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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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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真教及女真及蒙古统治集团之关系探究摘要:全真教是在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背景下,由汉族人推动发展起来的,它与女真、蒙古统治集团的关系非常复杂。总括而言,女真统治者对全真教以压制为主,而蒙古统治者则以优遇为主。这种关系是女真或蒙古统治集团根据其统治利益而决定的。除了当时的现实利益外,还与这两个民族对宗教的态度有相当关系。比较而言,女真统治者对宗教较平淡,而蒙古统治者对宗教则较狂热。这样,在施行统治的过程中,女真对宗教就比较注意控制,而蒙古当然就比较宽容。全真教在金元时期的沉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关键词:道教;全真教;女
2、真;蒙古统治集团中图分类号:B95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112-07全真教肇始于金朝初期,大盛于金元之际,入元后仍相当活跃。这个以汉人为信仰主体、以北方为主要活动地域的道教新派,“学者通天下,无虑数千万人,而习他教者为衰,呜呼盛哉!”金末全真极盛时,乡闾都邑,在在有之,元翰林学士宋子贞说:“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大都大邑者哉!”全真教徒亦良莠相间,大儒元好问对此即颇有微辞:“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虽凶
3、暴鸯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俱化。”全真教规模如此庞大,成分又如此复杂,女真、蒙古统治者该如何待之?简括而言,金朝对全真教以压制为主,而蒙元则以优遇为主。当然,女真、蒙古统治者对全真教虽态度截然有异,但目的则同,均欲使之符合自身统治利益。本文即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或有不当,敬请指正。一、金朝:控制与利用金朝占领中原地区后,以汉族为主体的道教新派出现三个:太一教、大道教和全真教。其中全真教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关系也最为复杂。如果把朝廷召见教派人物看作是承认该教合法地位的标志,那么,太一教从创教到被金廷承认大约10年
4、时间,大道教15年左右,而全真教则几近30年。并且太一、大道两教的创教者萧抱珍、刘德仁均以教主身份被召,而全真教不但创教者王詰未及被召,就是后来首次被召见的也不是当时的掌教刘处玄,而是王处一。从表面看,女真统治者的这种举动未必有何深意,因为从有关史料判断,其时金世宗年迈体弱,加之"色欲过节,不胜衰惫”,于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全真教中王处一最以神异著名,人称“铁脚仙”,据说有“起死嘘枯”之术,故王处一被召似在情理之中。不过,金世宗似乎并未迷信这位大仙的神异,“僧徒怀嫉妒心,多输金于中使,以为先生非真仙也,鸠酒可以验之。上以
5、为然,乃赐之三杯,先生饮迄,殊不烦躁,终莫能害”。这种饮鸠不死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姑不深究;但它或可表明全真教跟女真最高统治者的第一次接触,并非很顺利。其实,这种情况,可看作是全真教与金朝关系的一个缩影,即面对全真教不断发展的现实,金朝既疑惧又无奈,禁之不止,只好承认其合法,因为对具有深厚民间基础的全真教来说,对其因势利导比一味压制更安全,更容易控制。可能正因为这种原因,金世宗紧接着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召见掌教刘处玄和名道丘处机。金世宗召见全真道士,对全真教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给全真教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据郭旃先生的研究,
6、早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金朝就下令“遣发道人各还本乡”,掌教马饪就在这年被迫离陕返鲁,丘处机赖“官民同状保申”才得以继续留在陇山。全真教对金朝的遣返政策很反感,丘处机无奈地说:“吾道东矣。余虽在牒发中,不能出关,余若出关,则秦中教风扫地无余矣!”马饪《洞玄金玉集》有诗《京兆府牒发还乡故作是诗以谢统军》说:“三髻山侗得遇遭,专来秦地炼云涛。寻思把自还乡去,不若厅前请一刀。”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但全真骨干被皇帝召见后,其态度马上转变,丘处机有《进呈世宗皇帝》诗说:“九重天子人间贵,十极仙灵象外尊。试问一方终日守,何如万里即时奔
7、。”不但承认“天子”在人间的地位,还似仙灵般尊崇,这明显是向世俗政权靠拢,以为本教的发展寻求政治支持。无怪乎世宗死后丘处机说“虽道修方外,身处世间,重念皇恩,宁不有感”。全真骨干的感恩戴德之情,表明全真教对金朝皇帝承认其合法是很满意的。但全真教和金朝的关系很快就陷入低谷,章宗甫即位,即于明昌元年(1190)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次年丘处机等就被遣返回原籍,掌教刘处玄甚至在莱州被“追捕下狱”。全真教的“惑众乱民”究竟何指,因史料缺乏,不好断定。推测起来,它大概与聚众招惹事端无关,倒很可能与其长期搅扰世俗生活和违
8、背世俗观念有一定关系。这从此前此后的官方言论或可得到印证。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而当时的全真教不事生产,以乞食为生,是“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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