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韩愈散文理论的承传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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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外阅读】韩愈散文理论的承传与发展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创立了异于秦汉古文的唐代散文新格。欧阳修继他之后，领袖北宋文坛，革新诗文，又开创了宋以后中国古典散文的独特风貌。韩欧二人高举改革大旗，分别在唐、宋两代完成了对旧俗时弊的矫正和新的文学体系的建立。就文艺理论而言，韩愈以元、白新乐府为辅翼，完成了古文运动，荡涤六朝淫靡文风，树立儒家道统和雄伟峻峭的散文格局，为文学史上由唐文学向宋文学转变开辟了道路。欧阳修继承古文运动余绪，标举儒学大旗，在哲学上将韩愈的道统从高不可攀的位置上拉下来，使之更加切于北宋时局，在文风上将韩愈的雄浑外放化为内敛和优美，从而使文学创作渐臻

2、于成熟。韩愈是一位伟大的创建者，欧阳修则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韩欧二人在散文理论的承传与发展的关系，可以从道的内涵、文道观及文风三个方面来论析。（一）永叔之于退之，在诸多理论之中，变化最大者有二，曰道曰文。文章本之于内容，发之于形式，道的内容不同，外在表现形式必将不同，文风必将大变，永叔是由内到外，都将退之观点做进一步的发展。道本义为道路，《说文》曾云：“道，所行道也。”由此引申出多重意义。退之所谓道，即为儒家之道，是儒家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必须遵循的一种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规范。儒家思想严格强调宗法秩序，这对于封建王权的巩固和强化，具有高度的实用性，故而儒

3、学一直是正统官方哲学。但在唐代，儒家正统地位受到佛道的冲击，以至于出现了三教鼎立的状况，加之当时社会君臣失道、藩镇割据、仁义不施，在这种社会状况下，韩愈奋起疾呼，重新阐释道的内涵，并建立了集大成的道统。首先，韩愈确立他的道为承继严格、内容纯正的儒家之道。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杨雄所传之道也。”“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为他的道明确了传袭的正统地位。韩愈又规定了道的具体内涵：“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它

4、以仁义为前提将儒学与其它异端思想划清了界线，并强调了严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退之的道统观念出现于中唐之时，自有其合理之处，当时社会弊端有二：佛道猖獗，侵占土地；藩镇割据，尾大不掉。退之之道，中心反对者便是这两大积弊。唐代历代帝王大都佞佛，除武宗曾导演一出会昌法难的灭佛之事外，帝王将相都竞相拜佛。道教在唐本为国教，故而佛道之说在唐极盛，寺观有朝廷撑腰，大量侵占良田，不纳赋税，吏不能制，使国家收入锐减，这一现象早在中宗时辛替否，代宗时王缙都曾深表忧虑。到韩愈时，国势衰微，而僧侣地主势力更见恶性膨胀，势必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退之对此极为痛恨。所

5、以他在《谏迎佛骨书>>中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奈何民不穷而且盗也。”佛道猖獗，正如韩愈《原道》所指出的：“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直接导致人心涣散，封建秩序大乱，尤为韩愈所憎恶。退之辟佛，并非从哲学上去批判佛老的虚妄，而纯从功利实用中来，主要在业报无征，蔑弃忠孝、混淆华夷、危害封建伦理关系上。反对僧侣地主大肆占用土地而不纳赋税、不服徭役，反对僧侣地主大量集田给封建经济带来的破坏，反对人们盲目信佛带来财物上的浪费，虽然险遭杀身之祸，却

6、进一步强化了儒家道统的正统性、权威性和纯洁性。除辟佛之外，韩愈面对藩镇凶悍、皇权衰微，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强烈要求反对藩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和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他在《原道》中明确指出：“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人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君，则诛。”显然，这些话都是对藩镇悍将而言的。韩愈之道，看似高玄不切，实与中唐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联。至宋，光谈道统已无法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因此永叔论道，尤侧重于强调经世致用。宋太祖一统全国，遂奖励儒学，后仁

7、宗诏令天下州县立学，宋郊等并上奏改革科举：“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宋史·选举志》）自此，宋学应运而生，儒学也进入一个革新阶段。正当以理学相标尚之风开始抬头之际，永叔却另辟途径，独张异帜，义利并陈，心存匡济，反空谈心性之说。永叔曾说：“性非学者之所急，圣人之所罕言。”（《答李翊第二书》），他所追求的是遵循礼制，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不是迂远空疏的性命之说。永叔独树一帜，实非标新立异。时北宋建国未满百年，战乱初平，百废待兴。至仁宗朝已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