镑贷款系提供的现款与黄金，联邦政府利用其中的黄金作为发行澳大利亚纸币的准备金，因此，澳纸币信用极高，为稳定和抑制物价起了巨大作用。四年中，物价虽有波动，但不像其他交战国那样大。据统计，四年内，大部分商品上涨幅度在46%左右，只有医药品、建筑材料、煤、钢铁、棉织品上涨幅度超过一倍至两倍。此外，联邦政府还举借了大批国债，即发行公债券，先后共发行7次，总额达19408万英镑。从国家的观点来说，税收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之一，在大战时期尤其如此。联邦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开辟了新税源，如增收遗产税、所得税、战时利得税等，此外还提高了税率，如提高了土地税率、出口税率、娱乐捐税率等，因而国家税收在四年中成倍地增长。1914年全澳税收仅为64万英镑，1915年上升为380万英镑，1918年又上升至2120万英镑，1918年比1914年要高32倍多。3.联邦政府利用国家政权力量控制经济。联邦政府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控制经济，使经济发展符合战时之急需，其具体做法如下：第一，1916年1月，联邦政府为使资金确实用于战争和生产便颁布了《投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在四年内投资于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资金达9430万英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第二，管制物价。大战期间，影响政治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是物价波动幅度的大小，因此，联邦政府在战争期间十分重视物价动向，为了抑制批发和零售商品价格的暴涨，特地成立了一个以前总理迪金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和研究物价问题。1916年3月又成立了全澳物价调节局，首先将面粉及面粉制品规定全国统一价格，后又将一切日用品规定详细价格。为了使物价真正达到稳定，还严格限制水陆交通运费的提高。同时各州政府又建立物价评定局，派专员主持工作。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在四年大战期间，医药品上涨率为209%，建筑材料为144%，煤铁为119%，棉织品为131%，其余商品上涨率大致在21—47%间。以地区言，四年间粮食和水果在新南威尔士上涨率为35.5%，维多利亚为39.5%，昆士兰为44%，南澳大利亚为18.5%，西澳大利亚为13.5%，塔斯马尼亚为33.5%。这样的上涨幅度就是在和平时期也不是最高的。澳大利亚的战时物价管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国家控制重要物资。那时澳大利亚的主要物资是羊毛、小麦和矿产品，而这些物资的销售基本上由国家控制，为此建立了一系列机构，如羊毛管理委员会、小麦管理局、锌铜产品管理委员会、五金交易所。此外，国家还对诸如肉制品、皮革等产品予以统制。第四，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由于国家控制了重要物资羊毛和小麦，而这两项物资又主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因此政府就可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为了解决进出口贸易的运输问题，联邦政府努力增强交通运输能力，1917年2月建立航务管理局，统一管理国内外运输业。1916年7月，休斯总理亲自向英国定购15艘运输船。此外还大力发展本国造船工业。澳大利亚是一个外向经济型国家，运输问题的解决，有力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战时国家干预经济，澳大利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对劳工采取高压与仲裁并举的方针。 随着工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增强了，工会组织也日益增多。据统计，到1916年，工会会员人数达546556人，1921年高达703009人。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还表现在工党连续在大选中获胜，并多次组织内阁。在大战期间，由于澳大利亚参加了帝国主义大战，损失最大，生活水平下降，物价上涨，因而厌战情绪增长，罢工斗争层出不穷，仅1916—1917年间，各种工人纠纷案件达952起，参加人数达17万人次，损失工作日达627.8万之多。为了解决劳资纠纷，联邦政府设立了特别法庭，以仲裁劳资纠纷。1916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就是特别法庭仲裁解决的，满足了工人的要求，这次工潮遂平息下来。1917年又发生了大罢工，先是码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接着爆发了新南威尔士铁路工人大罢工，参加人数达10万人以上，损失工作日达400万，并有发展为总罢工的趋势。为稳定政局和解决劳资纠纷，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首先建立自由工人服务社，雇佣志愿工、“忠诚工”来担任运输工作，以破坏罢工；其次，根据《戒严法》劳资法庭撤销有关工会注册的法令；再次，惩罚工人积极分子；最后设立工资调整局，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用这些高压与仲裁并举的方针缓和了劳资纠纷，致使这次大罢工失败。但是这次大罢工，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联邦政府由于采取了上述政治和经济措施，使澳大利亚渡过了战时的困难，迎来了大战的胜利。 第五节战后的恢复工作与1929年的大萧条一、战后的恢复工作大战结束后，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便全力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在恢复的基础上谋求发展。经济恢复的首要工作是联邦政府帮助各州政府实施业已确定的目标。战时，联邦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集中了过多的财政权力和政治权力，战后各州政府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可是，整个国家一时难于把这种权力转移到各州去。这样就给各州造成了困难，特别是财政上的困难。各州甚感推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目标，困难重重，力不从心。那些经济上不发达的州，如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原来的条件差，基础薄弱，不像发达的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工农业经济发达，人口多，外贸收入亦多。虽然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基础好的州实现恢复目标无疑是会较快的。以经济和政治二者来说，主要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战后，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立即向中央政府提出报告，要求提供巨款给予援助。两州的报告还指出，由于推行“白澳政策”和颁布船运劳工条例，禁止役使有色劳工，致使运费大增，而两州处于边远地区，其运费增长幅度更大，影响两州进出口贸易的恢复与发展。进出口贸易对两州更具有重要意义。联邦政府对两州的报告十分重视，立即建立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经过详细调查，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提出报告，报告建议划拨巨款予以援助，以解决两州在恢复经济中的财政困难问题。此外，中央政府还派出专家多人，去两州协助解决具体问题。在联邦政府大力支援下，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战后恢复工作进展顺利，采矿业发展尤为迅速。战后整个澳大利亚恢复经济工作亦进展顺利，如1918—1919年，国民收入总值为3.58亿英镑，到1928—1929年上升为7.68亿英镑。与此同时，国民按人口平均收入也有所提高，从1918—1919年度的86英镑上升至1928—1929年度的121英镑。再以畜牧业产值言，1918—1919年为10160万英镑，1927—1928年为1.12亿英镑，也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农业总产值也有所增长，1918—1919年为5900万英镑，而1928—1929年为8950万英镑。战时服役军人数十万，战争结束后，复员和安置退役军人是一项关系国家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联邦政府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决定由中央统一办理。澳大利亚采取了安置复员军人同垦殖荒原相结合的方针，即把安置复员军人同发展农牧业经济结合起来。首先将各州大批荒地分别划定垦殖区域，确定退役军人的具体去向，并在退役军人中进行鼓动宣传工作，鼓励他们去垦荒；其次，中央政府采取各种办法筹措安置经费，决定在安置工作上，不惜耗用巨资；再次为退役军人举办短期技术训练班，进行就业技术教育。当时每个士兵送往内地垦殖所需费用在1000澳镑以上，其中包括水陆交通、建筑房屋、技术培训、安家、购置生产工具、牧畜等费用。此项工作从1918年开始到1925年结束，共办理此种退役军人达34955人，耗资35001941澳镑以上。战时因耗资巨万造成贸易上入超甚巨，黄金与外汇几乎枯竭。加之，国家银行与商业银行所采取的外汇汇兑政策不一，影响了国家金融的稳定，损害了对外借款的信誉。这样造成了联邦与各州财政危机，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联邦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以摆脱困境。第一，1924年颁布《银行法案》。法案明确规定联邦银行为国家的中央银行，统一对外汇兑政 策。第二，鼓励农牧业生产，奖励各种产品出口，采取各种办法开辟国外贸易，以增加本国的外汇收入。这两项政策不仅促进了外汇收入的增长，而且招来更多的英国信贷，改善了国家财政状况，增强了经济实力，从而推动了战后经济恢复工作。战后，澳大利亚仍强力推行“白澳政策”，不仅如此，工党政府借口保证工人阶级较高生活水平甚至强烈反对大规模移民的方针，故战后移民速度十分缓慢，从1921年到1925年共移民172323人。到1930年，澳大利亚全国人口约650万人。澳大利亚作为英属自治领，其移民政策深受英帝国移民政策的影响。一战迫使英国停止向海外移民。一战结束后，英国为减少过剩人口和维持社会安定，迫切要求向海外移民。早在1917年英国皇家自治领委员会就有关海外移民问题写过一个报告，报告指出，为了有效地利用帝国境内的资源，需要大规模地把劳动力从帝国的心脏地区移到帝国外围国家去，即自治领去。这时丘吉尔还提出“帝国人口再分布”的论点。1921年，帝国会议表示支持资助移民计划，并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1922年，英国国会根据1921年帝国会议的精神制定并通过了《帝国移民法案》。法案规定，英国政府和各自治领政府为实施彼此同意的资助移民方案，要平均摊派经费。在实施的第一年，英国提供150万英镑，以后每年提供300万英镑。各自治领要提供移民居留地和垦殖的土地。澳大利亚在执行《帝国移民法案》时采取极为审慎态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再和西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等州政府协商，同时对申请移入澳洲的人员的素质进行严格审查，如发现不合乎在澳大利亚垦荒条件者，则拒绝接受，不准其登船。经审查合格者，则颁布移入许可证，并按1922年《帝国移民法》规定给予资助。在1921—1929年间，资助移民总计20万人。经济危机使资助移民工作停顿下来，从而被迫放弃了资助移民方案。1938年曾企图恢复实施1922年《帝国移民法案》，但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恢复的可能性亦随之丧失。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正当澳大利亚经济恢复工作顺利进行时，192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也波及到澳大利亚，使澳大利亚经济遭受一次重大打击。进入本世纪后，澳大利亚遇到过两次严重打击，一次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另一次是在40年代因日本的南侵而给它带来的军事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世界。1929年初，首先从东欧出现危机征兆，9月初在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9月下旬，美国纽约市场出现大暴跌，危机很快波及到加拿大、日本、西欧、东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形成世界性大危机。这次危机延续到1933年，使资本主义世界损失达2500亿美元，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失还多800亿美元。1929年的经济危机对美德打击最为严重。英国也发生了危机，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相比，它要轻一些，但是它的对外贸易却遭到了沉重打击，减少了50%以上，第一次出现外贸逆差。这种状况必然要冲击自治领，首先要冲击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尤其在1931年英国经济危机达到高潮时。英国为摆脱危机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两项措施对澳新有重大影响。第一项是“节约”政策；第二项是放弃推行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因为澳大利亚在军事上依靠英国的 海军保护，在经济上更要依靠英国，市场、资本和技术几乎90%要依靠英国提供，甚至劳动力的来源也在颇大程度上依靠英国的移民。澳大利亚这时仍是一个农牧业和矿业为经济主体的国家，而其主要农牧产品和矿产品主要外销国际市场，因此它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出口上述产品数量锐减，从而造成对外贸易逆差过大。1929年头几个月，羊毛和小麦价格猛跌，澳大利亚出口总值几乎下跌了50%，接着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国际市场长期疲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总值受到剧烈影响，由1929—1930年的72050万英镑，下降到1931—1932年度的55340万英镑，下降了23%左右。这样从1930年下半年起，澳大利亚开始了经济萧条，1931年则出现了经济危机。澳大利亚危机的特点是，因为农牧矿产品出口滞销而发生出口贸易危机，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而发生财政危机。三、工党政府为摆脱危机采取的措施当时执政的是以詹姆士·斯卡林为首的工党。工党政府为了摆脱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模拟英国采取了“节约”政策，其目的是解决财政困难。由于推行战后恢复目标，大量吸引外资，主要是英资，因而外债迅速增长，仅在危机前十年（1919—1929年）就增加了22500万英镑。经济危机发生后，出现外贸逆差，这不仅没有减缓外债增长速度，相反加速了外债的增长，更严重的是因出口滞销而又造成失业人数的猛增。为了偿还外债利息、减少失业、解决财政困难，便提出了“节约”的口号。所谓“节约”政策，就是压缩行政开支和降低工资。工党的传统政策是提高工资，扩大就业机会。工党政府为继续维持这一传统方针，就得增办政府企业、扩大公共工程，而要这样做，就得扩大政府开支。这是当时所无法做到的，因而改变了传统方针。斯卡林政府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是压缩政府开支，诸如停止军事训练、取消对英国移民的资助、压缩和禁止某些商品进口，等等。其次是降低各类人员的工资、压缩各种福利费用。再次，增加每周的工作时数。为了实施上述政策，减少阻力，1931年，工党政府通过联邦仲裁法院，下令将基本工资减少10%。同年，联邦政府以1930年政府开支为基准下令削减20%。又通过联邦借款委员会于1931年5月建立了一个由柯普兰教授为主席的委员会专门调查政府预算和推行节约方针的效果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今后经济政策的报告。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同年6月，联邦政府召开了各州总理会议。会上以柯普兰的报告为蓝本制定并通过了著名的《州总理计划》。计划规定，以1930年6月份数字为准，将政府的所有开支削减20%；降低利率的22.5%，并在这一基础上兑换公债；降低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利率；放宽私人抵押；增加捐税，等等。在对外贸易上，联邦政府亦采取了措施，如扩大出口和提高关税率。在扩大出口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同加拿大、爱尔兰一起积极促进了帝国会议于1932年在渥太华的召开。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英国放弃自由贸易，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和帝国内部实行关税优惠制。所谓“优惠制”，就是英国同自治领以及自治领彼此间征收比其他国家较低的关税。这项协定尤其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摆脱经济危机起了积极作用，因为澳新两国的进出口产品90%以上是同英国进行的，而英国对非英帝国成员的国家采取高额关税政策，无疑扩大了澳新两国产品在英国的市场。根据渥太华协定，英澳两国就签订了大批小麦、羊毛及其他物资的购销协定。 在1932—1933年间，澳大利亚基本上摆脱了经济危机，经济逐步趋于繁荣，表现为出口价格上升、工业复兴、财政收入增多而日趋收支平衡。1934年，国家预算和决算都出现了盈余。澳大利亚是从大危机中第一个摆脱出来的西方国家。四、战后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一历史时期（1918—1933）从政治上说，澳大利亚发生了重大变化。澳大利亚最大的政党——工党，从一战末开始不得人心，丧失选民的信任，在1917年大选中惨败。从1917年到1929年这十三年中，工党在历届大选中均遭失败。造成工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有二：第一，工党内部发生了破坏性的分裂，失去了以休斯为代表的富有斗争经验和很高威望的领袖，从而导致了威信的急剧下降。第二个因素是工党的政纲不再强调民族利益，过多地强调本党的利益，对战后国防政策缺乏民族热情，这当然要失去大批选民的信任。虽然如此，工党仍然是澳大利亚政党中的大党，实力相当雄厚，在昆士兰、塔斯马尼亚、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这四个州内有很大的影响，大选中往往获胜而执政，建立本州的工党政府。这些州的工党领袖善于迎合选民的心理，提出一些有关社会福利的政策和措施，以取得支持。1920年，新南威尔士工党领袖斯托利提出了增加基本工资的措施和周44小时工作制，又如该州另一工党领袖杜里竭力使州议会通过《产妇基金法案》和提高富人所得税率的法案。昆士兰工党纲领中有力争扩大农田水利的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深得选民拥护，他们认为这是“推进社会发展的政策”。应指出的是，在1929年以前，选民对各州工党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不是一贯的，有时就抛弃工党，因而还没有发生工党在全国范围的东山再起。工党内部的斗争仍很激烈，行政效率低，铺张浪费十分严重，换言之，工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仍不很高大，甚至有时是十分渺小的。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变化是产业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有组织的工人数量的增多。这是战后工业和农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1916年，全国工会会员为546556人，1926年增为851478人，1939年高达915470人。由于产业工人和工会会员的大发展，原来的工会组织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希望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这个要求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就已提出了，但没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各个工会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尤其那些较小的工会怕因此被大工会吃掉。另一方面，几个大工会都想取得对即将产生的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权，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加之，澳大利亚工联想方设法以自己为核心来建立工会，从而引起其他工会的逆反心理，致使全国统一的工会迟迟未能建立。但是，建立全国统一工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和要求，经过多年的斗争与协商，1921年各工会确定了建立全国统一工会的基本原则。1927年在墨尔本召开了全澳职工代表大会，会上正式建立起工人阶级的全国性工会——“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最大成果是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建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澳大利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列主义开始传播，并且和工人运动密切结合。在这样的基础上，1921年10月30日建立了澳大利亚共产党。这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该党建立后，立即投入到领导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火热斗争中去。1922年， 澳共加入了共产国际，30年代初领导了煤矿工人大罢工和失业工人的斗争。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澳共在1935年提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口号，进行了在澳大利亚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工作，深得民心。为了援助西班牙革命和反对法西斯主义，它在1936年组织了澳大利亚志愿军，参加了援助西班牙人民革命的国际纵队，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澳共的绝大部分干部担任各种工会的领导职务，因此它在工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920年，“澳大利亚乡村党”正式建立。这也是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该党前身是1916年成立的“乡村党”，那时它是一个地方性政党，自称代表农村人口的利益，实际上是以农、牧场主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后来它的影响逐步扩大，各州都有了分支机构，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全澳，在1919年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在众议院中得到11个席位。这说明“乡村党”已是一个全国性政党了。1920年元月正式取名为“澳大利亚乡村党”。五、布鲁斯—佩季联合政府进入20年代后，“澳大利亚乡村党”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在1922年的大选中，它获得的议席上升14个，成了一个对全澳政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政党。以休斯为领袖的国民党为抵制工党，提出了和乡村党联合执政的建议。但是，乡村党领袖佩季向国民党提出了要休斯辞去总理职务才考虑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苛刻条件。双方虽经谈判协商，但佩季仍坚持其条件。休斯从大局出发于1923年2月主动辞职。国民党第二号人物布鲁斯出任总理，组成了布鲁斯—佩季联合政府。内阁中，国民党有6名阁员，乡村党有5名阁员。可见这时澳大利亚乡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了。布鲁斯—佩季政府所推行的内外政策，仍是国民党制定的政策，或者说由休斯内阁所确定的方针，诸如移民政策、销售农牧产品政策、保护民族工业政策、白澳政策、劳资仲裁制度、保护关税政策，等等。换言之，在联合政府内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民党及其领袖布鲁斯。斯坦利·布鲁斯于1883年生于墨尔本市，曾在著名的墨尔本文法学校学习，190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一战爆发后参加英军，在加里玻利战役中负伤，返回墨尔本。1918年在国会补选议员选举中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当选众议员。1921年末出任司库。厄尔·佩季于1880年生于新南威尔士，曾在悉尼中学学习，并毕业于悉尼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从事外科医生工作而致富。1913年当选为南格莱夫顿市政委员会参事。在一战时参加澳大利亚空军，从事医务工作。从空军退役后从事政治活动，1919年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1921年当选为澳大利亚乡村党领袖。布鲁斯—佩季政府在执政期间取得显著的成就，为后来战胜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先为发展澳大利亚农业做出了贡献，如开办农村信贷部，制定推销农产品措施，颁布了保证出口法，设立出口管理局，并且筹措了农村发展规划和资助向农村移民的资金。联邦政府还大力发展科学，建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拨出巨额经费予以支持，1926年一次就拨出25万英镑作为该委员会的基金，并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工业生产上去。布鲁斯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指出“移民和开发”是澳大利亚的“两大基本问题”。提出以解决这两大问题为目标的建国方针，为此建立了专门 研究这两大问题的机构——开发与移民委员会。1925年，澳大利亚同英国就向澳移民问题签订被称作“3400万英镑的协定”。根据协定，任何州需要移民，要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布鲁斯当政期间曾批准了南澳大利亚提出的托德河开发方案，批准了新南威尔士提出的在拉奇兰河维安加地区修筑堤坝方案和昆士兰提出的一些开发计划。“3400万英镑移民协定”因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1939年二战爆发而被迫取消。但执行这个协定还是有一定成就的，如在1921—1929年间，获得资助的移民达21万余人。联邦政府竭力为澳大利亚农牧产品寻找国外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的扩大和“开发与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澳大利亚同加拿大签订贸易互惠协定，同东方诸国建立了奶油贸易关系。在发展工业方面，布鲁斯政府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促进本国制糖工业的发展，中央政府与制糖工业基地——昆士兰达成协议，规定砂糖零售价由政府决定；为防止国外砂糖的竞争，提高进口砂糖的关税。又如，为发展本国果酱工业供以廉价砂糖；为发展啤酒花工业，限制啤酒花的进口。此外对国内工业所需而又一时生产不出来的产品，则降低进口税。为了促进本国加工业的发展，从1924年起，联邦政府颁布并推行了出口担保法。根据该法令，政府建立了组织出口的若干个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可要求银行预支付款项作担保，而担保的款项总额高达产品市价总值的80%。战后，澳大利亚卫生状况一度恶化，各种流行病和传染病经常发生，加之，各州政府对卫生工作重视不够。面对着这种情况，联邦政府设立了卫生部。新建的卫生部业务范围十分广泛，不仅贯彻执行澳大利亚建国以来的检疫法案，而且还要进行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教育。1925年又建立国家医药委员会和联邦卫生委员会，1927年又提高卫生部在内阁中的地位，升格为内阁的一个正式部，其部长升格为内阁成员。到1930年该部发展成6个司。在医药卫生方面，联邦政府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在工业卫生和热带疾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布鲁斯在执政期间的1927年，把澳大利亚首都从墨尔本迁移到新建城市堪培拉。根据1898年制定的联邦宪法规定，首都所在地要得到2/3的人民投票赞成，经各州批准方能确定。新南威尔士利用这一点坚决要求联邦首都设在他们的境内，否则不批准宪法，其他各州只好同意，条件是不能把悉尼作为首都。维多利亚州提出在新首都未建成前要以墨尔本作为联邦政府的所在地。由于这样的争吵，联邦宪法关于首都规定了这样一条：“（首都）将设在新南威尔士州，距离悉尼不少于100英里”。首都具体地点的选择由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去完成，他们推荐了许多城镇，争论多年，最后确定在今①堪培拉。这原是一个大牧羊场，距悉尼飞行里程238公里，距塔斯曼海约112公里。首都占地面积1513平方公里。首都的建设于1913年3月13日正式举行开工典礼。首都建设总监是伯利·格里芬。经过十四年的曲折，1927年，首都基本建成，因而政府机构正式迁到这儿来。刚迁来时，该市人口只有5000人，到1947年时，也不过是1.6万人，人口增长得十分缓慢。50—60年代，孟席斯政府大力发展首都建设，于是人口迅速增加，约有10万人。②1927年5月19日在新建的国会大厦前面，约克公爵正式宣布堪培拉为澳大①“堪培拉”一词是澳洲土人语言，其义有三：1.会面的地方；2.莫伦格鲁河河湾；3.女人的乳房。②即后来的英王乔治六世。 利亚联邦的首都。应指出的是，布鲁斯—佩季政府利用立法手段和国家机器严厉镇压那些被它认为是制造动乱的工人群众。1923年，维多利亚发生了警察大罢工，1925年发生了曾使沿海港口瘫痪的海员大罢工。布鲁斯—佩季政府镇压了这两次大罢工，对海员工人大罢工的镇压措施尤为严厉。总理命令警方把那些参于罢工的不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人强行押解出境。1927年，联邦政府决定彻底改革仲裁法，并于1928年修改了仲裁法。新的仲裁法规定了若干项处罚参于罢工的工会及其领袖的条款。因仲裁法过于严厉而又是针对工人群众的，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于是，1929年就这个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党派斗争。与仲裁法有密切关系的是工资立法问题。斗争的双方是以政府，即国民党和乡村党为一方，以工党集团和休斯集团为另一方。布鲁斯政府要求把仲裁立法交由各州政府去管理和执行，联邦政府再不予以过问。反对派则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要仲裁立法。关于仲裁法问题在众议院进行了表决。投票结果，三位政府的支持者倒向以休斯为首的反对派，议长表示不参加投票，于是双方势均力敌。后来，由于国民党议员马克斯倒向反对派，于是政府失败了。在这场斗争中，工党重新团结起来，通过长期的斗争考验，工党培育出新的有威望的领袖斯卡林，因而工党便团结在这位新领袖的周围。这就是工党重新执掌政权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况且从1927年起，澳大利亚经济出现了不景气，1929年又被卷入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旋涡。从1919年到1929年十年间，澳大利亚的外债增加了2.25亿英镑，这已引起国内各阶级的愤懑，镇压罢工又失去民心，因而1929年布鲁斯政府因仲裁法而在国会中的失败就成了它垮台的导火线。六、工党重新执政与内部分裂1929年，澳大利亚进行大选，在大选中，工党击败了国民党和乡村党的联合阵线，1929年10月22日重新执政，从而结束了十三年的在野党地位，斯卡林出任联邦政府总理。詹姆士·亨利·斯卡林，1876年生于巴拉腊特，出身铁路工人家庭，受正规教育甚少，靠自学成才，曾在杂货店当过徒工。1903年参加工党，1906年当选州议会议员，并且是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1910年当选联邦议会议员。一战期间主编巴拉腊特《傍晚回声》，狂热宣传澳大利亚民族主义。1922年当选工党全国领袖。不言而喻，工党政府上台后的局面是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国内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国内而言，失业人数猛增；国家岁入剧减，外债猛增而又无力偿付债息；生产一落千丈，对外贸易锐减，国际市场价格大跌。经济上的困难必然导致党派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政局不是十分稳定。上文谈到斯卡林政府在上台后的几个月内全力克服贸易逆差和解决财政危机，因而放弃了军事训练和大幅度提高了关税。但这些措施未能防止预算赤字和失业人数的增长。因此只好改弦更辙，1930年上半年，工党政府采取了所谓“节约”政策。同年6月，英格兰银行派代表奥托·尼迈耶爵士来澳商讨澳大利亚偿还英国债息问题。8月，尼迈耶应邀参加了墨尔本召开的总理会议。讨论偿还债息问题也是这次会议重要议题之一。会上尼迈耶提出，澳大利亚应模拟英国采取以降低生活水平为核心的“节约”政策。这样，斯卡林采取了“节约”政策。这样的政策违背了工党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的传 统政策，从而引起了工党内部的不满和斗争。党内一部分人不承认澳大利亚被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顽固地认为经济萧条是资本家的阴谋。他们据此大肆攻击斯卡林政府的“节约”政策。攻击最强烈的是新南威尔士工党领袖、国会议员兰格。兰格打着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招牌而赢得了工会会员的信任。他攻击斯卡林采取“节约”政策而偿还英国债息，使澳大利亚变成了英国债券人的牺牲品。这样，刚刚重新团结起来的工党又面临着新的分裂。党内反对派利用《工人时报》攻击坚决拥护斯卡林的政策的赖昂斯和劳顿，他们都是内阁成员。在这种形势下，1930年11月，工党举行幕后会议，以解决党内的政策问题。许多议员抨击墨尔本会议所确定的“节约”方针。工党幕后会议在争吵中通过了由联邦银行提供贷款支持联邦政府财政开支的决议和关于筹款2000万英镑兴办公共工程减少失业的决议。会议还赞成联邦政府制定法案，以便使到期的债券延缓一年。幕后会议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党内政策而消除党内矛盾与斗争，相反却使党内矛盾和斗争公开化和尖锐化。来自新南威尔士的工党议员西奥多、奇夫利、麦克蒂南和布克果利在表决上述两个决议时都投了反对票。代理财政部长赖昂斯公开表示拒绝这两个决议。在伦敦参加帝国会议的斯卡林总理也公开表示拒绝幕后会议的决议，认为两个决议的通过损害了正在伦敦进行的财政谈判。为了避免党内大分裂，双方达成临时妥协，等待总理返回后再做重大决策。1931年1月，斯卡林回国，接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缓和党内的矛盾和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工党毕竟是分裂了，分裂成以斯卡林、西奥多为首的一派和以兰格为首的反对派。同时，工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赖昂斯等人退出了工党。他们退出工党后于同年5月同国民党合并，改名为“澳大利亚统一党”，赖昂斯并成为该党的领袖。工党的削弱和反对党力量的增强，对工党内阁十分不利，可以说工党内阁已处于四面楚歌和内外夹攻之中了。斯卡林从伦敦返回后就恢复了西奥多的财政部长，这样代理财政部长的赖昂斯和代理总理的劳顿也就离开了内阁。由于这两个重要阁员的退出，联邦政府不得不重新组建，在改组时，兰格派的人一个也未入阁，他们愤怒地退出了工党幕后会议。工党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七、赖昂斯联合政府1931年12月进行了大选，工党在选举中惨败，它在众议院的席位一下子减少了21个，仅取得14个席位。相反，澳大利亚统一党和澳大利亚乡村党组成了联合阵线，他们的席位由34个增加到54个，在众议院中居于绝对优势，因而两党联合组阁，赖昂斯出任联邦总理，内阁于1932年1月6日宣誓就职。约瑟夫·阿洛伊修斯·赖昂斯于1879年生在塔斯马尼亚一个贫苦人家，幼年生活十分穷苦。后被其姨母收养，助其读书，17岁在国立小学教书。1909年当选为塔斯马尼亚议会议员。1914年任州工党政府教育部长和铁道部长，同时在他主持下，在塔斯马尼亚建立了第一批中学。1917年成为塔斯马尼亚州的工党领袖。1923—1928年，任州政府总理、铁道部长和矿业部长。1929年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赖昂斯内阁仍是统一党和乡村党的联合政府，而工党则变成了在野党，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9年4月。