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秘书直书精神文化价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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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秘书直书精神文化价值秉笔直书，历来是中国古代史官（秘书）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中国人历来讲究道德（或叫德行），强调敦品立德，并强调不同行业本身特有的职业道德。纵观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历代的许多秘书（史官）大都能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职业道德和史学人格，拟文记事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一、秘书史上载入史册的直书典范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

2、，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第7页共7页齐太史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兄长遗志，前仆后继，仍然秉笔直书，也遭到杀害。接着，太史的小弟又大义凛然，直书如故。崔杼慑于太史秘书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

3、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对历史和后代负责，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义，视死如归，成为秘书史上秉笔直书的著名范例！“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赵简子）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多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逃亡，不过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弑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就被杀了，你回来后又默认事实，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

4、毫无办法，只好长叹一声，听任董狐书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这种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精神，自古以来，都是史家和士人学习的典范。①像上面提到的齐太史和董狐这样“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的史官，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他们这种不为权势所动摇，不为淫威所屈服的直书精神，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精神之先河。二、秉笔直书始终是史官、史家效法的优秀传统第7页共7页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在《史通》中，专门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来总结唐以前史官（秘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他极为推崇

5、三国时期的韦昭、唐代的禇遂良和吴兢等史官。韦昭在主撰《吴书》时，当朝权贵孙皓要求他为其父孙和作“纪”，韦昭坚决不答应，其理由是，孙皓的父亲孙和虽然执政，但没有登上帝位，按照名实相符，应该作“传”；②唐代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唐太宗言行，太宗要索取过目，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太宗观看所记的内容。因为中国古代有规定，皇帝是不能查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禇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当面加以拒绝。太宗问他，“如果我有不足之处，你也一定记录上去？”褚遂良回答道：“我为谏议大夫，兼记您的起居行为，您的一举一动，我都得如实记载”；③《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参与《则天皇后实录》的撰写，他曾如实

6、记载了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宰相张说感到此事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义正词严斥之道：“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④可见，“直笔”历来是秘书史官的职业和学术道德。这种“直笔”精神，一直被正直的史官与史家自觉效法，并付诸实践。第7页共7页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客观存在。《史通》的作者刘之幾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或者以实为虚，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任意褒贬。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给史官造成曲笔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史官为当权者的威势所慑。统治者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因所处的地位不同，站的角度不一，涉及利益关系不等，故有时容易与秘书史官发生“曲道”与“直

7、道”的矛盾。统治者希望“曲笔阿时”，佞臣希望“谄言媚主”；正直的史官却要坚持奉守仗义直书的传统道德，于是往往会发生抵牾。一旦矛盾升级、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统治者和佞臣总是不择手段惩罚史官。自古以来，只有“直笔被诛”，极少“曲笔获罪”。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多少秘书史官的千古奇冤。所以，刘之幾感慨道：“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⑤但是，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