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中国的命运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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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间中国的命运叙事——论余华的先锋小说和长篇小说《活着》尽管我连续地写了三篇论《活着》的文章，但直到最近写《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时，我才顿悟般地透析了余华小说并有了一个发现：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之前的小说，具体地说，余华创作于1986-1992年的先锋小说和长篇小说《活着》，从意蕴和思想指向上来看，其主题/母题主要不是写苦难，而是写命运。[1]尽管评论家们对余华小说的主题/母题早已做了连篇累牍的阐释且形成了定论，认为余华小说的关键词是暴力、血腥和死亡，其始终不变的主题是苦

2、难，“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除了看到作者尽其所能地渲染苦难之外，还可以看到什么别的东西吗？似乎什么也看不到。”[2]余华小说的母题，可以用两个词来指称，即“苦难”与“温情”。[3]圈内知名评论家、学者相互启发而发现的苦难主题被锁定之后，很快就成为定论，成为人们普遍乐于接受的共识。但我依然认为，余华小说（指副标题确定的余华小说，下同）的主题/母题是命运，而不是苦难，余华小说真正以苦难作为主题的，是一部《许三观卖血记》和半部《活着》。《活着》铺展及渲染的是苦难和死亡，而隐于死亡背后并操纵一切的力量，则是无影无

3、踪的命运，以及人性与厄运的韧性抗争；《活着》是悲凉而深沉的命运变奏曲，而暴力、血腥、死亡和苦难则是命运的展开形式。命运变奏曲先从文学的苦难主题谈起。文学的苦难主题所呈现的苦难不是别的，它既是人的存在方式，又是人的体验和意识。作为存在方式，它是人存在的表征，是对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确认；作为体验和意识，它是人的情感、思想和精神的体现，是人在体验苦难且超越苦难中获取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向度——苦难意识；它还收纳人性、人道、自由、崇高和美好，并将其播撒于一切存在之中。因此，苦难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文学永恒

4、的主题。因此，苦难又必然成为噩梦般的苦难年代逝去之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叙写的主题，事实证明，新时期文学是从叙写苦难开始，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再到寻根文学，苦难已经成为反复渲染又层层拓展的深度主题。然而，余华为何偏偏钟情于命运呢？事实上，不仅仅是余华，甚至是整个先锋派作家都偏爱神秘抽象的命运，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宿命，更是他们的最爱。宿命是先锋派作家手中的一张王牌，潘军坦言：“我就很崇尚一种宿命的东西，我觉得‘宿命’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对命运里的那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进行了一种高度的概括，概括成了一种比较美的

5、形式。”[4]...如果将潘军这段表白视为先锋派作家的宣言，我想是不为过的。先锋派作家不约而同地偏爱命运及命运叙事，决非偶然之巧合，这是一个思想激进、艺术先锋的写作群体的共同选择，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的选择。先锋派作家为何偏走“实在的苦难”而直取“抽象的命运”，这与他们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必须指出，上述所说并不是说先锋派作家冷淡苦难，拒绝叙写苦难，使苦难成为被搁置的缺席者，而是说先锋派作家不再以苦难作为中心命题。先锋派作家即使写苦难，也是让苦难与荒诞的现实、虚无的存在和人生的无常互生共存，成为神秘命运的展开

6、形式。在他们看来，现实是不真实的，现实不真实是因为现实是被遮蔽、被解释的。苦难的现实具象性和纯粹客观性拘泥于表象，而表象往往是虚假现实的表征，阻碍着他们“内心真实”的表现，不能让他们从更高远更深刻的广面概括更多的内容，直指现实的真实。而命运就不同了，命运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不可知性和神秘性，使它高高在上又遁迹无形，无影无踪又无处不在，这一切正好与先锋派作家将现实抽象化、实体虚化幻化、人物符号化的艺术主张及艺术实践相合。1989年，余华发表了一篇“具有宣言倾向的写作理论”的文章，题为《虚伪的作品》。其实，

7、它何止是余华的文学宣言，很大程度上，它是整个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宣言。在这篇具有叛逆精神的文章中，余华根据自己的创作体验首先提出了一个挑战性、颠覆性的命题：写作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而要达到真实，必须使用“虚伪的形式”。所谓“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的。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难道不对吗？从古至今，人们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根据经验对事物作实事求是的判断。但这种认识论到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后，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否定。余

8、华的文学观（先锋小说写作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余华认为经验地看待事物，其谬误有三：一是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二是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物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物的外貌，而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家的才华。三是文学所表达的只是大众的经验时，其自身的革命便困难重重。发现经验地认识事物的谬误只能导致“表现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