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自由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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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震云的自由和边界　　刘震云，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作为当今最活跃的创作人，刘震云身兼作者和编剧两职，其小说作品多次被搬上大银幕。近日，由他担纲编剧的两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与《我不是潘金莲》接连上映，人们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刘震云：好父亲、只改编自己作品的编剧、接地气的写实主义大师……　　散养的女儿　　2014年初的一天，纽约正飘着大雪，即将从纽约大学导演专业毕业的刘雨霖，在她不足3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来来回回踱着步。她想将父亲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拍成电影，这件事琢磨了有小

2、半年，小说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但接通父亲电话时，仍是恐惧占了上风，“因为我害怕刘老师不同意。”倔，干脆，寡言少语，讨厌??唆，作为女儿，刘雨霖太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刘震云了。　　刘雨霖16岁以前都在农民日报社的家属院里度过。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是散养。小时候，当其他孩子被陆陆续续喊回家，她永远是院子里玩到最后的那个。刘震云对她的教育思路是，为什么要把这道题做对，是因为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玩儿，去干别的你喜欢干的事情。4　　刘雨霖是视父亲刘震云为精神榜样的。住农民日报社宿舍时，每天早上或晚上，父女俩就手拉手

3、，或女儿挎着父亲的胳膊，边走边聊，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和交流，一直就没断过。他并不在乎女儿的学习成绩，但会要求女儿，一要大气，二要有修养，“不要疯疯癫癫，俗了吧叽。”这份来自家庭的宽松，让她得以在读到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大二下学期时，自由地随兴趣从主持转向电影。　　这份自由也并非毫无底线。“她对我是一种亲，温暖，她对她爸爸有一种敬畏。她爸真急起来，她绝对是万万不敢吱声的。”刘震云的妻子郭建梅说，“她爸爸有时候脾气挺大，遇到一些事情，固执、认真、守原则、有底线，绝对不能越过这个雷池，越过雷池，他能大发雷霆。”　

4、　自认为不是个好编剧　　最近的两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它们的原著作者和编剧都是刘震云。　　在刘震云看来，编剧比写小说难，“首先我没有凭空编造一个故事的能力，而且剧本比小说要难写得多。”确实，电影有时间限制，还需要把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落实到画面上，所以有时候在小说里一句话的事儿，要写进剧本中，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头一天，李雪莲到牛棚跟牛说话，第二天一早，她又到牛棚跟牛说话。写小说一句话就可以交待清楚了――‘一夜过去了。’可电影不能这么做，观众会以为这是

5、一场戏，因为景别都一样。我说中间要不拍一段第二天太阳又升起来了，但这个特别傻。可见，我写剧本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4　　起初，刘震云对编剧的工作是拒绝的，不过冯小刚和女儿刘雨霖都觉得跟他沟通起来方便，而且原著作者对这些人物是烂熟于心的，刘震云这才把这份工作担了起来。不过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好作者，但不是个好编剧，“只是说我出现的这些瑕疵，都被我的朋友们用他们的智慧解决了吧。”　　捡起被忽略的人和情感　　看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时，高晓松感动得哭了。他很惊诧，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在国外还待了很多年，

6、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细腻的戏”。　　但对刘雨霖来说，父亲笔下的人物她并不陌生。　　从小她就愿意跟父亲一起，一人啃根冰棍，傍晚了在哪儿一坐，开始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的生活。他们老去菜市场的一个修鞋大叔那儿，别人家修拉锁两块钱，这个大叔收4块，别人家修的拉锁管3个月，他修的能撑3年。工作时，他戴一个套袖和手套，将摊铺打理得干干净净。她将这个印象，用在了剧中人牛爱国身上，同样是修鞋匠，同样干净齐整，享有绝对的职业尊严。　　她不止一次阐述对被忽略的普通人情感的理解，“这些渴望和情感，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不亚于

7、战争。”这几乎跟父亲的写作本意一脉相承。写完《一句顶一万句》后的一场研讨会上，刘震云表达了他对写作的选择：内心的洪流比历史的洪流更重要。　　刘震云坦言，从没将写作当做崇高庄严的事，因为小说毕竟带着个“小”字；但另一方面，文学一定是一件大事，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忽略的东西。在他看来，普通人的重要程度并不比希拉里、川普、朴槿惠弱，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更值得关注。在刘震云看来，《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关注的都是被忽略的人和情感，“4电影和文学的作用就是把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觉得不重要的东西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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