政府党和在野党（工党）的斗争在这一历史时期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1932年1月，赖昂斯刚上台不久便接到联邦借款委员会报告，说新南威尔士总理兰格没有按着《总理计划》规定的数字“节约”开支。他对此十分不满，从而联邦政府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生摩擦。同时兰格提出的削减后的政府官员的年薪不得高于500英镑的议案被驳回，这种摩擦因而进一步加剧。同年2月，兰格向联邦借款委员会提出无法偿付外债利息的要求请予批准，而借款委员会却置之不理。这一连串的事件，导致联邦政府与兰格工党间矛盾尖锐化。联邦政府根据宪法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下令把新南威尔士州的财政收入和该州银行管理的资金全部冻结，并令其上交联邦，这样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兰格作为州总理为了进行反击却不顾触犯联邦法律和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竟然将公款从银行提走，交付政府金库，并下令封锁金库。联邦政府对兰格如此胆大妄为只好诉诸联邦总督。总督以兰格违背法律为由将其撤职。这样，政府党同兰格工党的斗争，以政府党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二个斗争焦点是关于给英国进口商品特惠权问题，即履行“渥太华协定”问题。这引起澳大利亚工业资产阶级不满。澳大利亚制造业协会认为，履行协定会导致英国工业品充斥澳大利亚市场，从而损害本国民族工业的利益。工党借机攻击政府，坚决要求保护关税和提高对英国工业品的关税率。赖昂斯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坚决维护和履行了“渥太华协定”，并且降低了关税，不仅如此，为了扩大澳大利亚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同比利时等国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这样的贸易政策不仅没有导致本国经济萎缩，相反，缓解了本国经济危机，并加速了发展。到1934年，澳大利亚经济走出了危机，国家财政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国家预算有了盈余。赖昂斯政府在这场斗争中又站稳了脚跟。 第七章1934—1949年的澳大利亚1934—1949年是澳大利亚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战前进行建设阶段（1934—1939）、进行反法西斯战争阶段（1939—1945）和战后恢复与发展阶段（1945—1949）。在这三个历史阶段里，主要是工党领导着澳大利亚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在战后进行了艰巨的经济恢复工作。其他政党，如自由党（其前身为统一党）、乡村党和共产党都为抗日战争和战后重建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它们的政治观点歧异和争论激烈，但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在祖国危难与关键时刻，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克制，都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从而保证了胜利的到来。在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在军事上、外交上和经济上最终摆脱了英国的控制，消除了殖民地痕迹，并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恢复与发展的巨大成就为澳大利亚在60年代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一节二战前夕的澳大利亚一、二战前的经济建设澳大利亚在摆脱经济危机后，在经济上向独立国家迅速演变，到二战爆发时已取得显著成就。首先表现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39年，各种工厂达2.7万家，工人总数达58.8万人，工业产品总值5.5亿英镑，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2010万英镑）的59%以上，基本上是一个以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工业固定资产总值达27458.3万英镑。初步形成了工业发达的东部与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等州，出现了一批工业发达的城市，诸如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以193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例，新南威尔士为15443.3万英镑，维多利亚为11689.3万英镑，昆士兰为4620万英镑。1931—1940年的工业发展状况，十分清楚地表明，澳大利亚工业发展十分迅速，详见下表：①1931—1940年工业发展状况年代工业总产值%1931290798564100193228164578593193330479786510419343301340601141935364912421125.81940644794908222从1931—1940年这十年间，澳大利亚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2倍。澳大利亚工业发展的另一特点是：到二战前夕已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澳大利亚拥有多种工业部门：矿石、玻璃、化学、钢铁、纺织、制革、服装、制烟、制酒、木材、傢具、造纸、印刷、电气、橡胶，甚至还有乐器、珠宝、磁器，等等。且技术工艺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亦显著提高。工农业的发展必然会给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来动力。到1938年，澳大利亚已拥有铁路43828.7公里，是年货运量达3323.8万吨，客运量高达38486万人次。铁路职工人数为10万余人。此外还有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到1938年共有公路达775028公里，拥有各种汽车近90万辆。到二战前夕，澳大利亚在航空和航海方面亦有巨大发展。航空事业发展尤为迅速，如1938年民航客运量147919人次，货运量达7865.4吨，邮件运量亦达3356.6吨以上。同时国内建立了较完整的航运网，民航机全年飞行路程近30万公里。国内各主要城市均通航，国外航空亦开辟，可远航至英国和美国。澳大利亚海岸线是世界上最长的国家之一，加之同母国远隔三大洋，往来全部靠航海，因此，澳大利亚民用航海事业一向发达。到1938年全国航海运输公司达30家，大小轮船167艘，沿海各重要港口均通航，并且还远航欧、亚、非、南北美各大港埠。农牧业在30年代亦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农业方面，播种面积增长幅度较大，1920—1921年度已达1507万英亩，当时人口在540万人左右，1930—1931年度，播种面积升至2516.3万英亩，这时人口在650万左右。后来有①见骆介子《澳洲建国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82页。 所下降，如1940—1941年度，播种面积下降到2111.8万英亩，人口在700万以上。农产品收获量甚高，1840年，小麦产量为8223.3万蒲式耳，价值达3836万英镑。其他农产品产量亦很高，大麦为713.3万蒲式耳，玉米为919.2万蒲式耳，燕麦为1019.9万蒲式耳，马铃薯48.3万吨，甘蔗552.3万吨，豆类59万蒲式耳。主要农产品总值达8393.86万英镑。牧业方面，羊只数目日益增长，1921年有羊只86119068只，产原毛327980吨。1931年羊上升为110618893只，原毛453600吨以上。1941年更增至115189129只，产毛50万吨以上。1941年比1921年，羊数增长45%，原毛增长61%。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牛、马、猪等饲养业的发展上。1931年养牛13091175头，马为1697845匹，猪为1797821头，按人口平均，每人羊17只，牛2头，马1/3匹，猪1/3只，居世界之冠。畜牧业的副产品，如牛、羊、猪皮、牛奶，牛羊肉，乳酪业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例如经济危机后，牛奶产量平均每年达近54.1亿升，国内仅耗用20%左右（新鲜牛奶），其余制成乳酪和奶粉。牛羊肉除国内耗用一部分外，大部制成罐头。1939年，宰牛350万头，3/4供国内耗用，1/4远销国外。同年生产羊肉323409吨，73%供国内耗用，27%供出口用。1939年产牛油216120吨，产乳酪31601吨。二、采矿业的长足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采矿业一度衰微，不如农牧业，尤其不如工业发展之迅速。在20年代初，新南威尔士州矿产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与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是：第一，成本高，产品质量低；第二，运费高，冶炼价格高；第三，机械化程度低，而工人工资亦低；第四，勘测工程缺乏政府资助，因而发现新矿过少。联邦政府接受了该矿产委员会的报告所提出的观点，决意纠正不利因素，大力支持发展采矿业，首先制定了“全澳矿业发展计划”。从1926年起，联邦政府连续颁布了几个奖励矿业勘测与开采的条例，如1926年矿床勘查奖励办法，1927年石油勘测奖励条例、1930年黄金勘查奖励条例。此外还颁布了奖励研究土壤与发现新矿床的条例。进入30年代后，联邦政府仍大力采取措施促进采矿业的发展，特别重视探查矿业资源的工作。1934年，联邦政府颁布了“澳大利亚北部土地勘查法”，目的是促进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土质与矿产资源的勘查工作。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确定经费为15万英镑，其中半数由联邦政府提供。“澳大利亚北部土地勘查法”规定了北纬22度线以北至海岸线为勘查的地区范围，并确定了由西澳大利亚、澳北区和昆士兰三个州联合勘查。因此在经费方面，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两州均摊其余7.5万英镑勘查经费。勘查工作到1938年完成，勘查土地面积高达1.9万多平方公里。这是澳大利亚勘查资源史上的壮举。联邦政府在大力推进勘查工作的同时，亦大力促进采矿业的发展，如1934年拨出专款283750英镑资助各州的采矿业。各州分得此笔款项数额为：新南威尔士得款33200英镑，维多利亚得45700英镑，昆士兰得60500英镑，南澳大利亚得12800英镑，西澳大利亚得44400英镑，塔斯马尼亚得13400英镑。澳大利亚亦十分重视勘测与开采石油资源。1929年联邦政府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寻找石油资源和开采石油曾拨出37万英镑专款予以资助。不仅如 此，另外拨出近20万英镑资助私营石油开采与勘查公司。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系列石油企业，著名的，也是最大的是国家炼油公司，该企业实际上属公私联营企业。国家炼油公司为发展业务聘请著名地质学家作为该公司的顾问，并且派本公司专业与工程技术人员到美国、阿根廷等石油工业发达国家进行考察。采金业和煤炭工业亦有相当发展。从1931到1940年，全澳大利亚共采出价值达1268.3万英镑的黄金。从1925—1934年这十年间采出黄金达596757盎司，居世界十大产金国之列。以产值论，除采金业外，采煤业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矿业。全澳各州均产煤，以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产量最高，种类以黑煤为最重要，1938年产黑煤为1168万吨，棕煤为367.5万吨，两项合计产值高达754万英镑。最大煤区为悉尼煤区，占地达2.4万平方公里。其他，以采铁、银、锡等为重要，1938年，澳大利亚产银总值据不完全统计为379.9万英镑，产铁总值为260万英镑。由于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澳大利亚的采矿业发生了改变，由衰微局面转向迅速发展的局面。以产值言，由1919—1920年度的1720万英镑，上升至1938—1939年度的2790万英镑，二十年内增长61%。澳大利亚二战前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成就不仅大大促进了本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独立，而且为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日意法西斯做出巨大贡献创造了条件。三、澳大利亚独立性的增强一战后，澳英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战中，英国作为主角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靠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力量，靠世界其他国家的力量才取得的。以自治领言，它们向帝国提供了大批军队，大量的物资与金钱，如澳大利亚提供40万军队，新西兰提供11.7万军队，加拿大和印度提供的军队就更多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像其他协约国一样同敌军浴血奋战，这必然造成下列后果：首先，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在英帝国中的地位大大地提高，它们的军队同英军并肩战斗，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自信心。第二，通过战争，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陆海空国防军，并且培育出一批军队骨干，从而取得了自己管理本国国防的大权，打破了英国对澳大利亚，以至对整个英帝国的军事垄断权。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帝国防御体制问题，通过一战而得到了解决。这充分地表现在1917年帝国会议上。这次帝国会议，英国和各自治领基本上以平等的地位讨论了帝国国防问题。会后，澳大利亚和其他自治领参加了战时帝国内阁。第三，通过战争，无论是澳大利亚或是其他自治领，打破了英国对整个帝国外交垄断权。这是自治领取得民族国家独立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在1917年帝国会议上，英国面对着自治领和印度在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得不同意关于给自治领和印度以充分外交发言权的决议。所有这些都说明，澳大利亚和其他自治领同英国的关系在国防与外交两个关键的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战后继续扩大与加深。在1918年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在加拿大的领导下向英国提出它们有权作为独立国家和交战国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的决议。这一要求得到英国的认可。后来，英国和各自治领的部长们都作为 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紧接着澳大利亚等自治领的部长们代表各自的国家加入了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内，澳大利亚等自治领作为独立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获得了托管权，如澳大利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附近岛屿的托管国。从而自治领作为独立国家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在以后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再不以“英帝国”或“英属自治领”的名义，而是以本国的名义与会或签字了。在这种背景下，1926年在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强烈要求下召开了帝国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了自治领的地位问题，最后以《鲍尔弗报告》的形式反映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报告对英联邦及其内部关系做了极为明确的表述：大不列颠和各自治领及其内部成员都是“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共同体，地位同等，在它们的外交和内政事务方面都互不从属，但共同一致效忠英王，它们在英联邦中是自愿联合的成员国”。这样，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平等地位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在1930年召开的帝国会议上正式地接受了《鲍尔弗报告》关于英联邦成员国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而为1931年帝国会议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创造了条件。《威斯敏斯特法案》用法律的形式把英联邦成员国平等关系这一基本准则确定下来。法案还规定，今后英国任何法律都不能用于自治领，自治领的法律由自治领自己来制定。这是一战后英澳政治关系演变的总的背景。澳大利亚虽然取得了外交和国防的自主权，并有了自己独立管理的能力，但它还不能完全摆脱英国的影响和控制。一方面是独立国家，拥有外交与国防的独立权，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受到英国的影响与控制，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英关系的根本特点。尤其是在30年代国际紧张关系出现后，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进入30年代后，战争乌云再一次在世界的上空密集起来。1931年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并开始把凶恶的目光投向南太平洋；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入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德日意法西斯形成轴心侵略集团，1939年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澳大利亚深受英国的影响。同时，这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不能不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政局，同时也影响着英澳的关系。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澳大利亚各党和联邦政府都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防政策。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在考虑这两个问题时是这样的两个事实为根据的：首先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外交和国防自主权的国家；其次，它还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在武器、市场，以至在许多重大对外关系上还得听从英国的决策。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的国防不能同英国分割开来，澳大利亚的安全同英国的安全是血肉相联的。这就决定了澳国的军事计划必须是英国的一部分。在布鲁斯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建造了相当数量的军舰，创建了空军。斯卡林当政时因经济大萧条废除了强制性军事训练，把军事预算压缩到微不足道的数目，以便执行“节约”方针。1933年赖昂斯上台，一方面经济危机已基本控制，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均有了转机，另一方面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日本南下方针已见端倪，因此便着手制定重整军备的计划。总之，所有这些都表明澳大利亚仅是一个有一定国防自主权的国家。 第二节澳大利亚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前各政党的对外政策国防与外交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二战爆发前夕的四五年间，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子，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澳大利亚的外交方针是以英国的外交方针为准绳，几乎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如它虽然制裁过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径，但也支持过张伯伦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赞扬过慕尼黑协定。当1938年艾登辞去外交大臣时，澳大利亚舆论又抱怨张伯伦错误政策，但联邦政府从未公开与张伯伦为难过。工党这时的国标政策，可从1939年5月举行的工党年会的决议中清晰地看出来。决议认为“澳大利亚保卫了澳大利亚联邦不受侵犯就是在帝国防卫事务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换言之，工党的国防方针是只顾自己的方针，从战略上是防御性的。当时有人就指出，工党的国防政策是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虚幻的。在当时，只有澳大利亚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武装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国防方针的正确性。由于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各党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国防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兰格工党领袖比斯莱在众议院辩论中提出澳大利亚退出国际联盟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被人斥之为“孤立主义”。工党新任领袖柯亭亦反对比斯莱的孤立主义政策，他认为一方面澳大利亚不能从欧洲矛盾中抽身，另一方面他认为支持英国加入战争不能是无条件的，他的结论是：“依靠集体安全就是国家自取灭亡”。柯亭在1939年5月一次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工党的纲领是：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的我国，应以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和澳大利亚人民的努力作防卫的主要力量”。在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工党政府正是执行了这样的方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执政的是孟席斯政府，是统一党和乡村党的联合政府。这两个党的国防政策是追随英国的政策的，即奉行“集体安全”的政策和姑息政策，直到张伯伦下台，建立起以丘吉尔为首的战时联合内阁，孟席斯才改变了澳政府的政策。因此孟席斯在澳大利亚，就像张伯伦在英国一样威信扫地，失去了党内外的信任。战前，澳大利亚对德国纳粹党和日本法西斯的政策，也是模棱两可的。澳大利亚统一党一方面对德国大肆迫害犹太人和战争狂热而愤慨，另一方面又对德国反共而高兴。工党内大部分人认为德意法西斯主义会危害工人阶级和工会，但党内那些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却害怕因反对纳粹，而落入共产党的怀抱。对日本法西斯的认识，澳大利亚政界在战前也持浅薄之见。早在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时，澳大利亚就有人预言，日本有可能南侵澳洲。然而那时澳大利亚政治家认为日本南侵澳洲大陆是遥远之事，只要鼓动日本西侵中国，就会使澳洲免遭日军侵扰。1927年，“田中奏折”明确指出了日本南侵的动向，把澳洲列为日本“待征服地区”。澳大利亚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未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只在1935年对日采取了贸易的歧视政策。各党对日政策也不一致。澳大利亚统一党认为光靠澳大利亚一国抗日是不可能的，主要依靠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乡村党支持这种观点。乡 村党的主张是反映了牧场主的希望与要求。当时，澳大利亚出口到日本的羊毛和其他初级产品数额在增长，不希望澳日关系紧张化。工党虽然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其中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直到1941年日军大规模南侵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没有制定出明确和有力的防日南侵的方针和政策。纵观1939年9月1日以前的澳大利亚整个政局，可以断言，它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充其量只是在严峻的国际局势面前开始思考这两个有关澳大利亚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认识是肤浅的，正因为如此，采取的措施是软弱无力的。这种状况是很容易被卷入国际战争，尤其易于被裹入世界性战争。二、二战初期的战争措施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侵略者出动了150多万军队，2500辆坦克和2000架战斗机，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侵入了波兰。波兰是追随英法大搞反苏的绥靖政策的国家。按道理来说，英法立即在德国西部用重兵进攻德国，开辟新战场，以缓和对波兰的军事压力。但是英法在向德国提出停止军事行动要求遭到拒绝后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在9月3日被迫对德宣战，没有采取任何实际重大的军事行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0年4月初德军大规模地进攻西欧为止。美国人称之为“虚假战争”（The‘Phoneywar’）时期。1940年4月9日德军进攻丹麦和挪威，5月10日进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与此同时大规模进攻法国，从而打碎了英法的“虚假战争”。“虚假战争”破灭之时也是张伯伦内阁灭亡之日。1940年5月10日，英国保守党主战派丘吉尔组织了战时联合内阁，取代了一贯推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内阁。欧洲局势和英国政局的大变动必然影响澳大利亚的局势。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一样也立即对德宣战。总理孟席斯向全国正式宣布，由于希特勒德国侵入波兰英国已向德国宣战，对德战争已开始，澳大利亚因而处于战争状态。工党领袖柯亭立即表示支持澳大利亚和英联邦成员国一起为保卫英联邦而斗争。参战后，孟席斯政府立即做出了下列决策：向英国输送粮食和军需品；招募军队，建立远征师团；着手进行军火和军需生产；准备让国会通过镇压共产党人的法案。这后一项决策显然是违背民心的，甚至连丘吉尔都不同意他的这一决策。决策之后，孟席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施上述决策。总检察长休斯是澳大利亚政界著名的老政治家，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丰富经验首先为澳大利亚国家的安全制定了两个国家安全法案，并在国会得以通过。国会还重申了一战时的国防法案和同敌国贸易法案仍具有法律效力。国防法案规定进行强制性军事训练，所不同的是这种军训人员服役范围扩大到新几内亚和巴布亚。根据同敌国贸易法案规定，禁止同敌国进行贸易，为实现这一法案，政府接管了小麦和羊毛交易市场。国会还通过了关于物资供给与生产的法案。为此，政府建立了战时物资生产与供给部和军需部，并委派澳大利亚著名的实业家布洛肯·希尔钢铁公司总经理埃星顿·刘易斯主持这方面的工作。澳大利亚宣布进入战备状态后，孟席斯深感过去追随张伯伦对法西斯推行绥靖政策不得人心，多次邀请工党参加政府，组成类似英国那样战时联合内阁，甚至他在1941年8月辞职前答应由工党领袖出任总理，他甘愿作一名部长，但都被柯亭一一拒绝。为此于1940年成立了一个军事咨询委员会，吸 收在野党人士参加，其名额政府与在野党相等，以便讨论有关军事政策的重大问题。工党参加委员会的除柯亭外还有伊瓦特和比斯莱。这个委员会在二战中起了巨大作用。参战初期，执政党和在野党关于战争争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关于澳军重点是保卫澳国自身还是保卫英帝国的问题，换言之，是要不要派重兵去北非和中东作战的问题。工党主张应以保卫澳大利亚沿海安全为重点。不过那时澳大利亚人还未看清日本南侵的企图，也未看清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卫能力是十分薄弱的。第二是关于强制性兵役问题。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工党仍坚持其反对强制性兵役制的立场。后来双方都做了退让，采取了双重兵役制：海外服役采取志愿兵役制；国内服役采取强制性征兵制。1942年，日本进攻日益逼近，这时工党已执政，柯亭劝说工党修改国防法案，允许强制性服役的军人到西太平洋地区服役一定期间。这是澳大利亚兵役政策的一个不小的进步。澳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参战措施就是组建远征军。首先建立了澳军第6师，并任命陆军中将布莱梅为师长，1939年末被派往巴勒斯坦接受进一步训练。1940年4月又组建了第7师，亦被派往中东，后来相继建了几个师，如第8师和第9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澳大利亚陆海空军作为英联邦军队的一部分，由英国最高军事当局统一指挥。当时澳大利亚的空军力量薄弱，仅拥有164架战斗机，大部分是旧式的。澳大利亚人深知在这次战争中空军的重要战略地位，故十分重视空军的发展。早在1939年9月初，澳驻伦敦高级专员S.M.布鲁斯就已向英国政府提出关于制定帝国空军培训方案的建议。经商定以加拿大作为培训空军人员的中心，各国所要培训的人员均送往该国集中培训。因而，澳大利亚空军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巨大发展。1940年，孟席斯在做了上述参战的种种准备之后重申澳对英要提供更多的军援，并声称他的政府已经武装起23万陆军和海军，其中18万人以及澳大利亚的空军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服军役。三、党派斗争与孟席斯政府下台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澳大利亚几乎没有战争紧迫感，因而党派斗争仍十分激烈。乡村党领袖佩季强烈反对孟席斯任总理，甚至孟席斯领导的统一党内也有不少人反对他任该党领袖。澳大利亚工党在1940年4月也发生了分裂。这时党内出现了一个自称反共产主义的澳大利亚工党，其中大部分人是新南威尔士的兰格的追随着。此外，在工人运动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南威尔士党”，其中大部分人是倾向进步的分子，其领袖为W.J.麦克凯尔。工人运动的分裂，对工党十分不利。1940年是澳大利亚大选年，并确定大选在9月21日举行。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大选结果对执政党不利，但工党也未获胜。在众议院，统一党得23席，乡村党得13席，工党得32席，兰格工党4席，无党派2席。这样，统一党和乡村党在议会中为36席，而工党和兰格工党合起来也是36席。无党派的2席：科尔斯通常是支持统一党的，威尔逊是支持乡村党的。在参议院①中，联合党（统一党和乡村党）为19席，工党为17席。在新政府尚末正式①联合党是指乡村党和统一党，因它们长期联合执政，故名。 组成前，联合党分别召开了决策会议。乡村党决策会议斗争十分激烈，斗争结果，法登取代卡麦隆而为该党“临时领袖”。两党决策会议后，10月28日，新的孟席斯政府宣誓就职，新内阁主要成员是：财政部长法登、总检察长兼海军部长休斯、航空部长麦克伊文、内政部长H.S.佛尔、陆军部长皮尔西·斯宾德（无党派人士）。这几位部长是战时内阁的核心。令孟席斯十分棘手的是佩季仍是内阁成员，出任商业部长。新政府建立后不久采取的重大措施有三项：一项是建立了上文提到的军事顾问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内阁成员有孟席斯、法登、休斯和斯宾德，工党有柯亭、福特、马金和比斯莱（实际上他是兰格工党的代表）。第二项措施是在1941年元月开始相继向美国、中国和日本派遣使节。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空前创举。孟席斯委派澳著名政治家R.G.凯西为首任驻美大使，同年委派约翰·莱萨姆为驻日公使和委派弗里德利希·埃格莱斯顿为驻中国公使。第三项措施通过禁止共产党合法存在的法律，宣布共产党非法，为了打击澳共，把澳共和法西斯党相提并论。四、战争初期亚非战场上的澳军正当澳大利亚国内党派斗争激烈和进行大选时，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1940年9月30日，德日意签订为期十年的经济和军事条约。与此同时，向北非进攻的意军到达埃及沿海重镇西迪巴腊尼。澳海军配合英海军与意海军在地中海展开了激烈的海战。澳军舰“悉尼号”击沉意军舰“巴特罗米欧·考利奥尼号”。澳陆军和英军一起在尼维尔将军指挥下对进犯意军发起猛攻，把意军赶出了埃及和昔兰尼加。澳军乘胜追击，到1941年2月占领了班加西。在这次战役中，意军损失惨重，10个意大利师和1/6的空军被消灭，俘意军达12.5万人。希特勒为了挽救在北非惨败的意军，立即派隆美尔将军率德军进攻北非。英澳军队顽强抗击处于极大优势的德军。1941年4月，德军进攻希腊，目的是阻止英军楔入巴尔干半岛，以免妨碍它进攻苏联。澳军担任阻击任务，由于英军指挥部错误估计希腊战局形势，虽经顽强阻击，但终未能阻止德军占领希腊。德军在希腊得手后便向克利特岛进攻。当时岛上驻有英军、澳军、新西兰军和希腊军，仅英军就有28600人。德军采用空降伞兵袭占该岛，5月20日上午8时，德军向克里特岛一次空降3000名伞兵，接着陆续空降，岛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英澳军伤亡很大，被迫于28日开始撤退，到31日撤退结束，仅撤出1.6万人，其中包括希腊军2000人，其余或战死，或被俘。此次战役，英澳希军均损失惨重，仅英海军死2000人，损失各种舰只22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澳军死伤亦十分惨重，不少士兵活活淹死在大海中。德军死伤虽只有8000人，但系精锐的伞兵师，故希特勒对此次战役十分不快。1941年6月22日，德军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和日军大举南下更加加重了国际局势的恶化，而国际局势的恶化则加剧了澳大利亚国内党派的斗争，尤其加剧了联合政府内部反对总理孟席斯的斗争。一些人批评他无能力领导政府，不少的人以他的绰号“生铁鲍勃”为口实说他象张伯伦在英国一样不适合领导一个民族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他的同党和同僚都说他长期追随张伯伦大搞绥靖政策，不宜再居党魁高位。甚至一位年轻的议员比尔·麦克考尔在统一党内外进行反对孟席斯的活动。在压力下，孟席斯呼吁各党组成联合战时内阁，并且表示愿当一名部长。但这亦未能减弱反对的势头。1941 年8月，孟席斯被迫辞职。8月29日乡村党领袖法登出任总理。在新内阁中，孟席斯任国防合作部长。1941年10月1日，新政府向国会提出预算案。这项法案规定强制性贷款和对低收入者征收所得税。这项提案不仅遭到工党激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一向支持政府的无党派议员科尔斯和威尔逊的反对，因而法登政府在国会失去多数，只好辞职。这样，法登政府只存在40天便倒台了。于是工党接管了政府，10月7日工党政府宣誓就职，柯亭出任政府总理。约翰·约瑟夫·柯亭，1885年生于维多利亚克雷斯维克，出身于警官家庭，12岁失学，曾在印刷厂和其他工厂工作。1906年参加维多利亚社会主义联盟。从1911—1915年任维多利亚林业工会书记，后在一战时任反征兵同盟书记，因此曾被逮捕入狱，但很快被释放。1917年2月去西澳大利亚首府佩思，任《西澳大利亚工人报》编辑。1927—1928年任联邦皇家儿童基金委员会委员。1928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35年继斯卡林为工党领袖。柯亭的主要助手是赫伯特·沃尔·伊瓦特，任总检察长兼外交部长，内阁主要成员还有福特，任副总理兼陆军部长，比斯莱任供给与发展部长，马金任军需部长，奇夫利任财政部长，德雷克福德任空军与民航部长。 第三节澳大利亚和西南太平洋战争一、严峻的国际形势柯亭政府的最大功绩是成功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工党上台后不久，战争形势对澳大利亚来说日益严峻。1941年11月，澳大利亚主力巡洋舰“悉尼号”在印度洋被德国攻击舰“考墨兰号”击沉。“考墨兰号”袭击澳大利亚巡洋舰时佯装荷兰商船。“悉尼号”船上645名官兵全部遇难。这极大地震惊了澳大利亚，但对澳国震动最大的是日军大举南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到1941年10月，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大部分地区。