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要思考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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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然要思考80年代以甘阳为核心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谈及当时就不能绕开的关键一节。他们在当时抛出的关于“古今中西之争”的思考延续至今。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80年代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80年代的'文化热'在今天的人看来或许不可思议：'文化'是什么？这虚无缥缈的东西有什么可讨论的？不以经济为中心，却以文化为中心，足见80年代的人是多么迂腐、可笑、不现代！但不管怎样，持续近4年(1985〜1988)的'80年代文化热'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意识的一部分

2、，而对许多参与者而言，80年代不但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2006年，甘阳选编的《中国当代文化意识》(1988),这本反映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80年代期间思想、文化倾向的书再版时，身为主编的他，在“再版前言”中写下了以上一段文字。如今又十年，甘阳所说的“遥远”变得更加遥远，而作为中国历史意识一部分的“文化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产生且将持续产生着影响，不止之于参与者。以甘阳为核心的编委会，正是那场由时代引发的“文化热”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谈及80年代

3、就不能绕开的一节。据回忆，编委会成立时，并没有隆重的仪式或会议，日常的工作里也没留下什么如今可拿来回顾的记录一类的东西，相比其他在当时就已经预见自己将要进入历史的学术团体来说，他们实在缺少那种自己即将或准备创造历史的意识，只是自发地在做自己喜欢，刚好朋友们也喜欢的事情。但是，他们在当时抛出的关于'‘古今中西之争”的思考，为拓宽视野出版的批量西方学术经典译著，至今也依然在帮助我们拓宽认识的疆界。更为重要的是，编委会的甘阳、刘小枫、陈来等核心成员们，今天还在持续地做着推动通识教育、编辑丛书等等学术组织工作，这使得我们在

4、他们身上所能见到的思想的改变或延展，不止于他们各自的30年，更是变化中的思想界的30年。编委会成立“每个人都在读海德格尔”1982年，甘阳开始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现代外国哲学室。正是80年代“文化热”掀起之时，社科院一些人准备筹办一个杂志，找他当主编。虽然他们彼此间不大认识，但那时候，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已经出版。对于甘阳年纪的人来说，能在当时出书已经非常不容易，更何况是一本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的畅销书，几乎是当时哲学书里印量最大的一一这使他在圈中早已小有名气。

5、甘阳应了下来，构想着杂志将以西方哲学、文化为中心，并打算命名为“中国与世界”，一个一眼就能看出主编心气有多高的名字。李泽厚建议加上“文化”二字，就成了后来的“文化：中国与世界”。而这时候甘阳发现，他和那些找他当主编的人构想完全不同。于是，最初的班底还没有正式启用，就被他给解散了。接下来，他拉了一帮自己的兄弟，形成了编委会，成员基本都是在北大读书期间的同学和朋友以及工作后的同事，北大外哲所的陈嘉映、王庆节、王炜，哲学系的刘小枫、陈来，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苏国勋、赵越胜、徐友渔、周国平……甘阳在北大和社科院之间

6、拉起了一张网，而这张网使得编委会成立以后最明显的特点是，现代外国哲学方面极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知识界内频繁的讨论与对话形成高度密集的舆论场在这张网络之下，大家几乎都有共同的读书背景,因而形成了一个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核心域界。1986年，刘小枫出版了《诗化哲学》，这本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充成书的作品，虽然当时并没有划归在编委会的丛书里，但却极具代表性地勾勒出了这一点。“（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包含了好多人共同的关切，比如说他最后一章谈马尔库塞，这是赵越胜专门研究的。他在里面谈的卡西尔部分和我有关系，谈马丁?布伯

7、和陈维刚有关系。他那个书里面有一个mood,海德格尔是中心。”甘阳曾在2005年与查建英的访谈里说，“从北大外哲所开始到编委会，实际上我现在想起来，可以称作'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诗歌性的东西。小枫这本书是比较可以反映很多人讨论问题的这个域。”海德格尔是中心，当时整个编委会都在读他，他吊起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没有一个人能像海德格尔那样吸引我们，萨特没有地位，尼采就是低的！”那时候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牵绊，北大外哲所里有大量的外文书可以阅读。成天在持续的争论中，是一个高度密集的舆论场，什么恋爱一类的

8、话题，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低级谈资。海德格尔给当时国内哲学界带来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他的思想所达到的深度和笼罩的广度，“颠覆所有以前科班出身的学西方哲学的人所学到的东西”。“我的一个直接感觉是，他和西方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是另外一个西方。”因为哲学，他们视自己站在文化的顶峰，因为海德格尔，他们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哲学的最高峰。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爱海德格尔？这个并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