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枪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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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一八”枪响之后傅国涌一历史将永远记住——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色阴沉，寒气逼人。在北京新华门前，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开枪，共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天的《国务院通电》称请愿学生、群众是“暴徒”，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进一步指控极少数著名□□党人、国民党人（如徐谦、李大钊、易培基等）“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三·一八”的阵阵枪声震撼了几

2、乎所有知识分子的灵魂。枪响之后，鲁迅先生停止了手头的写作，愤然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四—九节），发表于3月29日的《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他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衰亡民族良知不泯的声音：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污之曰“暴徒!”……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以上都是空话

3、。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这些文字毫不隐晦曲折，直截了当地点名批评了段祺瑞政府，而且在惨剧发生后的第十一天就在北京公开发表。3月25日，鲁迅写《死地》，发表于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3月26日，鲁迅写《可惨与可笑》，发表于3月28日的《京报·副刊》。４月１日，鲁迅先生写下了传世名篇《记念刘和珍君》，发表在4月12日的《语丝》周刊七十四期。这篇文章因为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而广为人知，我们

4、永远都忘不了——“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以及“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忘不了“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时的“惊心动魄的伟大”，她们“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充分见证了中国女性的勇毅和临难的从容！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

5、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文字传诵了七十多年，感动了一代代的青年。如果不是鲁迅先生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写下的文字，后世的人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刘和珍其人，一个年仅二十二岁就被无情杀戮的女孩。４月２日，鲁迅先生写了《空谈》，发表在4月1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那些一针见血的深刻议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

6、.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４月６日，他写了《如此“讨赤”》，发表于4月10日的《京报·副刊》。直到5月6日，他还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三》，发表于17日的《语丝》周刊七十九期。在“三·一八”枪响后的一个多月中，鲁迅先生接连不断，连珠炮似的写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枪一般的文字，并公开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一个杀戮青年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了鲁迅，有了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了《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和《语丝》，我们的

7、民族便还有希望。杀人果然可恶，但没有鲁迅更加可怕，一个民族的整体堕落以此为甚。二除鲁迅外，以后走上了一条和他截然不同道路的兄弟周作人，这个以苦茶隐士自我解嘲、致力于写小品文的作家，他的忧愤虽然没有他的哥哥来得深重，但对于“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他同样的悲痛。“三·一八”的第二天，周作人就写下《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不仅指名道姓地愤怒谴责段祺瑞等杀人者，对无动于衷、至少袖手旁观的国民军也毫不客气。他连续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可哀与可怕》等文，为学生刘和珍、杨德群

8、之死痛心疾首，对“不知哀矜”的男女感到可怕。第五天，他写下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七十二期），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认为“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的文字平稳而不激烈，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没有什么两样。4月5日，《语丝》七十三期发表了周作人《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学生给予极高评价，觉得“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