1940年，德军征服法国、荷兰等国，日本趁机大举向印度支那进攻，从而威胁到英美在东南亚、甚至南亚的利益。为此英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41年7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并于26日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并停止供应石油。英国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日本试图通过谈判来打破美日关系僵局，使美国取消石油禁运。但美国的条件越来越高，不但要求撤出印度支那，而且要求撤出中国。日美的外交僵持，使日本决心实现早已制定的同美国作战的计划。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把同美国作战计划具体化为偷袭珍珠港的决策。日本之所以决心南攻还有下列因素：第一，1940年9月27日日本和德意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取得了德意的支持；第二，1941年4月，日本同苏联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减少了后顾之忧，日本可以至少抽调出11个师用来南攻。第三，日本消耗的石油，88％是靠进口的，主要靠美英荷进口，到三国对其禁运时，石油库存仅能维持一年半的战争耗用量，而对华战争，据日本军部估计得三年才能结束。因此石油成了日本能否进行对华战争的关键问题。而石油的唯一来源是荷属印尼群岛油田，换言之，爪哇和苏门答腊之油田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唯一希望所在。但要南攻，就必然和美英开战，尤其要和美国开战。美国在太平洋有两大海军基地：菲律宾和夏威夷，而夏威夷是联结美国本土和整个太平洋的关键性纽带，从战略上说，搞掉夏威夷这个纽带就等于摘掉美国太平洋舰队，因为美国的这一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密集于珍珠港。经过近5个月的争辩，日本决策南攻并为此决策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在偷袭的同时派重兵南攻，双管齐下。1941年11月26日，日本派出6艘航空母舰，423架飞机，此外用17艘战舰护航，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指挥，从单冠湾出发，从北面直奔夏威夷群岛之珍珠港。12月7日，日本飞机轮番轰炸美军基地珍珠港，毁灭性地打击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力量，仅被击毁击坏的各种舰只19艘，各种飞机251架，美军人员伤亡为3435人。而日军只毁坏飞机99架和5艘小型潜艇。这次偷袭为日本南攻扫清了道路，同时也激怒了美国，迫使美英与之决一死战。二、日军大举南攻和澳美结盟在日本偷袭舰队驶向夏威夷群岛时，日本其他海军部队进入西南太平 洋，几乎与偷袭珍珠港同时，日军分别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登陆。新加坡是日军进攻的大目标。12月7日，日本第15军在马来亚北部哥打巴鲁登陆，然后长驱直入，英军节节败退，几乎后退了六个星期，最后渡过柔佛海峡，退到新加坡基地企图固守。12月10日，即登陆后第三天，英国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亚以东海域被日军飞机炸沉。这不仅给英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对澳大利亚亦造成严重损失，因为两舰是保卫马来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两个堡垒。堡垒的被摧毁使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完全暴露在日军进攻矛头前面。澳大利亚人开始怀疑新加坡是否是“不可攻破的基地”，英国能否保护住澳大利亚的安全。与此同时日军向西南太平洋地区迅猛推进，澳大利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出路问题。柯亭政府迅速做出两项重大措施。第一项是制定出联合美国抗日的方针。柯亭在1941年12月29日新年咨文中明确地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政策，他说：“我毫无保留地明白地指出，澳大利亚期待着美国，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无丝毫的损坏”。又说“澳大利亚可能垮台，但英国仍然能够支持下去。所以我们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掉，我们得尽一切努力来拟定一个以美国为基石的计划，使我国有信心坚持下去，直至战争的形势转向对敌人不利的时刻。”这个新年咨文和在咨文中确定的新方针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与赞扬。普遍地认为英国自顾不暇，无力保卫澳大利亚了，已在日军进攻下没有任何力量自卫，相反，美国是新兴的大国，是太平洋战争唯一能抗击日寇的力量。但是一些保守的澳大利亚人，如孟席斯、休斯和斯宾德等人坚决反对“以美国为基石”的政策，认为这是工党政府的“大错误”，说柯亭的新年咨文是“危险的”，等等。美国非常欢迎澳大利亚的联合方针。美国人十分清楚，只有打败日本才能保证它在西南太平洋的利益。日军不仅在珍珠港严重地危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而且在西南太平洋也危害着美国的根本利益。1941年12月8日，在菲律宾群岛的美国统帅部得知珍珠港惨状，立即作好—切战争准备。但是在强大的日军强攻下也是节节败退。从12月10日到第二年（1942年）4月9日，美军丢失了整个菲律宾群岛和损失了3万人，此外菲律宾军队约11万人也瓦解了。剩下为数不多的美军在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下退到了澳大利亚。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失败，就把澳大利亚和美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因此珍珠港惨败后，美国也迫切地需要澳大利亚。白宫主人罗斯福接受了柯亭的建议，命令美驻菲律宾部队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就美澳结成抗日军事同盟的问题与澳大利亚进行谈判。根据总统的指令麦克阿瑟将军于1942年3月由菲律宾飞抵澳国。经过谈判，双方决定建立美澳联合司令部，该部大本营设在墨尔本，4月司令部在墨尔本正式建立。麦克阿瑟将军为最高司令，澳大利亚将军托马斯·布莱梅为副司令，负责指挥全部陆军。另外两名美国将军分别指挥空军和海军。澳大利亚人十分高兴地欢迎第一批美军的到来，不久大批美国的海陆空三军陆续到来。这样，美国在西南太平洋虽然丢掉了一个菲律宾基地，但又很快找到了一块更大的基地。澳美军事联盟建立了起来，从而美国在澳大利亚取代了英国，大英帝国急剧地衰落了。柯亭第二项措施迅速从中东调回大部分澳军。1942年初，能保卫澳大利亚的军队几乎全是民兵，约20万人，其中受过军事训练的约有5万人，但无 作战经验，其余大部分几乎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澳大利亚正规部队大部分在中东，即第6师、第7师和第9师；第8师在新加坡。因此要保卫澳大利亚和抗击日军，只有迅速调回上述军队一途。1942年2月15日，澳大利亚总参谋长斯图迪将军曾向战时内阁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尽快把在中东的澳军调回。柯亭政府赞赏这一建议，并把内阁的决定电告丘吉尔。然而，英国首相认为澳军第七师应调缅甸，因为日军派重兵进攻缅甸，而且那里守军十分薄弱。按传统，澳大利亚应服从，况且统一党和乡村党的领袖法登、休斯、孟席斯、斯宾德和麦克伊文他们都是军事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澳政府驻伦敦的高级专员佩季按着柯亭政府指示精神，拒绝服从丘吉尔的要求，但丘吉尔仍坚持己见，甚至罗斯福总统也对澳政府施加压力。工党政府一再要求，丘吉尔只好退让，令英国海军护航送澳军回国抗战。这两次措施极大增强了澳大利亚军民和政府的安全和进行抗日战争的信心。三、太平洋战局从恶化到转机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以来，日军兵分数路向西南太平洋地区大举进攻，先后占领关岛、威克岛、香港、英属北婆罗洲，新不列颠的腊包尔、荷属西里伯岛、马六甲、整个马来半岛以及菲律宾大部分岛屿。所在的英美守军，或战死，或投降，或被俘。被围困在新加坡基地的英澳军被迫亦于1942年2月15日向日军投降。落入日军手中的澳军战俘达15384人，即澳军第8师。后来，其中被杀害、被虐待致死、病死者以及受伤者达4783人。第8师师长戈登·本尼特少将和两名副官在投降后逃走。1942年1月23日和24日，日军攻打新英不列颠北部重镇腊包尔，然后南下。2月17日，日本空军轰炸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南端的首府莫尔兹比港，2月19日又轰炸澳大利亚北部重镇达尔文港和西澳大利亚的布鲁姆。这样，战火烧到澳大利亚本土上了。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民对澳军第8师的复灭、新加坡基地的失守、英军的节节溃败，尤其对日军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轰炸本土，十分震惊，举国上下一片慌乱。日军3月8日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莱城和萨拉毛亚登陆，并沿着科科达山脉向莫尔兹比克推进。约在这前一周，澳大利亚巡洋舰“佩恩号”在爪哇海战中被击沉。4月，另一路日本远征军在海军掩护下从特鲁克岛向整个所罗门群岛进攻，拟以所罗门群岛作为进攻莫尔兹比港的跳板。日军不停地南攻的目的是夺取澳大利亚以东的诸岛屿：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并以此来割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航线，从而孤立澳大利亚。因为菲律宾丢失后，澳大利亚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两个最大基地之一，是大反攻的最重要的跳板。因此割断另一个最大基地夏威夷同澳大利亚间的联系就成了日本军部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战略。由于日本的这一战略，便导致了珊瑚海之战、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和中途岛之战。5月3日，日军占领图拉吉岛，驻守岛上的一支数量不多的澳军早已得到情报，便撤出该岛，故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5月4日，美航空母舰“约克敦号”在图拉吉岛海域多次袭击日海军，击沉一艘日军驱逐舰。日海军大将高木率领的航空母舰群为了攻打美国航空母舰舰队，便从所罗门群岛以东，绕入珊瑚海，寻找美国航空母舰舰队予以打击。这时美国“约克敦号”会同另一艘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向北行驶，准备截击向莫尔兹比港 进发的日军。双方发生了战斗，从而揭开了珊瑚海之战的序幕。交战结果，美澳海空军击毁日飞机20架和击沉一艘名为“捷报号”日本轻型航空母舰。美方损失油船一艘和驱逐舰一艘。5月8日，美澳日的航空母舰舰队终于相遇并交锋，日军损失飞机80余架和人员一千余人，此外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受重创。美澳方损失航空母舰一艘，74架飞机和543人。从战略上讲，日本未能达到目的，即未能夺得珊瑚海东面请群岛。珊瑚海之战的重大意义在于阻止了日军大规模的南下。这对于安定澳大利亚人心和增强抗日战争的信心，有重大意义。1942年6月3日—6日，发生了决定太平洋战争命运的中途岛之战。美国海军和空军毁灭性打击了日军。日军损失4艘航空母舰和约330架飞机以及一艘重型巡洋舰。更严重的是，日军损失了训练有素的海空军骨干力量，再也无力进行战略进攻了，丧失了海战的主动权，因而中途岛之战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中途岛战役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局有了新的改观。大部分澳军已奉调回国，并且又建立了新的师团；美国已在澳大利亚聚集了两个空军师和8个空军大队，同时澳军民抗日斗志亦大为增强。澳大利亚派驻巴布亚的军队已超过一个师，其中两个旅驻守在莫尔兹比港，一个旅驻守在巴布亚东端的米尔恩湾，有两个营沿着科科达山脉的小路向北部海岸的布纳推进，目的是在那里建立一个空军基地，为将来盟军进攻时提供掩护。在澳军尚未到达布纳之前，已有2000名日军于7月21日在其附近抢先登陆，目的是夺取莫尔兹比港，到8月中旬，日军已增到1.3万人，并向澳军进攻，澳军被迫退却，退却之路系高山上的丛林小径，十分难行。与此同时，日军约2000人于8月25日在米尔恩湾登陆，澳军和日军展开激战，从而揭开了巴布亚之战的序幕。9月中旬，澳军第6师和第7师及美军一个团集中在巴布亚，准备发动攻势。9月23日，澳大利亚陆军上将，盟军地面部队总司令托马斯·布莱梅爵士亲到莫尔兹比港督战。澳军和美军经过6个月的战斗，到1943年1月21日全歼进攻巴布亚南部地区的日军。日军损失1.2万多人，澳军伤亡5700人，美军伤亡2800人。通过巴布亚战争，澳军锻炼得可以进行丛林战争了。巴布亚战争的胜利彻底解除了日军进攻澳大利亚大陆的危险。到1943年初，不仅太平洋战争有了转机，而且北非、苏联战场，以至中国战场都有重大的转机。1942年一年，德军向俄国大举进攻，北方战线直抵列宁格勒外围，中部到达莫斯科，南线接近斯大林格勒。到1942年底，德军有33万军队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苏军经过22天的激战，全歼被围德军，生俘9万余人，以鲍卢斯为首的24名将军被活捉。以斯大林格勒为中心的大会战，到1943年2月2日正式结束。通过这次会战，苏军共歼灭敌军达150万人，从而不仅导致了苏德战争的转折，而且也导致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中国战场上，日军连遭败北。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在粉碎敌人1942年大扫荡后展开了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943年初，解放区和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地扩大了。北非战场也有了新的转机。1942年上半年，英澳新联军遭到了严重挫折，盟军被德意军队赶回阿拉曼。6月间，双方在阿拉曼展开了拉锯战。7月和8月，德军名将隆美尔企图突破盟军防线冲入尼罗河三角洲。英澳新联 军在英国名将蒙哥马利指挥下进行了阻击战，战争一直打到11月。德意军连遭失败，被迫退却到的黎波里，此即二战中著名的阿拉曼之战。11月13日，盟军收复托卜鲁克，1943年1月23日攻入的黎波里。5月12日和13日在北非的德意军队全部投降。盟军取得了北非战场的全部胜利，把法西斯侵略势力干净、彻底地赶出了北非，仅俘获敌军近20万之众。澳军第9师参加了阿拉曼战役及其他战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伤亡4863人，被俘946人。四、澳军与美军的矛盾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德日意轴心集团已显露败亡的征兆。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澳美联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矛盾与斗争，这主要是澳军布莱梅将军同美军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而这一矛盾又影响澳军官兵同美军官兵的关系。布莱梅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都是野心勃勃和争强斗胜的军人，他们都意志坚强和才能超众，但两人经常各持己见，相互摩擦。托马斯·布莱梅1884年生于新南威尔士瓦加瓦加，出身农民家庭，7岁开始劳动，后一度充任教师，1906年参加澳军，1911年在印度奎塔参谋学院任军官，后调往英国在战时内阁工作。一战爆发后，在澳军第一军团工作，参加过的黎波里和法国多次战役，晋升为准将，是莫纳什将军的左右手，任澳军团参谋长。1925—1936年任维多利亚警察局局长，1935年被封为爵士。二战爆发后被任命为第一个派往中东的澳大利亚师团的司令官，指挥澳军参加北非和希腊的战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布莱梅任澳军总司令兼盟军西南太平洋地区地面部队司令。1950年晋升为陆军元帅。布莱梅对麦克阿瑟来说是部下，可是布莱梅在战略战术的一些决策上很少听从上司的命令。当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部筹建时，马歇尔将军命令麦克阿瑟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司令部，澳美军都要在这个由他主持的司令部里工作。布莱梅在开始时还竭诚同麦克阿瑟合作，但麦克阿瑟自以为自己是大国的将军，又是最高司令，常常忽视布莱梅的意见，那怕是正确的意见，而麦克阿瑟周围的美国军官多系麦克阿瑟的亲信，这必然也难于贯彻布莱梅的意见，矛盾和磨擦就从这里开始了。最初时，澳军在这一战区陆军数量超过了美军的数量，而布莱梅又是盟国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军司令。司令部建立的头几个月，美军无仗可打，而澳军却在巴布亚与日军浴血奋战，阻止了日军南攻的势头。但后来美军陆续调来，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澳军，一旦美军超过澳军一定数量时，磨擦也就开始了，而磨擦一旦开始，布莱梅的盟国地面部队司令部便成虚设了。麦克阿瑟要建立一支由他指挥的特殊部队，而这支部队不仅不许布莱梅过问，就是连柯亭政府也不得过问。更有甚者，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最高司令擅自决定布莱梅指挥的澳军和他指挥的美军的军事部署，不和布莱梅商量。且还经常把一些难打而又不引人注目的硬仗专断地交给澳军去攻打，如派澳军去新几内亚和印尼攻打日军，因那里潮湿，炎热，多系丛林战；相反，却派美军去攻打能占领一些岛屿的仗。澳美司令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乃是小国与大国反控制与控制斗争在军事上的反映。澳美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存在于整个战争的始终。美澳军事领导人的这种紧张关系必然影响到各级军官和士兵，因此，美 军士兵和澳军士兵之间多次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等事件，例如，1942年11月在布里斯班一个晚上竟发生类似事件达20起之多，其中最严重的也是最大的一次事件也是在布里斯班发生的。11月26日，大约有三、四千澳大①利亚士兵，其中大部分是休假的士兵，包围了美军“PX仓库”和驻守军人，从而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澳军一士兵被开枪打死，另约有20人受伤；美军死伤多人，且全系宪兵。这次冲突被称之为“布里斯班战斗”。澳政府从抗日大局着眼谨慎处理这一事件，并根据战时新闻检查法禁止报道此事，但夸大其词的流言在澳美军中流传，造成两国军队彼此不和，甚至仇视。但两军联合抗日方针都未发生动摇，故澳美军事联盟关系一直维持到战争的胜利。在西南太平洋战区正是靠着澳美联盟才打垮日军的。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步，是用较短的期间占领了太平洋西部的所有岛屿、西南太平洋的大部分岛屿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第二步的战略目的是进一步向南扩展到澳洲大陆及其东面的岛屿，向东扩展到夏威夷。当没有澳美联盟时，日本轻易地实现了第一步；有了这个联盟，它在实现第二步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珊瑚战役、中途岛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都是澳美联盟的条件下进行的。上述三大战役的重要意义在于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日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接到了要它采取守势的命令。五、西南太平洋战场的大反攻如何打败日军和收复失地在盟军中有争议，为此于1943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了决策会议，会上作出了打败日军的“双叉攻击”的战略决议。所谓“双叉攻击”战略决议，是指向日军反攻的两条路线：中太平洋进军路线和西南太平洋进军路线。采取这样的战略反攻方针会分散敌军兵力，使之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两条路线的最后会合点为菲律宾，然后由菲律宾向日本本土大举进攻。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美澳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准备。负责西南太平洋进攻路线的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哈尔西和布莱梅，亦即由美澳两国军队负责；负责中太平洋战略进军路线的是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即主要由美国海军负责。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军司令部和海军司令部都设在位于新不列颠北端的腊包尔，因此日军在这里的力量还十分强大，陆军有第17集团军（驻所罗门群岛）和第18集团军；空军有第6空军师和第7空军师；海军包括第8舰队和第11空军大队。而盟军在西南太平洋的武力是这样的：属麦克阿瑟指挥的有4个师和约750架飞机；属布莱梅指挥的有3个师和约250架飞机；属哈尔西指挥的有7个师和1800架飞机。1943年6月30日，澳美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开始了大反攻。兵分三路：克鲁格将军率美国陆军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登陆；由赫林将军率领澳大利亚陆军在新几内亚的萨拉毛阿附近登陆；哈尔西海军上将指挥的美军在新乔治亚群岛登陆。到1943年底，盟军相继占领了新乔治亚群岛，新几内亚的萨拉毛阿、莱城、马丹等地以及其他一些岛屿。与此同时，太平洋中路的反攻也开始了。盟军在西南太平洋的大反攻和节节胜利，使日本帝国大本营慌忙地修改①PX仓库，系美军贩卖生活用品商店的仓库。 了自己的战略方针，于1943年9月中旬制定出“新作战政策”，提出“国家绝对防卫圈”。所谓“国家绝对防卫圈”，是指从缅甸开始经马来半岛、向东南延伸到新几内亚西部，再延伸到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其中还包括印尼。根据这一新的作战方针，日军把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都列为不必要的地区。为实现这一战略目的，日军采取了遏制盟军的战术。为了达到粉碎日军新战略，盟军便增强了进攻的实力，空军已拥有近3000架飞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达20个师。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紧接着又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诸如布干维尔岛战役（1943年11—12月）、俾斯麦群岛战役、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役和阿德米雷耳提岛战役，到1944年5月，西南太平洋的进攻，基本上实现了战略目标。中太平洋发动的进攻，在尼米兹率领下到1944年10月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后也实现了战略目标。下一个战略目标，对美澳联军来说就是占领包括鸟头半岛在内的整个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完成这一战略目标后就是向日本本土进军了，彻底打垮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澳军有7个师参于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争。盟军从1944年4月开始进攻，到1945年3月攻克马尼拉，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这一年中又遭到进一步的消耗，日本法西斯失败的命运指日可待了。到1945年3—4月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不仅解放了本国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东欧，并向柏林进军。1944年6月6日，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意大利早在1943年9月向盟国投降，10月便对德宣战。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一个战争策源地灭亡了。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灭亡必然加速另一个战争策源地——法西斯日本的灭亡。1945年6月，美军占领冲绳岛，从而开始了向日本本土的大进军。8月6日和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权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新上台的奇夫利总理宣布抗日战争完全胜利。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了签字仪式。布莱梅将军代表澳大利亚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了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结束了。一周后，在马六甲摩洛太岛上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布莱梅将军接受了日军第二集团军中将司令官德西马（Teshima）的投降书，并签了字，从而也正式结束了澳大利亚的抗日战争。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澳大利亚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澳军参加了“不列颠之战”，北非的战争以及近东和希腊战争。1942年虽然大部分澳军调回同日军作战，但仍然有数千名士兵留在西方战场上进行战斗。以澳大利亚空军言，在对德意战争中战死和被俘达5116人，而在同日本作战中澳空军死伤仅为1331人。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澳军阵亡与死于俘虏营中者共计17266人，被俘达2.2万人。 第四节二次大战期间的政治、经济措施和对外政策一、战时国内几项重要措施在整个大战期间，历届联邦政府，为了支持战争和进行战争，从而使战争得以胜利，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澳大利亚从未经历过如此规模巨大的战争，既便是一战时，战争距离它十分遥远，而二战就在它的家门口，战争威胁着它的生存。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处于和平状态，其政治和经济是和平的政治和经济，为适应战争必须改造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使之由和平转向战争，使国家战争化。1.实行配给制和控制进口的政策。自1942年冬季以来严格实行如服装、黄油、茶、糖、肉、烟等重要生活品按人口配给制。澳大利亚所需用的汽油，绝大部分靠进口，因此汽油实行供应制，规定只供应军队、公共交通汽车和出租汽车。绝大部分私人汽车在大战期间因不供应汽油而停驶。其次，严格控制进口商品，酒类和其他饮料也停止进口，饭店和商店没有酒类，甚至连啤酒也没有。许多人在自己家里制造啤酒，一经发现便被取缔，属非法行为。煤作为主要能源，也加以严格控制，首先保证供应军队。2.统一调配劳力。1941年6月，孟席斯政府为解决国内缺乏劳动力问题，便建立了劳力调配机构，任命华莱士·沃思为人力调配总监。后来，澳美联合抗日，因此澳洲成为抗日的重要基地，为了实现这一重大战略目标，柯亭政府在1942年建立了国防工事委员会和民工建筑队，并任命西奥多为委员会主任。在政府大力支持下，这些机构调配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建筑和扩建了飞机场、战略公路、铁路、港口、码头和军事工程以及其他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3.推行战时税收政策。为了维持抗战的巨大支出，孟席斯政府和柯亭政府颁布了新的税收法令。二战前各州征收所得税多于联邦，1938—1939年度，联邦捐税收入共计7400万英镑，其中所得税不到1200万英镑，同年各州的捐税收入为5000万英镑，其中所得税高达3000万英镑。为此，孟席斯政府的财政部长法登为使中央政府负担起军事支出的重担，曾两次和各州商谈所得税征收问题。1941年7月，他向各州建议，在战时和战后一年内，各州自动停止征收所得税，而统一由中央政府征收，用一笔固定的津贴作为补偿，除南澳大利亚表示异议外，其他州均表示赞同此议，从而中央政府的财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把所得税的主要部分控制在自己手中。柯亭政府时，财政部长奇夫利为坚决贯彻中央征收所得税政策采取了果断措施。在1942年连续通过4个所得税法案：所得税补偿法案（1942年第20号，亦称“州津贴法案”）；所得税法案（1942年第21号，亦称“战时措施法案”）；所得税征收法案（1942年第22号）；第23号所得税法案（1942年）。奇夫利的有关所得税的法令，曾一度引起联邦高等法院的不满。1946年，联邦财政部长通知各州总理，决定实行全国统一征收所得税制，每年给各州一定数额的补贴，就是说，战时的所得税法案在战后仍然采用，并形成一种新的税制。这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增强。战时税制政策中的另一项内容是征收个人薪金税（PayRouTax），即征收所有的雇主、职员和工人薪金的所得税。无论是工党政府，还是联合政府都在战时推行了这一政策。此外，柯亭政府还重新颁布了过去休斯政府在一 战时制定的征收娱乐税的紧急法令。4.战时福利政策。战时因大批青壮年服各种军役或准军役，致使家庭收入锐减，再加上物价上涨，因而造成劳动群众生活困难，如不解决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不利于抗日战争。因此孟席斯政府和柯亭政府在战时都推行了福利政策。1941年，孟席斯政府通过“儿童补助金法案”（ChildEndowmentAct），即每周给每个公民的一个16岁以下的孩子一些补助金。柯亭政府在1943年提供一笔社会福利金，规定寡妇子女可享受此种补助金，50岁以上而又没有任何依靠的寡妇亦可享受此种补助金。1944年，扩大了福利金补助范围，诸如儿童基金、医药补助金、残废恤金、养老金、产妇津贴、失业和疾病救济金、奖学金，等等。早在1943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大学委员会，决定发给优秀大学生以奖学金，同时给那些家庭贫寒的大学生生活补贴，以便使他们完成大学学业。5.实行双重兵役制。二战爆发后，尤其抗日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投入的兵力日渐增多，同时战争范围也在扩大，因此兵源问题成了大问题。澳大利亚一向推行志愿兵役制。战争扩大了，光靠志愿兵役制已不符合形势需要，而采取强制性征兵制，又为工党和广大民众所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柯亭总理出面说服了工党和工会，采取强制性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两种兵役制，即双重兵役制，凡是到国外服役的军人都是志愿兵；凡是在国内服军役的士兵，包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服役，都是强制性义务兵。为此，工党政府在1943年通过了新的国防法案，该法案规定了上述两种兵役制。这样，澳大利亚有两种士兵：志愿兵和义务兵。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日本军队进行搏斗的，这两种兵都有。他们都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应指出的是在北非、亚洲和欧洲进行战争的一律是志愿兵。双重兵役制是澳大利亚在二战中创造的一种新的兵役制形式。6.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战前，澳大利亚虽有一点军事工业，但规模小，技术落后，不成体系，而且依赖性很大。过去，澳国军需物资和军火一向仰赖英国，但二战初期，英国因敦克尔克大溃退丢失大批军需物资，尤其损失了优良的军事装备，“不列颠之战”又使英国遭受了毁灭性的轰炸，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从此，英国自顾不暇，澳大利亚只好自己发展军事工业、军需工业和民用工业。澳大利亚着手军需工业生产开始于1940年6月法国灭亡后，上文谈到孟席斯政府任命布洛肯·希尔控股公司总经理埃辛顿·刘易斯为军需总监。刘易斯是澳大利亚的钢铁工业巨子和著名工业家。在他的领导下，相继在纽卡斯尔、悉尼、墨尔本以及其他地区建立了许多军火工厂，生产出澳军和美军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诸如步枪、剌刀、机关枪、高射机关枪、反坦克炮、炮弹、装甲车、鱼雷、飞机、坦克，等等，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军火工业体系。澳大利亚成了西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兵工厂。澳大利亚军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澳大利亚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战前，英国工业品大量充斥澳大利业市场，同时澳大利亚重要工业原料以及粮食均被英国购去，这就严重阻碍了澳大利亚工业的发展。二战开始后，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英国工业区，同时许多民用工业转入军需工业，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大幅度减少，这就促使澳大利亚本国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制造业产值从1941年到1944年增加了42％；机器制造业产值在同一时期增长80％以上。澳大利亚加工工业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时虽然是 战时，但其经济已“起飞”了。到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工业、飞机制造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钢铁工业，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体系也有了巨大发展。从技术上说，澳大利亚能够制造工作母机、各种型号的车床、旋床、精密磨床、压力机，还能制造光学、无线电和电报所需的精密仪器电气产品。工厂工人总数从1939年的55万，增加到1944年的75万左右。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在战争期间使自己的工业“起飞”，除上述因素外，与澳大利亚是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战争基地密切相关，美国所提供的物资、设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澳大利亚提供了价值达3亿英镑的物资和设备，同时澳大利亚投资于各种物资、军火和设施的价值要超过这一数字。正是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上述重要政策和措施，使国家顺利而迅速地由和平转向战争，适应战争的需要，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二、工党政府的战时外交政策1943年，澳大利亚进行了全国大选，工党大获全胜。在参议院，工党得22席，统一党得12席，乡村党得2席。自从1914年大选以来，这是工党第一次在参议院取得绝大多数席位。在众议院75个席位中，工党得49席，统一党得14席，乡村党9席，无党派人士两席。由于所有的部长都再次当选，因此柯亭内阁人事变动很小，只有卡尔韦尔系新当选的议员，当选后进入内阁，任情报部长。1942年12月，柯亭政府建立战后重建部，由财政部长奇夫利兼该部部长。1943年工党内阁决定仍由奇夫利主持两部工作。1945年2月内阁决定戴德曼主持的军事工业部撤销，其业务交战后重建部办理，并免去奇夫利战后重建部部长职务，其职务由戴德曼接替。奇夫利和戴德曼是工党政府内最有才能的政治家。1945年6月，柯亭去世，奇夫利出任总理。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工党一直是执政党。工党政府不仅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经济与政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对澳大利亚独立外交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两方面的成就是相辅相成的。一战期间和一战后，澳大利亚也和其他自治领一样取得了外交发言权，但是尚未达到独立外交这样的高度。在外交与国防问题上基本上听从英国的安排，只是要求在涉及到本国利益时征求澳大亚政府意见或给予通报。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初次有了外交独立权是在1941—1942年间。那时英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惨败、日军攻势所向披靡，澳大利亚危在旦夕。在这样严重局面下，工党政府意识到自己非搞独立外交不可了，如果仍然一味依赖英国人，大难即将临头，因为不仅日本空军轰炸澳国领土，而且日本军舰曾越过珊瑚海进入澳大利亚海域，甚至日本军舰一度在纽卡斯尔和悉尼水域游弋。所有这些表明英国无力保卫澳大利亚的安全了。