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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类型建构和案例分析(未刊稿)黄冬娅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的政策过程常常被认为是较为封闭的精英决策，而民众的利益表达则以原子化、非正式和影响政策执行为主要特点(O’Brien&Li,1999;Lieberthal&Oksenberg,1988;Lieberthal&Lampton,1992；Edin,2003，周黎安，2008；荣敬本，1998；Shi,1997）。近些年来，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包括专家智囊、新闻媒体、NGO组织和普通民众等社会行动者开始对政策过程有一定的影响（王绍光，2006；Zhu,2009;朱旭峰，20
2、12；朱亚鹏，2010；管兵，2012；曾繁旭，黄广生，2012；赵秀梅，2004；Ho，2007；Ma,2012），从而使得中国的政策过程变得日益多元化，推动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Mertha,2009,2010）。在这些研究中，企业家在具体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往往被忽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许多研究者已把政商之间的紧密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政商之间的紧密“合作”或者说“共生”关系被认为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即共享价值和共享利益。就共享价值而言，企业家对于现有政权和体制的认同奠定了他们政治行动的基础；现有的数据显示，私营企业主之所以没有成为自主并与国家抗衡的力量，很重
3、要的根源在于他们对于现有政权和制度的政治认可，不同的抽样调查也都同样地显示了中国私营企业主对于民主价值的保留态度（Chen&Dickson,2008；Chen,2002）。同时，政商之间的共生关系还基于两者之间利益的相互依存。一方面，市场转型中国家权力的维系使得企业家仍然不得不依赖于仍然掌有大量资源的政府及其官员(Wank,1999;Selényi，2010;Pearson,2003,2005)；另一方面，发展型地方政府下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和官员本身的利益驱动则使得政府也对企业和企业家产生了一定的依赖,使得两者建立了“荣辱与共”的关系（Walder,1995;Oi
4、,1995,1999；周黎安，2008）。在现有研究中，一方面，这种紧密关系被视为无形之手影响着政府政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紧密关系指向的是一个无法探知的黑匣子，研究者很少能够通过详实的经验研究揭示企业家到底如何影响政府的政策以及决定企业家政策影响力的因素何在。因此，已有研究大都只是将企业家作为同质化的社会群体或者阶层，从“总体上”考察政商之间“非正式”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便企业家被吸纳成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但是，企业家影响政策过程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依靠以“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为特征的“非正式关系”来获取信息、谋取资源和寻求利益的实现（Wank,
5、1995a,1995b；李宝梁,2001；Yang,2002;杨，2009;Boisot&Child,1996）。由于政府在诸如土地、资金和补贴等资源分配上具有重要的权力，因此，企业家往往在围绕地方政府的“关系”网络中运营，旨在建立与政府良好“政治关系”的“非市场”策略是企业重要的发展方式（He,etal.,2007）。这些研究也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并不通过内部合作来追求目标的实现，而是通过与更高地位和权力的个人的交换来追求个人目标（Zhou，1993;Choi&Zhou,2001），进而，这种政商之间的密切关系瓦解了企业家内部任何横向组织联合的倾向(Bruun
6、,1995;Foster,2002;Nevitt,1996;Unger,1996)。已有研究已试图对以上的理论判断做出修正。其中，有的研究者从企业家的内部分化来揭示差异化的政商关系。比如，陈安将中国的企业家分为寄生型和白手起家型，前者指向的是与政府官员有长期的共生性利益交换，而后者指的则是通过具体的办事和关系来建立交情(Chen,2002)。蔡欣怡进一步根据私营企业主对抗政府的能力和意愿划分为四种类型：进取型、抱怨型、忠诚型和逃避型：进取型是指同时具有对抗政府的能力和意愿；抱怨型是指有对抗政府的意愿，但是却没有对抗政府的能力；忠诚型是指有对抗政府的能力，但却是没有
7、对抗政府的意愿；逃避型是没有对抗政府的能力，也没有对抗国家的意愿(Tsai,2005,2008)。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提出，“正式化”和“组织化”的政策过程影响方式正在日益凸显。一方面，就“正式化”而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家对于政府的依赖在逐步下降，政商之间对等关系逐步发展，“关系”的重要性日渐下降，人们越来越依靠法律和规则来办事（Guthrie,1998,2001；耿曙，陈陆辉，2001）；另一方面，就“组织化”而言，随着企业的强大和企业家力量的崛起，企业家开始通过利益集团游说而非原子化的庇护关系去影响政府政策，各种商会的数量不断增加，企业
8、的游说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