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荀子“性恶”说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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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外阅读】荀子“性恶”说重估内容提要：荀子在《正名》篇中对性的涵义作了界定，但后世学者对此误解颇多。杨倞和王先谦没有说透，而傅斯年、徐复观等人的解释则有所偏差。把荀子的人性论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天论、圣人论，放在先秦儒家性命思想演进的整体脉络中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其说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他的学说也有着无法弥补的缺陷，并最终导致了对自身贡献的遮蔽。关键词：“性恶”说先秦儒家性命思想自蔽重估提起荀子的“性恶”说，对其涵义与得失，似乎学界已有定论，无须赘言。实际上，对于荀子对性的涵义的界定，后世学者的训释尚有未尽之处。更进一步，如果把荀子的人性论及与之密

2、不可分的天论、圣人论，放在先秦儒家性命思想演进的整体脉络中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其说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当然，他的学说同时也有着无法弥补的缺陷，并最终导致了对自身贡献的遮蔽。一对于性的涵义，荀子在《正名》篇中作了一次提纲絜领地界定：“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对这段话，后世出现了几位改字为解者。首先是王先谦，他指出：“‘性之和所生’，当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与上‘生之’同，亦谓人生也。两‘谓之性’相俪，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谓之性，文义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谓之性’，则不词矣。此传写者缘下文‘

3、性之’而误。”[1]其次是傅斯年，他以荀子的修辞特点立论：循荀子之用语也，好用在语法上异其作用之同字于一句中，即如《非十二子篇》，“信信，信也”（上信字为动词，中信字为名词，下信字为谓词。）如不贯上下文以读之，几不可解。今《正名篇》曰，“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如此句法，则正名之界说性也，固应作“生之所以然者谓之生，生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生。”如将下生字改为性字，语法不类矣。[2]另外，张岱年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的“以”与“已”同。因此，他指出：“荀子所谓性，乃指生而完成的性质或行为，所以说是‘天之就’，‘生之所以

4、然’，‘不事而自然’。生来即完具、完全无待于练习的，方谓之性，性不是仅仅一点可能倾向；只有一点萌芽，尚须扩充而后完成的，便不当名为性。”[3]虽然“以”可解为“已”，但把“所以然”解为“所已然”则于故训无征。因此，张岱年的说法实际上也是一种改字为解。综观上述三说，实涉及环环相扣的三个问题。首先是“性”字的书写问题，此实即如何理解“生”与“性”关系的问题；进一步则是如何理解“所以然”的问题；再进一步则是如何理解前一句“生之……谓之性”与后一句“性之……谓之性”关系的问题。尝试论之：“生”、“性”同源，“性”自“生”出，现在看到的《荀子》中的“性”字在荀

5、子生活的时代是否已被写作“性”，大成问题。但即使如傅斯年所主张的，现行《荀子》中的“性”字原本都被写作“生”字，也不能说《正名》篇中的“生”与“性”即全然相同。傅斯年说“荀子之用语也，好用在语法上异其作用之同字于一句中”，所谓“同字”而“在语法上异其作用”，不仅应被理解为傅氏所指出的词性不同，更应被理解为“生”字有生、性二义而异词。而生与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正当体现在“生之所以然谓之性”中。对“生之所以然谓之性”，杨倞注云：“人生善恶，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于天之性也。”[4]以“理”解“所以然”，但没有展开论述。后来，徐复观对此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他指

6、出，前一句“生之……谓之性”的论性与后一句“性之……谓之性”的论性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后者是就经验层立论，前者则是就经验求其形而上的根据，并据此认定王先谦的说法不正确[5]。对于徐复观的把前后句之论性加以区别的做法，廖名春列出三点理由以证成之。一，前句是在“所以然”的层面立论，后句是在“然”的层面立论。二，“性之和所生”的“性”应当同于“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的“性”而异于“不事而自然谓之性”的“性”，否则后句就成了循环论证。三，从《正名》篇在定义知、能等所采用的表达形式来看，荀子对同一个名词所下的两个定义，它们绝非意思平列的“相俪”之句，而是意义相承的

7、递进句。廖名春虽赞成徐复观的做法，但不同意其具体结论。他指出，按照徐复观的说法，前句之论性即为“所以生之理谓之性”，此性即理、道。这样，人的天性就是理之和所生，自然就成了善性了；真如此的话，荀子的人性论就要全部改观了。最后，廖名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前句之性是生的凭借、载体，指人的形体器官，后句之性指人的天赋本能[6]。综观廖名春对徐复观做法的证成及其本人所提出的观点，皆难成立。单纯从语法的角度论，在“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中，性可以是就生的凭借、载体言，也可以是就生之理言。尽管性可以训为形体器官，廖名春对此也做了充分地论证，但依此把“生之所以然者

8、谓之性”的性解为形体器官，则绝难说通[7]。而他认为若以理言则荀子的人性论就会变成性善说，也殊为无据（详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