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为了摆脱民族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外交独立行动，如上文提到的坚持从中东调回澳军，和美国结盟。这两项重大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表明澳大利亚在外交上开始独立自主了。自此之后，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培育出第一批外交家，其杰出的代表是赫伯特·沃尔·伊瓦特。他是澳大利亚独立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和积极推行者。伊瓦特在1894年4月30日生于新南威尔士梅特兰，毕业于悉尼大学，获博 士学位。1918年在新南威尔士从事律师工作，1929年任王室律师，1925年至1930年作为工党党员积极进行政治活动。1930年，根据斯卡林工党政府提名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最年轻的大法官。1941—1949年任总检察长兼外交部长。在任外交部长期间，他活跃于国际舞台上，成功地推行了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伊瓦特为使美国一部分力量转移到西南太平洋地区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通过他的努力，澳大利亚成了盟国进行太平洋战争最大的基地，从而提高了澳大利亚战略地位，用他的话来说使大国能听到澳大利亚的声音。1942年，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战略上达成了先打击希特勒的方针。在这种前提下，他通过努力和活动实现了两个目标。首先，他说服了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以罗斯福为主席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在这一机构里，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发言权是同等的。其次，他同年率领澳大利亚使团访问了华盛顿和伦敦，1943年再次率使团去访问，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表明了澳大利亚是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奉行独立自主的国家。伊瓦特说，澳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大大地增强了。1944年1月，伊瓦特代表澳大利亚同新西兰签订“澳新协定”旨在澳新结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他的战略目的是利用澳大利亚以东诸群岛作为屏障来保护澳新的安全。他在向国会说明了这一战略目的，同时还指出这一协定会使英美听到了西南太平洋的声音而引起他们的重视。根据协议，两国要求在打败日本后大国在讨论和决定任何西南太平洋问题时都要听取和尊重澳新两国的意见。双方一致同意在防务问题上通力合作以及共同制定指导太平洋诸群岛的托管政策。协定还指出，战时占领的作基地的岛屿不能成为任何国家要求主权的借口。这一要求是有所指的。美国人在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北的马努斯岛上建立了庞大基地，希望在战后继续使用，而马努斯岛是托管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不同意美国的要求，因为美国拒绝了澳大利亚要求攻占新几内亚以北的任何日军占领的岛屿。这表明工党之所以同美国结盟是因为澳大利亚要求奉行独立外交，而不是要求单方面地依赖美国，或者说屈从美国。伊瓦特的独立外交虽得到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支持，但也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和指责。反对派说伊瓦特搞“澳新协定”是制造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门罗主义，会触犯英美利益，危险极大，要求悬崖勒马，并主张只能和英国签订条约，非要同外国签订条约也得通过英国。工党政府根本不去理睬保守派的“高论”，仍按着独立外交的路子走下去。在参于建立联合国问题上，工党政府也奉行独立外交政策，1945年4月派出了以副总理弗兰克·福特为首的代表团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伊瓦特是代表团重要成员。他因参与建立联合国的活动，而成为世界著名外交家。联合国宪章主要是由美国外交家起草的。伊瓦特认为该宪章给美、英、法、苏、中等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太大了，为此他对宪章草案提出38条修正案，大会或全部地或部分地采纳了其中的26条。伊瓦特还试图取消五大国对最后决议的否决权，但未成功。从此，他声名大振，世界舆论称他为在国际事务中“小国的勇士和正义、民主的战士”。绝大多数澳国人对自己国家以进步与独立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深感自豪，只有那些保守的人，才对澳大利亚同英美有分歧感到惊异。伊瓦特坚持派澳大利亚的法官出席审判日本高级战犯的国际法庭，并取 得了成功，澳大利亚大法官威廉·韦伯代表澳大利亚不仅出席了国际法庭，还被选为国际法庭的主席，给自己的国家增添了荣誉。与此同时，伊瓦特也被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所有这些表明，工党政府的独立外交方针是正确的。在对待印尼独立问题上，工党也体现了独立的外交政策。战时，印尼被日军占领，荷兰殖民主义者逃走。印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日本投降后3天，印尼爱国分子宣布印尼独立，但荷兰政府正式宣布不承认印尼共和国。如何对待邻国的独立斗争，澳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尼共和国，尤其是工人阶级，海员工会拒绝卸下荷兰去镇压印尼独立运动的40艘船的给养和武器，从而使荷军瘫痪。工会的行动促使工党政府积极支持印尼共和国。伊瓦特在联合国以主席的身份号召在印尼应停止流血，和谈解决荷印之间的问题。1949年印荷和谈成功，双方都感谢伊瓦特的不懈努力。抗日战争是澳大利亚民族独立进程中的又一个转折点。独立外交是衡量一个国家独立与否的试金石，真正独立的国家必然奉行独立外交，而澳大利亚通过抗日战争真正实现了独立外交。 第五节战后的重建与改革一、战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约翰·柯亭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去世时，不少的人认为可能推选伊瓦特这位在国际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为工党领袖。但工党却于1945年7月13日选举自1941年以来一直执掌财政部的奇夫利为党的领袖。约瑟夫·本尼迪克特·奇夫利于1885年出生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15岁便辍学。早年当过出纳员助理、铁路商店售货员。1903年参加工党，1914年充任火车司机，1917年领导铁路大罢工。青少年时好学，曾坚持在夜校读书达15年之久，钻研财经学和经济学理论。1931年当选联邦议会议员，1931年3月任斯卡林政府的国防部长。1934年任联邦工党主席。1936—1937年任澳大利亚钱币和金融体制皇家委员会委员。早在柯亭政府时期就已为战后重建工作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这是柯亭过人之处，他建立了战后重建部，并任命他的得力助手奇夫利兼任该部部长。奇夫利出任总理后仅一月余抗日战争便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他的政府首要的任务是使澳大利亚由战争转向和平。为此，必须授予政府以这方面的权力，以免违背宪法。实际上，1944年2月，总检察长伊瓦特就已提出一个通过公民投票表决方式增加联邦政府权力的“14点法案”。“14点法案”就有关军人复员、就业与失业、公司、垄断机构、市场、物价与利润、航空、统一全国铁路轨距、引进外资、土著居民、外汇与投资、家庭补贴和全国保健等14项具体事务授与政府以处理的全权。但是这个方案几乎遭到所有政治家的反对，1944年8月交付公民投票表决，也未获得大多数的支持。因此战后恢复工作是在政府权力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第17届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战后恢复工作的政策。根据这些政策，政府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1.军人复员和安置工作。澳大利亚抗日战争的最大特点是全民抗战，仅直接在陆、海、空与辅助部队服役的军人达100万，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1/8，至于说以各种方式间接参加战争的人员，其数字就更大了。因此战后军队复员工作是当时头等重要问题。此外，还有抚恤、救济、安置、培训等工作。奇夫利内阁成员曾一度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部队的复员和安置工作，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其政策是尽最大的力量争取所有的复员军人找到合适的生产性工作。首先每一男女军人由职业辅导官员接见和征求意见，然后根据个人情况和要求给予免费培训机会，或给予再次培训机会。为此联邦政府大办教育，并把办教育纳入复员和安置军人的计划中去，把复员工作同教育结合起来。联邦政府建立联邦教育办公室和联邦大学委员会。以这两个政府机构负责监督男女复员军人的教育课程。联邦教育办公室和联邦大学委员会还负责把联邦大学基金分配给各州和大学本身，并监督联邦新奖学金方案的实施。根据战后奖学金方案，奖励范围扩大到成千上万的聪颖而勤奋的青年，尤其奖励那些因家庭贫寒而未读完大学的肄业生。如果他们想要获得学位，或要进行深造，还可得到免费教育和合理的生活补贴。2.福利政策。战后澳大利亚重建工作中一个重大项目是推行社会福利政策。这是因为战时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战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因此福利 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是稳定社会和调动重建澳大利亚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措施。早在1944年，联邦政府就已颁布法令救济失业者和因病不能工作的人员。1945年，国会通过“医院救济法案”，联邦政府向州立医院提供补助金，条件是医院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医疗。政府还制定了一项减少结核病患者的卫生计划。较大规模的建筑住宅和商店。战时大批人力和财力投入到战争中去，因此不可能大规模地建筑住宅和商店。战后大批军人复员，加之资助移民计划实施后，又有大批移民涌入，因此大规模建筑住房，建立较多的商业营业点是非常迫切的了。政府拨出巨额款项在全澳各地建造了许多单元式的住宅楼房和许多商店。与此同时，整修和粉刷了原有损坏的旧住宅。3.恢复与发展经济。在二战时，澳大利亚工业经济并没有停滞，相反，有了相当的发展，只是农牧业经济有所下降，如农业，1942年种植面积为1200万英亩，粮食总产量为16700万蒲式耳，单位面积产量为13.9蒲式耳/英亩，而1946年分别为1140万英亩和14200万蒲式耳，单位面积产量也下降为12.5蒲式耳/英亩。再以牧业言，1942年产羊毛近5.1万吨，1946年下跌为41902吨。但战后，阻碍贸易发展的障碍已被扫除，因此，澳经济发展又出现了好势头。表现为国际市场的羊毛与小麦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此种好势头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战时欧亚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羊毛和小麦奇缺，并成了紧俏产品，需求量很大。1947年，世界市场小麦价格上升到每一蒲式耳15先令，比1939年上涨6倍，直到1951年未低于此价。于是小麦和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相应地扩大了。1948年，联邦政府在各州支持下通过《小麦种植平衡法案》。在小麦局领导下建立了控制小麦出售价格的机构。小麦局给农民以最低限度价格，好年景时赚得到的过多利润用来弥补坏年景时的不足，仍使之保持每蒲式耳小麦的最低价格。这是一种利农的好政策，因而使澳大利亚农业经济稳步发展。战后初年，羊毛业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繁荣。20世纪30年代，羊毛价格曾大滑坡。牧羊场主一度认为到1946—1947年每磅羊毛可能下跌到两先令。然而到1950年羊毛竟然上升到每磅12先令，甚至有人认为会上涨到每磅羊毛价格为一英镑多。这样养羊业在战后初年的持续稳定。1951年，澳大利亚有羊只11559.6万头，羊毛产量达48989吨。战后初年，工业在战时大发展的基础上又获得进一步发展。1946年，制造业净产值达70465万澳元，1951年高达168770万澳元，在仅仅的五年内，产值提高了138％。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形成了自己的钢铁工业体系。到1947年，澳产铁达114.3万吨，钢年产量达131.2万吨；并形成了肯布拉、纽斯卡尔和怀阿拉三大钢铁中心。这是澳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4.大力发展水电事业。战后初年，澳大利亚经济恢复与发展中最宏伟的壮举是制定与实施斯诺伊方案，亦称雪山方案。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人曾梦想，甚至写成书，希望改变河水东流入太平洋的流向，使之西流入墨累河——达令河河系或流入埃尔湖。早在1884年，新南威尔士总检查员P.F.阿达姆斯、小说家埃德利斯等人都谈论过这一改变河水流向方案。所谓斯诺伊方案是引斯诺伊河的水来灌溉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平原，并利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东南的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融化流下来的水的水力来发电。根据这一方案 可发电172万度，并将该电力输送到墨尔本和悉尼等城市。同时通过隧道把发电后的水引过山岭引入属墨尔本河——达令河水系的图姆特河，用来灌溉平原的干旱土地，使之种植水稻、水果和制酒的葡萄，等等。这是一个完整的农业和水、电综合发展规划。政府还可收水费和电费，以积累资金。奇夫利政府从1949年开始脚踏实地执行斯诺伊雪山方案，同美、法、意、挪、日等国工程公司、电力公司、隧道公司和堤坝公司谈判，并签订了合同，用移民做劳动力。该工程于1972年竣工，电站每年可提供400万度电，向墨尔本、堪培拉、悉尼以及其他城市和农村供给了大批电力，使澳大利亚总电量增加12％；供给灌区的水增加了约1/3。二、战后初年的改革战后初年，澳大利亚在重建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有两项重大改革：一项是移民政策的改革；另一项是银行国有化，即金融业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经济。前者是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后者是解决资金问题。1.移民政策的改革。战后经济恢复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严重缺乏，如1950年6月在250万就业人员中就有10万个工作岗位无人问津。因此不迅速解决劳动力问题，经济恢复和发展很难顺利进行，因此，政府决定改革传统的移民政策。导致移民政策改革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是澳大利亚人的传统的种族主义观念有很大的转变。一向歧视有色人种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被德国纳粹分子视为“劣等民族”；同时被白种种族主义分子轻视为“黄种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却与之并肩作战，或共同抗击德意法西斯，或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这些事实迫使澳大利亚人开始懂得歧视有色人种是一种错误的和有害的政策。他们认识到那些顽固地坚持种族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敌人德日意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决心不愿与他们为伍，因此，澳大利亚人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种族主义的偏见。这一重大的观念上的变化就是改革旧的、充满种族主义的移民政策的思想原因和基础。1946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同英国政府达成关于资助移民的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凡自愿移民来澳大利亚的英国退役军人及其家属一律免除旅途费用。对其他不列颠人，每人自付10英镑，余数由两国政府负担。澳政府有权对移民进行严格选择，选择那些澳大利亚严重缺乏的熟练工人或其他人才。联邦政府还同荷兰、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及其他欧洲国家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同时还同意给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支付来澳移民旅费，条件是移民必须在仅拿奖励工资的条件下工作两年。由于这些移民政策的改革，大批移民洪流般地在战后涌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口迅速上升，从而解决了经济重建与发展的劳动力问题，如雪山方案主要靠移民劳动力来实现的。澳大利亚原计划每年移入20万人，但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最多的一个是1950年，移入者计有17.4万人。从1951年起，澳国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为减少开支抑制通货膨胀率，便压缩了每年移民人数，每年拟移入8万人。据统计，从1947—1970年来澳移民达250万人。其中2/3是来自欧洲大陆，其余来自亚非。从1947年到1959年受到补助的移民计达701741人，其中非不列颠人为341685人，几乎占50％。经过这次改革，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人种多元 化的趋势产生了，第一次冲击了多年作为国策的“白澳政策”。其次，不列颠人虽然仍占移民的主体，但由于欧洲其他国家移民的增多，其份额大幅度下降。再次，由于人种的多元化和民族的多元化从而出现了文化的多元化。最后，澳大利亚白人居民种族主义观念进一步淡化，如一些辱骂有色移民的下流语言“大狗人”、“狒类”不见了，普遍采用“新澳大利亚人”一词来取代。同时，民间建立了同新来各族移民的友好组织“睦邻委员会”，“ABC”专场广播和英语补习班都相继建立了起来，使新移民英语水平迅速提高。应严肃指出的是，战后初年移民政策的改革和种族主义观念淡化，并不是说这时澳大利亚已放弃了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或者说已完全消除了歧视有色人种的旧观念。“白澳政策”仍是既定国策，在战后移民中仍贯彻着这一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不少的澳大利亚人的思想里旧观念还严重存在着。这表现在还不能大量接受黑种人和黄种人移民，仍加以排斥，甚至制定新移民政策的移民部长卡尔韦尔仍有种族主义旧观念。在他制定的新移民改革方案中就充满着“白澳政策”的种族主义思想。他本人认为“两个有色人种的人顶不上一个白人”，虽然这句话遭到许多澳大利亚人尤其在25岁以下的人的反对和厌恶。2.金融业改革。长期以来，工党政府对中央银行和普通银行的管理十分关心。中央银行就是在1911年工党执政内建立的。1929—1931年，工党政府深深感到必须有一个有权控制整个银行系统的中央银行，而这个中央银行又必须由政府加以控制，使其绝对服从政府的财政政策，绝不能像1931年那样，联邦银行（中央银行）拒绝执行政府的决议。1945年出任联邦政府总理的奇夫利是一位金融业专家，曾在1937年担任过澳大利亚金融业务皇家调查委员会委员。他在1945年制定了《银行法》（1945年第14号法令）。该法案主要规定：①授权联邦银行为中央银行，有权规定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②取消银行董事会，在政府与联邦银行总经理发生矛盾时，保证执行政府的决策；③州立银行须与中央银行进行业务联系。但是1947年8月13月高等法院裁决1945年的《银行法》的第48条无效，因不符合宪法。因为这一条款规定各银行必须同联邦银行有业务联系。高等法院的判决不仅在工党政府内，而且在整个工党和劳工运动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而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奇夫利认为这一判决将鼓动私营银行起来同政府的法律挑战。他毫无困难地说服了内阁对整个银行系统进行彻底改革，即私营银行国有化，以此使政府完全控制金融业。8月16日，内阁一致同意这一银行国有化方针。同日，奇夫利总理在事前没有进行说明的条件下，过度自信地宣布了政府的计划，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使那些拥护银行国有化的人，对内阁的这一做法也“大吃一惊”。一些报刊主、银行主和广播电台主，换言之几乎整个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工党政府的银行国有化方针。他们不惜花费巨额金钱掀起反对工党政府的宣传运动，一群群的银行职员参加抗议集会。工党也采取反击措施，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以示支持国有化政策。不少的人借机进行反对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活动，说什么工党领袖奇夫利和伊瓦特受了共产党的欺骗，甚至说工党和共产党结成同盟。工党政府毫不为一时的宣嚣所动摇，11月27日，总检察长威廉·麦克科尔签署了《银行法》，公布于众，遂成为国家法律。高等法院于1948年8月11日对“银行法”做出裁决，6名法官中4名 法官认为该法案违背《联邦宪法》第92条，遂宣布《银行法》无效。政府不服裁决，向帝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呼吁，该委员7位法律顾问听取证词达两个半月之久，但无下文。这样，在高等法院反对下，金融业改革遂告失败。3.航空公司国有化改革。澳大利亚航空事业开始于1929年，史密斯等人在这一年建立了第一家航空公司，经营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和塔斯马尼亚间的定期飞行业务。1936年，霍利曼兄弟建立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到1939年各州首府间都开辟了航线，业务蒸蒸日上。安塞特在1936年建立安塞特航空公司，迅速赚了大钱。1931年昆士兰亦建立了航空公司，名为堪达斯帝国公司，经营达尔文港和悉尼间、达尔文港与新加坡间的业务。在抗日战争期间，该公司又开辟佩思■可可群岛■科伦坡间的航线。1945年，奇夫利政府提出把所有民办航空公司收归国有的法案，为此建立全国航空委员会，并授权该委员会创办“横越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但此法案一提出就遭到上述私营航空公司的强烈反对，并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诉。高等法院借口宪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事业，故亦宣布航空业国有化方案不符合宪法，此项改革亦告失败。三、40年代下半叶的两次大选与党派斗争战后重建与改革是伴随着激烈的党派斗争而进行的。从1945年9月到1949年12月，党派斗争曾发生两次高潮：一次是1946年大选前夕；另一次是1949年大选前夕。1944年10月，孟席斯将其统一党改名为“澳大利亚自由党”（LiberalPartyofAustralia），其目的是通过改变党的名称把一切反对工党的势力联合起来。在工党执政时期，它是主要的反对党。所谓党派斗争，主要是自由党同工党的斗争。1946年大选前几个月，工党政府向国会提出三个宪法修正案。第一个宪法修正案要求选民授予联邦政府有权组织初级产品的销售；第二个修正案是要求授予联邦政府制定“就业条例”的权力；第三个修正案是要求授予联邦政府处理养老金、医药与医疗救济金的权力。自由党坚决反对第一个法案，但乡村党却支持第一个法案。所有的反对党都反对第二个法案和拥护第三个法案。对第三个法案举行公民投票表决，除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外，其余州大多数人投票支持。根据第三个宪法修正案，政府提出建立全国卫生保健制度，但高等法院却对政府的这一权力不予批准。由于这一修正案关系到工人群众的福利事业，引起工人不满，再加上战后通货膨胀率较高和移民的大批涌入，工人罢工、停产事件屡屡发生。党派斗争因而进入新的高潮。孟席斯代表自由党攻击政府不能消除罢工，使工业不安定，要求镇压工人的合理罢工，宣布罢工、停产为非法，要求惩办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他还提出削减所得税20％。乡村党也借机来压工党，其领袖法登主张削减28％所得税，还要求立即拨给小麦种植主700万英镑补贴金。自由党和乡村党还居心叵测地要求政府宣布共产党非法。在野党的这些活动说明竞选活动已经开始了。1946年9月2日，工党领袖奇夫利发表了竞选广播演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许诺，只是宣布政府已顺利地将战时经济转变为和平经济。9月28日进 行了战后第一次大选，结果工党再次获胜。在众议院，工党得43席，自由党得17席，乡村党得12席，独立工党得1席，另一席由无党派人士墨勒斯·布①莱克伯恩夫人得去。在参议院，工党得36个席位中的33个，在野党一共得3个席位。总之，这场党派斗争以工党胜利而告结束。自1901年以来，澳大利亚人口增加了一倍，议员名额过少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此1948年修改了选举法，国会通过了增加议员名额的法案。根据这一法案，众议院议员由74名增至120名；参议院议员由36名增至60名。按着旧规定，每三年改选议员中的1/2，任期六年。1949年又给土著居民以选举权。实际上，各州对本州的土著居民早已给了选举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少土著居民参加了国防军。此外，澳北区和首都直辖区也给了国会议员的名额。第二次斗争主要是围绕着银行国有化问题而展开并激化的。到1948年末虽然银行国有化问题已结束，因它而展开并激化的斗争却方兴未艾。首先25位银行界著名人士放下了正常工作，聚集在悉尼进行反对工党的宣传活动，攻击工党是“残酷的社会主义官僚的集合体”，是“澳大利亚自由的狂热的毁灭者”，“试图制造一个极权社会”，云云。这些攻讦对战后不久的澳大利亚人来说颇有蛊惑性。自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富尔敦发表反苏反共的演说以来，“冷战”便开始了，这必然要影响到澳大利亚。在这种背景下，反对工党和反对澳共便结合起来。为了斗争，右派建立了一个组织。1947年初，墨尔本市长雷蒙德·康尼利（亦是一个著名商人）建立了一个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准法西斯主义的协会，其领导人即澳国退役名将布莱梅。这个协会以“白军协会”而出名，会员很快发展到10万之众。入会的会员被告知，协会的宗旨是时刻准备防止共产党搞军事政变。这个组织的活动严守秘密，以致直到它解散时，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出现，表明战后澳大利亚党派斗争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时，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有了相当的发展，澳共党员人数已达到2.5万人，它对社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在大选中得票率已达3％。澳共在工人中的影响也在增强。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工会会员对共产主义理论虽然知之不多，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知道共产党人在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进行斗争。因此，投票选举他们为工会领导人。战后初期有好几个大工会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诸如，煤矿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钢铁工人工会、金属板工人工会、海员工会和新南威尔士教师联合会，等等。澳共还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分析和研究澳大利亚社会状况，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在澳大利亚立即举行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主张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斗争，为社会正义而斗争。澳共力量的壮大不仅引起保守党派的恐惧，也引起工党内部一部分人的恐惧。保守党一贯执行反共、禁共的方针，必然影响了工党。战后在工党内部出现的试图削弱和抵制澳共的所谓“工业集团”运动就是典型的表现。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企图把澳共从工会中排挤出去。1949年的澳共领导的煤矿工人大罢工，足以证明，“工业集团”运动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1949年6月16日，煤矿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举行罢工的建议，以抗议煤矿法院拖延解决35小时工作周制的要求。当时在煤①她原是工党党员，因左派观点，1943年被工党开除党籍。 矿企业推行的是40小时工作周制。会议接受了罢工的建议，从而开始了大罢工。这次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因煤的减少或断绝，许多工厂相继倒闭，到7—8月份失业工人达50万之众。电力生产减少，因而只能配给供应，城市实行战时那样的灯火管制。铁路运输已达最低点。家庭用煮饭的煤气在像墨尔本和悉尼这样的大城市，每天只供应1小时。工党政府决定镇压这次大罢工。伊瓦特通过国会颁布了“全国紧急法案”。根据法案冻结了矿工基金、宣布动用此基金支援罢工工人为非法。联邦政府逮捕几名共产党党员和领导罢工的工会领袖，并派军队开采露天煤矿，以破坏罢工。在奇夫利政府的镇压下，罢工坚持到8月15日而宣告失败。实际上，真正失败的是工党自己，它从而失去了广大工人对它的信任。工党在1949年12月的大选中惨败完全证实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1949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举行全国大选，自由党和乡村党取得了胜利，工党惨败。奇夫利政府倒台，孟席斯东山再起，澳大利亚的政局急转直下，保守派势力抬头了。 第八章1950—1980年的澳大利亚1950年以后的三十年，是澳大利亚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的大发展时期。从经济上说，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澳大利亚这一历史时期政治上的特点是自由党——乡村党长期联合执政，而工党因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力量极大削弱，长期处于在野党的地位。在对外关系上，澳大利亚扩大了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范围和增强了活动能力，但遗憾的是它追随美国，如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引起了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的反感。从总体看来，1950—1980年的三十年是澳大利亚向发达国家演变的重要发展时期。 第一节50—70年代末的国内政治一、围绕“解散共产党法案”的斗争1949年12月的大选结果是工党惨败，保守党派获胜。众议院，自由党得56席，乡村党得19席，工党得47席，无党派得1席。这时众议院已由75席增至123席。自由党和乡村党组成联合政府。自由党领袖孟席斯出任总理，从此开始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长达二十三年的两党联合执政的局面。新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的特点是“纠正”工党执政时所推行的政策，如奇夫利政府的石油配给制的废除和联邦银行董事会制度的恢复等。这样，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一直延续至70年代中期。1950年4月27日，孟席斯向众议院提出一个“解散共产党法案”，法案说：共产党企图以暴力颠覆现政府，应予解散。在法案第二读时，孟席斯迫不及待地向国会宣布5名工会领导人系共产党人。几天后，他又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5人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其中的一人还不是工会会员。保守党提出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打击工党，在工党内部制造混乱。工党领袖奇夫利和伊瓦特借口维护工党的统一不敢与法案制定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竟然说服本党决策会议提出一个修正案。这时工党内部出现反共的工业集团，该集团坚决支持孟席斯的反共法案。奇夫利等人怕大选时丧失天主教徒和工业集团的支持，竟然放弃了他们自己提出的修正案。这样，国会顺利地通过了“解散共产党法案”。10月19日，共产党中央和10个工会向高等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判明“解散共产党法案”违犯宪法，宣布无效。海岸工会还要求伊瓦特作为律师为他们出庭辩护，作为著名法学家的伊瓦特慨然应允。伊瓦特的承允在澳大利亚引起极大的反应。民主派十分高兴，这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律师可以再次为国内民主自由而辩护了。经过几个月的斗争，1951年3月9日，高等法院以6票对1票否决了孟席斯的法案，法院公正地做出了“解散共产党法案”完全不符合宪法的裁决。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约翰·赖萨姆不同意这个裁决，但大法官仍坚持认为尽管发生了朝鲜战争，但是澳大利亚并未处于战争状态，不能任意解散政党。孟席斯在高等法院做出裁决后仅几天就要求解散两院举行大选。4月28日进行大选。自由党和乡村党再次获胜，在众议院中，两党得席位69个，工党得52个；在参议院中两党32席位对工党28席位。新上任的孟席斯在7月份提出了“宪法修正案”，其目的是通过修改宪法使国会可再次通过解散共产党的法案。这一政治举动立即加剧了国内左右两派的激烈斗争。根据宪法，采取这样重大措施必须举行公民投票。1951年9月22日被确定为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修改宪法的日子。一些政党和社会团体，甚至家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辩论，因各自的立场不同发生了分歧和争吵，从而形成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工党内的右派，甚至比孟席斯总理更迫切投支持票，而绝大多数工党党员和伊瓦特一起掀起了投反对票运动。不少自由党党员及其追随者也积极参于投反对票的活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艺术家、作家、教师、教授及其他人士，平日根本不参加政治活动，现在也行动起来，大声疾呼要保卫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9月22日如期举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是，投反对票的为237万人，投赞成票的为231.8万人，从而粉碎了孟席斯政府 解散共产党的图谋。二、彼得洛夫案件1954年4月13日晚8点正，即第13届国会临近结束时，孟席斯总理戏剧性地向国会宣布，苏联驻堪培拉大使馆三等秘书甫拉基米尔·彼得洛夫自己承认是苏联克格勃特务，已和澳大利亚国家情报机构联系，要求给予政治避难。孟席斯还说，彼得洛夫随身带有有关苏联在澳间谍网的文件，文件牵涉到一些澳大利亚公民。这一下子震惊了国会。但国会议员第二天就要离开去进行竞选活动，没有时间辩论此事了。令人惊异的是，在国外，如在英国、美国或其他国家，外国间谍背叛要求政治避难通常是保密的，以免发生意外。相反，澳政府总理却公开宣布此事，并立即委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即最大限度公开彼得洛夫案件，此其一。其二，这时全国大选已确定在5月29日，即公布此事在大选前夕，其目的显然是打击作为在野党的工党，事实也是这样的。5月29日的大选的结果，以工党的失败而结束。4月20日，彼得洛夫的妻子乘飞机从悉尼飞往达尔文港，在途中，澳大利亚一位保安人员和一位苏联外交官对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后，她也被迫要求政治避难。皇家调查委员会由三名法官组成，负责调查彼得洛夫间谍案件，听取证词是从1954年5月17日开始，到1955年3月31日结束，调查工作几乎进行了近一年。而最后的报告是在8月发表的。调查了119个受牵连的人，他们的名誉遭到损害。报告认为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犯有叛国罪或触犯其他刑律。被牵涉到的人多是工党党员及其支持者。这进一步证明，执政党制造彼得洛夫案件的目的是打击工党。作为工党领袖伊瓦特为保卫工党声誉和正义，毫不犹豫地介入了这一案件。