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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纪霖谈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新天下主义(2012-01-1619:50:06)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bcc28e0100wjgs.html标签:杂谈分类:我的上海书评,2012.1.15采访者:黄晓峰、丁雄飞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观念传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夷夏之辨是崩塌了,还是以新的方式进行回应。在挑战与回应的过程中,近代以来的夷夏之辨出现了哪些复杂的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认为,一个更开放的新天下主义,对解决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困惑具有启发意义。 作为西方的话语系统,民族国家
2、等一系列概念,在建构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时,遇到了怎样的挑战? 许纪霖:过去的中国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古代中国是一个中华帝国,到了近代面临着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个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是一个从欧洲历史当中提炼出来的历史模式。葛兆光教授在《宅兹中国》中试图做的工作,与汪晖教授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努力,在这个领域是相似的,即破除帝国/民族国家二分法。汪晖是从解构欧洲的知识谱系着手,分析在以黑格尔为中心的近代欧洲话语之中,东方如何被想象为帝国,欧洲如何为描绘为国家,全球的历史最后如何从帝国走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而葛兆光针对的是这样一种观点
3、,即按照本尼迪克·安德森的理论,将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描述为是一个近代以后被话语建构的过程,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葛兆光以实证历史学的方法,批评这种“共同体想象论”,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实体的依据,早在宋代,中国已经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若干特征。葛兆光的“民族国家实有论”与安德森的“共同体想象论”,真正的分歧是二者的后设立场,是实证历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包括受其影响的新文化史研究)不同的历史观所致。从后现代的话语分析和文化建构来说,不是历史创造了文化和意识,而是话语建构了现实,文化生产了历史。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民族国家的“事实”如何在历史中“客观”呈现,而是
4、民族主义的“话语”或者“文化实践”如何“生产”和“建构”了民族国家的“事实”。而实证主义历史学,一如既往地注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客观史实”,并将之视为终极性的史学依据。历史学的终极依据究竟是客观的“史实”还是主观的“话语”?一旦涉及史学理论的后设立场,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个谁更好的问题。历史学既是一个“求真”的技艺,更是一个“求解”的学科。在个别性的史实上有客观的对错之分,但在整体性的理解上,从不同的后设立场出发提出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所能比较的只能是“好”与“更好”(当然也有罔顾事实的“不好”论点)。历史学作为一门阐释性的人文学科
5、,与客观的自然科学不同,其魅力就在于无法用某些史实或理论作终极性判决,总是处于不同解释模式的永恒竞争之中。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起源问题上,我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持有限度的审慎赞同,但根据我的研究,更愿意引用另一位民族主义理论大家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近代民族主义是一个重新建构(reconstructed)的过程,中国的民族意识有其长久的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传统,到了晚清之后以历史为资源,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重新建构。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既要注意其“重新建构”这一面,也须回溯历史中的既有传统。 葛兆光教授受日本京都学派近世说的影响
6、,相信中国近代的起源不是对1840年鸦片战争外来冲击之反应,而是有其内生性的源头,最早可以溯源到宋代,那时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类似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认同。的确,宋以后的汉族士大夫已经具有了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自觉,但这种自觉是否是一种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呢?民族国家(nation-state)按照其规范的定义,是由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复合而成,民族共同体是自然的,包括种族、语言、宗教和历史的共同记忆,而政治共同体则是建构的,包括主权、政治制度和明确的疆域。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是传统的基督教共同体、天下共同体解构之后的产物。当各种具有超验
7、背景的共同体瓦解之后,具有世俗特征的民族国家遂成为分化后的不同民族各自组成的终极性共同体。宋以后的中国虽然出现了类似欧洲民族国家的若干因素,但这些因素基本属于自然的民族属性,而非政治性的国家属性,在一个天下共同体尚未解体的时代,在“家国天下”(此处的国实为王朝)的序列中难以找到以绝对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梁启超在晚清痛心疾首地说,中国这个国家一直缺少名称,历代都以朝代来命名,也以汉人、唐人自称。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明确指出,传统中国只有家族、王朝、天下,而不是一个国家,他举了种种理由,认为中国缺乏国家应有的功能表现,政治消极无为,英国人把国家看
8、成必要的恶,而中国人则把国家看成不必要的恶;中国也缺乏国际的对抗性,宋以后重文轻武,成了一个无兵的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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