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名著精选 4020 [俄]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丽尼、巴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文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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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本序在世界文学中，也许很少有人像屠格涅夫那样，作为一个小说家，却不愧为抒情诗人；而作为抒情诗人，他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诗神，温文尔雅，但却不是高居于奥林帕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笔端倾泻的不只是“爱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自由的热烈颂歌、生之欢乐的陶醉”而主要是“飞驰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是这些现象的艺术反映。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关系逐渐茁壮和封建农奴制面临崩溃的时代。与这个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贵族活动家已丧失其历史作用，代替他们，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舞台的前景。屠格涅夫在这段时期的创作，正好是当时历史的纪录。他以反农奴制倾向

2、的特写集《猎人笔记》进入文学之林，接着他以《罗亭》宣告了贵族知识分子成为“多余的人”的判决，又以《贵族之家》唱出了贵族阶级“黄金时代”消逝的挽歌。在这以后，社会上在等待着，屠格涅夫下一部小说将以什么人为主人公呢？果然，屠格涅夫不负所望，在自己新作中，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运动由新的活动家来推动的历史趋向。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前夜》(1859）和《父与子》(1861)。就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说，两者可算是他创作中的双璧。遵循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以生活为“艺术的永恒渊源”，是屠格涅夫的创作原则。他从不“从观念出发”来“创造形象”，总要有“活人来做依据”，

3、但又不是依样葫芦，而是把生活“升华为诗的理想”。他力求把握生活的“运动规律”，透过“偶然性的变幻”捕捉到时代的典型。《前夜》中英沙罗夫的原型，是一个姓卡特拉诺夫的保加利亚爱国者，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一个少女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去保加利亚，后来他们一度回到俄国，不久他在威尼斯病故[1]。屠格涅夫从友人那里得到关于他的记载，敏锐地从他身上看到自己“要找寻的主人公”，自己在构思中的那个“对自由怀着朦胧而又强烈的渴望的叶琳娜愿意为之委身的主人公”。那是在一八五五年。但只有到了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当他在俄国生活中看到英沙罗夫那样的人物的时候，才在作品中塑造他的形象，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预

4、言者”。《父与子》里巴扎罗夫的原型是某县医生德米特里耶夫。屠格涅夫一次在旅行中与他邂逅，深深为他的锋利独到的见解而吃惊，从这里敏锐地感觉到那时“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抓住了六十年代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特性。他心中孕育着这个形象，并不断地概括“巴扎罗夫们”以及所熟悉的贵族友人的品性，终于创造出“父”与“子”的典型，反映了当时两种历史力量的斗争。可以说，凝视当前现实的现象，深入了解其底蕴，敏捷地抓住时代的脉搏，艺术地加以反映：这一切正是屠格涅夫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主要原因。下边谈谈《前夜》和《父与子》写作时期的作者的思想状况。屠格涅夫属于贵族自由主

5、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在四十年代刚出现时尚有其进步的意义。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在消灭农奴制问题上，他们同民主主义者还是基本一致的。一八五五年以后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腐朽。于是，“被活埋了的俄国”“睁开眼睛”从坟墓里走了出来（斯塔索夫语），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感到改革的必要，农民起义的浪潮也日益高涨。新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宣布准备实行农奴制改革，并且稍稍放宽书刊的审查。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气氛，当时舆论的大胆曾使刚从流放回来的谢德林感到惊奇。但是，如果说在尼古拉一世（他死于一八五五年）的高压统治下，自由主义

6、者对沙皇政府还抱着对抗的情绪，那么现在，在表面上“自由”的氛围中，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却渐渐趋向同政府妥协了。面对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的问题，他们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产生了分歧。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寄希望于农民革命。自由主义者虽然也同意分配土地，却要收取大量赎金；他们害怕革命，拥护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其欺骗性质暴露以后，两派“越来越清楚地、明确地、坚决地分开”[2]，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而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变成一种保守的以至反动的力量了。这个历史的交界，也是屠格涅夫思想创作的转折点。一般说来，屠格涅夫的思想演变同自由

7、主义者可说是亦步亦趋的。但是正像个性不能完全包括于共性一样，屠格涅夫也不能完全归结为自由主义者。而且作为作家，他在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又有其矛盾的地方。的确，屠格涅夫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具有启蒙者的某些特点。例如，“强烈仇视”农奴制，“热烈拥护”全盘欧化，“衷心相信”农奴制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并“促进这一事业”[3]。但是，屠格涅夫只是“温和的启蒙者”，他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只是同情人民而不是站在人民一边，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双重性。一方面，在他看来，农奴“应该享有人权”（加里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