在调查前，伊瓦特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了孟席斯政府，同时也谴责了工党内部一小部分人在异党指挥下的反党行为。他认为被牵连的人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在听取证词前，委员会驳回了伊瓦特的指责，但他仍表示愿作彼得洛夫案件的辩护律师。在听证会上，他出庭为那些被彼得洛夫告发的人辩护。在报告公布后，他于1955年10月19日夜向众议院就这个报告做了发言，要求把报告列入议事日程。他再次指出彼得洛夫案件是一个抱有政治目的的阴谋，事实是，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用5000英镑收买了彼得洛夫，引诱他叛变。伊瓦特说，他就此事曾致函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回信说所谓彼得洛夫文件均系捏造。伊瓦特的揭露使国会议员们一下子惊呆了，接着国会大厅骚动起来，以至他讲的其他内容无法听得到了。孟席斯借机攻击说，伊瓦特只喜欢苏联外长的话，不喜欢调查彼得洛夫案件委员会的报告。这时工党内部已发生了严重分裂，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孟席斯慌忙要求总督提前大选。1955年12月10日进行了大选，结果是两个保守党再次获胜，孟席斯又出任总理，他的目的达到了。三、工党内部斗争与分裂解散共产党法案和彼得洛夫间谍案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工党的分裂。工党的长期分裂是澳大利亚50—60年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对澳大利亚政局有重大影响。 战后不久，工党内部出现了一个极右的小派别，称工业集团。工党领袖奇夫利开始承认它，有时给予支持。到50年代初，这个右翼集团有所发展，形成了工党内部的反对派，并且在政治上支持自由党与乡村党的反共立场。实际上，工业集团是两个保守党在工党内部的代理人。在50年代初，工党和保守党斗争的焦点是上述解散共产党法案和彼得洛夫间谍案件，而在这两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党内的右派和“工业集团”分子完全站在反对工党的立场上支持以孟席斯为首的保守党。这必然引起工党内部的激烈斗争和严重分裂。1951年6月13日，工党领袖奇夫利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奇夫利是工党团结的旗帜，他的去世加速了工党的分裂。在工党决策会议有分歧的条件下推选伊瓦特为工党领袖。作为工党领袖的伊瓦特两度出席法庭为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充作辩护律师，这在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招致了工党右翼的猛烈攻击。工业集团分子说伊瓦特不是秘密共产党员，也是共产党的朋友，要求把他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以维护工党的威信。相反，工党内部的左派和中间派，诸如卡尔韦尔（工党副领袖）、麦克肯纳（工党参议院领袖）和华德，都表示坚决信任和支持伊瓦特，并且认为那些党内的右派都是一些如奇夫利所说的“发了疯的可鄙小人”。工党的分裂不仅仅是因为在对待澳共问题上，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工党左派反对政府接受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并认为追随美国的结果是和亚洲那些腐败无能的政府结成联盟，会因此开罪于印度，也会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站在失败者一边。他们要求退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持中立立场，在美苏间采取等距离的政策，还要求承认中国。但工党内的右派妄图组织反共十字军，并且和工业集团分子勾结起来。正当工党内部斗争和分裂日益激化和加深时便发生了彼得洛夫案件。这个案件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工党的分裂和斗争。在伊瓦特宣布的辩护律师出席调查彼得洛夫皇家委员会不久，工党在堪培拉举行了一次集会，工党内部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会上，右派公开叫喊伊瓦特是“工党的耻辱”，左派当即反击，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4年10月6日，伊瓦特在报上公开谴责党内右派，他说一小撮工党党员，尤其在维多利亚州已堕落到不忠于工人运动，已使工人运动背离工党原来的目标，并且采用了法西斯主义的手段。右派反击说，伊瓦特是工党脖子上的赘疣，他的唯一朋友是共产党。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分歧与斗争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维多利亚是“工业集团”的指挥中心。墨尔本大主教曼尼克斯博士和天主教社会运动领袖B.A.桑塔玛里亚这些极右分子是维多利亚州“工业集团”的精神领袖。在1954年10月，联邦工党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维多利亚工党特别会议，会上研究了该州工党内部“工业集团”的问题，并选举了新的反对“工业集团”分子的州工党执行委员会，从而开始了工党在组织上的分裂。1955年3月，联邦工党在霍巴特召开该党第21届年会。新的维多利亚州工党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而亲“工业集团”维多利亚代表团被禁止参加会议。这次年会由中派和左派主持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批准撤销联邦工党执委会对“工业集团”的承认、反对在马来亚使用澳大利亚部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决议。会议重申为维护工会团结要反对极权主义，主张澳美在太平洋地区合作，并批评了美国的一些太平洋政策，还要求东南亚条约组织应致力于和平事业。霍巴特年会是工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 新维多利亚州工党执委会为团结一致的开展工作，把那些仍然忠于旧的右派执委会的几百名党员统统开除出党。同年4月，这些被开除的右派分子建立了一个新的党，取名为“反共工党”。“反共工党”从是年6月大选起，多年来一直坚决反对工党候选人，支持保守政党候选人，因而造成了自由党和乡村党在维多利亚多年连续执政的局面。维多利亚州工党的分裂影响了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两个州的工党组织，两州工党也相继发生了分裂。1956年，新南威尔士的“工业集团”分子模仿维多利亚的右派也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民主工党”，从而导致了新南威尔士州工党的正式分裂。昆士兰州工党的分裂是在第二年发生的，起因是本州的工会和议员之间的紧张关系。1957年4月，本州总理维森特·盖尔及其内阁大部分成员被州工党组织开除出党。不久，以盖尔为首的右派分子建立了“昆士兰民主工党”。1957年反共工党和民主工党合并，以“民主工党”命名，而昆士兰民主工党长期单干，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它是民主工党在昆士兰的一个支部。澳大利亚史家曼宁·克拉克说它“成了保守党派的尾巴”。在反共狂热分子桑塔玛里亚及其同党鼓动和帮助下，民主工党很快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支部，并且在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等州的大选中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但它一直是一个小党，从未能把自己的候选人送入下议院。民主工党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总是虔诚地投自由党和乡村党候选人的票，因此这两个保守政党取得政权一部分是靠了这个党的“忠诚”。应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民主工党党员及其支持者都是象桑塔玛里亚和曼尼克斯那样的狂热天主教徒，其中还有一部分长老派和不信教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仍继续支持工党或其他政党。四、“白澳政策”的废除澳大利亚外长D.C.斯宾德在1950年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援助亚洲国家的计划，即著名的“科伦坡计划”。科伦坡计划有种种不是之处，但它对澳大利亚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极大地冲击了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思想，甚至比孟席斯总理还保守的A.R.道纳移民部长都受到了反种族主义的影响，他对旧移民政策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1958年他竟然向国会提出废除臭名昭著的默写考试法案的动议。这样，“白澳政策”受到了一次冲击。不久，这种变化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废除白澳政策的新呼声。这表现在墨尔本大学建立了移民政策改革小组。该小组对移民状况进行了调查，出版了小册子，宣传用有限制有选择地从亚非国家接受移民的政策以取代白澳政策。墨尔本大学讲师肯尼斯·利韦特是移民政策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在50年代，他领导移民政策改革小组多次进行有关移民问题的民意测验，测验①的结果详见下表：年代主张禁止有主张允许有色无意见色人种入境％人种入境％％195461318①RusselWard，TheHistoryofAustralia（1901—1975），HeinemannEductionalBooksLtd，Melbourne，p.318，1978. 19565142719575536919584544111959345511移民政策改革小组的调查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白澳政策已不得人心，势在必改。但从确立白澳政策到这时已有六十年之久，种族主义情绪根深蒂固。在种族主义情绪严重存在的条件下，将其彻底废除，还需要时日，也需要斗争。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初又在两个问题上战胜了种族主义。一个是关于巴布亚自治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澳洲土著人的公民权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为70年代工党政府废除白澳政策奠定了基础。1962年7月，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在细致地研究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问题后提出了一个报告。报告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进展情况过于缓慢，严厉谴责了澳大利亚政府“顽固地坚持渐进主义政策”和在酒法方面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报告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到1964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起100名议员的国会和一所大学，而且议员要由选举产生。这些要求使澳政府大吃一惊。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立即行动起来，1962年修改了酒法；废除了酒法中白人和黑人区别对待的条款，建立起一个调查该托管区三级教育状况的委员会。1963年中期，澳大利亚国会通过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立法会议扩大权限和建立议会的决议。决议规定立法会议对托管区行政长官有咨议权。决议还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议会如何组成做了详细的规定：议会由64名议员组成，其中的44名由拥有选举权的成年人普选产生，10名由非土著人选举产生，另10名为官方指定的议员。于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进程得以加速，澳大利亚政府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居民（土著人）亦比过去重视得多了。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完全自治，还有一段历程。到1964年6月才选出本地的议会。显然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这块托管地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进步的速度，即自治的进程在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的心目中，甚至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太缓慢了，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尤其其领土部长G.E.巴恩斯经常受到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的批评。该委员要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政党，要立即取消10名白人议员和另10名指定的议员。委员会的这一要求又一次打击澳大利亚政府的种族主义的残余。在1972年澳大利亚大选前夕，工党领袖惠特拉姆曾答应如工党执政便以最短时间实现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工党政府上台后立即实践其诺言。但巴布亚新几内亚组建一个国家最大的困难是来自当地不同部落的相互仇视和已分裂成若干个单一的相互对立的州，并且在布干维尔岛出现了强大的分离运动。尽管有种种困难，惠特拉姆政府加紧工作，并果断地宣布从1973年12月1日起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完全的自治。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首席部长M.索麦尔宣布英国女王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元首，从而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诞生了，并且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人自治和独立的过程实际上是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受到冲击并衰落的过程。这对消除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思想大有裨益。从此，澳大利亚政府开始考虑解决澳洲本土上的土著人的问题了。 根据澳大利亚宪法，澳大利亚土人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宪法第127条规定：“在计算联邦人口数目，⋯⋯土人将不计算在内”。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关怀下加速了自治的进程，这必然影响到澳大利亚人考虑本国土人的政治权利问题。1966年新上台赫尔特总理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政府通过国会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举行公民投票修改宪法，借以授权联邦政府在计算人口时也计算土著人，并给以法律权利。1967年5月27日举行公民投票，并得以通过，从而澳洲土著居民获得到了公民权。但是在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人和澳洲土著人以自治权和公民权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斗争还是有的。有一个由种族主义分子和右翼分子组成的“右派同盟”，因来自南非的一批白人移民加入该组织而使其力量壮大起来，自称“澳大利亚纳粹党”并进行种族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一些年轻人自动组织起来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在1961年大选时，澳大利亚的大学生，尤其是维多利亚的大学生去游说议员反对白澳政策。几乎所有政党的政治家们都被提问过对待白澳政策的立场，因而把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到70年代初这一斗争出现了新高潮。1971年6月末，一个南非白人斯普灵保克球队到达西澳大利亚首府佩思。当即在澳大利亚掀起了大规模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游行示威，并且球队到达那里，示威就在那里出现，南非球队在澳大利亚成了过街的老鼠。同年末，一个南非白人板球队到澳巡回表演。澳总理为避免再发生对抗，要求澳大利亚板球管理委员会主席唐纳德·布莱德曼想办法解决，并提出政治与体育分开的原则。布莱德曼虽然答应总理的要求，但又向他提出意见，说南非搞种族隔离制度名声太臭，希望今后澳大利亚政府拒绝接纳南非种族主义的体育队。1972年5月，皇家调查委员会向政府建议应向那些被牧场主从其渔猎区赶走的土著人提供土地。为了争回失去的土地，土著人第一次起来进行斗争。他们在其领袖的领导下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对面草坪上建立了土著人“大使馆”，发誓要长期驻扎下去直到土著人获得“土地权”。但乡村党和自由党坚决反对给土著人以土地，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制度。政府颁布派警察强制驱逐和搬迁土著人“大使馆”篷帐的法令，但未奏效，相反却招致大批土著人涌进首都，使政府十分被动，从而再次出现了反对种族主义的高潮。冲击种族主义事件的不断发生，迫使各政党不得不改变自己种族主义的内外政策，首先带头的是过去一贯维护“白澳政策”的工党，它在60—70年代成了抛弃种族主义政策的急先锋，例如1965年，工党从其政纲中删去了白澳政策。又如1971年6月，在工党第29届年会上，代表们以44票对1票通过了修改党的移民政策的决议，决议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有种族歧视。自由党和乡村党也逐渐改变在移民政策上的种族主义立场。早在1964年和1966年，孟席斯政府与赫尔特政府早已悄悄地改变了移民政策，大约有6000名欧洲移民和非欧洲移民迁入澳大利亚。1972年12月，工党政府移民部长埃尔·格莱斯公开接受甚至资助非欧洲移民入境。1973年移民有2.5万人，其中1/12为非欧洲移民。总之，到这时白澳政策便寿终正寝了。五、从孟席斯到惠特拉姆 孟席斯和惠特拉姆是战后澳大利亚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的两个政治家。前者是自由党的领袖，后者是工党的领袖。他们的政见迥然不同。孟席斯在1939年4月和1940年3月曾两次出任联邦总理，后来从1949年开始到1966年2月退休又7次出任联邦总理，这次执政历时达17年之久，并以反共闻名于世。而惠特拉姆出任总理仅两次，历时只三年（1972年—1975年11月），以亲共闻名于世。1965年下半年已有孟席斯因健康原因将要退休的传言。7月，他进行一次手术，流传说他患的是肠癌。71岁的孟席斯对朋友说，他的身体已每况愈下了。为此自由党举行会议一致选举哈罗德·赫尔特为党的领袖，接替孟席斯，又选举威廉·麦克马洪为副领袖。1966年1月26日，以赫尔特为首的新内阁宣誓就职。麦克马洪改任财政部长。1966年2月，孟席斯正式退休。新总理赫尔特于1908年生于新南威尔士，曾在墨尔本维斯雷学院学习，后又在墨尔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任律师。1935年当选联邦国会议员。1949—1956年先后担任过劳动部长、国家军役与移民部长。1958年又改任财政部长，直到1966年出任总理。赫尔特继续推行孟席斯的内外政策，但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诸如采用10进位制的币制，宣布亚洲移民归化为澳大利亚国籍的宽松条件。这表明他的政策和孟席斯的政策还是有区别的。在外交上，他和孟席斯也是不同的，孟席斯总是越过亚洲诸国而和美英打交道，而赫尔特模仿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打交道，因此他上台后的第一个外交活动是出访南越、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赫尔特在他执政期间，制定和推行了上文提到的那些反种族主义的政策。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同情者。在孟席斯执政时期，澳大利亚的党派斗争，主要是自由党联合乡村党同工党斗争。在赫尔特执政期间，自由党和乡村党的斗争便占重要地位了。乡村党领袖、副总理兼贸易部长麦克伊文同自由党副领袖兼财政部长麦克马洪矛盾重重，两人关系一度十分紧张，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麦克伊文指责自由党政治家在工业巨子支持下想搞垮他本人和乡村党。而麦克马洪和自由党的许多国会议员认为麦克伊文及其贸易部的官员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太大了。双方在国家财政和贸易政策上争吵不休。赫尔特总理从两党联盟不能受损这一大局出发尽量调解两位重要阁员的矛盾，但一直未能能彻底解决。执政党同在野党的斗争也时时发生，1967年因澳皇家空军第34航空队事件矛盾更加尖锐。第34航空队多年来一直担负着专门运送国家部长、政府贵宾及其他要人的任务。新闻界揭露说，有一些飞行是为运送一些大员的妻儿，纯属私人旅行性质。反对党立即要求调查，但有关部长答复说因没有飞行记录无法调查。这自然引起在野党的不满，便借机发难，指责航空部长欺骗国会，要他立即辞职。航空部长决定辞职，但内阁拒不接受辞呈，从而加剧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斗争。执政党因上述矛盾和斗争引起选民不满，在这一年中期选举中相继在维多利亚、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三个州失利，其在选民中的影响跌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赫尔特为此十分担忧。到1967年赫尔特已是60岁之人，但他身体十分健壮，善游泳，喜冲浪，且又是垂钓能手。1967年12月19日，他和4位好友在维多利亚港附近海滩散步。他一时兴起跳入水中游泳，友人在滩上观看，但他始终未能游出水面，溺水而死，其尸首至今未能寻觅着。当时荒诞流言四起，竟有人认为被苏联 潜艇绑架而去，还有人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勾结澳情报机构制造的惨案。12月22日，澳大利亚政府为赫尔特总理举行追悼会，英国女王代表查尔斯王子、首相威尔逊、美国总统约翰逊及其他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了追悼会。赫尔特去世后，麦克伊文自然成为总理。但他表示不愿和麦克马洪在内阁共事，言外之意不希望他成为自由党的领袖。1968年元月6日《澳大利亚》披露了此事。元月9日，自由党决策会议以51票对30票推举戈登为党的领袖。10日他便接替麦克伊文出任联邦总理。戈登于1911年生于墨尔本，曾在季隆文法学校和牛津学院受教育。二战期间充任澳大利亚空军飞行员，在英国、新加坡、达尔文港和米尔尼湾等处服役，多次参加战斗，在米尔尼湾空战中受重伤。戈登在执政期间没有突出的政绩，政府和自由党威信在减弱。在这种背景下，乡村党领袖麦克伊文以70岁高龄宣布退出政界，而道格拉斯·安东尼继为党的领袖，并出任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贸易和工业部长，与此同时，政府内两名部长发生公开的争吵。反对党领袖惠特拉姆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自由党立即召开决策会议，会上两名来自维多利亚的议员提出对戈登信任动议。这样加剧了党派斗争。在决策会议表决信任动议时因一名坚决支持戈登的议员因病住院，结果33票对33票，而戈登作为会议主席也投了反对票。这样他只好下台。接着决策会议推选麦克马洪为党的领袖，戈登为副领袖，从而麦克马洪出任联邦政府总理，而戈登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麦克马洪生于1908年，曾在悉尼文法学校和悉尼大学圣保罗学院学习，毕业后任律师。1939年二战爆发后参军。1949年当选联邦众议院议员。1951年在孟席斯政府中任海军和空军部长，1966年任财政部长，后一度任外交部长，曾任自由党副领袖。麦克马洪政府面临着很多困难，诸如对华政策、国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猛增、本国土著居民问题、越南战争问题、政府和执政党威信下降、党内矛盾等困难问题。在这样背景下，以麦克马洪为首的自由党迎来了1972年12月全国大选。这次大选，工党取得了巨大胜利，连续执政达23年之久的自由党和乡村党联合政府宣告结束。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出任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于1916年生于墨尔本，其父系联邦政府高级官员。曾在堪培拉和悉尼读书，毕业于悉尼大学，获法学学士。1941年参军，任空军中尉。1952年当选联邦国会议员，1967年被推选为工党领袖。他是工党第七次执政的总理。副总理为兰斯·巴纳德。总理和副总理均系工党党员，故反对党称工党政府“双头政治”（dwumvivate）。工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废除了自由党和乡村党政府颁布的征兵法，释放了被监禁的抗兵役者，撤销了对三百多名悬而未判的起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推行女工同工同酬政策，废除英国贵族头衔，取销销售税、娱乐捐，废除白澳政策，⋯⋯。惠特拉姆政府在执政头18个月里通过国会颁布大量立法，仅在1973年秋季就提交众议院114个法案，被通过达103个。这样引起党内外的不满。反对党乘机进行破坏，收买政府高级官员，因此在惠特拉姆执政期间相继发生一些机密文件被外泄给在野党的事件，使政府多次处于尴尬境地，工党政府威信急剧下降。加之，当时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大约每季度以3—4％速率递增，政府虽采取种种措施，但效果不大。据估计，通货膨胀率到1976年可能达到15％。 民意测验表明支持政府人数下降到最低点，低于40％。1975年12月举行全国大选，工党惨败，政权又回到自由党和乡村党手中。 第二节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第三次起飞一、农业与牧业50—70年代初这二十余年，是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即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起飞。正是在这一时期内，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可从其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的增长看出来，按当年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1946年为30.06亿澳元，1956年上升为106亿澳元，上升两倍多。1973年高达409.83亿澳元，比1946年上升12.3倍多。到1969年，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总值已居世界第10位。按人口计算，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520美元，居世界第8位，被列入富裕国家之列。以增长速度言，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日本、加拿大和法国。从1949年到1970年，澳大利亚增长速率在4.1—6.6％间。从广义上讲，农业、牧业以及渔、林、狩猎等业均统称之为农业。但种植业（狭义的农业）和畜牧业是澳大利亚广义的农业的主体。澳大利亚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在国内外一向占有重要地位。在1949—1980年初这段时期里，澳大利亚种植业发展比较快，如战后小麦播种面积1949—1950年度为495万公顷，1969—1970年为949万公顷，1979年—1980年为1115万公顷，同期产量大幅度提高，分别为593万吨、539万吨和1619万吨。再以甘蔗为例，1949—1950年种植面积为11.4万公顷，产甘蔗为696.9万吨，1959—1960年为12.7万公顷，产甘蔗为914.7万吨，到1979—1980年分别为26.7万公顷和2397.6万吨。畜牧业在同期也有较大幅度发展。1949—1950年有牛1460万头，羊为1.13亿只，1959—1960年，牛1650万头，羊1.15亿只，1979—1980年分别为2620万头和1.36亿只。促使澳大利亚农牧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主要原因有以下一些：第一，首先扩大农牧业用地，1950年农牧业用地已达3.76亿公顷，到1980年已近5亿公顷，增长1/3。第二，扩大了灌溉面积，到1976年灌溉面积约有150万公顷。第三，扩大人工牧场，推广了合理施肥，尤使用化肥，使水草丰盛，1950年人工牧场仅为740万公顷，到1975年高达2860万公顷。第四，战后国际市场羊毛和小麦价格上涨，需求量增加，尤其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后，更加刺激了国际市场对羊毛和谷物的需求量。第五，农牧业技术和农牧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第六，政府对农牧业的支持和干预，如政府对小麦和羊毛价格的补贴，对农牧业提供贷款，仅1971年提供农牧业的贷款达1.54亿澳元。此外，对农牧业提供资助，1977—1978年提供援助金额高达1.62亿澳元。澳大利亚农牧业经济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但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却日益降低，从事农牧业的劳动力亦日益减少。战前，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到80年代仅占6％，而劳动力由战前的50万人，即占全国总劳动力的近20％，下降为6％。这显然是由于澳大利亚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既导致了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导致了农牧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牧业产品对外出口仍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直到80年代，农牧业产品出口仍占总出口额的近45％。澳大利亚的土地制度，经过19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改革已基本确立。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土地名义上为国有，即所谓英王所有，实际上早已私 有化。皇家土地（国有地）约占整个土地面积的85％，其中62％租借给私人使用。其余38％，由政府直接控制，或由政府占用或作为保留地，这部分土地在全澳约有1亿公顷。私人租借的土地是从旧殖民时代沿袭下来的。租期分年租借、长期租借和永久租借三种。租金因此有长期固定租金、定期（十年）租金和载畜量租金。租借土地事实上是私有土地，因为租金很低和租期长。私有土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15％。该类型土地大致分为两种：①所有权已让渡的土地，约占私有土地的79％。②其余是所谓“在办理让渡手续中”的土地。前者是指那些自由持有程度很高的土地，换言之，是指那些任意转让持有权和任意使用的土地。后者是指那些有条件持有的土地，或者说不能任意转让持有权的土地。根据澳大利亚法令规定，购买土地是有条件的，诸如限制购买土地的面积，必须在购买的土地上经营五年，要改良土壤、垦殖、围栏，并保证不把土地所有权转让给拥有一定土地面积的人。无论是国有土地，或是私有土地，无论是租借持有的土地或是自由持有的土地，事实上没有多大区别，因为绝大部分土地持有权和使用权都掌握在私人手中，土地持有者都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不存在专门出租土地的地主，也没有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因此，澳大利亚土地制度是西方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一种类型。这是由于澳大利亚是从一个流犯移民殖民地并且长期又以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的经济体制演变而来的必然结果。二、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自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工业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制造业为例，在1941—1966年间，工厂雇佣工人由65万人上升到130.9万人。普通用的产品过去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而现在绝大部分是本国制造的，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加工制造业总产值由1941年的12.9亿英镑上升到1966年的146.9亿英镑，即增长了11倍。到70—80年代澳大利亚的制造业达到了发达工业国家的标准，计有12个大部类：1.食品、饮料、烟草；2.纺织；3.服装、鞋类；4.木材、木制品、家俱；5.造纸、纸制品及印刷；6.化学品、石油、煤炭产品；7.非金属矿产品；8.基本金属产品；9.金属加工产品；10.运输设备；11.机器设备；12.其他制造品。制造业营业额在1979—1980年达653.55亿澳元，固定资本支出达21.87亿澳元，雇佣工人高达115.4万多人。制造业中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为1∶2，即1/3为重工业，2/3为轻工业。1981—1982年度，生产铁711万吨，粗铜727万吨。1981年产原铝37.8万吨。同年生产电机385万台，内燃机26.2万台、电冰箱35.2万台、彩色电视机35万部；小汽车38.4万辆、大轿车和卡车3.8万辆。与此同时，石油工业也发展起来。1953年2月在西澳大利亚首府佩思以北1110公里的海湾处打出一口试验性喷油油井，从此开始了澳大利亚本国的石油开采业。1961年在布里斯班以西300公里处采掘出质量很高的石油，并很快形成了穆涅油田。此后在各地相继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其中最著名的有巴罗岛油田（西澳）、埃尔湖以东荒原油田（南澳），以及昆士兰境内的莫尼油田、奥尔通油田、康内油田。后来又在维多利亚州东部沿海地区发现特大油田，该油田从1971年开始喷油，其产量占全国总产原油量的80％以上， 此即著名的巴斯海峡大油田，从而澳大利亚工业开始了特大飞跃。外国公司纷纷来澳建立石油公司，大办炼油厂，石油产量大幅度增长。1964年产原油仅124万桶，以后逐年成倍增长，1968年产量已达1388万桶，较1964年提高10倍多！1970年更增至3064万桶，1971年因巴斯海峡油田的建立而猛增至9395万桶，1972年高达1.1975亿桶。1972年比1964年年产量增长了95倍多，时间仅仅8年！到70年代，澳大利亚石油自给率达70％以上。澳大利亚石油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炼制汽油上，除能炼制燃料油和汽车用油外，还能炼制航空用油。到1981年澳大利亚汽油工业已具有极强的年产能力，是年全澳生产汽油180亿公升，航空汽油25亿公升，燃料汽油34亿公升。正当全世界在70年代石油价格大涨时，这个一向依赖外油的国家，竟然石油工业大发展。这对于推动澳大利亚经济的全面高涨有重要意义。由于国内天然气和石油工业的兴起和竞争，煤炭工业在50年代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长年保持在年产2000万吨左右。但澳大利亚原煤蕴藏量甚丰，煤炭工业潜力很大。据60年代估算，原煤蕴藏量在680亿吨左右。进入60年代后，因向日本输出原煤数量日益扩大，煤炭工业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1965年产煤5210万吨，1973年高达8067万吨。其他工业也相应地得以高速发展，如1981年产磷肥355万吨、水泥609万吨，黄油7.7万吨，奶酪13.7万吨，精炼糖74万吨、棉纱2.1万吨、毛纱2万吨，毛料1137万米，纸和纸版130万吨。澳大利亚一向被认为除煤和黄金外是一个矿产资源不丰富的国家，只是到了本世纪60年代经过大规模的勘探，陆续发现大量矿藏，这种观点才有所改变。从60年代起，澳大利亚矿产也迅猛发展起来，如以铁矿石论1960年产量为440万吨，到1972年年产量达6300万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三位。再如铝土，1969年到1970年度产量890万吨，1979年—1980年度达2804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0％，仅次于苏联，居世界第二位。其他如锌和镍，1969年到1970年分别为52.1万吨和1.8万吨，1979—1980年50.7万吨和7.2万吨，居世界第四位。这样，澳大利亚到70—80年代之交已成为矿产的重要国家。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73年拥有铁路4.0474万公里，1969年公路长度达90.1143万公里。三、对外贸易的扩大澳大利亚是一个以世界市场为重要市场的国家，换句话说是一个大进大出的国家，因此，对外贸易一向十分发达。二战后，由于工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国家的高度工业化，对外贸易便出现了成培增长的局面。1949—1950年出口总值11.84亿澳元，到1981—1982年上升为190.89亿澳元。