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国的秦汉史研究

《世纪中国的秦汉史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灌水者足戒！周天游、孙福喜:《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孙福喜,周天游,中国,研究周天游、孙福喜《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132—154页。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奠基时期。魏晋以降,历代封建国家的各项制度基本以秦汉之制为基准而发展变化,其基本内涵和主要矛盾并无实质性改变。基于秦汉历史这一重要特点,秦汉史研究历来为史家所重视。20世纪的秦汉史研究在充分吸收消化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丰富养料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近代实证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历经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既取得累累硕果,又留下种种遗憾,其间

2、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深思。一　1949年前的秦汉史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危机到创新的剧烈转型期。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西方的进化论、实用主义以及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学习西方,反思传统,寻求自强之路成为时代大潮。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梁启超等人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指出史学的任务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行,即国民全部经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秦汉史研究的范围得到拓展,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多样化的视角,取代

3、了以往狭隘的为帝王将相撰写家谱式的枯燥单一的政治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史学家,在继承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考据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把地下文物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由史料的考订辨伪论定古代的制度文物,再由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对古代社会各方面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并创立了一个“实证史学”的学术流派。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郭沫若、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和古史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对许多重大史学

4、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也给早期资产阶级史学带来了新的冲击。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疑经”为题,对先秦至两汉史书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清算。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不但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史学流派,而且在具体的史学编纂学领域中,也开始打破传统的史书编纂体例,而代之以章节体、传记文学体,近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归纳法、分析法、综合法、比较法等先进的科学方法,已经开始进入史学研究领域,传统的简单罗列历史现象与史料的现象不复存在。由于秦汉史研究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使这一时期中国古史研究领域所呈现的各

5、种特色在秦汉史研究中都有所体现。古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多数成为秦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古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就是以秦汉史研究为基点或范例的。　　(一)基本史料的研究考证与实证主义学风的发展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奠基时期,期间史学撰著事业相当发达,今天可考知的秦汉史籍就有200部左右。可由于当时的造纸业尚不普及,印刷术也未产生,文献的传播主要靠口授笔录,困难重重,再加上西汉末年、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以及魏晋南北朝分裂纷争的战火劫掠,史籍大多散亡。传世之作仅有“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两汉纪”(荀悦《汉纪

6、》,袁宏《后汉纪》)、《三辅黄图》、《华阳国志》等寥寥可数的一小部分。由于这少数史籍大多为当代史,且多由私人撰述而成,一般都能避开官方的干扰较为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形成了司马迁直书、班固记实、范晔集美、陈寿质朴、袁宏简当的特点,千百年来成为史家研究秦汉史最基本的依据。又因秦汉时经史不分,相互错杂,自陆贾以评论秦亡、楚败、汉兴的原因为宗旨而作《新语》、《楚汉春秋》之后,以史为鉴成为当时学者十分感兴趣的课题。无论是经注、子书,还是诗赋、文集,都涉及一些史事,成为后人研究秦汉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来源。正是由于这一原因,20世纪前半叶的史家,在研究秦汉史时

7、又在很大程度上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考据学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对有关的基本史料进行了深入的考辨、阐述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涉及秦汉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关这方面研究所出版的著作达50多种①,其中王先谦的《汉书补注》(1900年刊印)集历代67家对汉书进行考订和注释的作品的要义,体大思精,是研究西汉历史和《汉书》最基本的文献。《后汉书集解》(1915年刊印)在惠栋《后汉书补注》的基础上,综合清代数十家成说而成,颇有益于学者。1936—1937年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中的“前四史”部分最具代表性,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商务印书馆,1925年

8、)等最具学术性。这些成果不但为当时的秦汉史研究向深度、广度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