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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书信研究--《武汉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书信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文体，又称书札、书牍、尺牍、书简等。其题材广泛、形式自由、表达方式多样，作者可以不拘绳墨，畅所欲言,真实地表达心声。历代文人,多有书信作品传世。本文选取唐代书信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的取士制度、政治变革、古文运动、修史风气，对干谒、论文、论史三类书信进行重点考察。全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书信的研究现状，界定研究范围。在书信研究史上，刘勰具有开创之功，《文心雕龙•书记》篇不仅从宏观上概括了书信的发展源流、文体特点，而且从微观上品评了各代的书信名篇。但自此以后，在一段漫长的历史
2、吋期内，书信这一文体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文人对书信的评论多散见于文章选集的序言当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书信研究逐渐升温，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前人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总结某个时段书信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点，这些时段主要是汉代、建安时期、西晋、东晋、六朝,唐代及唐以后各朝的书信少有人涉及；二是探究个体作家书信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这些个体作家多为历史上的著名文人如嵇康、王羲之、柳宗元、苏轼、袁宏道等人,唐代文人中只有柳宗元的书信受到关注。鉴于此，笔者以唐代书信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范围的界定上，借鉴萧统等人的文体分类方法，确定本文所论唐代“书信”
3、是指私人往复之“书”,而致君王的“上书”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第一章梳理先秦至唐代书信之文的发展脉络。首先对书信的概念进行辨析,列举古人常用的书信别称。其次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四个阶段，描述书信之文的演变轨迹。先秦是书信的萌芽期,有学者将《尚书•君爽》视为书信之祖，虽然对于这一论断学界尚存争议，但此文有明确的写作对象和写作目的，感情真挚,已具备书信的基本特征。亦有学者将《左传》中记载的《郑子家与赵宣子书》视为书信的起源,此书内容以说理为主，语言简质，文风朴实,但几乎没有个人色彩，类似于各国之间处理政务的“国书”，尚未与公文脱离。到了战国吋期，乐毅《报燕惠王书
4、》叙述个人遭际，言辞恳切，个人色彩浓厚,书信开始从“公文”向“私文”过渡。汉代书信与公文脱离，独立发展，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感情的媒介。汉代书信的题材内容逐渐丰富，佳作迭岀，其形式以散句为主，行文自然流畅，语言质朴，直抒胸臆,不事藻绘。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的题材更为广泛，抒情性更浓，艺术性增强，出现了骈文书信，辞藻华丽、句式整齐、音韵和谐、用典工稳,在形式美上臻于极致。初唐书信仍受六朝骈俪之风的影响，其后逐渐回归汉代书信质朴、散行的特点。在内容上,唐代书信寄托友情、亲情的题材减少，而言仕进、论事功、谈学问的内容增多。书信抒发闲情逸致的作用减退，言事说理的实用功能增强，这是
5、唐代书信与唐前书信的显著区别。第二章研究唐代干谒书信。按干谒主体的身份，唐代干谒书信大致可分为布衣之士、科举之士、位卑之官、贬官的干谒书信四类。布衣之士的干谒书信主要出现在初盛唐时期，此时帝王励精图治，屡下求贤诏书，官员以荐士为荣,激励了布衣之士自举的信心，其干谒书信充溢着纵横之气、侠义之风。科举之士的干谒书信，多为求仕而作,亦有乞钱者，这一方面体现了他们急于实现自我价值的仕进之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士人在窘迫的生活环境中的无奈和心酸。位卑之官的干谒书信,或指陈时政之弊，或倾诉失意之情，作者自我期许甚高，不甘心沉沦下僚，上书干谒执政者,以求不次之用。贬官的干谒书信，多反
6、思人生，分析被贬的原因,描写贬地悲苦的生活，回味昔日情谊,感情成份较浓，生命体验深刻，读来真切感人。研究唐代干谒书信，对干谒对象的考察亦不可或缺，干谒对象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干谒书信的内容、行文风格、情感抒发以及干谒效果，唐代干谒书信的写作对象，范围十分广泛,其要者有三,分别是宰和、方镇节帅和知贡举。第三章探讨唐代论文书信。唐代古文运动兴起,柳冕、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淀、孙樵等古文家并无系统的理论著作,他们的观点，主要见于致师友、弟子的书信中，细心解读这些书信，古文家的理论主张就清晰展现出来。柳冕论文书信共有七篇，数量虽多,但观点比较单一，他主张尊经术、美教化
7、、移风俗、变文章，对于注重物色描绘、文辞藻饰Z文,一律抹杀，此外，对于文、道、情、气的关系,柳冕书信中亦有论述。韩愈论文书信重在阐述文道关系、传授为文之法、品评后辈之文、批判吋文之弊。柳宗元论文书信的主旨是去名就实、以文明道、阐述为文之法、因材施教，其中有些观点和韩愈相近，但同中有异。李翱论文书信，融合前辈的观点，兼收并蓄,其主张通达而圆融。皇甫涙论文三书，皆主“奇”，未免偏执，孙樵虽自称师承皇甫渥，但从其论文书信来看，他的观点，对皇甫泯有所修正，避免了极端倾向。第四章分析唐代论史书信。唐代修史之风盛行，许多文人有着浓厚的著史志趣，其书信常讨论史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