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谈中国的国家认同新天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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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纪霖谈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新天下主义(2012-01-1619:50:06)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bcc28e0100wjgs.html标签：杂谈分类：我的上海书评，2012.1.15采访者：黄晓峰、丁雄飞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观念传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夷夏之辨是崩塌了，还是以新的方式进行回应。在挑战与回应的过程中，近代以来的夷夏之辨出现了哪些复杂的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认为，一个更开放的新天下主义，对解决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困惑具有启发意义。　　作为西方的话语系统，民族国家等一系

2、列概念，在建构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时，遇到了怎样的挑战？　　许纪霖：过去的中国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古代中国是一个中华帝国，到了近代面临着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个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是一个从欧洲历史当中提炼出来的历史模式。葛兆光教授在《宅兹中国》中试图做的工作，与汪晖教授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努力，在这个领域是相似的，即破除帝国/民族国家二分法。汪晖是从解构欧洲的知识谱系着手，分析在以黑格尔为中心的近代欧洲话语之中，东方如何被想象为帝国，欧洲如何为描绘为国家，全球的历史最后如何从帝国走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而葛兆光针对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按照本尼迪

3、克·安德森的理论，将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描述为是一个近代以后被话语建构的过程，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葛兆光以实证历史学的方法，批评这种“共同体想象论”，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实体的依据，早在宋代，中国已经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若干特征。葛兆光的“民族国家实有论”与安德森的“共同体想象论”，真正的分歧是二者的后设立场，是实证历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包括受其影响的新文化史研究）不同的历史观所致。从后现代的话语分析和文化建构来说，不是历史创造了文化和意识，而是话语建构了现实，文化生产了历史。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民族国家的“事实”如何在历史中“客观”呈现，而是民族主义的“话语”或者

4、“文化实践”如何“生产”和“建构”了民族国家的“事实”。而实证主义历史学，一如既往地注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客观史实”，并将之视为终极性的史学依据。历史学的终极依据究竟是客观的“史实”还是主观的“话语”？一旦涉及史学理论的后设立场，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个谁更好的问题。历史学既是一个“求真”的技艺，更是一个“求解”的学科。在个别性的史实上有客观的对错之分，但在整体性的理解上，从不同的后设立场出发提出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所能比较的只能是“好”与“更好”（当然也有罔顾事实的“不好”论点）。历史学作为一门阐释性的人文学科，与客观的自然科学不同，其魅力

5、就在于无法用某些史实或理论作终极性判决，总是处于不同解释模式的永恒竞争之中。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起源问题上，我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持有限度的审慎赞同，但根据我的研究，更愿意引用另一位民族主义理论大家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近代民族主义是一个重新建构（reconstructed）的过程，中国的民族意识有其长久的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传统，到了晚清之后以历史为资源，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重新建构。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既要注意其“重新建构”这一面，也须回溯历史中的既有传统。　　葛兆光研究.教授受日本京都学派近世说的影响，相信中国近代的起源不是对184

6、0年鸦片战争外来冲击之反应，而是有其内生性的源头，最早可以溯源到宋代，那时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类似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认同。的确，宋以后的汉族士大夫已经具有了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自觉，但这种自觉是否是一种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呢？民族国家（nation-state）按照其规范的定义，是由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复合而成，民族共同体是自然的，包括种族、语言、宗教和历史的共同记忆，而政治共同体则是建构的，包括主权、政治制度和明确的疆域。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是传统的基督教共同体、天下共同体解构之后的产物。当各种具有超验背景的共同体瓦解之后，具有世俗特征的民族

7、国家遂成为分化后的不同民族各自组成的终极性共同体。宋以后的中国虽然出现了类似欧洲民族国家的若干因素，但这些因素基本属于自然的民族属性，而非政治性的国家属性，在一个天下共同体尚未解体的时代，在“家国天下”（此处的国实为王朝）的序列中难以找到以绝对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梁启超在晚清痛心疾首地说，中国这个国家一直缺少名称，历代都以朝代来命名，也以汉人、唐人自称。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明确指出，传统中国只有家族、王朝、天下，而不是一个国家，他举了种种理由，认为中国缺乏国家应有的功能表现，政治消极无为，英国人把国家看成必要的恶，而中国人则把国家看成不必要的恶；中国

8、也缺乏国际的对抗性，宋以后重文轻武，成了一个无兵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