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的税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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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居正赋税思想　　张居正（公1525—1582年），字叔大，江陵（今湖北江陵）人。明代政治家、理财家。神宗时任内阁首辅，执掌国政长达10年。他曾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改善了明王朝的财政状况，并在客观上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张居正主张取财有制，用财有节。指出“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无节则乏。”反对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横征暴敛，“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张居正主张“固本安民”，不事聚敛。他强调“致

2、理之道，莫要于安民。”“民本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而人心爱戴乎上，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为了做到固本安民，张居正反对赋税负担不均，官吏贪污舞弊，豪强兼并偷漏等现象和行为。他说“今风俗侈靡，官民（指富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他提出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是“理逋负所以是国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间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即清理欠税，惩办贪污、清查隐田。这些思想

3、应用于一条鞭法的改革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张居正还主张农业和商业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反对在财政困难时依靠重征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认为只有减轻赋税征收才有利于农商发展。他说“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农商关系的一种新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黄宗羲赋税思想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

4、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

5、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林则徐赋税思想　　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代初期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伟大政治家和先进思想家。林则徐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禁烟派的领袖，他从国家财政方面痛斥鸦片走私对中国的桅，“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主张严禁鸦片堵塞漏卮，以培国本。为克服鸦片走私带来的“银荒”，林则徐建议“减浮费”...以使商民获得比较稳定可靠的赢利，即减轻封建政府对开矿商民所征收的各种

6、捐税。他认为，对各种“名目愈多’的捐税，“虽不能尽裁，亦必须大减”。当时，封建士大夫们囿于自然经济的观点，一般不能从经济角度认识对外贸易，也不重视关收入，林则徐却主张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认为开征关税可使国家获利，并主张用关税收入制造新式武器，加强国防力量。他说“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造炮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这是林则徐以夷制夷思想在赋税方面的体现。魏源赋税思想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清后期著名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责苛重税敛，“不善

7、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提出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魏源还对生产经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