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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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主讲人：陆扬；主持人：阎步克2007年10月22日晚七点北京大学二院（历史系）108会议室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主持人阎步克先生的介绍。这次到北大来，距离我上次来相隔差不多整整五年。我上次来北大，好像也是这个时节，也就差不多是在十月的最后一周。这五年的变化，我想是相当惊人的。前几天，我和历史系的同学有个交流的机会，很有启发性，可惜那天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不太能够完全集中，有些问题可能只是点到而已。事后想来，有些问题还可以再深入地探讨。这次来北大也是因为罗志田先生的

2、建议，他希望我能来做一个报告，而这次来北京实际上是去西安参加会议的顺道停留，但似乎这一顺道停留更为有意义。我一直在想我今天要讲些什么，由于现代史学本身的发展非常广泛，大家的兴趣和着重点都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是讲一个过于专门的题目，对各位的帮助可能会很有限。所以我就选了“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这样一个非常宽泛的题目。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另一个原因便是缘于网上的讨论。“问题与主义”这个主题，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二十世纪整个中国人文学的讨论主题，但我今天讨论的“问题与主义”和当时讨论所涉及的范围与定义略有不

3、同，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与主义”主要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历史研究中的体会，尤其是以我一个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海外学人的角度，所观察而得到一些特别的现象，虽然我个人的经验是很有限的，但我希望它能给大家作一点参考。今天的报告我想大概集中在三到四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的中国史研究之间存在怎样的容易为大家忽略的关联；第二个问题是史学研究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当然海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危机就是史学地位的下滑，史学家不仅是学者，也可为公众提供史学经验，而这两

4、者在这一危机中应该怎么平衡，社会为什么都需要历史学家为自己作辩护，这一辩护是否有必要，这一辩护为什么越来越难;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身有哪些可以发掘的资源。对于第一个问题而言，就我的观察来说，从过去五年中国内外的讨论都可以看到，中国史学界的工作受到西方重视的程度确实大幅度提高，毋庸讳言，这一过程中有功利性，但这毕竟给了中国史学界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未来十年是中国史学界的关键十年，一是要使自己的各种研究更成熟，二是中国史学界要更愿意与外界交流、对话，这并不是说要接受外界的看法，而是要更清晰地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

5、，同时也要更愿意把中国史学本身变为世界史学经验的一部分，这对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历史研究都同样有意义。...这两天和阎步克、邓小南两位先生的交流给了我很多启发，虽然对他们的研究和著作我都较为熟悉，但交谈后对一个人的解读与单纯读他们的著作然后进行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交流给我的启发使我注意到史学界有个普遍的倾向，也就是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而回到西方中国史学研究的层面来说，大家有个普遍的看法是认为西方史学比较重视理论，中国史学比较注重实证，也就是注重材料的分析。这个讲法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这个看法往往会影响

6、到对西方史学的评估，也会影响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评估。其实最近十年以来，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研究几乎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可以说是由华语学者带领并渐渐影响到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其实在十年前，很少听到西方人提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学者，更少有对他们的研究。我记得当时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知道陈寅恪的西方学者有我在普大的老师杜希德，他本来是想要跟陈寅恪先生读书的，但后来一直没有机会。他的领域是隋唐史，除他而外很少有其他西方学者知道陈先生的名字。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还有一个例外竟然是罗马史专家——彼得·布

7、朗（PeterBrown），他不但知道陈寅恪的名字，还大致知道陈先生的研究领域与观点。但这些年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西方学者会把中国二十世纪学人的研究反复提出来，虽然他们的解读可能也存在问题，有这样那样的倾向，但中国学界的研究已经被认可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传统，西方史学界的研究也已绕不过已存在的这一传统。现在很多中国学者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罗志田先生等等。我个人觉得，这一研究传统中还有很多有待发掘的资源。需要发掘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史学界和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研究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比如说中国二十世纪初史学上理论贡献最大

8、的几个学派，一个是疑古学派，为顾颉刚先生倡导，还有傅斯年先生对国故的重整以及重建国史的工作，还有后来郭沫若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断代分析，等等。这些学派本身的分别往往被简化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但实际上这种分法本身是将历史现象大大简化了，结果就是我们对很多问题存在误解，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判定。比如陈寅恪的研究，应属于史料派还是史观派呢？这是很难讲的。对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