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城时期期刊撰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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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城时期期刊撰稿研究一、关于“艺术的民族形式和大众化”方面的撰稿第9页共9页文化城时期期刊撰稿研究一、关于“艺术的民族形式和大众化”方面的撰稿第9页共9页抗战时期，动员一切力量投入到抗战建国的伟大洪流，是主流的思潮，美术家用笔代枪，肩负起美术救国的使命。在民族自尊和自信高涨的形势下，在动员群众和宣传抗战的要求下，对艺术“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占据了美术家撰稿的主要部分。“抗战时期，艺术家对于美术的功能以及美术家的任务与使命基本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即美术的功能是为抗战服务，美术家的责任和使命是最大

2、程度地使美术作品起到宣传抗日、教育和引导大众的作用。”［1］而随着“抗战的升温，现实的需要”，以及民族情绪的高涨，“文艺界对民族形式的讨论和探索如火如荼”。［2］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专门探讨或涉及此类问题的文章是张安治桂林文化城时期最重要的撰稿活动组成部分。首先，对于艺术的“大众化”，张安治于1940年为在桂林出版的综合性刊物《公余生活》撰写了《绘画工作者在战时应有的认识》(署名安治)一文，强调:“自抗战以来，一切学术都集中力量于救亡工作，绘画便自然而然的被选为重要的宣传工具，于是许多热血的绘

3、画工作者或是青年学生，都携带着画笔，走进军队，走进农村，准备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现象，加速了中国绘画的进步，“使绘画接近了民众，接近了实现，而醒觉了民族的灵魂和创造力”，而在实践这种理想和原则的时候，绘画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应具有清醒的认识:“1．我们要多和民众接近，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东西，能接受什么东西。2．我们不能轻视民众，欺骗民众，以为他们知识浅陋，而用粗制滥造的东西去搪塞他们。我们要用极严格的态度和极大的热忱来工作，这样不但可以获得更完美的宣传效果，更可以提高民众的欣赏能力。3．要虚心研

4、究，时时锻炼自己的技巧，加强自己的修养”。第9页共9页［3］这种立论也是张安治对于艺术大众化的一贯态度，即既要发挥美术的宣传和动员作用，让美术和民间、大众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在美术普及的过程中，更应该加强技巧的训练和艺术家素养的提升，保证艺术的美的原则和理念。作为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①美术组和《音乐与美术》月刊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张安治在1940～1941年陆续在《音乐与美术》撰稿，不断加强和充实这一论点，如《美丑是非随笔(一)》(1940年第1卷第11期，第1页，署名安治)、《实用美术与大众》(1

5、940年第1卷第11期，第2页)、《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1941年第2卷第4期，第1－2页)、《关于木刻》(1941年第2卷第6期，第1页，署名安治)、《美丑是非随笔(二)》(1941年第2卷第9期，第1－2页，署名安治)、《美丑是非随笔(三)》(《音乐与美术》1941年第2卷第11期，第1－2页，署名安治)等等。《实用美术与大众》是1页篇幅的小文章，张安治却简要梳理了工艺美术和大众之间分离的过程，甚至一直到现代，美术(工商美术或实用美术)都还远远不能真正地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使大众能够乐于和

6、易于享受美术。他认为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大众太穷，精美的商品太贵……一般的群众只好望之兴叹了”;二是“资本家为了迎合富裕者的心理，必须使工商美术适合他们的趣味……但他们的趣味大多是淫靡的，追求刺激的，而大众的爱好不是如此……工商美术始终远离着大众”。在张安治看来，工商美术或曰实用美术具有“和列强争市场”“繁荣国家的经济”的作用，但是工商美术不应仅仅成为富裕阶层的装饰，仅仅“为资本家服务，为富裕的阶级服务”，而应肩负起“改造社会的环境和大众的生活”的使命，“提高大众欣赏美术的水准，逐渐把美术还给大众

7、，让让他们能创造，能享受，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4］第9页共9页在抗战救国的洪流中，艺术的走向受到战争、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木刻因为强烈的表现性、便捷的复制性以及材料和工具的相对易得，迅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家表现政治热情、抒发民族情怀和宣传抗战、动员群众的最佳绘画形式之一，大量进步的青年艺术家热忱地投身于此。但技巧训练的缺乏和急于求成的心态，大大影响了木刻的创作水平。针对这种情况，张安治不无担忧，故特别撰写一批专门稿件，刊发于他所负责的《音乐与美术》月刊。他在《关于木刻》认为:“在艺术上

8、算不得作品，在实用上也不能应急，等于浪费……一般青年同志……现从事绘画基础的训练，时时求精进，求尽善尽美，如果望速成，浅尝而自满，那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5］。随后，他又针对大众艺术和精英艺术的争论，撰写《美丑是非随笔(二)》，称:“十字街头和象牙之塔的争执是无意义的:让十字街头的人去描写十字街头，象牙之塔里的人去歌颂象牙之塔，不必勉强他……象牙塔里的人如果有了澈底的觉悟，我们也欢迎他走过十字街头，十字街头的人如果感觉需要，也不妨到象牙之塔里做一番揣摩的功夫”，对当时美术宣传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