1981—1982年上升为224.89亿澳元，扣除上涨因素，进口总值最低增长1.9倍。从出口商品构成看，1949—1981年间，农产品所占百分率逐步下降，相反，矿产品百分率在成倍扩大。1949年，澳大利亚出口总额中，农牧产品占83.3％，1970年降到52.74％，1981年又降至45％。矿产品，1964年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7％，1970年则上升为24％，1981年又升至30％。此外工业品出口随着国家工业化也急剧扩大，由1950年的5％，增至1981年25％。 农牧产品出口比重虽然下降，但出口总值和出口数量却日益增长，如1949年农牧产品出口总额为10.38亿澳元，1970年则上升至23.39亿澳元。羊毛是农牧产品中出口的大宗品，可以从它的出口额增长看得十分清楚，如1946年出口羊毛7.11亿磅，1969年为14.71亿磅，1973年为15.26亿磅。直到80年代初，羊毛仍是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中最重要的商品，如1980—1981年出口羊毛70万吨，占世界羊毛出口总量的60％，居世界之首。小麦和大麦出口情况无论从出口数量和出口总产值看大致亦呈增长趋势。以数量言，50年代在250—400万吨间，60年代在500万吨和800万吨间，70年代最高时一度上升至1840万吨，最低亦为610万吨。从出口总值看，从50年代的2.5亿元上升到1979—1980年的28.9亿澳元。在农牧产品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羊毛和麦类的是蔗糖和肉类。1950—1951年度，肉类出口总值6000万澳元，到1979—1980年度上升到17.3亿澳元。肉类出口主要是牛羊肉。蔗糖，1952—1953年度出口47万吨，1980—1981年度则出口258万吨，年出口总额达11.5亿澳元，仅次于古巴，居世界第二位。澳大利亚农牧产品出口，一般说来占其产量的较大比重，羊毛出口占总产量95％以上，牛肉占50％，羊肉约占70％，小麦约占80％，蔗糖约占75％。因此，澳大利亚是农牧产品出口大国，长期以来，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从60年代起，澳大利亚矿产品出口量和出口总值增长亦异常迅速，成了世界矿产品出口大国，其中以煤、铁矿石、铝土及氧化铝等矿产品出口额增长尤为迅速。从本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到1981年，煤出口总值增长26倍。1979—1980年出口煤达4000万吨，价值达16.9亿澳元。同期，铁矿石出口总值增长23倍，1979—1980年出口高达8000万吨，约值10.8亿澳元。1970—1981年这十年间，氧化铝出口价值增长9.4倍，1979—1980年出口氧化铝约700万吨，约值10亿澳元。据统计，1979—1980年农牧产品出口值占总出值的42.2％，而矿产品出口值则占26％，因此矿产品出口比率仅次于农牧产品，居第二位。上文指出澳大利亚进口贸易在50年代后亦有大幅度的增长，这和出口贸易的增长大致是相同的。但从进口商品结构上看恰恰是相反的。进口的大宗产品是制造业产品（包括石油），约占85％—90％，其中石油及其产品约占10％，运输、机器和各种设备占25％至40％，其余为制造业原料、化工产品、纺织品、纤维产品等。而农牧产品和矿产品所占比率极其微小。澳大利亚战后对外贸易主要有下列特点：第一，同英国的贸易额逐步而又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后。相反，同美国、同亚洲诸国的贸易额，尤其和日本的贸易额大幅度上升，同中国的贸易额亦有增长的趋势。如以1949—1950年度和1979—1980年度，澳大利亚同英、美、日三国进出口贸易为例：1949—1950年，澳大利亚向英国出口价值占其总出口值的38.7％，美国为8.1％，日本为3.9％，而到1979—1980年英国下降为5％，美国上升到10.8％，而日本更升至26.9％。向中国输出值亦由1959—1960年度总出口值的2％上升至1979—1980年的4.5％。澳大利亚进口状况亦如是：1949—1950年，英国占52％，而1979—1980年则降为10.2％。同期美国由9.7％升至22％，日本亦由1.3％上升至19.1％。 第二，在战后对外贸易中，澳大利亚一度是逆差，但最近若干年来，出现了顺差，从而改善了国家的财政金融状况。应指出的是对英、美、加三国的贸易一直是逆差，而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则为顺差。第三，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牧产品在出口贸易总值中的比率大幅度下降，相反，工业和矿业产品出口份额却在日益扩大。第四，在对外贸易中，出口以农牧产品和矿产品为主体，进口以工业品为主体。在资金上依赖英、美、日诸国。60年代后期，每年吸收外资超过10亿澳元。从1946—1972年，澳大利亚共吸收外资累计达114.49亿澳元。1979—1980年度，英国、美国和日本是三个对澳投资最多的国家，分别为9.21亿澳元、8.25亿澳元和3.73亿澳元，是年澳大利亚共吸收外资29.61亿澳元。四、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事业澳大利亚战后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发展本国经济，而且战后国际环境对澳大利亚发展经济十分有利。二战使英国进一步削弱，因而使澳国最终摆脱了英国控制，加之，日本战后大规模地购买澳大利亚矿产品和粮食，美日扩大对澳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又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更广大的市场，中澳贸易的建立和扩大，所有这一切都是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澳大利亚经济建设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失业、通货膨胀和贫困等严重社会现象。澳大利亚战后一直存在着通货膨胀和失业，1947—1949年零售物价上涨10%，进入60年代后通货膨胀率为2.5%，这是可以接受的膨胀率。进入70年代后因经济危机所致，通货膨胀率猛烈增长，1974—1975年一度高达16.7%。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既扰乱国家经济，又会导致政局不稳。因此，战后长期执政的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一再采取“紧缩银根”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紧缩银根”的直接后果是使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和失业率增高。例如1961年，孟席斯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银根”，便造成了1962年1月份失业人数高达13.2万人，是战后失业最高纪录。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政府被迫建立一个探讨改组国家经济的委员会，由一些重要商人和经济专家组成，由詹姆士·沃恩昂博士任该委员会主席。同时财政部长赫尔特采取使失业率下降的措施，主要有：拨款给各州兴办公共工程、减少所得税5%、增加失业补助金，从而初步地改善了就业状况，到1963年10月失业人数下降为5.9万人，这是自1960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同年10月通过了《十进位货币法案》，经过长期争论，1966年2月14日正式定澳大利亚货币为“元”和“分”的名称，这是受美国货币影响的结果。但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后，因世界金融危机的波及，澳大利亚出现了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增长的可怕局面，如失业率已接近占总劳动力的2%，通货膨胀率已超过年6%。虽然后来联合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未能凑效，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72年政府垮台。工党政府在1972年12月上台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显著增高，经济出现了萧条。为了稳住形势，惠特拉姆采取扩大公共工程和增加社会福利的政策，这样便增加了财政费用，其结果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率的增长，造成物价暴涨，引起人民的不满，工党威信受挫。这是惠特拉姆政府在1975年倒台的根本原因。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一直推行和强化社会福利主义政策，因此到战后社会福利名目十分繁多，诸如养老金、残废抚恤金、寡妇养恤金、单身父母补助金、退伍军人及阵亡军人遗孀养恤金、失业及疾病救济金⋯⋯不胜枚举。每年此种社会福利支出数字极大，如1981—1982年度高达115亿澳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7.8%。而各党为了博得选民支持也往往以此作为竞选纲领中的重要内容。社会福利政策存在的本身说明在澳大利亚有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其生活处于贫困状态。据研究澳大利亚贫困问题专家汉德逊教授推算，1973年，澳大利亚处于贫困的家庭约占全澳家庭的18%，总计约150万人。但是，澳大利亚人民因战后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如以收入和消费言，1981—1982年和1949—1950年度相比，澳大利亚人的货币收入增长27.5倍，消费支出增多24.2倍，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家庭收入实际增长3.9倍，消费支出实际增长2.5倍。因此，澳大利亚自称为“富裕”国家。五、澳大利亚的人口与移民澳大利亚战后经济发展与其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而人口的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规模地吸收移民。大规模地吸收移民是澳大利亚传统的国策。在第二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深深体会到，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不仅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增强国际实力也会受到限制。况且，战后面临着经济大发展的局面，极感劳动力的缺乏。因此，战后吸引了大批移民的到来，并于1947年提出：“移民就是繁荣”的口号。战后吸收移民约有347万，其中有80%的移民定居下来，1947年，全澳大利亚人口为757.9万人，1981年全澳人口为1492.7万人，增长数达734.8万人，而移民为347万，占全澳人口增长的47%强。战后澳大利亚人口的显著特点有四：第一，战后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加上年移民增长率合计1—2.29%之间，是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第二，澳大利亚人口分布极不平衡，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东南地区。据1976年普查，东南地区的人口占全澳大利亚人口的92%。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两个洲的人口是全国人口的61.9%，而广大内陆、澳北区、西澳大利亚则人口十分稀少。第三，人口城市化，墨尔本和悉尼这两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1.1%。又如6个州的首府再加上5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的人口合计占全澳人口的69.8%。第四，澳大利亚人口结构中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移民的较高比重，据1971年普查，悉尼人口的25%、墨尔本人口的27%、阿得雷德人口的28%、佩思人口的31%出生在海外，换言之是移民。1966年中国血统的移民为3.5万人。 第三节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一、50年代的外交活动1950年以后，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但遗憾的是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干涉印尼人民收复西伊利安的斗争。不容否认，在战后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澳大利亚在国际事务中亦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工党执政时期。澳大利亚外交活动由澳大利亚外交家伊瓦特开创后，与澳大利亚建交的国家日益增多。澳大利亚50年代外交活动的特点是同英国关系疏远，而同美国关系日益密切。虽然保守党历届政府，无论是孟席斯政府或是1966年上台的赫尔特政府以及戈登和麦克马洪政府，虽然和伊瓦特政见不同，但在对外关系上可以说都在执行他制定的外交方针，即把澳大利亚的影响扩展到亚洲。因此从50年代到整个70年代，澳大利亚始终把亚洲和美国作为外交重点。澳大利亚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P.C.斯宾德于1950年1月参加了英联邦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会议荒谬地认为亚洲的贫穷、落后、愚昧、疾病会给共产主义向这一地区传播提供机会。在这种“反共”旗帜下，英联邦外长们表示决心共同努力促进亚洲工业化以及发展亚洲卫生和教育事业，以实现其所谓的“遏止共产主义”战略。澳大利亚外长斯宾德根据会议精神提出一个计划：英联邦发达成员国对像印尼、泰国不发达国家应提供财政、技术和专业人员的援助；援助对被援助国来说是自愿的，是其努力自立的一个补充，因此援助的项目是那些易于偿还的项目。这就是科伦坡计划。与会国加拿大、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和英国的代表都表示接受这个计划。1954年末，东南亚各国也都相继参加了科伦坡计划，它们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北婆罗洲、沙捞越、文莱、缅甸、印尼、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但美日两国未参加。孟席斯政府对“科伦坡计划”的实施十分积极，决定在头六年提供3125万英镑信贷，此外再拨出325万英镑作为奖学金，提供给亚洲大学生，使之在澳大利亚大学、师范学院和专业技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服务。根据科伦坡计划到澳学习的大学生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来自亚洲、非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大学生和澳大利亚本国的大学生们一起学习、生活和娱乐。有色人种的大学生占整个澳大利亚高校学生的10%。他们相互学习、帮助和了解，这有利于消除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偏见。科伦坡计划的优点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冲击了种族主义和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白澳政策。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了反共演说，东西方冷战由此开始，到40年代末，冷战日趋激烈，尤其是美苏冷战。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原是日本殖民地。日本投降后，朝鲜以北纬38线为界被人为地分成南北朝鲜两部分。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利用苏联拒绝出席联大会议的机会召开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颠倒黑白的所谓谴责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的决议，并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派美军侵略朝鲜。6月26日，杜鲁门总统谴责北朝鲜侵略，并宣称他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去支持南朝鲜傀儡政府。两天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帜进攻朝鲜人民军。朝鲜战争爆发后，孟席斯政府于6月29日宣布它已派遣一个澳大利亚海 军分舰队去朝鲜，并交由美军侵朝司令部指挥。6月30日，澳政府又宣布澳大利亚驻日本空军战斗机队交由美军调遣。当然，孟席斯政府派遣澳军去朝鲜助美为虐是打着“志愿军”的旗号。7月6日，孟席斯总理竟然号召澳大利亚人民志愿参加澳陆海空军到朝鲜充当炮灰，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切望和邻居和睦相处，如果他没有我们那么幸福，我们不惜做出额外的努力去帮助他。”受孟席斯蒙蔽而去朝鲜帮助美国侵略的澳大利亚士兵是抱着不同的目的去的。他们当中确实有所谓为保卫基督教文明而去的，而大部分人或是为了追求奇遇，或是为了想摆脱妻子，或是为了摆脱失业之苦而去朝鲜的。到1953年7月签订板门店停战协定时，澳大利亚士兵在朝鲜有281人白白为美国侵略者葬送了性命。澳大利亚政府于1951年积极参与了美澳新安全条约的签定。刚上任不久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于1951年7月12日代表澳大利亚同美国和新西兰两国代表正式签定了所谓《美澳新安全条约》。条约规定，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遭到大国攻击时，美国给予援助。国会在辩论“美澳新安全条约”时，工党领袖华德指责该条约，认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文件”，条约上规定的条款，甚至连语言都是含混不清的，如果将来澳大利亚遭到攻击的话，美国政府将会根据那时的国家利益来解释条约，如果那时的国家利益要求尽可能提供军事援助，那么毫无疑问会立即提供，譬如发生了像珍珠港那样的事件，肯定会给以军援，否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孟席斯政府并没有听取工党的意见，并通过国会批准了这一条约。二战刚刚结束时，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最重大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再次侵略。1947年，澳大利亚外长伊瓦特在堪培拉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力主在对日和约上采取严厉的方针，因此，他起草了一个“严苛的”对日和约。不久，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美国对外政策亦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内政局也有很大的变动，工党下台，保守的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建立。澳大利亚在1950年6月29日参加了侵朝战争，并在1951年7月又同美国和新西兰签定了“美澳新安全条约”。这表明它改变了对日本严厉的外交方针。在签定“美澳新条约”后仅两个月，即1951年9月，澳大利亚就同日本签定了和约。但是，澳大利亚对日本并不十分放心，仍忧心忡忡。负责主持对日和约事宜的外交部长凯西对日本报界就对日和约问题发表谈话就表示了这种忧虑。他说：“日本人期望澳大利亚很快忘掉过去，这是错误的。同时，我还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日本将来用她的行动表示出她确实永远抛弃了日本帝国主义贪婪的目的，那澳大利亚人将准备向日本人让步。”对日和约的签订，表明了孟席斯政府又进一步接受了美国扼制共产主义的外交方针，换言之，澳大利亚追随美国越走越远，这充分反映在它逐步地又陷入了越南战争。从1951年以后，澳外长凯西经常访问东南亚国家，即所谓澳大利亚的“近北”。他在东南亚展开外交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范围更大的军事防务条约，而美国人为扼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也力图搞这样一个条约。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约·福·杜勒斯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时正是越南人民武装同法国侵略军血战之时。第二年3月—5月，越南人民军同法军在奠边府决战，法军惨败。与此同时，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风起 云涌。美国统治集团对东南亚形势的迅速发展甚为焦虑。杜勒斯打算用美国空军轰炸刚刚被越南人民军收复的奠边府，甚至考虑使用原子弹，由于英国和澳大利亚坚决反对而作罢。英国和澳大利亚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反而引起世界舆论的反对，并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战争，以至原子战争。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达成停战协议，以北纬17度线作为临时分界线。美国由于决心干涉越南事务，因而在签订日内瓦协议7周后，9月8日，在美国策划下在马尼拉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后来美国利用这个协定作为依据，对越南横加干涉。这个协定是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名字出现的，但通常称为“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AsiaTreatyOrganization）。参加这个组织的国家有美、英、法、澳、新、巴、菲、泰等国。与约国一致同意“美澳新安全条约”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并同意彼此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里进行合作。实际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除了为美国提供了武装干涉越南的根据外，对其他与约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印巴战争期间，按条约规定，其他与约国要帮巴基斯坦打仗，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与约国帮助过巴基斯坦。这个条约是“美澳新安全条约”的扩大或者说亚洲化。“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订后两个月，即1954年11月，澳外长向国会通报说，英国政府决定逐步从印度洋撤走，并把位于西澳弗利曼特尔至科伦坡途中的可可群岛交由澳大利亚管辖。英国从印度撤走其军事力量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同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关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早在二战前，澳大利亚认为，对它来说马来亚和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防卫中心。1949年，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这时英国工党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和新西兰政府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共同制定国防计划，这就是著名的“英澳新马军事协定”（AN－ZAM）。后来，英澳新三国历届政府继续执行和扩大这一协定，但始终未导致签定军事条约。1955年4月1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命令澳大利亚部队（也有新西兰部队）去马来亚驻扎，以训练马来亚军队和增强其国防力量。这是澳大利亚在和平时期首次派遣军队驻扎外国。工党强烈反对孟席斯的这一行径。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接管了苏伊士运河，并且颁布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命令。埃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实行国有化政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都同意埃及这样做。英法两国借口苏伊士运河危机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英法的侵略行为当即遭到了全世界舆论谴责和声讨，普遍认为，强国利用炮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小国、弱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孟席斯却不以为然。他支持以安东尼·艾登为首的保守党政府的苏伊士运河政策，压制持有不同意见的凯西外长，并把自己的盲目服从英国的意志强加于内阁。无论那时或以后，他一直为英国侵埃行为辩护。孟席斯的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言行，不仅引起国外舆论的谴责，而且引起本国反对党的谴责，甚至引起本党的强烈反对。澳大利亚保守派学者批评他是一个不问是非盲目忠于英国君主和英国内阁的人，说他的党是“前殖民地保皇分子的党”。孟席斯总理对美国和英国外交的附合，再加上他本人的虚荣心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上把澳大利亚和他本人置于十分屈辱的地位。他作为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长参加了联合国大会。10月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他为了讨好美英，对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第三世界的4国提出的议案提出修正案。尼赫鲁原 议案要求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再度举行最高级会晤，因为原定于在1959年5月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协议被取消。在国际会议上，对原议案提出修正案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但孟席斯对大国的屈辱外交早已激怒第三世界，这又一次激怒了第三世界。尼赫鲁代表第三世界用咒骂性的语言抨击了孟席斯的修正案，从而他的修正案彻底破产。他因而威信扫地。一位澳大利亚记者①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孟席斯的狼狈处境。他写道：“罗伯特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家，他的声誉象破布一样被丢弃在联合国大会会场的地板上。”二、60年代同印尼、马来亚、英国、美国的关系进入60年代后，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又进一步扩大了。过去澳大利亚人一般对外国事情漠不关心，顶多注意英国和美国的大事。在60年代第一件引起澳大利亚注目的事是所谓西伊里安问题。后来又注意到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关系和越南战争等问题。西伊里安，亦称荷属新几内亚，印尼称之为西伊里安。当地居民属美拉尼亚种族，和澳属新几内亚居民美拉尼西亚人同种，有较近的血缘关系，但在人种上、文化上和历史上同印尼人，荷兰人与澳大利亚人无任何共同之处。1949年印尼宣布独立，荷兰人把印尼诸岛主权交出，但仍控制着西伊里安。印尼人一直把这个巨大的岛视为自己的领土，为此，印尼与荷兰进行了长期斗争，直到1960年初，这一问题尚未解决。1960年3月，印尼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在人民的支持下掀起了一个收复西伊里安的强大运动，印尼与荷兰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自从印厄共和国建立以来，澳大利亚同印尼关系一直友好相处，双方都有使这种关系长期保持下去的愿望。澳大利亚政府从反共的立场来观察印尼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认为这个运动得到苏联和印尼共产党的支持，因此表面上持中立态度，实际上暗中支持荷兰，不希望西伊里安落入印尼手中。孟席斯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使荷兰控制西伊里安不成功，则设法使西伊里安自治，或由联合国托管。1961年4月，他向来访的苏加诺特使虚伪地表示不希望印尼与荷兰诉诸武力，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澳大利亚政府都将予以尊重。同年末，在联大辩论西伊里安问题时，澳大利亚代表反复地说明澳政府的上述立场，希望允许西伊里安人自治。但是，苏加诺采取了“总体对抗”战略。1962年，荷兰在印尼强大压力下屈服。与此同时，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它认为同苏加诺的对抗会导致增强印尼共产党的力量以及增强苏联和中国在印尼的影响。荷兰态度的软化，美国立场的变化，澳大利亚的立场也只好变化，从此澳大利亚同印尼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1965年元旦，印尼为抵制澳大利亚提出的西伊里安自治或联合国托管便正式宣布退出联合国。几个月后，苏加诺宣称印尼已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故不会按照联合国要求使西伊里安自治，更不用说托管了。1961年5月，马来亚总理顿库·阿布都尔·拉赫曼提出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建议，马来西亚联邦包括英国在这个区域的所有前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英属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北婆罗洲（沙巴）与沙捞越都和印尼有陆地边界线，且印尼拥有婆罗洲的最大部分。这里最先进的居民是马来亚①孟席斯的名字叫“罗伯特”（Robert）。 人，讲马来亚语，和印尼部分领土上的居民是同种族、同语言。住在两边山区和丛林地区的居民也都是同种族的居民，或同是迪亚克族人或同是其他种族的人。1962年9月，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决定加入拟议中的马来西亚联邦。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会立即出现在印尼面前，于它不利。印尼总统苏加诺像对抗荷兰人那样也掀起了“对抗运动”，甚至进行颠复活动和游击战争。对此，澳大利亚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孟席斯政府认为保护马来西亚联邦免遭印尼破坏是澳大利亚的利益所在。因此，澳外交部长加菲尔德·巴维克及其他外交部高级官员在1963年上半年为召开有关国家外长会议进行奔波，有关国家外长会议如期在马尼拉举行，会上就如何解决因马来西亚联邦的建立而引起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协议。7月9日，以马来亚为首的各殖民地代表齐集于伦敦商讨建立马来西亚联邦问题，亦达成协议，并决定于同年8月31日举行开国大典。苏加诺闻后立即撕毁协议重新采取对抗。联合国当即派出调查团去沙捞越和沙巴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着重指出当地绝大多数居民愿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9月17日雅加达发生了袭击英国驻印尼大使馆事件，而印尼警察置之不理。澳大利亚公众对袭击大使馆事件舆论大哗，要求政府表明立场。9月25日，澳政府总理孟席斯向众议院表示澳大利亚站在马来西亚、联合王国、新西兰一边是非常清楚的，任何外部的武装侵犯和颠复马来西亚的活动，都会遭到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和马来西亚部队的反抗。前文提到当时澳大利亚在马来西亚驻有武装部队。然而，孟席斯的这些豪言壮语却未伴之以行动。10月和11月，印尼部队同英军和马来西亚部队在北婆罗洲丛林地区一直进行小规模战斗，但澳军虽经伦敦多次暗示仍按兵不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澳大利亚大选后。澳联合政府表示它将通过幕后外交活动来帮助马来西亚。苏加诺继续以“对抗运动”来反对马来西亚联邦。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政府于1964年4月正式要求澳大利业提供更多的援助。澳政府才勉强派出海军舰只到沙捞越和沙巴沿海巡逻，此外派出空军和一些直升飞机去支援英军和马军，为澳军规定的任务是修筑道路和运输给养，只有在遭到印尼军队攻击时才允许自卫反击。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仍同印尼政府保持外交接触。澳马关系开始紧张。工党领袖惠特拉姆提出应该同马来西亚以正式条约来取代非正式的协议，彼此取得谅解，改善两国关系。澳外长巴维克在马尼拉召开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上公开地讲，印尼对澳大利亚驻马来西亚部队的进攻，根据“东南亚集体防卫条约”，美军会自动参加战斗以支持澳军。几天后，美国发言人拒绝了澳外长的这种观点，因而使澳大利亚政府万分难堪。不久，巴维克辞去外长职务，就任联邦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从表面上看，他是晋升，实际上是明升暗降，是对他的过失的一种惩罚。接替外长职务的是国防部长哈斯拉克。一般认为他是一位精明而求实的政治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多的理想主义。哈斯拉克担任外交部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应美国的请求对南越给予更多的支持。参议员帕特里奇被任命为国防部长。1965年上半年，印尼在沿着北婆罗洲边界上的士兵日益增多，印尼游击队对马来西亚在这里的部队的攻也日益频繁。马来西亚再次要求军援。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把派驻马来西亚的士兵调到婆罗洲前线服役，配合英军作战。 1968年苏哈托出任印尼总统。此后澳大利亚同印尼关系逐步好转，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联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从澳政府角度而言，印尼政权的转变是一件好事，印尼和马来西亚开始“和平”谈判，1968年8月，印尼正式宣布放弃“对抗”政策。同时，澳外长哈斯拉克访问了雅加达，印尼外长马立克也应邀访问了雅加达，双方取得谅解。此后，澳大利亚把注意力完全转到越南战争上去了。自从参加二战抗日战争以来，澳大利亚同英国关系日渐疏远，原来的亲密关系已逐步为美国所代替。到6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治家所关心的不是同英国的关系，而是同亚洲邻国和美国的关系了。加之，1961年末，英国开始讨论加入欧洲共同体，即欧洲共同市场，并退出印度洋。在澳大利亚看来，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就意味着英国已不再是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了，尤其再也不是羊毛和小麦的主要买主了。因此，澳大利亚大部分人害怕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甚至认为英国会废除对澳大利亚货物的优惠关税协定。乡村党领袖、贸易部长约翰·麦克伊文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十分热心。1962年3—4月，他在访问北美、英国和欧洲大陆时，一再宣传澳大利亚的观点，希望找到一种在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后解决问题的方案来。两个月后，孟席斯总理亦接踵而至欧美访问。澳大利亚虽尽了自己的努力，但英国仍然在1963年加入了共同市场。澳英关系因此而进一步疏远。在和英国关系疏远的同时，同美国的关系却日益密切，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紧紧跟随美国进行不义的越南战争；二是允许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核基地。关于澳大利亚参加越战问题将在下文专题叙述，这里重点阐述核基地问题。1962年5月17日，孟席斯总理小心翼翼地宣布美国向澳大利亚提出要求在澳大利亚的西北角建立“无线电通讯中心”。此后，虽然工党议员多次提出质问，但他就这一问题再也没有说什么。1963年5月9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同美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建立“无线电通讯中心”的条约。这在国会引起极大的争论。美国建立的这个“通讯中心”事实上是一个核基地，是它的世界核威慑体系中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保持同载有北极星核弹头的潜艇的联系，以便指挥从核潜艇上发射洲际导弹。同时，条约规定，关于这个通讯站，澳大利亚只能同美国进行协商，但不能控制它。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舆论哗然。执政党及其支持者认为同意美国建立核基地，可使美国承担对澳大利亚国防的责任，因而有利于巩固和增强澳大利亚国防。