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小说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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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感觉派小说的现代性摘要：新感觉派是30年代一支颇具现代性的流派，发源于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潮流。他们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打量描摹现代都市，以犀利笔锋形象地写出受现代思潮影响的都市人，他们将电影镜头直接映入小说之中，将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到小说中，使中国文学更进一步地从“封闭”走向“开放”，并由此产生更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关键字：新感觉派；现代性；都市物景；都市人景；现代技巧；...上海是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商埠和大都会，它的繁荣开始于1843年满清政府与西方帝国主义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该条约的实施，使得上海作为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向太平洋及西方世界敞开了大门

2、。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拥有宽深的天然港湾，连结着通向世界各地的海运，这样的世界和地理环境为上海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都市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其后近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巨大变迁、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及商业资本大举进军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在此间也充分发展；外租界的存在造成了上海城市的多元化格局；现代科技的输入送来了灯火辉煌的宽敞街道以及令人目眩神迷的舞场和品种繁多的出版物；也带来了烟囱林立的现代化工厂；国家银行、商贸市场、公债交易所等前所未有的事物也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上海一跃而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和中国最大、最繁华的中心城市，赢得了“十里洋场”之称和“东方巴黎”之誉。新感觉作

3、家无一例外地生活在这个“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闺．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高厦人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的宝马香车、灯红酒绿的环境之中。其中的三大主将为穆时英、刘呐鸥和施蛰存。穆时英的父亲是银行家，自幼随父到上海求学，毕业于光华大学。刘呐鸥本名刘灿波，是台南望族子弟，家境富裕，16岁即离开台湾到日本东京留学,1926年毕业回中国，在上海震旦大学插读法文特别班。施蛰存8岁时跟随任工厂经理的父亲定居松江，1923年到上海，入上海大学，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刘呐鸥是同学。三人都出身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或留学日本，或在西式学校接受过教育。穆时英、

4、刘呐鸥和施蛰存的教育经历、生活方式、甚至精神状态，和上海的洋场气候非常融合。他们频繁地出入咖啡馆、电影院、跳舞场，追逐着潮起潮落的各种时尚，一副洋场先生的作派。施蛰存回忆和刘呐鸥同住那段时光的情形时说：“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1](P43)穆时英是一个标准的洋场摩登文人，用《黑牡丹》主人公的话来说，“脱离了爵士乐，狐步

5、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汽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2](P67)...施蛰存回忆他和穆时英、刘呐鸥的生活状态时也坦言：“我们是租界里追求新、追求时髦的青年人。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与一般的上海市民不同，也和鲁迅、叶圣陶他们不同。我们的生活明显西化。”[3](P6)新感觉派作家的存在状态是狂放、颓废、孤独、敏感、多情、摩登的，大多有着二重人格和多元思想，他们能够感触到殖民都市的亢奋和细微，他们走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最充分地享受都市的娱乐文化。在都市生活的长期熏染下，使他们熟知都市发达的商业文化和成熟的欧洲生活方式，洞悉都市人群在物欲诱惑下的内心

6、世界，以及被生活挤压、抛弃，因而寂寞悲哀的精神体验。对于现代都市生活，他们的感受非常复杂，一方面欣赏甚至沉溺于都市的醉生梦死，另一方面对都市精神的沉沦与堕落又心存不满，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使他们纷纷拿起笔，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都市诸种人生的印象与感觉。3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空前激化，作家们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和艺术选择。政治上，许多作家有了左翼普罗文学阵营和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分流；艺术上，则大多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多种状态。由于多种原因，新感觉派作家在政治上选择了“第三种人”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4]而在艺术上选择了现代主义，这种选择促成

7、了他们在创作作品时的现代性转变。一、都市物景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通过歌颂物质和人欲，对都市声色犬马的浓墨重彩，以及对新潮女性既是向往，又疑虑。为我们清晰地描绘出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生活，并精心刻画出一道道靓丽的都市风景线。新感觉派的作品不是单纯的描写外部现实，而是强调直觉，强调主观感受，力图把主观主义的感觉印象性地投进客体中去，以创造对事物新的感受方法，1930年的上海，在新感觉派笔下，有其别具一格的风貌。“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1931年中国的一个断片》...这是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在撰写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一文中的片段记述。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上海既

8、是地狱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