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典散文文体的“说”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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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古典散文文体的“说”与“论”　　许多一线教师，讲到古典散文，往往在句法、修辞等方面下功夫，满足于知识性的阐释，但这种句法、修辞方面的特点，往往并不是孤立自足的，而是与文章的体裁（形式）紧密相关的。同样属于实用性的议论文，《文心雕龙》就分出“颂赞”“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论说”“祝盟”“铭箴”等，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具有公文性质，有些已经随着历史的、体制的变迁而消亡了。其中“论说”篇，具有特别的价值。不弄清其作为文体规范的独特内涵与今日之不尽相同，解读古典散文经典很难精

2、确。　　今天我们系统称之为议论文的，在《文心雕龙》中大体包含在“论说”篇中。“论”和“说”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实质上，在刘勰的文章中，“论”和“说”是两种文体，有不同的规范。　　一、作为古典散文文体的“说”　　刘勰在对“说”进行阐释时，把它和“说”字的另一层意味“悦”联系起来，有以“口舌”取悦对方的意味（“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虽然是一部文章学的系统理论著作，但却带有很鲜明的文章历史总结的性质。故刘勰所谈的“说”，首先以秦游说之士的纵横之术为据。今天看来，“说”在当时具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

3、其“善者”能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说得有点夸张，但是“说”9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记录，如《战国策》中《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唐雎说信陵君》等。　　汉朝统一，游说之术就变成了说服人主的机巧，刘勰认为“说”作为文体的根本特点乃是“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1]，强调的是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可见“说”不像“论”那样特别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有机智、敏锐、出奇制胜的优长。现实的需求，促使“说”超越了现场的口舌之机敏，而成为一种文体。　　成为文体的“

4、说”不再是现场一次性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是形诸文字，传诸后世，故修改，提炼，精益求精，长期反复使用，日积月累，遂初具模式。“说”作为文体，成为积淀机智论说经验的载体。就我们今天所见的经典之作来看，“说”确如刘勰所说的“喻巧而理至”之妙。其第一个特点，乃是不直接正面说理，而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例如，在《论语》中孔子有过“苛政猛于虎”这个说法，因为是口头的，光是其格言式的警策，在现场就够动人的了，并没有论证的必要。到了“说”成为文章的体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语录式的论断就显然不够了。柳宗元《捕

5、蛇者说》可以说是把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的经典论断化为“说”的代表。作为文章，就要不但有论断，而且有根据，不但有根据，而且要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故“说”不但要有“喻”，而且要“巧”，“巧”在不是单层次的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这可以说是“说”作为文体的第二个特点。柳宗元先说一个故事，强调为王命捕毒蛇者，两代惨死，一代危殆而不舍其业。这是第一个层次。当柳氏提出免其供蛇，复其租赋，而捕蛇者“汪然出涕”，原因是捕蛇之危，“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具体例证，六十年来，与其祖相

6、邻者，“9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能生存者“十无一焉”，而其家就是以“捕蛇而独存”。第四个层次是，虽然每年两次冒生命危险捕蛇，但其余时候则能“熙熙而乐”。第五个层次是柳宗元的结论：他曾经怀疑过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看到捕蛇者这样的命运，才知道“赋敛之毒有甚是蛇”。柳宗元此文之成经典，正是好在巧喻，巧在比喻推理之层次丰富，巧在层次转化之极端。一是，蛇极毒，捕极危；二是，可脱此极危之业，而遭拒；三是，拒之则更临极苦之租赋；四是，得出苛政之害胜于蛇之极毒。总之，“说”这种说理的文体，基于“喻巧”，说理

7、乃是间接的，由貌似毫不相干的故事和现象说起，从中抽象出一个前提来，然后层层递进，最后才把结论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来。　　当然，经典的“说”和游说之士乘一时口舌之胜不同，其推理功夫并不完全是演绎，而是结合着矛盾的分析，《捕蛇者说》在演绎中就隐含着矛盾（极危和极安，极苦和极乐）的揭示和转化。矛盾分析，是层次递进的基础，层次越是丰富，文章就越是精致。刘基的《说虎》与《捕蛇者说》堪有一比。文章先说，老虎比人力气大得多，人和老虎斗争，必败无疑。这是第一个层次。如果按议论文“三要素”的论证模式来写作，找与论点相符的

8、例子来“证明”9并不费力。但是，刘基接着提出不是老虎经常吃人，而是人经常吃虎肉，享用虎皮。这是提出和前述观念不相符的反例，揭示矛盾，提出问题，推动分析。刘基分析这种强弱转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虎用自己的躯体，而人用其所创造的事物（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矛盾转化了，人由弱变强，虎由强变弱。这是第二个层次。光有这个层次的结论还不够深刻，分析进入第三个层次，不仅是老虎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领导与人才的关系。第四个层次，从“用力而不用智”，引出“自用而不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