然而大多数澳国人谴责这一做法，认为这会使澳大利亚成为大国在未来大战中核导弹攻击的目标，澳国利益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工党对建立核基地问题的立场十分微妙。1955年它提出禁止核武器，并建议把南半球建成无核武器区域。在孟席斯政府同意美国在澳建立核基地以后，工党虽曾一度持不赞成立场，但不久便改变主张，对建立核基地持欢迎态度，并坚持政府要同美国谈判，重新制定协定，以便使澳大利亚对“通讯中心”有控制权。虽然工党仍主张使南半球成为无核武器区域，然而这种主张显然是没有什么价值和任何意义了。后来，澳大利亚又允许美国在阿利斯——斯普林斯附近频克利克地区建立了另一个针对苏联和中国的间谍卫星指挥站，再次引起澳国人的不安。澳美关系的发展还表现在1966年10月美国总统访问澳大利亚。10月20—24日，应澳大利亚新总理赫尔特的邀请，约翰逊总统对澳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第一个任职期间访问澳大利亚的美国总统。这次访问，美澳双方都十分重视。约翰逊一行大约有400各随员，其中包括大批美国记者、摄影师、警卫人员和秘密警察。澳总理赫尔特对美国总统访问欣喜若狂，陪同来访者到处参观留影，不亦乐乎。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卡尔韦尔指责说，整个活动都是政治宣传的噱头，目的是为了配合11月26日的大选。广大反对越南战争的群众借机游行示威，以示抗议约翰逊来访，示威的群众多次迫使他乘坐的车停下来。新南威尔士政府总理（自由党人）因大声叫喊要其司机“从这些坏家伙身上压过去”而臭名昭著。接待美国总统访问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暴露了保守党政府对美国的屈辱外交。三、陷入越南战争泥沼澳大利亚追随美国进行“遏制共产主义”，最重要的表现是参加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举行了“8月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临时政府，宣布越南独立。接着从9月23日起。法国殖民主义者又把战争强加在越南人民的头上，从此开始了抗法战争。1954年7月，越南人民战胜法国，法国在签订“日内瓦协议”后被迫撤军。但是美国打着“遏止共产主义”旗号又闯入越南进行所谓“特种战争”，从1954—1963年美国对南越援助达40亿美元。从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一开始，孟席斯就积极采取支持的立场。1962年5月，孟席斯政府采取了严重的步骤，即应美国的要求派遣澳军去越南，从此开始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澳国防部长阿索尔·唐雷宣布派30名澳军事教官去帮助训练南越军队。他声明说，根据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不能不这样做，但又强调说已指示这些去西贡的军人不得从事战斗。这一声明显然是虚伪的。东南亚条约有关条款规定，澳大利亚做的不能超过同盟国间相互磋商过的事情。实际上，澳大利亚派军人到后立即参加了战斗，并因此而获得南越的勋章。当然，美国要求澳派出军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军事原因，其目的只是显示不单单是美国用战争在越南“遏止共产主义”。1964年8月2日，美国为了扩大越南战争把其驱逐舰“马多克斯号”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寻衅。越南人民用武力将其驱逐。约翰逊政府以此为借口于8月3日派大批军舰在北部湾巡逻，8月4日夜，美国制造了美舰遭越南鱼雷袭击的谎言，此即轰动世界的所谓“北部湾事件。8月5日，约翰逊以此为口实下令轰炸越南，这样美国把侵越战争扩大到北方。到1965年3月，美国直接派到越南的军队最多时达54万多人，直接用于越南的军事开支达3000余亿美元。美国在越南战争泥沼中越陷越深。1964年6月8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应美国的要求将现有的兵力扩大一倍，由30人增加到60人。北部湾事件、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尤其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失利，孟席斯政府于1965年4月29日宣布再派一营军队去南越。同年5月和6月，约1500名澳军到达南越，驻防边和，并被编入美军173空降旅。澳大利亚共产党和一些工党人士强烈谴责派军队去越南的作法。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卡尔韦尔指出，越南战争决不是由越共发动的，是越南人之间的一场内战。澳大利亚派军队到国外去必然削弱澳大利亚的防务。他坚持认为对东南亚最有效的政策是福 利政策而不是大炮政策。美国对越南的战争越来越困难，“特种战争”遭到破产，并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在这种背景下，1966年2月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访问澳大利亚，要求提供更多的援助。澳总理赫尔特于3月8日宣布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兵力增加两倍，达到4500人。赫尔特这一举动立即引起澳大利亚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极大的损害了澳大利亚的利益，强征青年人去越南卖命毫无价值。共产党人、激进分子、大部分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纷纷抗议，进行游行示威，发表反战演说。工党也作出了反对政府参加越战的反应。赫尔特访问华盛顿之行更加引起人民反战的高涨。人民的反战运动还表现在强烈抗议南越总理访澳上。1967年元月，南越总理访澳，澳人民乘机立即又掀起了反战运动，爆发了游行示威。反对派领袖斥南越总理是“卖国贼”和“社会道德的麻疯病人”。赫尔特却在同年10月17日宣布再派1700名士兵、一个坦克队和大批直升飞机去南越。这样，澳军在南越的军队达到8000人。甚至连保守的《悉尼先驱晨报》都嗤之以鼻，说这是“给在美国威信扫地的约翰逊的一种支持”。1968年10月上台的戈登内阁仍坚持赫尔特积极参加越南战争的方针。但是这时国内反战运动出现了新的动向，青年人逃避兵役日益增多，数以千计的青年人为逃避兵役，背井离乡到处躲藏，逃避警察，并得到千千万万年长的人的掩护。5月戈登内阁制定惩治逃避兵役的严厉法律，规定凡逃避兵役或帮助者均处两年监禁。这更引起人民的反抗，反战的游行示威经常发生，甚至反战的人们放火烧掉澳陆军总部。1969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他推行了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所谓“战争越南化计划”，并宣布分阶段地从越南撤走美军。接替戈登任总理的麦克马洪也仿效美国于1970年11月开始撤回澳军。执政的自由党和乡村党的威信扫地，因而在1972年大选中惨败。工党政府上台后一再批评美国越南战争的政策。当1973年元月23日尼克松总统宣布越南停火，惠特拉姆总理立即宣布撤回所有澳军，并于10月访问中国。四、澳中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澳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50年代。最早是中国南方沿海人民远渡重洋去澳大利亚，从此开始了中澳关系。这种关系经过一百五十多年风风雨雨的历史演变，最终得以保持下来，发展成今天的友好关系。19世纪中叶，在“淘金热”推动下，广东一带的华人漂洋过海进入澳洲大陆。据史料记载，第一批去澳的中国人是1848年，约100余人，均系广东人，被召募到澳充当劳工，签订五年合同，合同规定年工资6英镑，期满可留可归。1851年墨尔本附近发现金矿，极需劳工开采。当时中国南方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沿海一带人民纷纷出洋，是中国海外移民高潮时，其中一部分华人南去澳洲。来澳的华人以勤劳忠厚著称，为开发这块南方大陆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美德带进了澳大利亚，为后来形成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和高度文明做出了贡献。此后，华人陆续到来最多时达3.8万人。当时，华人最多的是本地戈城，在墨尔本以北，本地戈因蕴藏丰富金矿而出名，华人称之为“大金山”，并 把淘金砂的河称做“金沙江”。华人的到来引起种族主义者的不满，1857年爆发了第一次反对华人事件，发生在勃克兰河地区，华人伤亡很多。1861年在新南威尔士再度发生排华事件。欧洲籍移民叫嚷“驱逐华工”。新南威尔士殖民地议会通过限制中国人入境议案。华人与白人间出现裂痕。遗憾的是歧视华人、排斥华人，甚至惨杀华人的事件此后屡屡发生，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排斥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1880年在悉尼召开了澳大利亚殖民地会议。新南威尔士殖民区总理亨利·帕克斯担任会议主席。他在会上提出各殖民区一致行动遏止华人的动议。除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代表持异议外，其他殖民区代表竟然通过了限制华人入境的决议。这个决议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如1888年再度发生排华运动高潮。当时的清政府多次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国只是敷衍而已。1901年，澳大利亚取得了自治地位，并正式建立联邦。联邦政府的行动之一就是通过“入境移民限制法案”。这样就给予“白澳政策”以合法地位。此后澳大利亚举国上下为种族主义情绪所弥漫，反对有色人种，包括澳洲土著黑人的事件经常发生。二战期间，随着澳大利亚有被日本进攻的可能，尤其国内多年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国内种族主义情绪日渐减弱。澳大利亚开始重视同亚洲盟国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于1940年派公使到中国当时临时首都重庆。从此中澳有了官方的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党多次提出承认中国，但由于长期执政的自由党—乡村党拒绝工党的明智政策。但在贸易上和文化上有一定的往来。60年代初，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的重要伙伴，仅次于日、英、美、新、占第五位。到1970年中国从澳进口贸易额达1.26亿澳元。这时贸易主要是中国购买澳大利亚的小麦，占贸易总额的94%，达1.18亿澳元。同年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额达3208万澳元，主要是纺织品、服装和针织品。1951年，澳大利亚建立了澳中协会，旨在发展澳中友好关系，对两国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起了推动作用。1971年4月澳大利亚乒乓球队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运动员的热情欢迎。乒乓球代表团互访进一步增加了了解、加深了友谊。1971年7月，工党领袖惠特拉姆率工党代表团访华是当时世界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贡献。1972年工党大选获胜，惠特拉姆12月19日宣誓就任总理，22日就宣布承认中国，互派大使，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是中澳关系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从此中澳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经济、贸易诸方面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澳大利亚政府总理惠特拉姆于1973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所到之处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1976年，澳政府总理弗雷泽访华，使中澳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从1972—1977年，中澳两国民间友好访问接连不断。中澳关系友好发展是亚太地区进一步繁荣与稳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第九章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与多元文化澳大利亚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构成的，但以不列颠人为主体。在少数民族中，既有白人，亦有有色人种。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推行歧视有色人种，尤其歧视土著黑人的民族政策，建国以后，又推行“白澳政策”。这种政策阻碍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二战以后，澳大利亚逐步政变了种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到70年代又废除了“白澳政策”。这些政策上的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以文化言之，澳大利亚民族文化是多元文化，但从其整体来看，不列颠文化和土著黑人文化是构成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澳大利亚著名史学家曼宁·克拉克指出：“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土著居①民的文化，另一种是欧洲人的文化。”自1901年建国以来，特别是进入4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民族文化随着政治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亦有了巨大的进步，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①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中文版第3页。 第一节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一、少数民族的构成澳大利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英裔移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是最大的民族，其余都属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主要有土著黑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德国人、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犹太人、南斯拉夫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土著黑人原是一个拥有30余万人口的民族，由于白人殖民主义的虐杀政策，其人口日益大量减少，详见下表：1788—1933年土著黑人人口减少状况年代人数17883140001861179400187115530018811314001891110800190193500191179100192168000193366000资料来源：J.C.R.CammandJohnMcguilton，Australians，AHistoricalAtlas，Broadway，1987，P.141。就是说土著黑人在一百四十六年中人口减少了24.8万人，即减少了79%，其中塔斯马尼亚人全部被虐杀殆尽。澳洲大陆上的黑人在一些地区也几乎绝迹，如过去黑人人口最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诸如南澳大利亚南部地区、整个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东部沿海地区。这里原有的土著居民或被屠杀掉，或被虐待而死，或无法生存而向内陆荒漠地区迁徙。据1941年对纯血统的土著的统计，在新南威尔士594人，在维多利亚仅有29人，大部分黑人住在西澳大利亚、昆士兰和澳北区。在西澳大利亚的的土著黑人，大部分住在沙漠地区，这里被称为“澳大利亚的死心脏”。还有一部分住在金伯利高原北部的炎热地区。在昆士兰和澳北区的土著黑人被挤到白人不敢去的荒漠和赤热地区。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人口众多的还有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德国人。意大利人是19世纪50—60年代由“淘金热”吸引而来。在1891年以后，又有许多意大利移民到来，来后，大部分人在昆士兰北部沿海地区从事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西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后，不少意大利移民又去那里从事采金业和经营农场，主要是在佩思郊区经营农业。在1921年以前，意大利移民人数一直不多，是年人口为8135人，到1933年猛增至26756人，成为白种人少数民族中较多的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澳大利亚极度缺乏劳动力，加之意大利本国经济崩溃，大批意大利人移入澳大利亚，其在澳人数直线上升，1954年达到119897人，1971年高达289476人，遂成为澳大利亚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一般说来，二战前，意大利移民绝大部分来自北意大利；二战后大部分来自南意大利。 意大利侨民多生活在农业地区，一部分人住在大城市，如墨尔本、悉尼和阿得雷德。他们主要从事采金业、甘蔗业、加工业、采矿业。他们来澳是带家属来的，因此千方百计取得澳大利亚国籍。那时澳大利亚政府推行移民歧视政策，对意大利人要求加入国籍，往往多方刁难。希腊人在人数上是仅次于意大利人的少数民族。他们最初大批移民来澳大利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前十年，美国曾推行限制移民入境政策，希腊人移民来澳人数大增，1933年已达8337人。二战后，移民人数亦迅速增多，1947年为12291人，1961年达77333人，1971年增至160200人，一跃而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少数民族。希腊移民主要分布在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维多利亚，亦有少数人生活在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业和北澳。在1971年，住在维多利亚州的希腊人占在澳希腊人总人口的48%，而墨尔本市是集中希腊移民最多的城市。他们主要从事加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行业，还有不少的希腊人担任公职和充任律师。德国移民及其后裔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1954年，其人口已达65422人，1961年超过10万人大关，为109315人，1981年达110758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南部和昆士兰南部，多从事农业，也有部分人经营制糖业、加工业和采矿业。在欧洲移民中突出的还有犹太人和南斯拉夫人。犹太男人同非犹太女人结婚者颇多，他们主要住在悉尼和墨尔本这两大城市内经营商业。在澳大利亚少数民族中，亚洲移民及其后裔有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马来亚人、印尼人、阿富汗人。中国人在19世纪50年代最多时达5万余人，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华人在澳人数日趋减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澳殖民当局采取排斥华人政策；二是来澳华人多是单身，积蓄了一些钱后往往返回祖国。关于人口减少情况，详见下表：1861—1901年在澳华人口状况年代/人数1861/382581871/283511881/385331891/358211901/29627资料来源：J.C.R.CammandJohnMcguilton，Australians，AHistoricalAtlas，Broadway，1987，P.156。1901年，澳大利亚统治阶级公开推行“白澳政策”，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华人入境，排斥以至迫害华人，致使华人在澳人数有减无增，到二战前夕仅余1.7万人。在19世纪下半叶，华人主要居住在维多利亚，进入20世纪后主要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两州境内。二战后，澳大利亚逐步放弃种族主义政策，在70年代又公开放弃“白澳政策”，华人在澳人数有所增多。他们主要经营菜园和果园，部分人充当洗衣工人和经营小本生意。还应指出的是，还有一部分华人同欧洲人通婚，因而出现混血种，在二战前约有4000人左右。日本人来澳是在19世纪末，多从事珍珠采捞业，因为他们以勇敢和采捞 技术高超而著名，故澳大利亚珍珠采捞业主喜欢雇佣日本采捞工人。澳大利亚政府也对日本人采取种族歧视政策，故在澳日本人人数亦日益减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仅余2700人左右。他们多住在澳大利亚北部沿海地区。还有一部分日本侨民住在昆士兰地区，或经营农场，或充当农业工人。在澳印度人，在二战前约有2000人，他们多系海员，少数人经营农场和甘蔗园。此外还有少数人是流动小商人，到穷乡僻壤做生意。在澳马来亚人同日本人一样充任珍珠采捞工人，约有2000人。总之，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少数民族一样，处于极其艰难的地位。二、对土著黑人的政策的演变澳大利亚对黑人推行的所谓“保留区”和“教会区”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推行到二战时。保留区（Reserves）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黑战”后期。当时社会舆论谴责英国殖民者对塔斯马尼亚黑人的屠杀政策。殖民当局在压力下停止了“黑战”，打着保护土著的旗子把他们驱赶到一个小岛上，从而开始保留区。到1852年在澳洲大陆上又建立了两个这样的保留区。到19世纪末，保留区便多了起来，各州都有许多。保留区有大有小，以当地的土著人数多寡来定，其实质是一样的。面积最大的保留区是位于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和澳北①区交界的地方。这里是著名的吉布森沙漠地区。在保留区里，政府为土著黑人建造了住宅。保留区设有行政事务机构和官员，他们全权管理土著黑人事务，官员均系白人，然而具体工作都由土著黑人去干。土著黑人在保留区内充当工人、牧业工人、家庭仆役、樵夫。法律规定土著黑人工作日期，只有在完成规定的工作日期和具体工作后，才发给生活必需品，主要是口粮。食品极其粗劣，没有营养高的食品，如鸡蛋、肉类，甚至口粮也给不足，土著黑人经常挨饿。有时也发给一点衣物，但不经常，质地又低劣。总之，保留区生活条件极差。由于生活条件很坏，在保留区经常发生疾病，如结核病、皮肤病、麻疹、眼病。这里又没有足够的卫生设备，加之保留区多在干旱的沙漠地区，经常缺水，因此这里死亡率很高。在许多保留区里，土著黑人被禁止离开，要想离开，只有写书面申请，并经土著事务局批准方可，如硬要离开，被捕后给以严厉处罚，甚至把擅自离开者流放到更加荒凉的保留区去。基督教各教派，尤其是英国国教为了“保护”土著黑人，在全澳传教士理事会的指挥下在各州建立了许多管理土著黑人的传教区，亦称传教站。土著居民在传教区里的生活状况雷同于保留区。传教士除向土著黑人提供一些劣质食物外，同时还向他们宣传基督教义。土著居民在教会区里的劳动亦是极为沉重的。由于土著黑人在这里没有得什么实惠，反而遭受到饥饿和欺凌，因此到19世纪末，大部分教会区解体了。有一部分土著黑人并没有被驱赶到保留区或教会区，而被农牧场主或其他资本家雇去当工人，如牧羊工人、林业工人或农场工人。他们虽然工作努①1847年，旅行家吉布森陪同探险家詹利斯试图横穿这个沙漠地区，不幸吉布森在途中死去，故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此沙漠。 力，从事的劳动十分苦累，但是所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下，并处处受到歧视。以工资而言，同样当牧羊工人，英裔工人每周工资20英镑，而土著工人却只有3英镑，相差近7倍。有些地区，如金伯利，资本家借口钱对土著工人无用竟然不发给工资。在西澳大利亚，甚至土著工人人身属于企业主，不允许他们离厂去高就，竟然那里的法律也这样规定。由此可知，歧视土著黑人何等严重。土著工人生活十分贫苦，在饥饿线上挣扎。土著黑人处处遭到歧视。例如在电影院里竟然给土著居民设“专座”；还给他们设专门购物商店，其他商店禁止土著居民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如游泳池、舞厅、酒巴间完全禁止土著居民进入。政治上，澳大利亚政府公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不仅不给土著居民以选举权，而且人口统计也不把他们统计在内。法律规定禁止土著居民在澳大利亚旅行，禁止他们从一个保留区迁移到另一个保留区，否则就是违法，予以逮捕。政府和教会在土著居民中强行推行同化教育，强迫他们放弃宗教信仰，改信基督教。种族主义的歧视和迫害必然引起土著黑人的反抗。随着土著黑人不断进步和知识面的扩大，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开始了反抗。1946年5月，西澳大利亚的几百名土著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既提出了经济要求，又提出了政治要求。经济上要求确定起码的工资定额；政治上要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还要求自己的代表进入政府机构。政府虽然用武力镇压了起义和逮捕了罢工领导人，使罢工失败了，但是从此土著黑人开始了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其意义是深远的。1851年1月，澳北区一个保留区的土著工人宣布罢工，在罢工中还提出了权利平等的要求，反映了土著黑人的政治觉悟又有进一步的提高。他们在罢工中还提出了迁徙自由和自由进入达尔文市的要求。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进步人士组织了声援他们罢工斗争的抗议活动。最有力地支持土著黑人斗争的是澳大利亚共产党。不仅保留区里的土著黑人进行了反种族主义歧视的斗争，教会区里也发生了这样的斗争。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社会舆论界，甚至国际舆论也纷纷谴责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要求改变这种反动的政策。这时澳大利亚战后经济建设极需劳动力，在这种形势下，澳大利亚政府对土著黑人以及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做了一些改变。 第二节澳洲黑人的原始文化一、土著人的语言澳洲黑人的原始文化，首先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上，他们的语言已经发展到形成语言体系的高度，不仅有相当数量的词根和词彙，而且有了完整的语法结构以及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方言，但尚无文字。根据语言学家、天主教神甫施米特和现代澳大利亚语言学家卡佩尔的意见，澳洲黑人语言可分三大类：南澳语、北澳语和塔斯马尼亚语。施米特认为南澳语分为：西南语族、中南语族、纳林耶里语族、墨累河流域语族、维多利亚语族、东南沿海语族、东部语族和中北大语族，等等。北澳各语族不像南澳各语族那样相近，故难于准确细分。卡佩尔确定了西北沿海地带有两大相互不同的语族。学者们对阿兰达部落的语言归属问题尚在争论，无定论。施米特认为应归属北澳语言范畴，而有的学者却根据阿兰达部落的语言以元音结尾为由主张把它划归于南澳语言。从语言分类可以看出澳洲黑人语言十分庞杂，尚未形成全澳统一的语言。这对于各部落间的交往带来巨大困难。澳洲黑人通常采用三种办法来解决交往上的语言困难。第一种是通过婚姻关系引进别部落的妇女做义务“翻译”；第二种办法是派本部落的青少年男子到另外的部落“留学”，学习语言、风俗、习惯；第三种办法是手势语言。语言分类如此繁杂反映了澳洲黑人社会的原始性质，同时也证明了语言的发展是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关于塔斯马尼亚语言问题，由于它已成死语，故从略。澳洲黑人语言虽处于较低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作为部落内的交往工具来说也和其他大陆发达民族的语言一样，有自己的语言规律，有自己的用词造句的法则，即语法。苏联民族学家卡托列夫等指出：“按着语法结构来说，大多数澳大利亚语言，特别是南澳诸语言都属于粘着语类型。这一类型语言①的好处在于它的结构的严整性和精确性。”而“阿兰达语又可以作为一个典②型的例子。”澳洲黑人的语言的名词变格，共有6格，每一格都用不同的后缀来表示，这6格是：绝对格、动者格、属格、方向格、离格、工具格。除格外名词还有数的变化，名词数分三种：单数、双数和复数。代词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变化，就数而言也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的变化。动词变化亦复杂，有多种形式的动词变位。阿兰达语言的动词的语态、时态和式多达95种。为了区别词性、时态、数、人称⋯⋯，澳洲黑人也采用后缀的方法。澳洲黑人语言的句法也形成了，但十分简单，连接词甚少，复合句更少，几乎没有从属句，表达复杂的思想往往采用几个简单句，因此他们的语言的句子是较短的，尽是一些小短句。就口语而言，他们的语言的交际功能和世界上其他发达民族的语言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澳洲黑人的语言没有书面语言和全国统一的规范化的语言。就句法而言，也有主、谓、宾、表、状、定、补等句子成分。从语法上讲，澳洲北部诸部落语言要比南澳诸部落语言复杂得多，构词①②卡托列夫·斯托尔斯夫：《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上册第110页。 法上不仅用后缀，而且还用前缀。根据著名民族语言学家A.佐默费尔特在其《语言与社会》一书中统计，阿兰达语的词汇量是很丰富的，高达一万余。由此可知，澳洲黑人语言是十分丰富的。概括起来说，他们的语言有下列特点：第一，绝大部分词语是表示具体事物和具体行为的词，很少有表示某个抽象思维和概括性的词汇。例如表示蜥蜴的词有9个，但都是表示某个具体蜥蜴的词，没有一个概括各种具体蜥蜴的词。又如表示具体鹦鹉的词有7个，但无一个“鹦鹉”概括性词。澳洲黑人善于指出某棵具体的树、具体的鱼、蛇、虫鸟，但不会表达某个同类的概括性词。第二，反映日常文化生活的术语极少。第三，极其缺乏表示数量概念的词，没有十进位或五进位的计算方法。第四，有手势语言，并以此作为部落语言不足之补充。在没有统一语言的条件下，各部落间交往必须借助于手势语言，此外如少年献身时和妇女守寡，按规定禁止使用有声语言，也只好采用手势语言以表达思想。根据卡尔·施特雷劳的考查，阿兰达部落所使用的各种手势符号有450多个，这些符号不仅可以表达具体的事物和具体行为，还可以表达事物的性质以及社会术语和各种问题等抽象概念，有些手势符号甚至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学者们认为澳洲黑人的手势语言是他们有声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补充。澳洲黑人的语言是他们在同自然界斗争中进行思想交流和交往的重要工具，因其处于原始社会条件下，当然其语言结构、词汇和语法状况要适应它所处的原始社会条件了。就原始社会条件而言，澳洲黑人的语言不比任何其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种族的语言逊色。它是人类的重要语言之一，是其文化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媒介。二、图腾崇拜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产生过古老的、原始的宗教，或称前宗教观念，这是因为那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因而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所致。人受自然力支配的程度越高，产生原始宗教的基础则越雄厚。实际上，原始宗教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对自然力恐惧的结果，是在同自然界斗争中软弱无力的表现。原始宗教的核心是图腾崇拜，这已为各国的原始社会史再三证实。从理论上讲，图腾崇拜乃是一定氏族对自然物的一种歪曲了的、夸大了的认识，认定某种自然物同本氏族有血亲关系或其他方面的特殊关系的信仰。图腾（Totem）一语，原出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奥布瓦语，意为“他的亲族”。图腾崇拜存在于一切民族的早期的历史中，是氏族的标志，当今在一系列落伍民族中仍盛行，澳洲黑人亦是其中之一。把“图腾”作为一个术语引入科学中，是19世纪下半叶民族学家麦克伦南（1869）和弗雷泽（1887），在他们之前，大约在18世纪末已开始出现在文献上。澳洲黑人的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这名称就是图腾崇拜，如在狄耶里部落中用毡蛇、渡乌、青蛙、家鼠、蝙蝠、甲虫、地鼠、青虫、狼犬、雨等来称呼本部落的氏族。这些名称就是图腾，换言之，有十个氏族名称，就有十个图腾。澳大利亚黑人的图腾不是像阶级社会中的神仙，而是活生生的与自己有很近的血缘关系的亲人。他们把本氏族的图腾称作“父亲”、“兄长”、“朋 友”、“我的肉”，等等。这种血亲关系还表现在一系列的“图腾禁忌”上，如禁止杀死自己的图腾，禁止把本氏族的图腾充作事物。澳洲土人对本氏族的图腾有一些传说，如说他们的祖先是亦人亦兽的动物，这样便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神话和信仰。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前，图腾神话广泛流行于澳洲黑人各部落中，例如从埃尔湖一直向北到卡奔塔利亚湾和西北沿海广大地区。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图腾的化身，即祖先的化身。可见这里的图腾神话，不是像阶级社会里的那种偶像神，而是像他们一样的人。图腾化身的观念在阿兰达部落里最为典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说他们的祖先到处流浪，在各个地方都撒了人的种子“小孩胚胎”，称“拉塔帕”。如果女人经过或接近这个有“拉塔帕”的地方就会怀孕，因而认为图腾是从母亲继承下来的。第二，阿兰达人相信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回到“小孩胚胎”处，以待将来再次投生，重新获得化身。这有点像佛教的“轮回转世”说。但在北方有许多部落的“循环投胎”不是以母亲计算的，而是以父亲计算的，说父亲接触那个“小孩胚胎”处才能生儿育女。瓦拉孟加部落则认为“灵魂”每次投胎都会改变一次性别。澳洲黑人的图腾崇拜和其他民族的图腾崇拜相比较，有下列特点：第一，每个氏族为一个图腾集团，都有一个图腾的中心。图腾中心往往以某种地形作为标志，如岩石、山洞、水池、峡谷之类。这些地方传说是祖先留下“拉塔帕”的地方，在这里隐藏着神秘的图腾圣物，严禁外人和未献身的人接近此处，从而图腾中心变成了禁地。第二，进行图腾崇拜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图腾中心就是举行仪式的地方，他们的图腾仪式有两种，一种是繁殖图腾动物或植物的巫术仪式；另一种是表现有关图腾祖先的神话仪式。就是说他们的图腾和巫术相联的。一般说来，在中央地区的部落多采用第一种仪式，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多采用第二种仪式。有时两种仪式兼而有之，很难严格分开。无论哪种仪式都是一连串的表演，由一系列的小仪式构成。据英国民族学家B.斯宾塞和F.吉伦讲，他们在瓦拉孟加部落亲眼看到了一次图腾仪式，他们从7月27日开始看这次仪式一直看到9月18日。这次仪式一直在举行，尚未结束，他们已经看到了88个单个仪式。第三，他们除有氏族图腾崇拜外，还有胞族图腾崇拜、两性图腾崇拜和个人图腾崇拜。恩格斯认为胞族是“原始氏族”，既是氏族，毫无疑问具有图腾崇拜的性质。他们常以鸟类如以渡鸟和楔尾鹰、白鹦鹉和黑鹦鹉命名胞族。这些名称显然具有图腾性质。此外，在一些部落里还留下了胞族图腾的一些痕迹，如达令河流域有关于穆克瓦拉和普利帕拉两胞族的神话传说，说他们是渡鸟和楔尾鹰斗争后产生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神话传说。所谓两性的图腾崇拜是指一部落的全体男子和全体女子都各有自己的图腾，而以蓝戴菊鸟为女子的图腾，以戴菊鸟为男子的图腾。而在维多利亚西南部，以蝙蝠为男性图腾，以欧夜莺为女性图腾。还有些部落以其他鸟类和植物们为男女的图腾。个人图腾在澳虽有但很少，只限于边区和沿海地区各部落中。个人图腾往往从幼年时或在献身时取得的。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并不典型，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才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在那里个人图腾居于统治地位。据人类学家考查，澳洲黑人的图腾物往往是那些对他们有莫大益处的东西，以动物为最多，而动物中又以鸟类居首位。据统计在各部落，鸟类图腾 占30—40%。在陆上动物中以袋鼠居首位，其次为负鼠，狼犬再次之。在两栖动物中，以蛇类和蜥蜴类占重要地位。澳大利亚中部，作为图腾圣物的是各种可食的种籽和昆虫。在沿海的各部落中，图腾圣物通常是鱼和水生动物。由此可见，图腾圣物完全以当地的自然环境为准。此外有的部落还以无机物体、矿物、工具、人造物品、天文现象作为图腾。三、巫术宗教以信仰为基础，而信仰往往导致巫术。澳洲黑人的巫术有致害巫术、求爱巫术和医疗巫术等。致害巫术，亦称妖术，在巫术中居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澳洲黑人把任何疾病和死亡都归咎于敌人的致害巫术，而且通常认为是敌对部落使用妖术的后果，因此他们采取“以牙还牙”的办法来对付仇敌。澳洲黑人在巫术上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十分害怕巫术，另一方面又采用巫术。