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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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一部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德国的最高指挥层还没有一个步调一致、精明强悍的大本营。位于帝国之首的那位独一无二的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39年9月1日发动了战争。当天傍晚，在柏林老总理府的冬园里临时举行了一场形势报告会。国防军各级军官以及社会上的名贵显流接踵而至。被召来作报告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①军官瓦利蒙特上校面对这一场面，不禁回忆起“华伦斯坦军营”一剧中的舞台场景，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的报告并非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他讲的主要是希特勒感兴趣的多：德军越过波兰边界后向纵深挺进的公里数。戈林从

2、报告中得知，“他的”空军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戈林一直蔑视总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嘲笑前不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拟制的“第1号战争指令”。尽管这份指令是由希特勒签署的，他仍然挖苦说：“这团废纸对我有什么用？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冬园的来访者和通讯兵穿梭往来，行迹匆匆。报告完后，报告人也悄然离去，杂乱与严肃的鲜明对比，使他感触颇深。第二天、凯特尔②告诉瓦利蒙特——自1938年秋季以来，瓦利蒙特便成了凯特尔的第一位合作者——希特勒将乘坐所谓“元首专列”随部队进入波兰，国防军也要派一位高级军官随专列前往。于

3、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瓦利蒙特陪同元首前往，还是将位置让给根据动员令刚刚调回指挥参谋部任参谋民的约德尔少将①？由于作者对希特勒在此期间的军事指挥行动感到异常震惊和茫然，便毫不踌躇地把位置让给了担任要职的约德尔。9月3日，“元首专列”在所谓“头面人物”的簇拥之下——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军事人员，毫无目的地向东驶去。因此，这个在波兰战局中被称为“元首大本营”的专列，实际上名不符实。因为在随同的“要人”之中缺少最起码的真正干事的人。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仍然还在柏林②。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产生这种混乱状态，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个

4、问题有必要对国防军的所谓“领率机构”进行一番探讨，因为它对大本营的性质和作用一直发挥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日子里。第一章国防军的领事机构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早在1933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种权力，那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指挥权”之上。自1935年3月宣布“国防自由”①以来，这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参见

5、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②的其他手段，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

6、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个新的执掌附图一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自1934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而在此以

7、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理任务的“局”①。但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陆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程。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

8、协调统一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爵认为，在德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对新出现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30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