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官为政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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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第1讲把握时代变局营造发展舞台1第2讲执理不移，遇事不争8第3讲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上）13第4讲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下）18第5讲曾国藩事上司之法23第6讲英雄援手大事易成28第7讲自立达人之道33第八讲高官为政，务持大体37第十讲用人者应把握好的三大手段45第十一讲成功用人的关键环节50第十二讲成大事者以人为本54第十三讲不可泄了沉毅之气58第十四讲曾国藩的为政艺术之一63第十五讲曾国藩的为政艺术之二68第十六讲六条齐家格言72第十七讲六条格言（下）76第十八讲曾国藩的修身

2、艺术8086第1讲把握时代变局营造发展舞台引言 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脱胎换骨，打造湘军 【忠告】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时代的任何“变局”都可能成为我们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任何一种新旧“体制”及政策的转换都可能成为我们个人营造发展舞台的“好风”。任何想有作为的人，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听从时代的召唤。如果墨守成规，拘泥旧的体制束缚，就难以成功。曾国藩在京时以理学家自居，

3、理学讲孝道。按礼制的规定，曾国藩无论时局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应该在家乡为母亲守丧3年。但儒家礼法也有变通的办法，即当确实需要时，为官者可以不必等到守丧期满就去任职，这被称为“夺情”。后世这种“移孝作忠”的事虽屡见不鲜，但当事人仍要遭到士人的白眼。明代宰相张居正的“夺情”，曾引起朝政的大波澜，以至于张居正成为言官们攻讦的对象。清代康熙时期，大学士李光地也有一次“夺情”，时人也争相攻击他，并说这是李光地的平生三大耻之一。因此，当曾国藩最初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请他出山时，他委婉坚拒。当咸丰帝的朱谕诏示他时，他

4、也三缄其口。为什么?这就是礼制的限制。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120里的路，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

5、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崑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

6、就“中兴”之业，他劝出山的功劳最大，当时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具疏力辞，正准备派专使赴省城送奏折。“束装将行矣”的时刻，他赶到了曾家，极力劝说，结果曾“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这大体上与事实相符，但时间上显然有出入。如前所述，曾国藩于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谕后就写了这个奏折，已经抄好，但没有发出。两天之后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从情理上推论，只能使他更倾向赶赴长沙，决不会深更半夜的打发人去省城送这份奏折。郭嵩焘所谓送信人“束装将行矣”的场面，可能是事过多年记忆上的错误，更可能是郭嵩焘为了渲染自己劝说曾国藩出

7、山的“功劳”而有意“记错”的。除了“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外，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当乡间名流好友及巡抚大员一再请他出山时，他最初均表拒绝。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信给刘蓉，解释迟迟不赴团练局的原因：86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

8、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