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视阈下的《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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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伦理学视阈下的《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　　内容摘要：《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是易卜生的戏剧收场白，描写了艺术与人生的基本关系。在这部戏剧中，透过爱情的故事，婚姻的抉择，逐渐显现出来的是人的主题。艺术固然是重要的，个人事业也是必须的，但绝不能凌驾于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情感、灵魂之上。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结合戏剧中的三重伦理关系，探析“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以及伦理视阈下作家对理想两性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文学伦理学艺术与人生　　三幕剧《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完成于1899年，是71岁高龄的易卜生在漫长的创作道路和艺术生涯中完成的最后一个剧本，在这部戏剧中，易卜生将聚光灯直

2、接对准了艺术家，描写艺术与人生的基本关系。在易卜生的世界里，总是艺术朝一个方向运动，而生活朝另外一个方向运动，艺术家总是要同生活保持相当的距离才能够心无旁骛地进行创造性劳动。易卜生借鲁贝克之口向爱吕尼辩白：“第一是艺术作品――其次才是人类”8（易卜生291）。而爱吕尼也纠正他：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艺术。艺术家也许确实拥有一些天生的特质让他更敏锐、更丰富、更深刻，能够进行思考和创造。但艺术家也是人，拥有人的自然本性，拥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有对爱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憧憬，对家庭生活和美好幸福的期待。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伦理环境当中，与周遭的人事发生着紧张的关系。易卜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以他的方式为

3、我们呈现了艺术与人生的冲突是怎样形成、开始和结束的。这也是他长达半个世纪对此问题思考的结晶。　　一.三重伦理关系下的艺术和人生　　（一）鲁贝克和梅遏――聊胜于无的婚姻　　他们是实质上的婚姻关系，却是一段聊胜于无的婚姻。艺术家鲁贝克在声名渐起而灵感却离他远去之时遇到梅遏，他看重的也许是梅遏的年轻貌美和充沛的生命活力，他确实需要一个年轻的身体和灵魂来慰藉自己日渐衰朽的身躯和疲乏困顿的精神。而梅遏的贫穷和无知也促成了这桩婚事。　　梅遏是和鲁贝克完全不同的人，她没有什么精神上的追求，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也不认同艺术和艺术家。但她离开艺术家鲁贝克，不能单单理解为选择了猎人乌尔费姆。乌尔费姆只是外因，内

4、因则是梅遏的独立和自己的想法。首先，她并不喜欢艺术和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她不可能对鲁贝克产生爱情的根源。其次，在这段婚姻关系中，丈夫并不关心自己的妻子，不理解她心理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漠不关心的。在这里，鲁贝克犯了同对待爱吕尼同样的错误，没有将梅遏看做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人格平等有感情需要的妻子。他仍然沉浸在自己艺术家的世界中，以自我为中心，他从未尝试过理解自己的妻子，她的快乐和痛楚，她内心的想法和苦闷的心情，他一概不知。而共同生活在陶尼慈别墅的几年，梅遏一直感觉自己像憋屈在一个潮湿昏暗的笼子里透不过气来。8　　他们的婚姻关系是不稳定的，没有稳固的基础也极易遭到破坏。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

5、的人生态度和选择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这样的婚姻生活可以说是名存实亡，虽生犹死的。鲁贝克说他绝不易在懒散的享乐中消磨人生，也承认这种婚姻生活让他疲倦到了极点。几年的共同生活让他看清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艺术家的本性让他体内那种蠢蠢欲动的创造欲念逐渐复苏，无法再消磨时光、虚度年华，而这与梅遏是不相为谋的。他们婚姻的解散表明真正的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而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丈夫与妻子应当互相关心和理解，应该受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否则极易遭到破坏乃至解体。这也表现了易卜生对于爱情、婚姻的思索和伦理道德理想。　　（二）梅遏和乌尔费姆――“消遣的好伴侣”　　梅遏将乌尔费姆戏称为“羊人”，而羊人是古罗

6、马神话中农牧之神，半人半羊，生性淫荡。而且按照罗马神话的传统，农牧之神是和丰饶之神梅遏结为夫妻的。在剧中，梅遏和乌尔费姆确实代表了一种相似的生活追求和价值载体，这是与鲁贝克和爱吕尼相对立的。　　乌尔费姆身上有兽的印记，是一个兽性因子很强的人。一方面他直接、坦率、不拘小节，似乎带着野人般“自然之子”的神秘力量。他告诉梅遏他和鲁贝克的工作都是同硬材料打交道：“他对付大理石块，我对付绷紧颤动的熊筋。最后，我们都打了胜仗――征服、控制了我们的材料”（易卜生282）。可见作为一个男人，他同样有事业心，他是个猎人。在这里，乌尔费姆的职业同样是带有象征色彩的，易卜生将一个男人在生活领域的事业描述到接近男人

7、的原始本性――猎取猎物。这与追求精神和艺术的鲁贝克恰恰相反，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另一方面，他不仅“猎熊”，也“猎色”。首次出场的时候他便告诉梅遏他是打熊的猎人，“凡是我捉得到手的猎物，我都有法子整治――无论是鹰、狼、女人、麋鹿、驯鹿――只要它们新鲜、水分多、血多”8（易卜生282）。他不仅具有猎人强悍、勇敢、无所畏惧的特性，而且他也把女人当做自己的猎物和消遣的玩物。他认为梅遏是“消遣的好伴侣”（易卜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