致害巫术是部落间发生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害怕巫术，搞巫术不敢公开进行，而且搞巫术的人是极少数，但没有从事搞巫术的专业人员，人人都会做巫术。致害巫术有两大类，一类是用兽骨或人骨作工具，指向施术对象的所在方向，念一些咒语，以使工具仿佛飞向仇人，并打中他，这人便会因此生病或死去。这是简单的方式。第二种是复杂的方式，用一根带尖的小骨头或小棍子念咒语，把这带有咒语的术具放到僻静处插入土中，低声对仇敌念这样的咒语：“让你的心碎裂，让你的脊骨架、肋骨折断，让你的头和喉咙被刺穿”。几天后在一个晚上，在黑暗中摸到敌人的背后，向仇人挥动巫术工具，重念咒语，接着再次藏起术具，以待他的仇敌生病或死去。但致害巫术的威力不在此，而在于被施巫术的人的迷信。施巫术者为达到目的，便设法让被施巫术者知道敌人对他在施巫术，因此在仪式做完后便把工具秘密地抛在仇人窝棚里，或系在仇人的矛或盾上。当仇人知道有人施妖术于他，便恐惧起来，认为自己注定要死亡了，心情抑郁，以至不吃不喝，果真病起来，最后死亡。另一种致害巫术，是画一个敌人的人像，然后诅咒他，民族学家称这类巫术为“模拟式巫术”。这种巫术不甚流行，在中部澳大利亚完全没有这种巫术。在澳大利亚东南地区各部落中还盛行接触式巫术，即在仇人留下足迹上放一块锐利的石英石、骨头、煤或其他坚硬的东西，以此使仇人病死。此外还有一些巫术，如感染式巫术、脂肪巫术等。致害巫术是澳洲黑人迷信落后的重要表现，它给澳大利亚土人带来极大的不幸。所谓“求爱巫术”是一种把异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达到交媾目的的巫术。这种巫术在澳洲黑人社会里意义并不大，因为他们奉行“族外婚制”。通常是男性吸引女性，例如在阿兰达部落里，男人为引诱女人到自己方面来，头上戴上一块用负鼠毛做的，用白瓷土涂的头巾，以为这样的装束就会吸引心爱的女人到自己的窝棚来。有的在夜里吹奏一种用烟熏了的粗制的木管乐器，以诱发女人的情欲。医疗巫术。这是一种和民间医术有关联的巫术，不是什么人都会做的，通常是专门人才来做的。我们知道，澳洲黑人已有了许多医药知识（下文详 谈），但医疗巫术与此不同，它把民间的医术变为欺骗愚弄人的巫术。如巫医从病人身上想象出“病因”，胡说什么病人是因仇人把某种坚硬的东西用致害巫术置入病体内。巫医师的任务是把病体中的硬东西施巫术取出。如阿兰达部落里的巫医把事先准备好的小木头置入嘴内，吮吸躺在地上的病人伤口处，一边吮吸，一边吐出嘴中的小木块，这样便用巫术取出仇人置入病体中的硬物。显然这纯粹是欺骗。巫医师多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四、前宗教观念澳洲黑人在1788年基督教进来以前已有了灵魂和精灵观念，这是他们的原始宗教观念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在巨大的无法抵抗的自然力面前的软弱无力的表现。死人的灵魂与死人无关的精灵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观念。在澳洲黑人那里，前一类占统治地位。他们认为死去的亲人的灵魂是善的，不可怕，而死去的仇人的灵魂和异部落死去的人的灵魂以及精灵都是恶的，均是可怕的恶魔。不少的部落认为恶魔多于善的灵魂。他们认定，恶魔然害人们的生命，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恶魔的魔力有大有小，大者远住天上，小者住在附近，一般夜出昼归，样子像兽类，十分丑陋，也有善良的精灵，外貌十分俊美。不少的部落说精灵外形不一，有人形也有善形，说它们在夏季晚间出来徘徊，通常不露形状，凡人看不到它们，巫师能看到它们，狗也能看到它们。精灵也吃东西，吃生肉。有些部落除认为有死人的灵魂外，还认为也有活人的灵魂，这两种灵魂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又说这两种灵魂都是人的无形的化身。至于说同一个人的死活灵魂是否同一，澳洲黑人尚无此种思维能力。他们说活着的人的灵魂处在人体内，但当人睡梦、昏迷、卧病时，灵魂便可自由离去，亦可返回。因此巫师能把活人的灵魂从躯体中驱逐出去。这说明澳洲黑人还不会解释梦境，思维能力是比较低的。澳洲黑人关于死人的灵魂有三种说法：①死人的灵魂总是徘徊于坟墓附近；②人死后灵魂远飞天上；③人死后灵魂飞向北方。他们还把白色作为死亡的象征，好像许多民族把黑色作为死亡的象征一样。所以英国人侵入澳大利亚后，澳洲黑人误认为这些白人是活着的死人，或死人转世。他们的灵魂观念还表现在殡葬仪式上。他们处理死尸，或殡葬仪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有土葬、火葬、悬空葬（天葬）、木乃伊化、食尸、肢体局部埋葬、双葬、弃尸，等等。土葬是最普遍的方式，在澳大利亚中部、东南、北部和西部占统治地位，但各地掩埋方式不同，有的挖坑掩埋，有的挖一个侧凹坛，置尸体于其中。不少的部落把死人伸直了埋葬，有的则使之蜷曲或使之坐着埋葬。掩埋后再留一个洞，供死者的灵魂自由出入。有的部落害怕灵魂从坟墓中出来危害活人，便把死人双脚捆绑起来。无论让其自由出入或严禁其出入都表现了澳洲黑人的灵魂观念。土葬时，有的部落怕死人埋葬后挨饿，还把许多吃的东西和日常用品一起置入墓中陪葬，甚至在墓中生火以供死者取暖。天葬往往和土葬相结合，先是把死人悬吊在树上。当尸体腐烂了，再行土葬。食尸风在澳洲黑人一些部落中盛行，这是一种极端落后和野蛮的风俗。木乃伊化，是为保存尸体而采取的殡葬方式，先是把尸体放在篝火旁熏干，带在身边半年，然后葬入土中。木乃伊化也是和土葬相结合。可见土葬是澳洲黑人的主要葬法。木乃伊化殡葬方式多是亲人，或母亲或自己的儿女。 在澳洲黑人社会中，巫师、酋长、长老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物，他们死亡殡葬时，仪式比普通人要隆重得多。在精灵和灵魂观念的基础上，澳洲黑人产生了神的最初观念，这表现为天神的化身、胞族图腾、文化英雄、造物主、精灵和成人礼的庇护者，等等。天神的观念，只有在很少的部落里有，如在阿兰达部落里有天神“阿尔蒂拉”（Altjira）的观念。他们说阿尔蒂拉天神是一个红皮肤、鸵鸟脚的高大而有力的人，他穿戴像人一样，有许多妻子和儿女，永远住在天上。阿尔蒂拉创造了大地和人，但同大地和人再没有什么关系了。又如在洛里加部落里关于天神的观念和阿兰达部落的，大同小异，亦是半人半神，形象亦是半人半兽。这种半人半神的天神观念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的神，属前宗教观念。文化英雄和造物主的观念，是和胞族图腾崇拜密切相联的。传说，文化英雄曾是澳洲黑人的各种习俗、规则、知识和技能的提供者，而造物主是胞族的创造者。墨累河流域的各部落相信有一个“努拉利耶”，它是两个相互争斗的鸟群——渡鸟群和楔尾鹰群的名称，两群鸟斗争的结果，就产生两个胞族，一个叫渡鸟，另一个叫楔尾鹰。这样“努拉利耶”就成了两个胞族的造物主。在另一些部落里有关于“穆拉穆拉”的神话，说他创造了许多黑蜥蜴，然后去掉尾巴，安上性器官，这样便造了人。精灵——恶煞观念是另一种天神观念，它盛行于澳大利亚中部各部落。传说精灵——恶煞来自天上，形象凶恶，有时背上生长两只腿。它只能使献身少年变成男人，能把人弄死，亦可以使死人复活。在不同的部落里，精灵——恶煞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在阿兰达部落里叫“图安伊里卡”，在洛里加部落里叫“马龙图”，在阿拉巴纳部落里叫“维图纳”。神话在澳洲黑人中也产生了。（下文详谈）在天神、文化英雄、造物主和精灵——恶煞等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精灵崇拜，即偶像（宗教神）崇拜的前身，如在黑人心目中的巴麦雅的高大形象。传说他是最高的精灵，创造了万物，是位大巫师，具有人形，有两个妻子。他还创造了人并教给以各种技能和仪式，崇拜最高精灵，表明澳洲黑人的酋长和长老的权力在扩大，社会在向前演变。应指出的是，图腾说教、精灵观念和宗教性的仪式在澳洲黑人那里是水乳交融，三位一体的。这三位一体的东西向前迈出一步便会走上宗教形成的道路，但是1788年以后基督教却闯入了澳大利亚大陆，便毁坏了这条道路。五、土著黑人的神话、舞蹈与绘画在土著文化中，神话、舞蹈与绘画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澳洲黑人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学主要是口头的，口头文学以童话为主。澳大利亚的童话是很古老的，在童话中出场的角色或人，或兽或半人半兽，十分精彩深刻，题材多为周围日常的生活，如狩猎、吃食、睡眠、斗殴、残杀等，活灵活现，极为生动。童话和神话不同，童话和现实生活密切相联，而神话则和迷信、宗教仪式、巫术相联系；童话尽人皆知，而神话对妇女和未献身者保密；童话强调真实，而神话则强调信仰。澳大利亚黑人也有自己的神话，这点和其他民族一样。神话是远古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是征服自然力幼稚的想象和主观幻想的表现，因而是积极的、美丽的。从他们的神话中，我们更加看出了这一点，例 如，他们关于月亮的神话。因月亮时有时无，便联想到人的死亡和繁殖。在阿兰达部落里，关于月亮的传说是这样的，本无月亮，属于负鼠图腾的氏族的一个人死了，被埋葬后不久又复活了，后来又死了，死后升上天去，变成了月亮，所以，在澳洲黑人那里白色是死亡的象征。此外在沃托巴卢克部落那里也有类似的神话。澳洲黑人中也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因为澳大利亚东南部河流纵横，水流量大，雨水多，易于发生洪水。神话之一说，青蛙把大地上的所有的水都喝到自己的肚子里，鳗鱼嘲笑大肚子的青蛙，青蛙吐出了水，淹没了大地。神话之二说，一只鸟喝足了水，使肚子破了，因而遍地是洪水。另外广泛流行于澳洲黑人各部落的神话是“虹——蛇”。澳大利亚神话的特点虽然是企图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但不能科学地回答，而是假借一种主观幻想和幼稚想象的一种东西来回答。可以说澳洲黑人个个都是音乐家和舞蹈家，他们幼年时都受过严格的训练。在音乐方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乐器：低音笛子“笛捷里都”、敲击棒、枕鼓、牛吼器、泼浪鼓、发响声的木锉，其中“笛捷里都”是主要的乐器，余皆为配合它的乐器。澳洲黑人尚不知有旋律的乐器，只有在北澳有一种鼻箫，这可能是从新几内亚传入的。歌曲多是二、三音调，曲调特点是节拍感特强。他们的音乐通常是伴之以舞蹈，不仅巧妙地把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还巧妙地把歌唱和演戏结合在一起，而狂欢舞会就是这种结合的典型，称“科罗博里”。“科罗博里”是一个综合性的舞蹈，从单纯的娱乐性的舞蹈到宗教仪式舞蹈、唱歌、演戏都包括在内，但主要内容是图腾崇拜，模仿所崇拜动物的一些象征性的动作，间或有表演梦。“科罗博里”举行时十分隆重，用草堆燃起熊熊篝火，男女在其周围狂歌狂舞，达到高潮时，以群交告终。澳洲黑人舞蹈的特点是集体性。无论什么歌舞都是由几个人到几十个人集体表演的，如宗教性仪式舞蹈，是由许多成年男子来表演，妇女和未献身的男子不能参加。普通的科罗博里舞，妇孺均可参加，但多系分成组，有的表演，有的作为打拍或伴唱者而出场。绘画是澳洲黑人“精美发达的文化”的典型。他们的绘画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诸如石窟画、树皮画、板画、地面画，其中最突出的是石窟画。石窟画在澳大利亚北部有大批的发现。这类画是画在人们够不到的石窟顶部和壁上，题材一般为渔猎、故事、传说、神话、男女交媾，等等。最有名的石窟画有汪纳吉石窟画和艾尔斯山石窟画。汪纳吉石窟画画的是一个无嘴巴的巨首像，看来鬼气十足，令人望而生畏。艾尔斯山石窟画画的是一些蜥蜴人像和半人半猿像。此外还有两种石窟画的变种：“X光画”和“米米画”。X光画是澳洲黑人独有的，这类画在世界其他国家尚未发现过，作者不仅画出飞禽、走兽、游鱼、爬虫的外形，还画出它们的体内的骨骼和器官，好象X光透视一样。绘画以神话、传说、图腾崇拜为题材，如澳北区的德拉米尔附近的闪电兄弟二人巨幅画像。该像画在一个高达60英尺的巨大岩石上。画家把这位兄弟画成身高9英尺的彪形大汉。他们还在一些工具、武器上画各种图案，如在狼牙棒、飞去来器和各种盾牌上画各种花纹和岩石、石块模样的图画。他们绘画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宗教巫术性的形象和图案；另一类是纯美 的图案。据斯宾塞和吉伦考查研究，从卡奔塔利亚湾到斯宾塞湾划一条直线，而东半边主要是以画实物（摹仿）为主，在西半边以画几何图案为主。澳洲黑人的雕刻艺术也达到较高水平，他们的雕刻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使用的工具或武器上的雕刻；另一类是在岩石上的雕刻。岩石雕刻通常是以崇拜的动物为主要题材，即图腾崇拜为主要题材。澳洲黑人在医学上有一些成就，这些成就反映了他们有了医学的萌芽，其为：在治疗外伤方面，用软木树皮包扎伤口，用木炭、灰烬、蜘蛛网、鬣蜥蜴的脂肪作止血剂。在治疗骨折方面，用树皮作绷带包扎骨折，再用木板固定。治疗蛇咬伤采用吸毒液、扎紧蛇咬部分、炙烙咬伤处以及环状切除等办法。用贴敷蛇草等含有麻醉剂的植物叶子止疼。治疗皮肤病采用敷胶泥、涂红赭石、擦树皮浸液、用泥洗涤等方法。用蜂蜜、叶胶和蓖麻油来治疗便秘，用各种酊剂、齿舌苔球、胶泥等做止泻药。用绳来拔除病牙。还采用冷洗剂治炎症，用发汗治感冒和风湿病。所有这些医学成就都是片断、零散的，并且许多和巫术结合在一起，但总是具有科学的因素，不能不说是医学科学的萌芽和起点。上述澳洲黑人在文化上伟大的成就，以铁的事实证实了克拉克的观点的正确性。正如弗雷泽所指出的那样，黑人的文化，是可以和白人的文化媲美的。澳洲黑人的文化是形成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澳大利亚民族文化是流，而澳洲黑人的文化是源。两者的关系是流与源的关系。澳大利亚的民族文化是多元文化，各个民族对形成这种文化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贡献最大的是澳洲黑人的文化和不列颠民族的文化。因此，澳洲黑人的文化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源。六、塔斯马尼亚人的原始文化塔斯马尼亚人已有灵魂和精灵观念，他们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存在，说灵魂在人死后藏在山洞里，或躲在岩谷里、树穴里或幽静谷地里。塔斯马尼亚人的灵魂观念还可以从其殡葬方式上看出。他们以土葬和火葬为主，不过有时把死者埋在山洞或大树洞中。他们认为人死是外出。塔斯马尼亚人异常惧怕黑夜的精灵，认为精灵一般是善良的，但发怒时是凶恶的，危害活人。他们还有崇拜月亮和白天精灵等观念。塔斯马尼亚人亦有图腾崇拜，表现为食物禁忌。一些部落不吃公性有袋动物，另一些部落不吃母性有袋动物。像澳洲大陆一样，塔斯马尼亚人也有举行成人礼的习俗，举行此种仪式时不准妇女观看，一般用旋转板做成人礼的巫术工具。塔斯马尼亚亦有巫医，其巫术雷同于澳洲大陆。总之，塔斯马尼亚人有了前宗教观念。1802年，考总学家在塔斯马尼亚发掘土人坟墓，发掘出有花纹的树皮，上边有四边形、圆形以及人物的图画。后来又在许多地方发现了这样的图画。此外还发现了用煤炭做的月形画，上画有鸵鸟、人物、狗以及人投矛捕捉动物的画，其中有一幅战争画。还发现了岩壁画和树干画。树干画有太阳、月亮和小船等。令人惊异的是，在麦西山峭壁上发现了浮雕。塔斯马尼亚人，在音乐方面有敲打乐器，是用兽皮卷成管状制做的，用 以伴舞。他们的舞蹈类似澳洲大陆上的。还有歌唱狩猎和战争的歌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塔斯马尼亚人创造自己的文化，尽管是原始文化。 第三节建国后澳大利亚多元的民族文化一、二战前的文学艺术随着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出现，澳大利亚的民族文化也形成了。自1901年建国到70年代，澳大利亚使自己的文化逐步完善和繁荣起来，这反映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成熟程度。建国初期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就是这种民族文化完善和繁荣的最初阶段。这一历史时期（1901—1939）文化上的最大成就是音乐、绘画和文学。以音乐言，逐步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与垄断，向民族化、即澳大利亚化方向迈进。如1906年，音乐家艾伯特·齐尔门组织了墨尔本交响乐队；1908年另一个著名音乐家W·A·奥查德领导建立了悉尼交响乐队；1916年，为了培养本民族音乐家创建了新南威尔士音乐学院，该院于1923年创建了管弦乐队。这几件事充分表明，澳大利亚的民族音乐正在逐步形成。在声乐方面，这时出现了像内莉亚·梅尔夫人（1861—1931）这样在国际上有极大声誉的歌唱家。她是第一个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花腔抒情女高音歌唱家，为澳大利亚争得极大荣誉。在绘画艺术上也像音乐一样出现了民族化的发展趋势，并有新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海德尔堡客观印象派的作品上，属于这一派的画家有罗伯茨、斯特利敦、麦克库宾和库德尔等，他们的作品被视为澳大利亚风景画的典型。帕特逊是另一位澳大利亚大画家，他的风景画是以浪漫主义风格而著名。这里应着重介绍一下土著黑人出身的大画家艾伯特·纳马特杰拉。1902年，他生于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一个名为格尔曼斯堡教会区。青年时期，他充当过牧场工人、零工。1934年，纳马特杰拉因参观一次画展而决心从事绘画艺术，拜土著画师雷克斯·巴特比为师。他学艺后，很快表现出绘画的天才。纳马特杰拉善画风景画与骨炭赭石画。1938年，他开始举行画展，十年内连续举行画展10次，从而名声大振，引起艺术界重视，授与他以绘画艺术院士称号，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杰出的风景画大师。他的作品被收藏在墨尔本国家绘画展览馆里，视为瑰宝。但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作为艺术大师的纳马特杰拉却不能去观看自己的画展，因为种族主义弥漫的澳大利亚禁止土著黑人进入大城市。在他的影响和精心培育下出现了一大批土著画家，从而形成了“格尔曼斯堡绘画学派”。在这批画家中有他的三个儿子：伊诺斯·纳马特杰拉、奥斯卡·纳马特杰拉和埃瓦尔德·纳马特杰拉。格尔曼斯堡学派的出现是澳大利亚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文学上，在这一时期也是人才辈出。首屈一指的仍是亨利·劳逊、约瑟夫·弗菲、布伦南和奥多德这些名家。亨利·劳逊（1867—1922）出生在新南威尔士，父亲是挪威人，金矿探矿员，母亲是澳大利亚人。他受的教育不多，20岁开始工作，给悉尼《新闻公报》写小说和诗歌。1900年去伦敦，在那里他受到奚落和伤害，在愤怒和抱怨中逐渐变成聋子。从此以后更热爱祖国和同情弱者，并把自己这种感情倾泻到他的作品中去。劳逊的作品很多，小说有《父亲的伴侣》、《牲畜贩子的妻子》、《黑暗中的孩子和外国父亲》、《乔·威尔逊》。他发表了许多诗，并出版了诗集，著名的诗有《共和国之歌》、《大街上的面孔》和《乔·威尔逊及其同伴》。一般认为，劳逊是澳大利亚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着意刻画工人及其他劳动者形象。约瑟夫·弗菲是和劳逊齐名的小说家，1903年出版了他的长 篇小说《如此一生》，这是他的代表作，该小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海伦·辛普森是20年代女小说作家，她的《玛洪尼》三部曲最为有名。她在这部宏伟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亨利·韩德尔·理查逊这个人物，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小说，如卡萨琳·苏桑娜·普利查德的《干活的公牛》、《库尔纳都》以及纳德·爱尔德肖的《建起了一所房子》等，此外，女作家巴巴拉·贝思顿（1862—1929）的《乡野素描》（1902）和幽默小说作家阿瑟·霍伊·戴维斯的《在我们选领的土地上》短篇小说集，其中这一篇《在我们选领的土地上》1939年被拍成电影，以上都是很有感染力的作品。诗歌方面，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秀，但成果最多和影响最大的还是大诗人布伦南和奥多德。克里斯托弗·约翰·布伦南于1870年生于悉尼，幼年在天主教学校受教育，后在悉尼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和哲学，毕业后留学德国。回国后在悉尼大学执教，任副教授，讲授德语和比较文学。发表诗作很多，收集在《布伦南诗集》中的有名诗《利丽丝》和《徘徊者：1902——》。伯纳德·帕特里克·奥多德（1866—1953）出版过多卷本的诗集，著名的诗有《有边界的自治领》（1907）和《丛林》（1909），此外还发表许多关于诗歌的论文。20年代出现的新秀诗人中，著名的有麦克雷、斯莱瑟、威尔莫特等。新诗作品中以斯莱瑟的《在雷恩湾的牧羊神》和威尔莫特的《墨尔本颂》最为有名。1923年，“幻影”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诗集》、其中包括布伦南和麦克雷的作品。这是一部集诗歌之大成的著作。20年代诗歌有许多突破，诗作中充满了对美的追求，同时也充满了对大战的苦闷与痛苦。剧作方面也有新的成就，主要代表人物是剧作家罗伊·雷内（1883——1954）。他15岁开始粉墨登场，后在悉尼国家剧院演喜剧成名，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他塑造了许多澳大利亚人物的典型。雷内的剧作《麦卡基的公寓》是最负盛名的佳作。二、二战后的文学艺术成就二战后的年代是澳大利亚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代。作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来说，是日趋成熟和繁荣的时期。这是与其经济日益发达，政治日趋成熟相适应的。作为观念上的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这一时期文化是承续澳大利亚以前的文化，同时又是对战后年代的文化的启迪。在战后的二十余年中，澳大利亚文学艺术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繁荣景象。小说有伊利克·拉姆伯特的《两万个贼》和《老兵》，都是以战争（二战）为题材的。《两万个贼》着意描写了北非沙漠的战争，而《老兵》是描写新几内亚抗日战争的。又如大卫·弗莱斯特的《最后的蓝海》，也是描写战争的。除这两位作家外，还有一大批著名小说作家：汤姆·韩哲福德、爱利诺尔·达克以及前面提到的普利查德等。他们描写战争的小说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了战争。战时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是在战后年代出版的。作为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文学家要算怀特了。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戴尔·怀特，1912年5月28日生于伦敦，1933年进剑桥大学学习，1935年获学士学位，后到澳大利亚。193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快活谷》，以后陆续发表著作，如《生与死》（1941年）、《姑母的故事》（1948）、《人树》（1955）。 《快活谷》和《人树》均获澳大利亚文学学会金质奖章，1957年出版的《沃斯》一书是一部最畅销的小说。1961年怀特出版了《四轮马车的乘客》，1973年出版了《暴风的眼》两部长篇小说。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获得这个世界最高荣誉的第一位澳大利亚人。1974年和1981年又分别出版了题为《美丽的大鹦鹉》和《玻璃杯上的裂缝》短篇小说集。怀特还是一个著名的剧作家，他在1946年发表的电影脚本《火腿的葬礼》是颇负盛名的，并且作为话剧还在剧院里上演过。1986年他根据其小说《沃斯》写成剧本，并公演。在政治上，怀特持进步立场，反对越南战争和为越南战争的征兵制度，主张谈判，还主张核裁军。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正义的立场对澳大利亚作家和人民有很大影响，博得了世界的声誉。此外，小说作家富兰克·哈迪的《没有光荣的权力》也有很大影响。这是一部描写维多利亚和联邦之间不光彩行径的历史小说，为此曾引起别人的起诉，但未成功。这一时期的诗歌也达到新的高度。新涌现出来的诗人继承和发扬了劳逊、布伦南和奥多德的成就并有所创新。如哈雷的《厄恩·马雷的恶作剧》、霍普的诗集《流浪群岛》诗集、朱迪恩·莱特的《浮象》诗集。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还有R.D.费茨哲尔德、约翰·麦尼福尔德和大卫·马丁等人，所有这些人，其诗不久声蜚全国，而且其人声蜚世界。绘画、戏剧和建筑均有很大的发展。大画家西德尼·诺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河曲》是不朽著作。此外出名的画家有罗素·德莱斯戴尔、阿瑟·包埃德和多贝尔等。戏剧方面，40年代的戏剧是萨姆纳·洛克·埃利奥特写的《生锈的喇叭》，50年代有莱伊·劳勒尔的剧作《第17个美男子的夏天》。它曾于1955年11月28日在墨尔本大学剧院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二十年后，该剧再次上演，人们普遍称颂它是“澳大利亚民族戏剧的开端”。这是描写一位割甘蔗的工人，他体格健壮，为人能干善于交友。作者给最好的澳大利亚人和最坏的澳大利亚人提供了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劳勒尔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剧作家的创作热情，因而涌现出一批新的剧作家和剧本，如西摩卫尔的《一年的一天》。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在两个方面促进了戏剧的活力的增殖：一是为剧本和演员提供了用武之地；二是提供了日益增多的广大观众。因而50年代出现了一些业余剧团和专业剧团以及许多戏剧作家。澳大利亚的民族歌剧和芭蕾舞剧都享有很大的声誉。散文作家中以阿兰·马歇尔的成就为最显著，他的散文集《我跳过泥坑》成为畅销书，出版不久就销售达200万册，堪称杰作。除马歇尔外，散文作家还有海尔·鲍特、戴尔·斯蒂文斯、约翰·莫里逊、马丁·鲍伊德、兰多尔甫·斯图。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严肃而又质量高的刊物，其中有不少的文学刊物，影响大的刊物有年轻的政论家、诗人麦克斯·哈里斯和墨尔本文艺倡导者约翰·里德主办的文化期刊《生气的企鹅》，那部有名的著作《厄恩·马雷的恶作剧》就是由该杂志刊出的。文艺评论刊物，还有《南风》和《民今》，分别是在1939年和1941年创办的。过去创办的刊物有几十种，多时达百余种，有的办几个月，有的几年就停刊了，但这两个杂志一直保持下来，即便是在战争最困难时期，都提供给它们以纸张。50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期刊增多了，质量又进一步提高了。著名的有《大陆》、《象限仪》、《澳大利亚文学》、《前景》、《西风》、《民今》与《南风》等。 战后，澳大利亚振兴文化和复兴艺术的工作，主要在三条战线上进行。首先开禁在战时被书报检查官员禁封的有相当学术价值但又有很大争议的名著。如1958年海关与税务部长，参议员亨蒂颁布法令开禁178种书籍，其中包括从薄卡丘《十日谈》中选出的著作《十个故事》和J.P.东利维的《淡黄头发的男人》。其次，严格查禁那些黄色和低级下流的书刊、图画，如男女裸体与半裸体的图画、照片、杂志以及关于性的低级书籍。最后，广大作家、教师、记者和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财力去发掘民间文学艺术，收集并出版了叙事诗歌、民歌、民间故事、民间音乐的著作，从而促进了澳大利亚文艺的繁荣。1967年建立了负责州政府资助文化活动的艺术委员会。一些名作家和作曲家奉命创作新国歌，以取代旧国歌《主佑我王》，1974年便创作出了这首《进步美好的澳大利亚》新国歌。女高音歌唱家琼·苏萨兰在国内外的声誉可与著名歌手内莉亚·梅尔夫人相媲美。三、教育事业的发展联邦政府建立后，澳大利亚的教育事业又有了长足发展。新的教育法案规定，所有年龄在6—15岁的儿童与少年一律入学，免交学费。这样以来，澳大利亚的教育事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在1969年公立中小学已达7606所，在校人数为2116610人，公立中小学教师为89337人，其中女教师占50%。此外还有大量私立学校，其中教会学校占大部分。据统计，1969年私立中小学2176所，在校学生2719731人，教师20962人。同年公私立中小学合计：学生2205947人，学校9782所，教师110299人。为了解决偏远地区儿童和少年的教育问题，举办了四种类型的学校：①一师学校。各个年级的学生齐聚于一个教室内由一位老师分别授课与管理。②联合学校。当局每日用公共汽车从各个中心把学生送到学校授课。③函授学校。每个中心城市设一函授学校，通过辅导教师指导学生接受函授课程，而辅导教师（亦称辅导员）多系家庭成员担任。④广播学校。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学生授课。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是何等重视教育了。澳大利亚基础教育发达，因而其高等教育亦十分发达。战后各大学、学院录取了大批复员军人，在校人数猛增，学校一时无法接纳，联邦政府遂决定拨巨款在首都创建国立澳大利亚大学。这是一所专门从事物理学、医学、社会科学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研究与教学的全国最高学府。但真正缓解学生入学量和学校数量矛盾的是在50年代。在50年代又办了两所大学：莫纳什大学（墨尔本）和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在60年代后期又建立了高等教育学院。此外在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已建立许多大学和学院，著名的有阿得雷德大学、弗林德斯大学、库克大学、拉·特罗伯大学、麦夸里大学、墨尔本大学、新英格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昆士兰大学、悉尼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西澳大利亚大学等。据1969年统计，名牌大学计15所。此外还有农业学院、医学院、美学音乐学院、技术学院、行政学院、矿业学院、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结合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并培育出一大批人才。四、科技、文化与体育高等教育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澳大利亚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澳 大利亚科学研究机构十分庞大而完善，到70年代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澳大利亚科学院是自然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是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前者出版《科学年鉴》和《科学纪录》，后者出版的期刊是《科学会议汇编》和《科学研究专篇》，此外还有不定期出版科学论文。除两大科学研究机构外，还有一系列专业性机构，如设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该组织下设两个研究室，34个研究部和两个研究组；又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科学促进协会、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全国卫生和医学研究委员会、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研究所、澳大利亚农业科学研究所、医学研究所、韦特农业研究所⋯⋯，其中著名的研究所有几十个。澳大利亚原子能研究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原子能委员会，从事各种门类的原子能研究工作。在全国各地还有大批的研究机构。至于说到澳大利亚图书馆和博物馆事业，亦十分发达。澳大利亚图书馆建于1902年。据1961年统计，该馆藏书100万册。全国各州、各市、各个大学、学院、研究机构亦有较大的图书馆。博物馆亦分布在全国，其中最大的是澳大利亚博物馆和澳大利亚应用艺术和应用科学博物馆，两馆均在悉尼。各个大学、研究机构、研究会、图书馆与博物馆所办各种刊物之多，则勿庸多言了。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与科技研究机构的完善，必然促进澳大利亚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因而从50年代起在体育、建筑、医学和科技方面相继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战后，澳大利亚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澳大利亚医学家麦克法兰·伯尼特教授（1899—1985）同他的助手达姆·简·麦克纳马拉一起至少发现了两种小儿麻痹病毒，此后不久，伯尼特教授又发现流行性感冒病毒，并研究出这种病毒的预防疫苗。为此，他于1960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澳大利亚科学家在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射电天文学和X射线天文学均居世界先进行列。建筑科学的巨大成就集中地表现在悉尼歌剧院大厦和墨尔本艺术馆的建造上。1957年l月，澳大利亚各报刊都报道了修建新的悉尼歌剧院的消息。该剧院大厦是由丹麦建筑设计大师乔恩·乌茨昂设计的，最初造价为350万澳元，在建筑进程中造价不断加大，最后增加到1亿澳元。工程十分浩大，直到1973年才竣工。悉尼歌剧院造型优美、精致、奇特，而又富丽堂皇，令人惊叹不已。墨尔本艺术馆也大致与此同时建成。这又是一座规模宏伟、金壁辉煌的艺术宫殿。这两座艺术宫殿的建成，说明澳大利亚建筑艺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随着国家的发达与繁荣，人民对居住条件的要求日益提高，加之，战后数以十万计的移民移入，推动了大规模住宅的建设，尤其建造豪华住宅、旅馆、饭店、文化公共场所，同时在建筑风格上亦有了创新。战后，澳大利亚的体育事业亦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成为在世界体育运动中居重要地位的国家，是参加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全部项目的少数国家之一。1956年，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成功地举办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世界各国运动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国威。澳大利亚运动员在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大显身手，夺得多枚金牌、银牌和铜牌。通过这次运动会，电视也传到澳大利亚，并很快地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出 现了全国性的“电视热”。“电视热”极大地冲击了电影院和无线电收音机，从而澳大利亚人民的文化生活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总之，到8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出现了更加繁荣的局面。五、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特点从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演变整体看至少有下列几个特点：第一，沿着民族化道路发展。澳大利亚文化从开始，尤建国以来，一直沿着民族化道路发展，所谓“民族化”即澳大利亚化，这是与澳大利亚政治上和经济上民族化相适应的。实际上，没有民族化或澳大利亚化，澳大利亚根本谈不上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第二，向多元化发展。向多元化发展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澳大利亚文化是以不列颠文化和土著黑人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但在建国后几十年来又吸收了不少其他外来民族文化，诸如欧亚大陆移民带进的文化，因而形成了一种由诸种文化融合而成的新文化，即融合型的多元文化。但由于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推行“白澳政策”，这种多元化的趋势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虽然如此，澳大利亚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还顽强地表现出来，尤其在70年代废除了“白澳政策”之后。澳大利亚文化在殖民地时代，实质上是殖民地文化。为要摆脱英国文化影响与束缚，唯一的途径就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以提高本民族文化的素质，从而造成了多元文化。第三，具有浓厚的模仿性。澳大利亚文化完全不同于其他那些古老文化。诸如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欧洲诸国的文化、伊斯兰文化，这些文化都是经过了以千年计的演变、融合、锤炼而形成，因而是一种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它们也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但很少模仿性。而澳大利亚文化却没有那样长的时间锤炼、演变与融合，处于青春成长时期，基本上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文化。这种文化还必须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使自己逐步成熟起来。以文化发展角度言，模仿性有两面性：一方面易于导致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另一方面也会使自己大胆地吸收别的民族的文化。这两面性，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兼而有之。第四，从总体上看，澳大利亚文化显然是属于西方类型的文化。无论从其主体和来源看，或是从其传统、风格、气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看，均属欧洲文化，和加拿大与美国文化是同类型的，而和东方文化却有着质的差异，但它又不是欧美文化，是澳大利亚文化。我们研究澳大利亚民族化时，应注意到它的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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